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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依林曾去南美旅行，爬上了海拔5200米的秘魯的彩虹山。山頂很冷，空氣很稀薄，她覺得自己本應該感到不安全，但莫名地，她反而感覺很自由奔放。太陽出來了，山下遼闊的大地，特別像海浪在翻滾。
本文原發於《人物》雜誌2019年8月刊，記錄下蔡依林的轉變——從活得堅硬而辛苦，到能夠感知柔軟與被愛。今年，蔡依林40歲了，我們重發此文，試圖提示一種更自在的生活狀態。
文｜荊欣雨
採訪｜荊欣雨 馬拉拉
編輯｜柏櫟
攝影｜趙驊
化妝｜Yali
髮型｜Joey Hui（Hair Culture）
造型｜Tungus Chan , Tang Lai, Matthew Chan
「是我勇敢太久」，
尾音傳出去很遠
不可以問成長的煩惱是什麼。不可以對過去的行為有任何解讀。不可以誇媽媽漂亮。不可以問媽媽的保養秘訣。反覆被打回和刪減的採訪提綱，最終形成一份為蔡依林量身定製的問題列表，「不僅可以問蔡依林，王依林、蔡二林同樣適用。」2010年，《風尚志》的記者採訪過蔡依林後，面對被壓縮到10分鐘的採訪時長和5000字的稿件任務，將如上抱怨直接寫進了稿件中。
《男人裝》的記者曾在開篇就寫，「大明星蔡依林的經紀方對她真是負責」——失敗的提綱溝通後，他們放棄採訪，將封面報導直接寫成了後記，順便為蔡依林出道後遭受到的非議鳴不平。到了2014年，搜狐娛樂的記者仍然面臨同樣的問題，高度緊張的經紀團隊，「呈扇形打開」，似乎隨時準備在聽到敏感問題時撲上去解救藝人。面對工作人員遞來的毛毯，穿著超短裙的蔡依林拒絕了，因為擔心毛毯被拍進去。40分鐘，她保持翹著腿的姿勢完成了整個採訪。
10年過去了，樂評人、音樂製作人鄒小櫻告訴《人物》，他仍記得《特務J》專輯問世後，在網易工作的他去採訪蔡依林，對方提前3分鐘從保姆車裡走出，穿著灰白色的專輯打歌服和宣傳照同款妝發接受採訪。所謂打歌服，就是比專輯封面的衣服生活化一些，但與專輯色系保持一致，以有利於在唱片宣傳期持續、精準地輸出形象，「你永遠出現是那樣子的，就會強化別人的記憶點。」
在當時，鄒小櫻對此不以為然，等他自己開了經紀公司，才知道讓藝人做到「穿打歌服和帶宣傳照同款妝發」接受採訪有多難，「除了你之外沒有人care這件事情」。
在鄒小櫻看來，蔡依林因完美地執行了唱片公司針對市場設計的形象而成功：她拿過4屆金曲獎，是臺灣年度專輯銷量冠軍和福布斯中國名人榜前10名的常客。在本世紀初流行音樂的黃金時代，她和孫燕姿、蕭亞軒、梁靜茹並稱為四小天后，已成為華語樂壇的符號之一。
然而，無論是最初「少男殺手」的一炮而紅，《看我72變》的逆襲歸來，還是《舞娘》的爆發，蔡依林都只是那個執行的木偶，「唱片公司選好demo，就直接唱，他們安排舞，我就直接跳。」她對《人物》記者說。在一眾工作人員面前，她絲毫不避諱將曾經的自己比作「流水線上的產品」，做得不好，她就加倍練習，只希望能夠達到完美，完成交到她手上的通告表，讓唱片公司、工作人員和觀眾都滿意。
與她曾在三家唱片公司有過合作的陳澤杉曾在一次採訪中回憶初次見面，「我記得她穿著校服，非常青澀，話不多，大部分時間在聽我們講。儼然她還是一個害羞的小女生，不過她很聽話，這點對於藝人來說，非常重要。」
伴隨著巨大的光環，是從未停止過的爭議和中心漩渦裡愈發沉默的蔡依林。厚嘴唇、唱功不佳、整容隆胸質疑、與周杰倫的緋聞，都曾是媒體的娛樂頭版。2007年，她第一次憑藉《舞娘》打敗張惠妹、林憶蓮拿下金曲獎最佳國語女歌手獎，在那個舞曲的價值還沒有得到認可的年代，這被媒體評為「金曲獎的墮落」，被觀眾調侃，「是靠體操拿金曲獎嗎？」至今仍有人打趣金曲獎在18歲那年的叛逆，就是愛了蔡依林一次。
「就像喜劇演員拿獎是更難的，大家永遠會覺得跳舞是很輕鬆的事情……很多人會覺得，如果你唱得好，就不用搞這麼多。」樂評人王擊凡對《人物》說，在他看來，蔡依林在那一年得獎，「是代表唱跳歌手去領了這個榮譽，並且因為她的努力讓你沒辦法選擇性地忽視她。」
對於爭議，蔡依林極少回應，而是將情緒封閉起來，將「努力一定會成功」的信條執行到底，試圖向外界證明自己。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她苦練體操、彩帶、吊環、鞍馬後在演唱會上呈現的「集大成式」表演被製成表情包傳播。她自稱「地才」，本是謙遜的說法，也被討厭她的人當成笑料。在「越努力越被嘲」的漩渦中，她依舊沉默著。
《人物》記者採訪的這天，我們感受到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蔡依林。採訪提綱被調整了兩個問題，是「地才」的由來和對於自己外貌的看法——嚴格來說，是宣傳希望我們換個委婉點的方式問。沒有奇裝異服，沒有不停的打斷，她穿了件白色T恤，深藍色緊身破洞牛仔褲，脫下酒店拖鞋，盤著腿坐在沙發上，回憶自己近39年的人生。工作人員確實不少，但更像是大家圍坐起來，聽她開故事會。
採訪開始前，為了拍攝宣傳視頻，我們需要她在堅定、溫和、勇敢、自由和寬闊五個詞語中選擇一個並念出來。我們選了勇敢，她立刻發出疑問：為什麼不是寬闊呢？為什麼不是自由呢？
