以下文章來源於索恩thornbird ，作者明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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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戰不僅如美國外交家、歷史學家喬治·F. 凱南（George F. Kennan）所說，是「20世紀災難之源」， 它更是一個實驗室，其研究「成果」將對此後數十年裡幾乎所有重要的衝突產生影響：這些「成果」包括殃及非戰鬥人員的戰略性空戰，也包括種族驅逐乃至種族滅絕；包括通過「十字軍東徵」捍衛民主理想——這使得美國政府介入歐洲戰爭的行為變得合理，也包括推行「革命病毒」政策，即戰爭各方利用民族獨立思潮與宗教思潮使敵國陷入混亂。以上幾乎所有的方法、戰略和意識形態都誕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溫床，後來也一直是執政者的工具。這些原因足以說明，對這次戰爭進行深入研究是十分有價值的。
在德國，很長時間以來一戰僅僅被看作二戰的序曲。畢竟和一戰相比，二戰更為殘酷，破壞力更強，引發了更深重的苦難，因此，「大戰」（英國和法國至今仍稱一戰為「大戰」）過去在德國受到的關注始終十分有限。它僅僅被看作德國過去狂妄、罪惡之行徑的起因，因而幾乎不必接受政治理論分析。然而我們要考慮到，1914年前後社會面臨的諸多挑戰深刻影響了執政者的行為以及民眾的期望與思想觀念，而其中的許多挑戰如今又重新出現，再次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決定歐洲乃至全球的政治走向。因此，人們重新意識到應該從1914~1918年的戰爭中汲取政治經驗。正因為一戰確實已經成為歷史，所以學者可以研究一戰中衝突的發展過程，並分析危險的同盟關係將導致何種後果。一旦國際政治形勢或地區衝突再次趨於嚴峻，這些分析、研究就會提醒我們注意當時典型的「刺激—反應」模式，迫使我們迅速做出調整以應對新的局勢。
有人認為一戰和二戰的聯繫十分緊密，可以把二者合併為一次衝突來分析，只不過這次衝突中間存在較長的停戰時期。如果以德國歷史為主要研究對象，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歷史學家將1914~1945年這段時期稱為新的「三十年戰爭」。但只要把範圍擴大到歐洲，這種將一戰和二戰緊密聯繫的觀點就失去了說服力。這種觀點過於關注如何「馴服」攪亂歐洲政局的罪魁禍首，並將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視為大陸中心的不安定因素。毫無疑問，在1914年夏天，德國的所作所為對歐洲局勢起了決定性影響，德國也因此對戰爭爆發負有責任，但絕不是全部責任。再者，誘發了1914~1918年戰爭的一系列政治問題直到1945年德國分裂、普魯士滅亡之後也不曾得到解決；最遲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一點已不言自明：雅爾達和波茨坦兩大會議確立的國際格局崩塌以後，巴爾幹半島上的衝突突然再度進入人們的視野，而人們以為這些衝突早已被遺忘了。因此，我們不再認為「1945年」能回答「1914年」留下的問題。我們應該重新把一戰當成一個獨立、複雜的事件去分析，而不是從二戰出發去研究一戰。這場戰爭既然被稱作「世界大戰」，它遺留的問題絕不僅僅是中歐和東歐的秩序缺乏穩定，還包括其他許多方面。至少在太平洋地區，1914年的戰事已經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例如日本攫取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區，這在戰爭中也許只是邊緣事件，對歐洲戰爭的進展幾乎沒有影響；然而一旦日本佔領這些原本屬於德國殖民區的地方，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就發生了變化，日本的野心也進一步膨脹。此外，一戰導致非洲和印度殖民地局勢發生了變化，這在一開始也並不引人注意，後來卻導致越來越嚴重的後果。而這場戰爭最嚴重的遺留問題恐怕存在於後帝國時代的中東、阿富汗、南亞一帶，因為奧斯曼帝國被摧毀之後，英國和法國很快瓜分了「獵物」，卻無法建立有利於社會發展的穩定秩序。當然，即使沒有這次大戰，如今在美國地理政治學中被稱為「大中東」（Greater Mittle East）的區域也極有可能一直衝突不斷（巴爾幹和高加索地區可能也是如此），但這次戰爭造成衝突迅速升級，以致政治上能做的改變和調整十分有限。
顯然，每一時期的人都會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1914~1918年戰爭提出不同的看法；每一時期的人都帶著各自最關切的問題研究一戰，在描述這場戰爭時突出不同的重點，從而將這場戰爭融入每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之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尤其如此，那時的人將1914~1918年戰爭理解為剛剛過去的一次挑戰，而德國人自認為有義務去糾正它造成的後果。在聯邦德國第一次史學界大論戰中，歷史學家們對一戰的解讀也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漢堡史學家弗裡茨·菲舍爾（Fritz Fischer）及其弟子認為，戰爭是當時的德意志帝國蓄意促成的；菲舍爾的反對者、弗賴堡史學家格哈德·裡特爾（Gerhard Ritter）則認為，當時的衝突之所以升級為戰爭，是因為德國在政治上決策失誤且反應遲鈍，也因為當時的憲法並未約束軍隊的權力。這次針對一戰展開的大規模討論距今已有半個世紀，它對德國的政治文化而言意義非凡，而此後的相關討論無論規模還是影響力都不能與之相比，而且它們往往局限於更為專業的領域以內：比如對內與對外政策哪個才是主導，也就是說，德國社會的總體局勢如何推動了戰爭的爆發；又比如1918年秋天德國軍隊的損耗到了何種程度。在史學大論戰之後的幾十年裡，1914~1918年戰爭不再是足以引爆論戰的話題，它已成為歷史。
