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煌煌巨著《紅樓夢》問世以來，人們一直苦苦探尋作者的創作主旨。就其文本內容而言，看似說的貴族家庭裡風花雪月兒女情長的司空見慣事，實際上是寫朝代更替時風雷激蕩亂世民眾的字字血淚史，是啟迪後人治國理政防止乾坤巨變循環往復的宏篇大論。
一、《紅樓夢》是一部「以史為鑑」的書。
毛澤東主席一直把《紅樓夢》當歷史讀，早在延安時期就說過:「《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又說:「《紅樓夢》是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對《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與幾個哲學工作者談話中，毛主席又說，「《紅樓夢》，我是把它當歷史讀的。開始當故事讀，後來當歷史讀。」
《紅樓夢》的批閱者也一直提醒人們，「要從『反面』閱讀《紅樓夢》」。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庚辰本）中，評批者畸笏於第12回的首頁上眉批說：「勿作正面看為幸！」
《紅樓夢》曾經用《風月寶鑑》之名。「鑑」者，「鏡」也。唐太宗曾引用魏徵的話：「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紅樓夢》一書濃墨重彩地描寫了當時的「末世」時期，「四大家族」由盛轉衰的過度史。
從書中不避康熙皇帝玄燁的「玄」字諱及東南海疆發生的戰事等情況分析，當時的「末世」，不可能是歷史學家所考定的「康、雍、乾」盛世，而是明末清初時期。
順治皇帝御批崇禎末世碑文，證明了崇禎是末世的皇帝。《順治實錄》載，在「崇禎帝碑」上刻有多處「末世」字跡。如「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末世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凡末世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馬，乃身殉宗社……」。文中有「非末世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和「凡末世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等語，是說崇禎這個末世亡國之君與其他未世亡國之君相比較，不可同日而語，即亡國的原因不同，但是崇禎仍然是末世亡國之君的本意準確無誤。康熙皇帝的《過金陵論》,也證明他看到了金陵繁華不再的末世景象。自清兵進軍中原開始，一直到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時（1684年），金陵的末世景象是什麼樣子呢?康熙皇帝在《過金陵論》說:「……昔者鳳闕之巍峨，今則頹垣斷壁矣；昔者玉河之灣環，今則荒溝廢岸矣……」。不僅1715年出生的曹雪芹沒有看到金陵的繁華景象，就連他的所謂祖父——1658年出生的曹寅，也沒有看到金陵的繁華景象。
如此看來，《紅樓夢》就是一部隱於小說中的明季歷史。由於作者因時勢所限，不得不採用諧音寓意的手法。從而可以看出，書中的賈、王、薛、史四大家，即隱喻朱明王朝的「家亡血史」。「風月寶鑑」背面的景況，就是作者訴說的「末世」朝代更替所付出的慘痛代價「累累白骨」。在《紅樓夢》第八回中，有一首嘲諷通靈寶玉的詩，最後兩句是「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這兩句詩相當重要，甲戌本的側批還有「批得好，末二句似與題不切，然正是極貼切語。」由此可見這兩句詩揭示了《紅樓夢》的真事隱。書中的賈、王、薛、史四大家，既代表南明的某家某戶，也代表南明皇室和朝廷。「四大家」的興衰史，就是南明的興衰史。