我們把選擇權交給她。她嬌小的身體套在白色西裝裡，大眼睛閃了閃，「就勇敢吧」，她突然開嗓，旁若無人地大聲唱起張惠妹《勇敢》的副歌部分，「是我勇敢太久」，尾音傳出去很遠。大家都愣了，她像個惡作劇成功的孩子，爆發出大笑。
她說話很慢，每一句都像是經過認真思考，在講到從2019年開始，她會自己拉時間表來決定工作強度時，「我要去放假，對，不然通常我的時間表長期以來都是在別人手上。」所有工作人員都會心一笑。
2019年金曲獎前，她反覆思考，走紅毯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如果不走紅毯，對於可能帶來的結果，她會不會感到害怕？「若我任性地相信，我不只是那套衣服呢？」她在社交網絡分享自己的思考，然後沒走紅毯，直接參加頒獎典禮。坐在臺下等待時，年度專輯作為壓軸大獎，讓她緊張了好久，直到胃開始痛。當陳奕迅宣布她去年底推出的最新專輯《Ugly Beauty》獲得年度專輯時，她大喊一聲，走上臺，胃就好了。
討好自己
專輯製作人陳星翰主動召開了一次關於新專輯《Ugly Beauty》的會議。歌全是蔡依林定下的，樣帶他都聽了，有三四首的曲風非常相似，他沒有信心用好的創意把它們變得不同。
「你就試試看嘛。」這是現在的蔡依林經常對製作人說的話。陳星翰感到她身上散發出一種「老娘什麼都想做，什麼都想試，不試不會死心」的氣息，他早就習慣了，也答應下來。
做上一張專輯《呸》時，蔡依林還沒有「這麼壞」。那時他們剛開始合作，錄音時，陳星翰開麥，對收音室裡的蔡依林發出指令，對方不回應，他知道她在思考，就說一些廢話逼她回應，常大喊，「錄它！」最終蔡依林還是執行了。一轉眼幾年過去，他丟一個想法，她馬上甩一個回來，說，這是自己喜歡的。他妥協得越來越多，直到崩潰掉，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完全被蔡依林控制，「你知道製作人是不能完全被藝人控制這件事情。」他在電話裡略帶痞氣地說。他跑去日本待了兩周，所有關於工作的電話都不想接。
所有接受採訪的人，製作人、錄音師、編舞師都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事實：《Ugly Beauty》是一張完全由蔡依林主導的專輯。她決定每一首歌的生死，有的歌混音都做完了，卻突然失去了蔡依林的青睞，砍掉，製作人剃刀說，「我們這一群製作人都會倒抽一口氣。」陳星翰形容給蔡依林編曲像在買樂透，他會在早上六七點接到剛起床的女歌手靈光乍現的信息，而作息相反的他正準備躺下，幾條四五十秒的語音蹦出來，好了，她又想「試試」了。
在《呸》拿下第26屆金曲獎最佳國語專輯獎和演唱類最佳錄音專輯獎後，陳星翰給了自己很大壓力，他覺得自己應該幫蔡依林做一張「更好的專輯」。蔡依林不同意，她要做的是一張更準確地描述自己當下狀態的專輯。於是她在電話裡跟陳星翰大聊自己的人生哲學，「半個小時後，我已經看著我家天花板的燈犯困，」陳星翰再次吐槽。
作為新生代製作人，剃刀對自己的定位更少糾結。他把自己稱作是，「蔡依林的解決方案」。為《腦公》這首歌編曲時，他本來選擇了嘻哈的方向，直到蔡依林告訴他，她並沒有想讓這首歌這麼有態度，而是想讓它更歡樂。她想要告訴大家，即使到了她這個年紀，即使她已經不再是乖乖女，她還是會看一些甜劇，會傻笑，會幻想。於是剃刀按照她的想法，將這首歌推向了「類似迪士尼主打歌的電音方向」。
他們一邊在社交網絡上開玩笑說蔡依林是女魔頭—說她「很煩」，光本屆金曲獎的表演就改了12版——一邊發自內心地喜歡與她合作。剃刀記得有首歌的demo裡有一段聽起來像是壞掉的吉他的旋律，被製作人拿掉了，蔡依林又給撿了回來，「以我們製作人來說，用這個會有點風險，沒想到Jolin就是喜歡這種很粗糙、在剛開始階段產生出來的一些元素。」
錄製《Ugly Beauty》時，蔡依林想要丟掉那些標準的唱歌的感覺。她想要說，而不是唱，想要用奇怪的聲音，想要有上氣不接下氣的感覺，她想知道會發生什麼。她和製作人一起創作，像freestyle一樣，互相激發靈感。剃刀有時候覺得，現在的蔡依林像他小時候做音樂的狀態，只是在討好自己，「我就是要這樣子，你跟我講那些我聽不懂。她只想為自己做音樂。這個東西酷，她就用，這個東西是接近她想法的她就用，她不會管這個會不會聽起來有一點誇張，或者是會嚇到人。」
今天的蔡依林有足夠的資本來做自己。製作專輯時，她對預算到了幾乎忽視的地步：準備正式開工時，她突然打掉之前的所有歌，請新的人來做；花100萬預算拍MV，砍掉重拍也不是什麼稀奇事；如果一首歌製作人重新編曲了4次，或者在錄音室裡錄了4版，那麼製作人和錄音師會收到4次的費用—這在行業裡並不多見，他們都說因此感覺受到尊重。總之，她沒有管唱片公司和市場，她只想討好自己。
這種專輯製作中絕對的主導地位不是一夕之間建立起來的。2010年，蔡依林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到你要自己做主導的時候，剛開始會有一點不太確定，還是你50，我50，到你管30，我管70，我一直在摸索這個進退。（那時）我有悄悄地在反叛，不管透過表演的方式還是我的歌曲的形式，我已經有一點這種跡象了，只是我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大膽地敢去真實地做我自己，我覺得這都是慢慢的進化。」
