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簡體書寫的歷史文本中，東鄰日本的現代化始於明治維新。事實並非如此，德川幕府時代的「蘭學」的傳播足以說明鎖國其實並不徹底，東瀛之開化遠勝中國的明清帝國。
1868年的倒幕成功之後，以西南武士為中堅的明治政府現代化樹立為一種國家主義取向的改革運動，確立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的政策。誠然如此，彼時部分日本精英階層還是意識到日本要想強大，就必須與舊文明告別，即脫亞入歐、全面西化。正如福澤諭吉所言：「試看今天日本的形勢，實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無文明之實；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內在的精神。」
福澤諭吉所倡導的「脫亞入歐」論在明治初期的日本其實還需要面對很大阻力，「尊王攘夷」尚是那個時代日本社會的輿論主潮。然而，即便是在強烈國家主義主導之下，明治時代的日本政治精英始終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日本必須要向西方文明學習。
福澤諭吉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時任早稻田大學校長的日本憲政派政治家大隈重信在《越佐教育雜誌》上發表了《我國文明和國民教育》一文，文中言及：
我國因與支那交往便利，儒學盛行。但儒學僅具有完備的道德形式，且實質內容卻十分衰弱。平安時代擺脫漢學，樹我國風，遂以完美之「和俗」證明了我國文化的生命力。但我國國民屢屢被視為極易接受同化力的國民。正如藤原所言，我國的衰弱乃是自鎌倉時代至今一直咀嚼支那和印度文明的結果，我國今日之文明也是封建文明交流的賜物。現在接觸歐洲文明，乃是我國的機遇。
大隈重信將近世日本的衰落歸結為亞洲文明的影響，其中還特別讚賞平安時代的「和風」，即不受亞洲其他國家（主要是中國）影響的獨特的日本文化。大隈重信是明治重臣，他的觀念反映了國家意志，可以說「脫亞入歐」不僅是當時日本社會知識精英的吶喊，也是天皇制國家意志的訴求。
然而，明治政府的「脫亞入歐」只是實現國家強盛的的工具理性，西化可能帶來的政治文明的西式現代化，並非他們所樂見。所以，明治精英們在倡導技術層面的西化同時，又極力保存所謂的日本文明精髓，倡導所謂的「和魂洋才」。比白川生在其《和魂洋才主義》一文說中說，「如果不以大和魂集合國人，國家的前途豈不令人寒心」。
如何去詮釋「大和魂」，日本文化精英其實陷入了一種尷尬。「大和魂」必然要拒絕全盤西化，但是又要反對將日本同源於漢文化，與他們筆下那個腐朽衰敗的舊亞洲文明切割開。「和魂」的內核是要說明，日本文明並非源於古代漢文化，而是日本民族文化同化力的產物。充分表明日本古代文化就具有自創性的民族主義立場。
彼時的日本文化精英將「和魂」與傳說中的日本古史聯繫在一起，《和魂漢才說》一書對「和魂」出典做出了所謂的考證：
和魂即所謂大和魂。從天地初發始，高天原出生到現今萬物生成，高天皇生下靈神，靈神生下神皇，神皇將靈神賜給千萬國的本國，生出大日本穗端國，大日本生出神民，這是自然而然的，假如不能蠱惑異國的橫道，也就不能稱之為神隨的精神了。
按照他們的解釋，日本的「和魂」是一種純粹的神靈天賜，是神對於大和民族的眷顧，是日本獨一無二的精髓，那自然與中國無關。「和魂洋才」塑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民族主義，也形成了日本人病態的文化自信。他們相信所謂的「和魂」，既超越了傳統亞洲文明，又勝過偏重講求物質文明的西洋文明，是整個寰宇中最優秀的文明。
明治政府與學界的這種「和魂洋才」理論又形成一種互動，「和魂」教育被貫穿於國民教育體系中，「忠君愛國」成為「和魂」養成的核心要義。原本應該成為文化啟蒙教育的事情，在這裡淪為為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灌輸，這正是日本近代瘋狂悲劇命運的根源。
1879年，元田永孚為明治政府起草了《教學大旨》。在《教學大旨》中，元田永孚主張恪守守祖宗之訓典，把西學限定為知識才藝的範圍，重視以「仁義忠孝」的傳統教化。明治政府塑造忠順臣民是從娃娃抓起的，1881年夏，元田永孚奉天皇之命完成修身教科書《幼學綱要》，以幼童為教育對象，內容包括「孝行」「忠節」「友愛」「信義」等20個德目及其釋義、儒家「四書五經」和日本「國典」的語錄等。通過《幼學綱要》，幼童從小就被教導仁義忠孝，灌輸忠君愛國思想。現代國民並沒有養成，明治國家的服從機器從幼童開始就培養了。
1890年，明治政府正式頒布《教育敕語》將「忠孝」精神進一步融入所謂的「國體精神」之中，以培養人們做一名忠順天皇的「臣民」為教育的根本目的，文化民族主義至此徹底轉化為日本人對於君國的忠誠。
1895年，由文部省審定出版了一套由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所編輯的《小學日本歷史》教科書，分為前編、後編、外編。將古代紀元神話正式納入小學歷史教材，例如：第二章神武天皇，第三章日本武尊，第四章神功皇后，第五章仁德天皇等等。整個教材忠實於《教育敕語》的精神，突出對天皇忠誠。
經過明治時代的改革和擴張，日本實現了國家崛起，其膨脹的民族心理在教育領域又得到體現。大正十一年（1922年），文部省審定的《帝國讀本》問世，《帝國讀本》的命名，反映日本經歷明治時期已加入了列強的行列，成為大日本帝國。換言之，「帝國」已經成為日本文化的一種象徵符號，強烈的民族主義躍然紙上。
本應價值中立，充當社會良心的高等學府也籠罩在明治政府國家主義的陰霾之下。1885年，森有禮成為明治政府的第一任文部大臣，他宣揚國家主義，主張培養忠君愛國的人才，他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國體教育主義」，即教育要絕對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利益，他說：
學政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國家。譬如在帝國大學提高教務，凡涉及學術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應以國家的利益為重，把國家的利益放在最前面。
帝國的控制不止局限於日本的國立大學（尤其是帝國大學），對於有著一定自由主義的私立大學，帝國政府也沒有放棄插手。原本日本的私立高校設置認定的權限屬於地方，認定程序和形式簡單，國家並不染指，私立學校的發展是相對自由的，但1903年的《專門學校令》和1918年的《大學令》打破了這種局面。《專門學校令》頒布後「私立學校設置認定的權限移交到文部大臣之手」，《大學令》更是規定在私立大學設置認定時制定嚴格的標準，從而將私立大學也納入了國家主義教育體系中。
正是明治時代開始的文化民族主義和教育國家主義，才塑造了日本軍國主義青年，到了昭和時代達到登峰造極。文化自信被轉化為文化國家主義，而在特殊的日本國體下，則又被轉化為對於天皇的忠誠，這正是軍國主義對於近代日本啟蒙一次扭曲。文化自信的背後是近代日本國力的崛起，然而被虛驕膨脹的強盛幻想遮蔽的不止是天皇政府，也蠱惑了全體日本國民，最後的瘋狂與毀滅其實在明治時代就有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