我們知道，要用政治理論分析特定的事件和發展歷程，前提條件就是這些對象已經成為歷史，因而我們能夠冷靜客觀、不帶偏見地看待它們。從這個角度來看，讓人頗覺意外的是大論戰以後德國再未出現過全面描寫一戰的作品。最後一部這樣的巨著是彼得·格拉夫·基爾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的《德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Deutschland und der Erste Weltkrieg），它誕生於1968年。自那以後，國內事實上只出現過從某個特定角度研究這次世界大戰的作品：有人專門研究它的爆發，有人專門研究它的結局和後續事件，有人則分析這場戰爭對各方面的影響，受影響的包括整個社會還有性別秩序、男女性別形象、藝術和文學以及當時的進步思潮——對多數歐洲國家而言，這場戰爭都阻礙了思想的進步。至於戰爭過程中具體發生了什麼，研究者們往往略去不提，即使偶爾提到了，關注的重點也在於戰爭的受害者。研究者習慣讓一些對這些傷害負有責任的人充當「罪犯」，將他們置於許多受害者的對立面，而史學領域和政治理論領域過去主要就是透過這種視角研究、分析一戰的。然而罪犯和受害者不可能總是分屬黑白分明的兩個陣營。要理解一場戰爭內部各因素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共同推動事件的發展，就必須先完整描述這場戰爭的整個過程以及它的各個方面。這並不是說，只要完整地描述一場戰爭，就必定能正確地認識並說明戰爭中各種因素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相互影響；但完整地描述戰爭至少是正確認識其內部關係的唯一途徑。
長期以來，戰爭罪責問題一直以不同方式影響著德國政治界和學術界對世界大戰的研究與分析：在1919年之後的20年裡，德國社會和政界都極力想否認《凡爾賽條約》第231條，因為這一條款確認了德意志帝國對發動戰爭負有全部責任；而在「菲舍爾爭論」之後的幾十年裡，德國人普遍接受了國家對一戰負有罪責——即便在聯邦德國也是如此，而民主德國則認為，德意志帝國作為戰爭的發起者之一負有重大罪責，這自然是在暗示一戰之前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並不只有德意志帝國。從這一點來說，弗裡茨·菲舍爾認為德國對戰爭負有主要罪責的理論比民主德國官方的史學觀點還要更激進一些。直到最近幾年，德國的研究者才拓展了看待戰爭的視角，開始比較參戰各國的計劃與行動、預期與目標，也不再僅僅追問誰負有「罪責」，而是追問各種勢力對戰爭的爆發負有哪些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責任」、是什麼原因導致戰爭持續了好幾年時間。研究者不再費力揣測那唯一的「罪犯」發動這場戰爭是出於何種陰險的目的，而是開始分析所有戰爭參與者採取的行動，研究他們曾做出哪些錯誤的判斷，在國家治理方面又出現了哪些問題。與此同時，研究者也重新開始關注各國在1914年及之前的結盟情況具有哪些特點，因為正是這種相互結盟的局面從根本上導致巴爾幹半島的地區衝突擴大化並升級為世界大戰。然而這場戰爭並非帝國主義理論所認為的那樣，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命中注定」的。這部描述一戰的作品會讓讀者認識到，當時的執政者如果在政治上更有遠見和判斷力，他們就有機會避免這場戰爭。因此，我們很有必要重新勾畫出這場戰爭的輪廓，因為我們可以從中汲取政治上的教訓，分析當時的人如何因為恐懼和大意，因為傲慢和過分自信而做出一系列決策，以致最終局勢似乎再也無法挽回：在1914年7月底，他們沒有挽回局勢，當時要這麼做還相對容易一些，但各方都害怕為此「丟面子」；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他們也沒有挽回局勢，而那時大家早就看清楚，無論誰再往前走一步，都會對敵方乃至自己的國家、社會造成無法修復的傷害。我們反覆用旅鼠集體跳崖的畫面比喻當時的情形，卻無法解釋為何那個時代所有的政治家都選擇了這條不歸路。
美國政治學領域，特別是研究國際政治的所謂現實主義流派及其分支流派，在很久之前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這一學派認為政治行為的本質是以權力為保障爭取自身利益；有的美國學者還運用以博弈論為主導的互動分析理論研究上述問題，這一理論注重的是每個決策的「合理性」。但他們的研究還未能涵蓋一戰的所有方面及其整個過程，而是局限於其中某個方面，比如：如果當時的執政者掌握了全部信息，他們可以做出什麼更合理的決策？而他們由於掌握的信息不足且心存偏見，實際上又做了哪些決策？本書在對一戰的描述中也引入了這一理念和分析模式，即簡要說明當時政治和軍事上的當權者原本可以做出哪些選擇。這並不是要當事後諸葛亮，而是為了更好地解釋，當時那些站在政治旋渦中心的人在緊迫的時間期限之內為何採取了那樣的舉措。例如，德國進攻法國失敗以後，為什麼不在1914年9月採取一切措施儘快結束戰爭？為什麼法國、英國和義大利在一次次主動出擊失敗後得出的結論是必須立即準備發起下一輪進攻？