2015年開始的Play巡迴演唱會，她終於體會到了演唱會的樂趣，和高中站在舞臺上唱歌的自由感覺很類似—想唱什麼唱什麼，要不要聽隨便你。犯一點錯沒關係，說無聊的笑話也OK。原來只要自己活力十足，就很容易可以感染到觀眾。表演失誤了還是會想要鑽地洞，但生活裡還有很多別的事可以做。演唱會的人數與規模不再是她在意的，「我在意我站上去的歌單是不是我真的想唱的，我可以玩什麼有趣的東西，給上海、北京的粉絲不一樣的東西，這是我比較有熱情的地方。」最重要的是，看著舞臺上的自己，她突然覺得那個女人好有魅力。她愛上了自己。
從所有人眼中的乖乖女變成了製作人心中「難搞」的蔡依林。以前對製作人說不有多難，現在對製作人百依百順就有多難。意見不一致時，她會告訴製作人，我可以給你想要的，但那不是我。她多次提到，以前的她覺得沒有任何想法等於好女孩。後來呢？去他的。
蔡依林在世界巡迴演唱會《Ugly Beauty》上的造型 圖源視覺中國
班級
那個後來讓蔡依林厭倦的好女孩角色，她扮演了10年，甚至更久。剛出道時，公司安排她學舞蹈，她不知道原因，只覺得自己很笨，不會漂亮地扭動臀部，還經常同手同腳。《康熙來了》曾請來她的舞蹈老師張勝豐，講到每次給她展示完舞蹈動作，她就陷入呆滯狀態，後來才知道，她是在用背書的方式，把影像記在腦海裡。坐在對面的她一臉嚴肅地承認，「只要老師一換方位，我就會亂。」
在唯舞獨尊演唱會紀錄片《地才》裡，鏡頭給到後臺練習的蔡依林和張勝豐，字幕也頗為殘忍地打出一句，「勝豐老師一向做得比Jolin要美。」但張勝豐也在很多採訪裡承認，他從來沒有罵過蔡依林，因為「她已經足夠努力了」。
儘管踏入社會，她好像還在學校裡。錄音師陳文俊從《愛情36計》與蔡依林合作至今。他記得那時候的她，在進錄音室之前，已經做足了功課，像背課文一樣牢牢地記住每首歌的起承轉合。等真正開始錄時，一旦製作人想要修改某處地方，換個拍子或者旋律，「她就很難修改了，因為在她腦袋裡這個地方就是這樣……她可能技術沒有那麼好，但是她想辦法彌補的方式就是很認真地做準備。」
她想儘量去滿足所有的人。2010年之前，她沒有為自己的專輯選過歌。在製作專輯的過程中，製作人佔據了絕對的主導。「以前我要講不有多難……如果我說不，唱片公司的老闆可能就會出來，製作人可能就走了，就不再做了。」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她就覺得自己是個壞人，與「好」對立的「壞」。還不如遵從製作人的指導，也能快點回家。偶爾碰到給她更多自由的製作人，她反而會僵住，不知道該怎麼唱。
她把身邊的人都看作是老師，自動將他們納入必須要討好的對象，「有一些對於權威的畏懼，有點像是學生想要博得老師的暗贊。」她有好多老師——舞蹈老師、錄音師、製作人、唱片公司老闆、造型師。她想像自己有很多同學——那些已經很紅了的人，李玟，張惠妹，就像是成績榜上牢牢佔據前排的尖子生，看到好多創作型歌手，她也在想，自己是不是也應該要會創作？她無法獨處，獨自待著時就感到焦躁，對內心世界沒有一點好奇，只想時刻處在這種假想的競爭之中。
《人物》記者問她，是不是在進入娛樂圈之後，把娛樂圈當作一個班級？
她說是的。
在高中同學朱柔穎和張碩芬的印象裡，高中時蔡依林安靜、刻苦，課間休息時也坐在桌前學習，她們就湊在她桌子前，閒聊幾句八卦。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娛樂圈，她永遠精神緊繃，想要取得更好的成績，成為好學生，「按部就班，不要讓老師覺得你是一個叛逆的學生，你能夠如期畢業或者得到模範學生的獎狀，表示你是TOP，是很棒，媽媽（也）說你很棒。」
她的學習方法很簡單，就是在老師的指引下拼命努力、全面發展。專輯像課文，她要背舞蹈動作、背歌曲旋律，電視節目和宣傳通告像課間操，即使覺得自己講話不流暢也要按部就班地參加，這還不夠，她還是學校裡的「選課王」，要選修體操、緞帶、鋼管、鞍馬、吊環、芭蕾，試圖抓住一切可以讓她變得更完美的東西，填上了一塊，永遠發現還少一塊。
等到了驗收階段，2007年，她打敗了「班上的同學」，拿到了「模範學生獎狀」，憑藉專輯《舞娘》拿到了第18屆金曲獎最佳國語女歌手。那一刻她是懵的，在音樂和歡呼聲中，穿著紫色禮服的她走上領獎臺，說，「謝謝曾經很不看好我的人，謝謝你們給我很大的打擊讓我一直很努力……」
這本應該是一個揚眉吐氣的場面，但媒體隨即將那次頒獎稱為「金曲獎的墮落」。榮光過後，外界的評論又把她打回原形，她想，「我是不是真的值得被給予這樣子的獎項？我自己覺得沒有100分，那麼我就不配得獎。」
她把演唱會看作考試，是「階段性成果展」，用來向觀眾展示自己幾年內的「學習成果」。如此想來，2007年的唯舞獨尊演唱會仿若高考，科目數門，她坐在巨大、空曠的考場中央，埋頭狂寫，直到鈴聲響起的最後一刻。
這場演唱會的臺前幕後以紀錄片的形式發行，名為《地才》，出自那句非常有名的，「他們說Jolin不是天才，Jolin是地才，我一直相信，努力就會成功。」
鏡頭記錄了她在演唱會前夕的焦慮。凌晨兩點，她出現在體操訓練場，腳上打著繃帶，還是會從吊環上掉下來。她窩在角落裡，訴說著自己，「（原本）可以不要嘗試新的東西，不要改變，音樂不用重編，舞蹈也不用重跳，但是不允許自己站在原地不動。」凌晨3點，她把所有唱錯跳錯來不及走位的地方都用筆記下來，像是高考前夕的學生發現有道題怎麼也解不出，一切離完美的距離還有那麼遠，她忍不住又哭了。