清人裕瑞(1771——1838年)在他的《棗窗閒筆》裡面說：「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這是說「風月寶鑑」是一本書。而《紅樓夢》的作者安排那個不知深淺色膽包天的賈瑞，反照「風月寶鑑」後，去調戲榮國府的大管家「鳳辣子」王熙鳳，結果遭戲弄枉送了自己的性命。由兩處內容看出，「風月寶鑑」既是一面鏡子，又是一本書，是一本「以史為鑑」的書。
作者不厭其煩地反覆在書中提示，「凡看書人從此細心體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哭矣」，書會哭嗎？會的！如果人們沒有真正明白書中作者「字字看來皆是血」的含意，沒有接受在改朝換代中形成的白骨如山、血流成河的慘痛教訓，沒有真正理解作者的心思，作者當然會痛心疾首地感到白費苦心，因而痛哭流淚！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在第一回有兩句話值得重視，分別為：「何為不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因毫不幹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脂硯齋在「幹涉」兩字旁側批了「要緊句」三個字。這是他在提醒讀者明白：《紅樓夢》不幹涉時世是假語，幹涉時世抨擊腐敗朝政是真言！作者處心積慮地要讀者明白《紅樓夢》不是野史，是隱寫的正史。但是，必須「反著看，要從反面理解，方能洞察機要。當你從正面看，且從正面理解時，只能看到「情」。
然而，人們往往喜歡正照「風月寶鑑」，不知不覺地誤入歧途。賈瑞亡，賈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毀此物【己卯、庚辰雙行夾批：凡野史俱可毀，獨此書不可毀。】，遺害於世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正哭著，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來救也！」說著，搶入手內，飄然去了。
賈瑞之死的緣由，具有普遍性。難以抗拒眼前欲望的誘惑，是人的弱點之一，尤其是這種誘惑是某些人所渴求的，所謂「痴子弟正照風月鑑」。書中寫賈瑞對鳳姐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情」，有的只是肉「欲」。這是作者藉機向那些荒淫縱慾之流，敲響的警鐘。英雄難過美人關，賈瑞雖然是賈府學堂的臨時校長，也在劫難逃。如今仍有不羈之徒重蹈覆轍，被美色引入歧途，成為階下囚。雖然書中的賈瑞是個可憐人，作為被騙的現代人，又何嘗不可憐呢？
整部《紅樓夢》用大幅篇章著墨「風月寶鑑」，作者的良苦用心，就是想告誡人們，富貴物慾、美色情慾皆是害人之物。「人間正道是滄桑」，如果社會上人人都發出正能量，歷史悲劇就不會重演，這應該是作者著此書的主要目的，也是準確解讀該部巨著的深刻意義之所在。
在《紅樓夢》第一回中，有一首偈云：「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在「補蒼天」三個字旁註有行間批「書之本旨」四字，說明《紅樓夢》的作者撰此書之本意，就是用來修補乾坤（蒼天），挽回世運的。作者迫切期盼當朝統治者和後來人，反照「風月寶鑑」，盡心治國理政，致使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
二、「以史為鑑」中的「史」是什麼？
作者在《紅樓夢》中，塑造了一個大家族的總管形象王熙鳳。在她身上，集中地體現了封建統治集團當家人的貪婪、兇殘、狠毒、陰險狡詐的本質。王熙鳳是以「慾壑難填」著稱的，她挪用下人的月錢，放高利貸，撈取家族的資財化為個人的私房。她貪圖三千兩銀子，竟使張家女兒和金哥兩人死於非命的事，種種欲望達到了可怕的境地。為了鞏固當家奶奶的地位，她弄權使招，費盡心機，無所節制，並以壓抑他人的欲求、犧牲他人的幸福、危及他人的生存為代價。這種貪慾和權欲的表現，極像一個朝代的獨夫、暴君所為。她的「憑什麼事，我說行就行」的言論，儼然是皇帝老子的口吻。鳳姐懲罰丫頭、拷問小廝、盤剝奴僕、追剿無辜等行為，分明帶有暴君的氣息。可以說，作者通過對鳳姐形象的描繪，使讀者在看到一個大家族的總管的同時，似乎也明白了清朝入主中原時期，統治集團慣用的伎倆。