毫無疑問，德國當時的政治和軍事領袖對一系列事件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和估計，這些失誤又導致他們選擇了錯誤的方針路線，造成戰爭的爆發以及最後德國的失敗。這一切開始於海軍上將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組建德國艦隊，並賦予其國際政治上的使命；繼而是馮·施裡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將軍提出了當時被認為獨具創想的作戰計劃，該計劃解決了可能面臨的雙線作戰問題；最後執政者發動無限制潛艇戰，這一災難性的決定最終加速了同盟國的失敗。如要分析這一系列錯誤的決策，那麼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一些偶發狀況、一些意外和未經預料的情況影響了事件的走向，所以某些決策原本看似經過精心計劃和深思熟慮，執行起來卻產生了與計劃完全相反的效果。這主要是因為當權者高估了某些信息的價值，而且缺乏先見之明。例如1914年初夏，德國通過一名被安插在倫敦俄國大使館的間諜獲悉，英俄兩國人員就一份海軍協定進行了商談，而這份協定將矛頭對準了德國；如果德國不曾獲知這一信息，那麼帝國首相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Theobaldvon Bethmann Hollweg）或許會在戰爭爆發前夕接受英國的建議，通過調解解決問題，或者至少會更仔細地考慮這個建議，然而他卻認為英俄人員商談的內容對德國十分不利，這種認識其實與實際情況不符——英國就堅決否認和俄國方面有過這樣的談話。這些情報引發的猜疑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另外，如果德國在1917年初就知道俄國將在幾周之後爆發革命，而革命的結果是，這一長期以來令人膽寒的敵人（所謂的「俄國壓路機」）實際上從1917年夏天開始就不再應戰——如果德國能預見這一切，那麼有關發動無限制潛艇戰的提議或許就不會在1917年1月9日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美國可能也就不會參戰，那樣英國和法國就只好繼續憑它們自己的力量作戰，並且很可能因此願意接受和談。
摘自《大戰：1914～1918年的世界 》導語部分
本書獲譽
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戰是「20世紀災難之源」。
——美國外交家、歷史學家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
近期內，本書在同一主題的研究中屬於權威作品。
——《世界報》（Die Welt）
談到我們的「災難之源」以及我們從何而來……本書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作品中最為傑出，它冷靜、優雅、哀傷。
——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
索·恩 歷史圖書館叢書
大戰：1914～1918年的世界
[德]赫爾弗裡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 著
鍾虔虔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索·恩
2020年11月出版
這場戰爭摧毀了舊的世界，將20世紀塑造成另一番模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幾大帝國土崩瓦解，革命爆發，意識形態與獨裁的時代宣告開始。赫爾弗裡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對這場戰爭做了很全面的描述——包括戰爭的前因後果，以及戰爭中政治的因素和人性的因素。他重現了運動戰與陣地戰中將軍和士兵們的形象，講述了後方民眾的生活、痛苦與希望。本書宛如一幅時代全景圖，再現了那場劃時代的大型衝突，重新評價了戰爭中的多個事件，凸顯了這次大戰從深處撼動舊世界的力量。
關於作者 & 譯者
[德]赫爾弗裡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生於1951年，柏林洪堡大學政治學教授，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成員。他出版了許多在當下堪稱權威的著作，如《新戰爭》（2002年）、《帝國統治的邏輯》（2005年）、《德國人和他們的神話》（2009年，曾在萊比錫書展上獲獎）、《大戰》（2013年）、《新型德國人》（2016年）和《三十年戰爭》（2017年）。
鍾虔虔，德語、英語譯者，圖書編輯。曾就讀於德國薩爾大學（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並取得碩士學位。
本書目錄
導語 / 1
大戰：1914-1918年的世界（下） / 1
大戰：1914-1918年的世界（上） / 1
第一章 戰爭的「長期決定因素」與「短期決定因素」 / 17
第二章 為速戰速決而努力 / 113
第三章 大戰的意義與目的 / 227
第四章 進退兩難的戰爭 / 317
第五章 勝負未分的「決戰」 / 439
第五章 勝負未分的「決戰」 / 475
第六章 戰鬥的擴大 / 527
第七章 戰爭讓所有人疲憊不堪 / 619
第八章 魯登道夫的賭局和同盟國的潰敗 / 715
第九章 從政治挑戰的角度審視第一次世界大戰 / 827
參考文獻 / 874
人名索引 / 915
圖片來源 / 937
致謝 /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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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排版：Kalvi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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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大戰：1914～1918年的世界》 | 索·恩歷史圖書館叢書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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