不是沒有過放鬆、開心的時刻。入行這麼多年，從高中生到大明星，一點點站在更大舞臺上，從室外幾百人的音樂會到臺北小巨蛋上萬人的演唱會，當她緊緊抓著雙環吊在空中，看著臺下星星點點的人群，知道家人和朋友都在，還有那麼多人認識她，為她歡呼，齊聲合唱。說實話，她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喜歡她，但她享受著這一刻，放棄了家人、朋友和愛情，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即使演唱會結束了，腎上腺素帶來的亢奮也久久不能散去，腿酸得要命，要在床上躺上很久才能冷靜下來。這一切都讓她覺得不可思議。
但這快樂是短暫的。很快，她要看錄像，找出當天表演的各種不足之處，並最終為自己的演唱會打分。獎項和別人的肯定經常被她認為是「假的」，到最後，在這個幻想出來的班級裡，閱卷老師始終只有一位，就是她內心的嚴厲朋友。「『你就是這麼丟臉』，我們不會把同樣的指責真正講給朋友聽，卻很嚴厲地對待自己。即使我已經做夠多了，我還是有一個很可怕的朋友告訴我，『你就是不配得，你不值得』。」
2012年的Myself世界巡迴演唱會臺北安可場的彩排時，她本來給粉絲準備了雙人鋼管舞作為驚喜，不慎因男舞者手滑，她從1米高處頭朝下摔在地上。她在地上大哭，「很疼，非常疼，（現在）覺得那是身體在吶喊。」但當時，她腦海中的想法是，「完了，明天要表演，我還不會。」
蔡依林在《怪美的》mv裡調侃自己 圖源網絡
巨星的忍耐
景美女中樂隊Twister的主唱個子不高，很安靜，每次樂隊上臺比賽前，別人在練習發聲，她穿著校服在臺下看英文書，陪著她來的母親黃春美急了，她說，「媽，你不要緊張，你這樣緊張會影響我。」等到快上臺了，她換上表演服，氣場立刻變得不一樣，「很穩、很大氣，那個魅力跟power，跟她私底下的生活真的是差了兩大截，」黃春美在電話裡告訴《人物》記者。
時任環球音樂總監的陳澤杉曾在採訪中談到巨星的共性，就是要獨一無二，「演藝圈有太多80分的人，最後達到90分，你必須有最深刻的獨特性。」看到反差感十足的蔡依林，他相信自己和團隊可以幫她成為巨星。
籤約環球音樂後，《娛樂百分百》曾採訪過一位可能是造型師的男性，他正帶著蔡依林去日本置辦服裝，對著鏡頭，他用誇張的語氣說，「公司給的制裝費是其他新人的5倍，我花都不知道怎麼花，好多錢啊！公司還說，不要擔心，錢花完再匯過來。」
陳澤杉先是將蔡依林送去英國，與愛爾蘭男子樂團Boyzone合作單曲，反響不算熱烈。此時恰逢臺灣1999年9.21地震，唱片業低迷，他覺得大眾需要一點希望和開心的情緒，便轉換思路，給蔡依林定位「少男殺手」，主打歌《我知道你很難過》，專門去男校舉辦歌友會，還要求蔡依林學跳舞。20歲的女孩確實對得起「其他新人5倍的制裝費」，專輯銷量從5萬張猛增到30萬張。2000年4月，第二張專輯《Don't Stop》發行，高達45萬張的銷售量至今仍是她的個人銷售紀錄。
面對新星的升起，陳澤杉表現的則是擔憂，「很多女生嫉妒她，不喜歡她。」媒體嘲笑她的厚嘴唇、尚未褪去的嬰兒肥，公司拍專輯封面只給她拍側臉。為了瘦下來，好學生蔡依林上身，只吃過水的青菜，一度瘦到37公斤——但離她心中的目標還差了兩公斤。後來，她在營養師的指導下控制體重，有次練完舞，同事去給她買面，本該是兩份澱粉的量，人家買了三份，等她吃完才告訴她，結果她大哭，質問對方，「為什麼要給我吃三份？」
兩年內，她連發4張專輯，同時還要完成大學學業，在學校裡的一舉一動都可能登上媒體的頭條。走在路上，她總覺得路人對她充滿惡意，傳遞出「蔡依林有什麼了不起」的信號。第4張專輯剛出，她的父親對經紀公司提出帳目不清的質疑，要求單方面終止合約，最終法庭判決經紀公司欠下蔡依林帳目100萬，而作為毀約的代價，她需要賠付1000萬。
那是她唯一想過離開娛樂圈的時刻，回去好好讀個碩士和博士，她本來最擅長的就是好好讀書—她曾用3周翻譯了麥當娜的童書《英倫玫瑰》，比出版社規定的時間早了1個星期。
外界普遍認為那一時期蔡依林的事業陷入了低谷。在電視製作人柴智屏那裡，《人物》記者聽到了另外一個故事：天熹娛樂的幾位知名經紀人和製作人（有臺灣「綜藝之母」稱號的葛福鴻、金牌經紀人蔣承縉、打造了《流星花園》的柴智屏）都喜歡這個「非常謙卑、有禮貌、認真」的女孩，籤下她並幫助她還清900萬債務；由經紀公司搭線，新力音樂有信心重新把蔡依林推向高峰並最終與她籤約；為了讓蔡依林在一切塵埃落定前放鬆心情，柴智屏為她引薦了與羅志祥共同出演偶像劇《Hi! 上班女郎》的機會。娛樂圈喜歡聽話的孩子，還沒想放她走。
再度復出時，蔡依林已是唱著《看我72變》的小女人和潮流教主了。儘管已不在同一家公司，陳澤杉曾公開表示認同新力音樂的打造方向，因為「女生也開始喜歡她」。《康熙來了》也曾請來幾位素人女生，專門模仿她的穿著和舞步。同時，周杰倫出現了，他為蔡依林量身打造的許多歌曲至今仍是經典。
2006年，蔡依林跳槽EMI，身價再次上漲，與陳澤杉再度合作推出《舞娘》。這位曾打造過孫燕姿、梁詠琪、林俊傑等人的唱片界推手確實將蔡依林打造成了巨星。作為臺灣娛樂圈「家長制」的典型代表，有一次，他跟全公司的宣傳發飆，因為在一次活動上，臺上的蔡依林有5秒鐘沒有追光。那5秒鐘讓他心如刀割，大罵製作單位兩個月，「因為觀眾不知道是她……我的巨星會因為5秒鐘沒有掌聲被扣掉很多分數，會被人議論是不是因為她不紅了之類。」