庚辰本第三十九回的一條夾批可以印證。書中寫到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時，王熙鳳站著正說笑。旁邊雙行夾批：「奇奇怪怪文章。在劉姥姥眼中以為阿鳳至尊至貴，普天下人獨該站著說，阿鳳獨坐才是。」此段批語，就恰好說明作者把王熙鳳隱喻為一朝皇權的代表。
美國人魏斐德寫的《洪業——清朝開國史》一書第388頁和392頁，載有1645年清兵在揚州大屠殺中，騙漢人老百姓出城被殺的情節。清順治二年四月「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軍薄揚州城下。招喻其守揚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允文及四總兵官、二道員等，不從。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圖、圖賴、阿山等攻克揚州城」，開始對軍民實施大屠殺。「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證說，如果藏起來的人能夠出來自首的話就會得到赦免，於是許多藏在自己家裡的人走了出來。可他們走出來後卻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個士兵的監督下，用繩子捆起來。然後就開始用長矛一陣猛刺，當場把他們殺死，即使僕倒在地者也不能倖免。」於是，揚州先後有80萬軍民，喪命於清兵的大屠殺。王熙鳳騙殺賈瑞的故事，就像是清初統治集團對待漢人的縮影。典型例證是，清兵在揚州大屠殺中，滿人先貼告示騙揚州人走出家門，隨後就出現一群群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殘忍殺戮的慘況。在《紅樓夢》中，作者寫有命人架火燒「風月寶鑑」這面鏡子的內容。在「揚州十日屠」慘案中，活人被燒死和屍體被焚燒的情景也觸目驚心。兩種場景，同出於一種奸計。死於非命的男男女女，就是那時在中原大地上出現的數以萬計座墳墓的主人，正所謂「好知青冢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 至於滿清貴族在入主中原中實施大屠殺的具體情況，及所造成的危害，非本文研究重點。但是，在明末清初改朝換代過程中，國民人數急劇下降的變化情況是有據可查的。歷史學博士葛劍雄認為，明末（1600年）人口約為197,000,000人，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則認為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約為160,000,000人。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年），全國人口統計數為10633326人。戰爭的殘酷造成人口銳減之事實，是有目共睹的。
明朝失敗的原因，固然較多。但是，社會風氣日益奢侈、官僚集團不顧國家利益和普通民眾的死活，胡作非為，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紅樓夢》作者對此深以為然，卻又不可明說，只能在著作中「賈雨村言」「甄士隱」，「夢」述真話，史由「夢」記。
三、懲治犯罪才能長治久安。
「煌煌經國手，無處堪為力」的《紅樓夢》作者，面對當時的社會狀況和自身處境，只能著作文稿，「日夜呼號」：芸芸眾生須努力，「家亡血史」莫重演。在文本中，作者對一個有錦衣軍(類似明朝錦衣衛的組織)存在的封建王朝，無情地揭露了它的種種黑暗和罪惡，並對腐朽的貴族統治階級和行將崩潰的封建制度進行了有力批判，同時警示來者，前車可鑑。
1、重利盤剝的高利貸誘生兩極分化。
在《紅樓夢》第一百零五回中，作者寫錦衣軍查出賈赦房間的御用物品和一箱地契及借據，堂官趙全說；「好一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由此說明，作者讚賞推薦此舉。