2008年，陳澤杉到了華納音樂。有段時間，他在晚上路過北京水立方，會被場館外鑽石一樣的外觀所吸引，「太美了，太多冠軍在裡邊產生了。」他在心裡感慨。等到12月份蔡依林加入華納（當然，身價再次上漲），陳澤杉將籤約儀式選在水立方進行，他覺得蔡依林應該繼續完美，繼續做冠軍，他想告訴所有來的媒體和蔡依林，「她接下來仍會像鑽石一樣發光。」
在過往的採訪裡，陳澤杉認為，他們長久合作的基石是蔡依林的聽話。製作《花蝴蝶》時，他提議蔡依林去學習芭蕾舞，並跟她說，「你要突破這件事情，我希望你是個完美的藝人。」又是一次師生之間的指令與服從。蔡依林苦練3個月，將鞭轉動作從3圈進步到10圈，最終完成了20圈的成績。
陳澤杉看到鋼管舞女郎轉圈子，覺得很輕鬆，也讓蔡依林去英國學。等到蔡依林把整個腿都摔青了，他決定放棄。蔡依林獨自留下，學了兩個禮拜，回來後已能5秒鐘在空中旋轉三圈。
在唱片公司的包裝下，高中那個有魅力的樂隊主唱消失了，巨星蔡依林不知道什麼是生活，也不知道該怎麼生活，覺得人生就是塞滿了工作。《舞娘》專輯前後，高中同學宛蓉曾做過一段時間她的助理。她記得她們一起去內地宣傳，要跑通告、練舞、做演唱會，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出門，飛到下一個城市，梳妝吃飯，下午開始做宣傳、接受採訪，晚上11點睡覺，第二天再奔赴下一個城市。
有一次，兩個人都吃壞了肚子，又發燒，宛蓉想著要不要取消明天的通告，蔡依林決定硬著頭皮上。第二天，妝發快要結束的時候，蔡依林說，她真的受不了了，問宣傳可否取消今天的通告。「大家都明白她是把自己燃燒到最後一刻地拼命工作，既然她親自開了口，表示她真的是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們就立刻去了醫院。」
現在回憶起那段被工作塞滿的時光，宛蓉說不出自己的朋友快樂或者不快樂，「那個時候她就是做她認為自己要做的事情。」
她經年承受著身體上的傷痛。《地才》記錄了她為了挑戰鞍馬、吊環等高難度體操動作，腰部受傷；《特務J》時期，她練習緞帶昏倒，醒來繼續練習；她開始失眠、焦躁，但仍然忽視身體的信號，覺得身體理應「為自己的年輕氣盛服務」；為《花蝴蝶》練習芭蕾舞時，她舊傷復發，肩胛骨歪掉，右手痛得抬不起來，連站著照相都有問題。她終於休息了3個月。
宛蓉記得，那段時間她覺得蔡依林「要爆出來了，然後她必須得休息，她無法繼續一直這樣轉動……你不知道每天到底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你的生活是什麼」。
比身體上的摧殘更可怕的是精神的摧殘。創作歌手陳珊妮曾將蔡依林評選為「臺灣十大爛歌手」，臺灣媒體喜歡用各種博眼球的新聞報導她，《地才》的開場舞被製作成表情包，淋語成了新的anti文化。人們為什麼討厭蔡依林？有人討厭她被包裝成性感的天后形象，在綜藝節目裡卻木訥、發呆，沒有半點幽默細胞；有人熱衷於嘲笑那種「拼命努力卻效果並不理想」的人，就連蔡依林自己也說，從小就好羨慕那種輕鬆就可以取得好成績的人。更多的時候，嘲笑蔡依林只是一種網際網路時代的平庸之惡。
在和《人物》記者分享了如今對於蔡依林的欣賞之後，樂評人鄒小櫻也講了另外一個故事。10年前，他在網易音樂頻道做編輯，會通過圖片和文字直播金曲獎現場。看到蔡依林穿著一件白色的滿是褶皺的裙子出場時，他「一秒達到嗨點」，說蔡依林穿了一件衛生巾在身上，還是「帶護翼的那種」，這個比喻迅速被多家媒體轉發。
他承認，當年並不是真心討厭蔡依林，只是作為一個月拿幾千塊的小編，他需要為自己的平臺帶來流量，完成KPI，他和很多人一樣選擇用蔡依林——那個時代的頂級流量——來完成網絡時代口嗨的狂歡。2019年，當他在蔡依林新專輯主打歌《怪美的》MV裡，看到她再度披上了那件「衛生巾」裝，嘟著嘴炸掉了代表曾經對瘦偏執追求的海鮮餐廳時，他的內心只有「respect, respect, respect」三連。
孤獨
在採訪中，《人物》記者問蔡依林，那麼強大的忍耐力從何而來？她說她真的不知道。忍耐力好像被寫在了她的血液裡。直到《花蝴蝶》後的3個月休息裡，她出國學了一個月法語，兩個月待在家裡休息。那之後，一些人事變動促使她決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覺得好像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我覺得我並沒有活力。」
也是這一年，她發了一條微博：「坦白說被刺久了，說完全沒事，沒有一絲傷口是騙人的。也不知道不斷告訴自己要撐下去，要笑看自己是非的聚集力，那股巨大的能量來自哪裡。我真的不知道 ，就如同你們想測試我崩潰的極限一樣，我也在探索自己的極限。」
蔡依林從來不跟家人或朋友討論自己工作上的煩惱。母親黃春美說她從小到大，一向都是「報喜不報憂」，而黃春美也選擇不過問女兒的工作。在朋友那裡，她也從不展現半分情緒，她們一起吃飯、熬夜打牌，然後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裡。