重利盤剝就是有錢人放高利貸剝削別人的手段，中國古已有之。早在奴隸社會就出現了放高利貸的事例，「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就是以放貸聚息賺錢的。不過最出名的一次應該是西漢時期的軍事家周亞夫（前199年—前143年）的借貸了，那時發生「七國之亂」，周亞夫率軍平叛，因為軍費緊張，便向大商人借貸，不少商人都覺得漢軍形勢不好而不肯借貸，只有無鹽氏借貸了1000金，後來周亞夫平叛勝利歸來，商人無鹽氏得到了十倍的回報。不過，這樣的借貸和放貸僅是一種特例。
在正常情況下，古代放貸利息因朝代而異，漢朝在大部分時期內，規定借貸利息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北魏時期，高利貸盛行，其中寺廟又成為放高利貸的主力，一些官員甚至因為借了寺廟的高利貸，償還不了而逃亡。當時北魏皇帝下令，利息不得超過本金的百分之一百。看來，那時的利息超過本金乃是家常便飯了。唐代，官方的借貸利息是年利百分之七十左右，在民間的借貸利息只高不低。在宋代，借貸基本上和唐朝差不多，像王安石實施青苗法，借貸利息為兩成。
在明清時期錢莊銀號大量出現，成為了放貸的主力軍。這個時期的高利貸模式就是五花八門了。比如「九出十三歸」式，就是你借十萬，給你九萬，但是三個月之後最終還錢要還十三萬，這是當鋪的做法。「驢打滾」式，是按月計息，一個月三分到五分利息，一旦到期不還，則利息算入本金，再計算利息，這樣利滾利，很快就漲成可怕數字了。近代地下錢莊的套路貸，模式與此相似。還有「坐地抽一」式，就是你借十萬，實際上給你九萬，但是你必須按照十萬的本金計算利息，現代尚存的高利貸，就是以此種方式來規避法律的。
借高利貸的後果，往往是房子、土地甚至連家人和自己的生命都要填進去，即以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告終。所以說，高利貸是社會的毒瘤，家庭的災星，是歷朝歷代打擊的對象。一些思想開明的哲人，也著文鞭撻這種社會上存在的不良現象。北宋進士錢塘人韋驤曾詳細描述了大地主通過高利貸剝削，憑藉超經濟強制的手段向農民 「取其粟」、「奪其田」、「役其人」的蠶食過程，他認為農民「用之不足，必稱貸而益之。春取一半，秋借償之，經歲不能償，則又倍之，不幸連年水旱，無所納貢，則一半之粟俄而為一石矣，一石元粟俄而數十石矣。自一至百，自百至千，計其生業，不足酬其息利，則俄而其田見奪矣。以至舉族嗷嗷，老稚轉死，其少壯幸生者則就食為傭夫矣」(《錢塘韋先生集》卷一八《漢井田》)。此種內容，就是作者痛述的因重利盤剝的高利貸而產生兩極分化的現實狀況。
從《紅樓夢》中寫堂官趙全說；「好一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的內容分析，當時的朝廷深知重利盤剝的危害性，因而立法禁止民間私放高利貸盤剝他人，一旦被舉報或經過其它途徑被官府發現，該重利盤剝者就會被抄家沒收不義之財。這種做法，對於今日倡導建設風清氣正的社會，仍有不可忽視的借鑑作用。
2、賭博對社會各方的危害不可小覷。
在《紅樓夢》中，作者寫賈政詢問薛蝌，賈珍「究竟犯什麼事」時，薛蝌的回答中有「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的內容。由此觀之，當時的政府是禁止賭博的，作者也是極力反對賭博的。
對於「賭博」，字典解釋為：「對一個事件與不確定的結果，下注錢或具物質價值的東西，其主要目的是為贏取得更多的金錢和或物質價值。」《說文解字》中記載了古者「烏曹始置博陸」一典，烏曹是夏朝君王桀的臣子，可見，賭博在文明產生的早期夏朝，已經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形式，人類的賭博歷史真正是源遠流長了。
中國人自古就很愛「賭」，在舊石器時代，便能找到類似「碰運氣」的事件遺存，史前文明中有大量運用「抓籤」來判斷兇吉的筮卜方式。當時用抽籤來分配出勤與分配勞動果實，用龜殼上的裂紋來決定國家大事，本身就是人類意志與天道進行的一場賭博。中國人之所以熱衷於賭博，事出有因。