宛蓉記得合約事件發生後，她們倆騎著摩託車去西門町看電影，表面上看一切正常。不是朋友們不關心她，一是她們不敢想像，像她這麼漂亮的大明星怎麼會不開心、不自信？同時也會覺得，過問她的工作事務是有些冒犯的行為，相信她可以處理好。所以大部分時間，用蔡依林自己的話說，她都在那進行「自我毀滅」。
沒人對她說過，「你可以不用這麼累」， 因為所有人都覺得了解她，知道說了也沒有用，他們會說，「天啊，你好累哦。」《康熙來了》裡，蔡依林講到工作上的煩惱會打電話給同處在娛樂工業中的好友羅志祥，而對方的安慰方式是不斷講笑話給她聽。
她羨慕那些成為媒體寵兒的明星，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就不行，「那陣子只要是關於我的東西，很少會有讓我覺得平衡報導的。我有這麼差嗎？我覺得那個是最灰暗期。因為年輕的時候當然希望大家都喜歡你，對你的評價也是好的，那時候幾乎做什麼小舉動都很容易被攻擊，所以會變得越來越小心翼翼，不管是在講話、應對，或者是私生活，都會越來越緊繃，越來越封閉。」
她無法獨處，卻又時刻處在孤獨之中。在長期的自我麻痺中，她的表達能力基本為零，上綜藝節目要麼發呆，要麼就展示自己新學的特技，被問到戀情緋聞，通常都是由羅志祥那樣的朋友把話題接過去。她的情緒很簡單，只有三種，焦慮、哭和憤怒，憤怒也通常是對自己。她極度缺乏安全感，總感覺心裡空空蕩蕩，只能拼命學習一個又一個新技能試圖把心填滿，以為變得完美就可以被愛，「再怎麼抓，我還是覺得我精疲力盡，好像什麼都不對。」外界的讚美被她認為是「假的」，「自己不配」，外界的謾罵被她屏蔽掉，不回應。她不知道是什麼讓她留下來，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能忍，到今天她也沒有搞明白，怎麼就唱了20年的歌。
事實上，這種封閉的性格在學生時代，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形成。在同學的印象裡，高中的她漂亮、安靜，不會主動跟別人交朋友，像沒有什麼喜怒哀樂一樣。她覺得臺灣壓抑的學校環境塑造了曾經的自己。在學校裡，要進前幾名，要考進好的大學，才能被大家稱讚。她在明星老師的班級裡待過，所有的學生都很厲害，她自然地也想要力爭上遊。她常常好奇，那些考前不複習，考最後幾名也不在乎的人是怎麼過的？她喜歡和那樣的人交朋友。
母親黃春美告訴《人物》記者，兩個女兒小的時候，夫妻倆每天要照顧夜市的餐廳，只希望孩子們「把書念好，拿前幾名，她們要補習，我就讓她們去補習，一直往上念，最好以後可以當個英文老師。」每次蔡依林考到好成績、升入好學校，她能感受到父母臉上「沾了光」，自己也鬆了一口氣。
在父母心中，蔡依林是200分的孩子，乖巧、懂事、孝順，從來不會讓人操心。父母整日忙於生計，沒有時間和意識照顧孩子的情緒，蔡依林覺得這和自己性格的養成不無關係，「他們不會去管你的情緒怎麼樣，你會覺得好像脆弱或者哭泣沒有用，爸媽會說，『不要去想一些有的沒的』，你好好把你的學業完成，就代表你的人生會很順遂，長大後發現根本不是這樣子。」
進入娛樂圈後，黃春美記得女兒有時候回來「累得悶悶的，我就也不多話，她洗個澡就休息了。」在子女教育上，她堅持不幹涉的原則，相信女兒的智慧可以處理好娛樂圈裡的一切，「我們做父母的也要想到我們隔代的想法不可能跟她們演藝圈的一樣，所以我們就很少介入了。這種問題就是她要自己排解，周邊的工作人員也會教她。」
在臺灣演藝圈的家長制環境下，那些相信蔡依林可以成為巨星的推手們在某種程度上複製了她的家庭和學校氛圍。所有人關心她、愛護她，但沒有人告訴她，你可以擁有負面情緒。她理所應當地將情緒的開關保持關閉，用忙碌的工作來讓自己忘記那些「有的沒的」。畢竟，在學習新技能時，她很專注，可以暫時忘卻自我。
蔡依林的愛好之一——製作甜品 圖源微博@蔡依林
療愈
個人工作室成立後的第二張專輯《Muse》中，有一首歌叫《我》，拿到歌詞時，蔡依林本來沒什麼感覺。等到拍攝MV，穿著白色衣服的明星蔡依林在舞臺上唱歌，回到家中，她將禮服脫下，摘下珠寶，對著鏡子摘掉假睫毛，歌詞裡寫，「假如你看見我，這樣的我，膽怯又軟弱，會閃躲，還是說，你更愛我。」
她不太敢照那個鏡子，導演讓她慢慢地摘下自己的假睫毛，但她卻看見了鏡子裡有個自卑的女孩，低著頭，「很辛苦，很累，很孤單，很想要被愛。」
MV拍完，導演跟她說，辛苦了，她又哭了，哭得「天崩地裂」。不太允許自己在大眾面前落淚的她，這一次感到好奇，自己到底哪裡辛苦了？為什麼要不斷地哭？「好像是那個意志力很強的蔡依林，其實她已經受不了了。她好像說你要不要停下來，聽一聽你自己到底怎麼了？」
這一年，她33歲，開始對自己的內心世界產生好奇。她看了不少心理學的書，Brene Brown的《脆弱的力量》、Esther Perel的《第三者的誕生》、榮格的精神分析和很多關於情緒的書。從書籍中，她知道了人是可以擁有情緒的，尤其是脆弱、邪惡、嫉妒等負面情緒，人不必永遠都很正面、很陽光。書籍還賦予她貧瘠的表達能力以詞彙，來形容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美國社會學者Brene Brown關於脆弱的TED演講仿佛是為她量身定做的。Brown在研究中發現，人們對於失去與他人的關係感到恐懼，對於自己不夠好感到脆弱。她很好奇，那些勇於去愛、擁有強烈自我歸屬感的人都有什麼特質？
她驚訝地發現，這類人勇於承認自己的不完美，有同情自己和他人的能力，願意用坦誠來換取真正的自我，完全地擁抱脆弱，脆弱甚至讓他們變得更美麗。最後Brown得出結論，「脆弱是恥辱和恐懼的根源，是我們為自我價值而掙扎的根源，但它同時又是歡樂、創造性、歸屬感、愛的源泉。而我們面對脆弱的最佳途徑，不是麻痺、否定與排斥，而是感受它、感恩它、接納它、與它共存。」
幾乎與此同時，在工作中，越來越多的反叛行為開始在她身上出現。她會跟製作人說「不」，有時是單純情緒性的，人家不依她，她就要說「不」，至於什麼是「yes」，她也不知道。有時候，她還是想滿足製作人，但又覺得違背了自己的心。如果與製作人意見不一致，專輯還會成功嗎？粉絲還會喜歡嗎？2015年的金曲獎上，她發現自己還是會掉入陷阱，覺得只有《呸》拿了獎，才能證明這張專輯的價值。
最近兩年，了解了情緒的多樣性後，她學習在日記中實踐辨別和處理自己的情緒。最開始她有想要動筆的衝動，就閉著眼睛在紙上亂畫，慢慢地，她發現自己畫得還不錯，「雖然很難懂，但那是我自己。」
後來，有朋友跟她說，如果你想要跟某個東西告別，或者擺脫自己的舊習慣，或是想要對誰說話，就寫信給他，不必寄給他看。想罵就罵，也許罵著罵著，就會多出一點點理解。她愛上了寫日記，會在早晨起床後，記下昨天一個微妙的互動，朋友的一句話，或是電影的一個鏡頭。文字讓她看到了自己暗黑的情緒和背後的原因，她這才知道，之前的不安全感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當情緒被消解，以往的焦慮好像也從生活中消失了，她感覺自己可以保護自己了。
有一次，一個朋友在她面前敘述自己的煩惱，讓當時的她感覺十分生氣，「我很生氣的點是他/她為什麼不好好對待你的健康。」她很困惑，為什麼朋友的事情，也沒有傷害她，她會生氣呢？在日記裡，她找到了答案，因為她有一種優越感，在她眼裡，事情很簡單，但她忘了那是朋友的人生，是她的控制欲讓她生氣。
她不再害怕獨處，而是每天給自己留出神聖時間，用來寫日記或看書。做翻糖蛋糕也是個很好的讓心靜下來的方式，配合閱讀《莊子》更有奇效。與人交往時，她更愛表達，不再是錄音師陳文俊記憶裡那個「從不踏足控制室，錄完歌就說拜拜」的藝人，而是會和製作人開玩笑，在充滿張力的博弈和妥協裡共同創作。
她想要認真經營和朋友的友誼，與朋友們真誠地分享自己，而不再只是做酒肉朋友。到了某個年齡段，她們不再想熬夜打牌了，而是開讀書會和聊過往。這次，蔡依林有了更為豐富的語言，來描述自己身上曾經發生了什麼。朋友們也驚訝地了解到，曾經的蔡依林竟然是不自信的。
以前她去國外上課，老師會問她的感覺怎麼樣，畢業於英文系的她說不出來，因為「真的沒有感覺」。現在錄歌或者在舞臺上表演時，她會一直跟自己確認，感覺對嗎？身體有傳達給自己什麼信號？宣傳《Ugly Beauty》時，主持人黃子佼非常詫異：「我以前訪問你要40題，現在4題就可以聊半小時了。」
現在和製作人說「不」之前，她會審慎地詢問自己到底要什麼，她不希望自己是單純地為了「贏他，讓他難堪」才說「不」。《Ugly Beauty》後，她感覺自己終於可以不會因為得失來否定自己做的東西，當然，她還是希望可以站到領獎臺上，「它是一個遊戲好玩的地方，但你也不會因為沒得獎而失去對自己作品的信念。」最重要的是，她知道自己是通過製作專輯在認真地認識自己，這比入圍獎項更令她感到驕傲。
2016年，她受邀參加Met Gala。人生第一次，她離開了工作人員的保護，獨自進入到陌生的場所進行社交。她跟《人物》描述那一次的感覺，語言頗為豐富，先是用並不標準的北京腔說了句，「像劉姥姥進大觀園」，然後說自己「像個芭比娃娃，不知道該怎麼社交」，這讓她有種置身事外的自卑感。最後，她笑著說，「終於可以理解大S進到F4的party，他們的世界我融入不了。」
回到酒店，工作人員都離開後，她又哭了。但這一次，她對自己的眼淚也有了具體的解讀，那是「緊張和自卑到一定狀態後，壓力解放下來後的釋放和崩潰」。後來，她專門訓練如何在這種陌生的場合進行社交，也進步到了可以跟剛認識的人隨便聊幾句，成為朋友。《人物》採訪的那天，她主動問我們的圖片編輯，「你是北京人吧？」然後秀起她並不標準的京腔。她也會在採訪時反問記者，有沒有經歷過像她那般與自己較勁的過往？
當蔡依林發現自己可以保護自己時，她可以不在意別人的評價了。她用了7年進行這一自我療愈過程，新歌《怪美的》MV就像是一場自己舉辦的吐槽大會，地才舞、水產皇后、厚嘴唇等都被重現，導演陳奕仁記得，蔡依林完全不避諱討論這些，有些她之前沒聽過的（梗），聽完陳奕仁的描述，「她還笑著說要出周邊商品。」那件曾被說是衛生巾的禮服，也被重新訂做出來。她把出道以來所有被世俗審判、質疑和自我較勁的過往都放了進去，完成了與自己的和解。
直面自己的脆弱也讓蔡依林更深刻地認識到什麼是女性主義。以前有記者問她這個問題，她很避諱，因為感覺自己也沒想明白，只是覺得自己並沒有要跟男生爭高下。現在，她把女性主義解讀成「脆弱主義」。我們的社會長期鼓勵正面情緒，讓很多人不能直面自己的脆弱，她也曾是受害者之一。所謂女性，其實是陰性，「你要認識到脆弱的你其實是很有力量和魅力的。」
她覺得，男性也應該被引導去認識自己的情緒：男人可以哭，可以在失敗的時候找人訴說，也要面對自己的陰暗面，「而不是每天都是我要成功，我要擁有什麼東西」。如果男人可以活出內在的女性，他也一樣會懂得尊重女性。