由於賭博的歷史悠久，也就花樣紛呈。春秋戰國時期，齊國人嗜賭成風，無論是上層貴族還是低賤小民，博戲已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內容。著名的齊國賭博故事當屬「田忌賽馬」。軍事家孫臏把兵法運用於博戲當中，教田忌「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以兩勝一輸告終。數千年來，此種博弈取勝的策略被廣泛運用。
一般來講，上層貴族喜歡賽馬，下層小民則愛玩「鬥雞」和「走狗」。《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記載，季氏與郈氏兩人鬥雞，季氏的雞武裝的更有手段，用芥子粉，塗於雞翼下，讓郈氏「為之金距」的雞無法睜眼，最後將其擊敗。「走狗」的玩法跟賽馬差不多，就是比賽誰家的狗跑得最快。
到了宋代，鬥蛐蛐兒成了最流行的博戲。明朝同樣喜歡鬥蛐蛐，明宣宗時期，蘇州朱鎮撫給朝廷上貢了一隻產自上方山的蟋蟀「黃麻頭」，一舉鬥敗了皇帝的「梅花翅」，成為歷史佳話。
清朝滿洲人原不喜歡鬥蛐蛐，入主北京後也染上了這種壞習氣，一場鬥戲往往能賭上數十金。
賭博的誘惑力太大了，它不但是一項玩耍的遊戲，更能讓人產生了一夜暴富的企盼感，即使在尋常百姓當中，賭博者亦不計其數。
雖然賭博從古至今都在流行，但是古人對賭博也不持縱容的態度。因為賭博的目的是利己，而這種利己又是以損人為前提的。由於賭博盛行而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亦伴隨而生。以至貪贓枉法、擾亂社會，甚至賣妻鬻子、殺人越貨等現象時有發生。
在中國歷史上，對這種帶有病態的文化活動，歷代政府均出面加以制止。戰國時期，制定的《法經》嚴令賭博：「博戲，罰三金。」「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就是說，太子賭博是要挨鞭子抽的，發現一次打一次，如果被發現三次，連太子之位都要被廢除掉。
秦朝統一六國後，也對賭博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對私下設賭的官民，不僅要在其臉上刺字，還要「撻其股」。西漢初年，劉邦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對官吏聚賭者一律處以重刑。到漢武帝時，還經常以懲治賭博為藉口，削掉某些官吏的爵位。
唐代，對於聚眾賭博者不但要打一百板，還要沒收家裡的「浮財」，唐玄宗時期還規定，在家裡開賭坊的，贏的錢要以偷盜論處。對賭博處罰最為嚴厲者，首推宋元時期，輕者罰金配遣，重者處斬。明朝朱元璋治賭之法也很嚴厲，對那些賭博累犯者要處以「解腕」，就是剁手。在滿清時期，戒賭也毫不含糊。人們在大清律例中，就發現對聚眾賭博者流放三千裡的懲罰案例。雍正皇帝還獨出心裁地想出了一個禁賭妙招，即發布命令，不論何種賭博，凡是賭博賭輸者，可以向官府舉報，追回自己已經輸掉的賭資，也不治其罪，對被舉報的人則判以重罪。這條法令一出，就很少有人再冒險賭博了。
通過以上對過往賭博情況的分析，悠然發現《紅樓夢》作者具有憂國憂民、補綴乾坤（縫補天地，治國理政）的偉大胸懷。作者寫查抄家產，偏偏放在設席請客時，意在擴大影響範圍,震懾人們的心靈。人們閱讀《紅樓夢》，應該透過表面文字，挖掘文章的深刻內涵，理解作者的一片苦心。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是作者祈福的呢喃和虔誠的禱告，是作者胸中的期冀和永遠追求的夢想，是作者無限的境界和探索的蒼穹。
3、內外大臣沆瀣一氣是社稷之禍患。
在封建社會，君王最懼怕臣僚結黨、密謀造反。尤其是特別忌彈內臣和外臣勾結、朝野呼應。始見於《漢書·儒林傳》的古代史學名著，儒家經典之一的《穀梁傳》載「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意指天子內臣不得私下會見結交外地要員。
君王為什麼極度害怕臣下拉幫結派、互相勾結呢？因為文官和武官的結交，內臣和外臣的結交，或同類臣僚黏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會讓君王產生被架空的疑慮。因此，君王為了及時掌握各方面的動態，妥善處置多種情況，就會在必要之地或必要的機構，安排心腹，布置眼線。比如，當年康熙朝就把江南三大織造作為朝廷的情報機構，曹寅等人不斷收集、密報地方情況。其它各處，亦如此辦理，讓康熙皇帝具備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的功能。
歷史上朝廷內臣與外臣相互勾結，擾亂朝綱的事例不勝枚舉。特別是在明朝中葉的汪直擅政與劉瑾擅政、明朝末年的魏忠賢擅政中，內臣與外臣沆瀣一氣，至使朝綱敗壞，官員陷入黨爭，其影響延展至整個明朝，是導致明朝萬劫不復的重要因素。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痛恨朝廷內發生內外私通之事，而且處置該類事件的狠辣程度，也讓人聞後膽戰心驚，毛骨悚然。俞本《皇明紀事錄》（《明興野記》）記載：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疑心宮內有人同外界私通，「將婦女五千餘人，俱剝皮貯草以示眾，守門宦者如之」。這是在朱元璋統治時期發生「剝皮實草」事例中，人數較多的一次，不僅有宮女，還有太監。有鑑於此，朱元璋還在宮門內設置了一塊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幹預政事」八字。一直至宣德年間尚且保留，到正統年間(1436年——1449年)王振專權時，被移往別處 。那時，內臣王振與軍事將領串通一氣，慫恿明英宗御駕親徵蒙古瓦剌部，在土木堡展開決戰，結果明軍全軍覆沒，明英宗也成為敵方俘虜。該戰事被史學界稱為「土木堡之變」，「土木堡之變」是明朝政府由強盛轉為衰落的標誌，其教訓至今仍然讓人唏噓不已。
在《紅樓夢》中，當作者寫薛蝌打聽到賈府被抄家的原因時說：「（賈赦）還有一大款是強佔良民妻女為妾，因其女不從，凌逼致死」，次日聽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歷史上由於內外臣僚聯動，擾亂朝綱，致使政局動蕩，人民受難的事件時有發生。這《紅樓夢》所列京官賈赦與平安州（官）竄通舞弊案，就是作者藉以鞭撻官府腐敗的生動例證，也是作者痛責「父母官」虐害百姓的委婉表述，更是作者警示後人吸收前車之鑑的勸誡書札。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祖以時，然而早幹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之語的中心思想，是說人民的地位與權力,是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一切政治權力與政治制度,從根本來說,都是來自人民、治於人民、為了人民。《紅樓夢》作者深諳此道，處心積慮，針砭時弊，朝乾夕惕，用愛民之心著就了萬世不朽的偉大篇章。
今日，中國已經逐漸成為繁榮強大之邦，可以告慰《紅樓夢》作者在天之靈了。
作者：劉桂江 錢祖榮
作者簡介：
劉桂江，男，江蘇如皋人，1943年生，大學文化程度。如皋市第9屆以及第11——15屆人大代表，南通市第9屆人大代表。1990年任如皋市（縣）人大常委會主任。到齡致仕後，逐漸走上研究《紅樓夢》之路。2013年9月15日，「如皋研究《紅樓夢》五老」成員首次聚會，還有4個人，按現齡由大到小排序，分別是李實秋（90歲）、冒廉泉（84歲）、康健（83歲）、錢祖榮（71歲）。劉桂江先生為領頭羊，在當地形成影響後，於2014年8月18日，成立了「如皋《紅樓夢》研究會」，目的是挖掘《紅樓夢》的正能量，為現實社會服務。團體和個體會員有100多位，自辦了內部刊物《如皋紅學》雜誌，已經出版7期。甄選文章發往香港和內地的刊物，被採用60多篇。目前，在北京、上海、南京、青島、九江及德國，分別建立了研究中心。2018年8月，陳飛代表如皋《紅樓夢》研究會在德國會議現場，發表了千餘字的《致第二屆世界漢學論壇賀辭》，且被收於結集出版物中。2019年，著力逐解讀《紅樓夢》120回，年底前結束。
錢祖榮，男，江蘇如皋人，1949年生，大學文化程度。軍方高校退役教官、退休公務員，「世界漢學研究會終身會員」，已經發表研究文章8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