她發現，很多家庭裡，女性都犧牲了自己的熱情，來承擔家庭更多的勞力。而那些所謂「成功」女性，好像都很陽性，我們的社會缺少那種真正的女人，「她有她的熱情，她有她的工作，她有她的家庭。」
跟自己較勁的漫長歲月裡，開心是那些特定的時刻，比如站在演唱會的舞臺上，現在，開心是看到自己的狗，感受到大自然的細微之美。她曾在一次廣告片拍攝的現場看到很多雜亂無章生長的植物，有歪的、斜的、零落的、被蟲咬的，盯著那些植物看了一會兒，她就哭了。
「我就覺得為什麼它們這麼地不需要被評斷，它的葉綠素分散得這麼隨意，它還是它，它還是很美。但人卻一直想要成為同樣的人，同樣的成功。我就覺得哇，那就是我想要的自由，我可不可以不要在任何季節狀況，我還是我，即便我不是天天都是電力十足，我可不可以也讓它發生……它是如此的零亂，但它還是有它自己的美，我覺得每個女性應該都是這樣。」
《怪美的》MV裡蔡依林扮演被審判的女性
不完美的勇敢
儘管真正的改變在最近兩年才發生，蔡依林不覺得一切發生得太晚，而是剛剛好。奇怪的是，當她成為了一個鬆弛的人，那些負面評價也隨之消失了。如今，她意識到自己沒有辦法改變他人的評價，只能隨它去。
這不是一個「努力就會成功」的故事，而是一趟凡人認識自我的艱難旅程。她把新專輯《Ugly Beauty》當成一場實驗，從過往走出來後，她想通過音樂告訴大家，自己是如何做到的，希望每個人都能花時間真正地認識自己。專輯的第一首歌《惡之必要》就是在講每個人都會有藏起來的情緒，不必讓全世界知道，但是至少你自己要知道那些東西是什麼。
獲得本屆金曲獎年度歌曲的《玫瑰少年》，則是為了紀念臺灣因為舉止女性化而被校園霸凌致死的男生葉永志。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蔡依林說，她想用這首歌來提醒自己，每個人都有成為少數的時刻。對於她來說，則是大學時遭受的非議和白眼，Met Gala上局外人的自卑感，音樂創作營裡沒有背景怕唱錯的心魔。她的所有人生經歷，只此一份，是少數，卻也成就了獨一無二的蔡依林。
她依然追求完美，做每一首歌時都尋求更多的可能性，每一場商演或頒獎典禮的演出，即使是已經被唱爛了的《舞娘》，她也希望在編曲和編舞上有新東西帶給觀眾。一起做翻糖蛋糕的朱柔穎告訴《人物》記者，只有蔡依林才會「不滿意就整個蛋糕毀掉重來」，而別人都是想辦法修補。
她不後悔當年花樣百出的嘗試，不會否定那些為了學習新東西專注的時光，只想丟掉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的心。那些努力的時光沒有白費，現在，當她想要做新的嘗試，以前培養起的超強的行動力和意志力能讓她做得更好，名聲積累的強大資源讓她更有發揮空間。更重要的是，舊時光讓她「記得傷痛的感覺，沒有自我的感覺，以過去的經驗，現在如果遇到同樣的狀況，比較可以拯救自己出來」。她覺得這是成長最大的意義。
在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當導師時，看著那些拼命努力的男孩子，她好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她理解他們，也知道跟他們說不要那麼拼，沒有意義。如今她理解了為什麼人們常說，「修行之路是孤獨的。」正如現在讓她回到十幾年前，看見以前的自己，她也什麼都不會說，只會給那個跟自己較勁的女孩一個擁抱。
她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體，會尊重它的需求。停止做翻糖蛋糕就是因為覺得自己的眼睛承受不了。如果身體今天想吃熱量高的食物，就盡情去吃。她愛上了自己的容貌，覺得自己在專注的時候最漂亮，每學一套舞蹈，她不再打分，而是關注自己是否性感、充滿魅力。重新和身體對話後，她感受到腦袋裡的細胞每天都在更新，39歲的她感覺自己年輕、充滿活力。
在認識自我的這條路上，她剛剛啟程，她定義蔡依林是一個非常有好奇心、很願意學習、很勇敢的人。周圍的人都說，她在變得更幽默。當然，還有那麼一點執著，這是她想要捨棄的。她覺得人類最重要的功課就是回到信任。
她喜歡和朋友們一起出去旅行，在高中同學朱柔穎和張碩芬的描述中，蔡依林現在經常會「開心大笑」，而「以前對她很開心（這件事情）就沒有印象」。幾乎整個7月，她們都結伴在歐洲旅行，作息是中年人的—不再深夜喝酒，不再熬夜打牌，早睡早起，但那種喧鬧的氛圍是年輕人的，「一堆女生，整路就很吵啊，嘰嘰喳喳一直吵。」春節時，她和宛蓉去鎌倉看海，像普通遊客一樣搭電車往返，在返途的路上疲憊地睡去。
在宛蓉看來，現在的她們，擁有了接受不完美的勇敢，「我們不管在做什麼事情，面對生活上的一個狀況，一個感情，你可能會受傷，但是你還是很想要去做這件事，你還是很開心，我覺得就是真正的自由。」
幾個月之前，蔡依林去南美旅行，爬上了海拔5200米的秘魯的彩虹山。山頂很冷，空氣很稀薄，她覺得自己本應該感到不安全，但莫名地，她反而感覺很自由奔放。太陽出來了，看著山下遼闊的大地，特別像海浪在翻滾，她找到了不再恐懼的理由，是她對於當下感到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