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金子光晴（Mitsuharu Kaneko，1895-1975），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的詩人，還是一位卓然有成的日本畫家，而這一點卻鮮為人知。
金子光晴（Mitsuharu Kaneko，1895-1975），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的詩人，還是一位卓然有成的日本畫家，而這一點卻鮮為人知。
光晴幼時曾師事明治期大畫家，有「最後的浮世繪師」、「明治的廣重」之稱的小林清親（Kiyochika Kobayashi，1847-1915）。戰後，光晴曾在《藝術新潮》雜誌（1955年1月號）撰文《清親的事》，深情回憶恩師。光晴自幼好塗鴉，家中的牆上充滿了用指甲刻畫的「作品」。周圍人都覺得這孩子長大必成畫家，乃至父母也痛感教育責任，卻苦於完全不懂藝術，無從著手。一位時常出入光晴家的老古董商佐佐木常右衛門（即小說家佐佐木茂索之父）剛好認識小林清親，遂建議光晴父母，讓孩子跟清親學畫，並親自領著光晴去拜見清親。彼時光晴13歲。
光晴常聽佐佐木老人說，清親的手掌足有一尺大，其狀如扇。少年聽得神魂顛倒，特想親眼見識一下。拜見清親時，繪師就端坐在眼前，但卻始終不展開手掌。少年怯生生地問了句「所謂一尺，是鯨尺呢，還是曲尺呢」，卻挨了一通熊。不過最後，清親還是取出一幅花仙紙，鋪在炬燵（日式小桌几）上，然後默默地用手掌撫平摺痕。光晴目不轉睛地盯住那雙手：
畫筆翩然翻舞，以略筆畫出狐狸的臉和烏龜的腦袋，便不再動了。這到底是讓我臨摹的摹本呢，還是說畫兒就是這樣畫，給我做示範呢？先生的意圖不可測，我呆呆地望著他的臉。
如此，少年光晴與老繪師之間雖然有過一些「以心傳心」式的溝通，卻未能持續。光晴說：「我作為弟子還是太小了，而先生作為老師則又太老了。」不過，清親畢竟是大師，氣場極強，短暫的親炙，還是在光晴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晴出生於愛知縣海東郡越治村，原名大鹿安和。兩歲時，過繼給著名建築業者清水組的名古屋負責人金子莊太郎家做養子，更名為金子光晴。中學時便展露畫才，入清親門下前，因養父工作的關係在京都生活時，曾從一位名叫百圭的四條派窮畫家那兒受過藝術啟蒙教育。但崇尚自由的光晴顯然志不在丹青，更傾向文學。不到四年時間，輾轉早稻田、東京美術學校和慶應三所學府，每每遭除名，終於未拿到任何文憑。青春放浪中，21歲時，養父病故，20萬元遺產與養母折半平分，僅數年便浪擲一空。24歲，赴歐洲遊歷，出版第一部詩集《金龜子》 ，一舉成名，兩年後回國。29歲時，一文不名的詩人與森三千代結婚。四年後（1928年底），夫婦二人把長子留在國內，赴上海。這次旅行的背景，其實是因為妻子三千代的出軌。作為夫婦二人商定的解決方案，打算暫離日本一段時間，以拉開距離，讓三千代對不倫之戀做「冷處理」。如果順利的話，再一起赴歐。但到了上海，夫婦二人身上僅剩5塊6毛錢。為籌措生活費和赴歐的川資，光晴拾起了久違的畫筆，開始畫豔本。承蒙友人內山完造的襄助，準備辦個展。
一次，偶然從友人那兒得到一支中國產的狼毫筆。一用之下，發覺遠比一般的毛筆吐墨勻致，表現自由自在，纖毫畢現。光晴愛用不已，開始用這支畫筆來描繪魔都的風景。惟其是職業詩人出身的「業餘」畫家，他對自己的作品有相當客觀的自我評價：「跟清親的風景畫相比，風格有所變化。倒更接近北齋的畫，類似於那種古風的歐洲趣味浮世繪，與在薄薄的花仙紙上用水彩顏料畫的一般愛好性作品相去甚遠。」而在筆者看來，光晴的魔都風景繪，實在是融入了北齋式奇詭想像的新廣重風都會浮世繪，與同一時期另一位西洋畫家——奧國猶太畫家希夫（Friedrich Schiff，1908-1968）的舊上海風情畫也不無內在相通之處。
金子夫婦在上海的勾留頗爽：光晴忘情地寫生、創作，四處流連；三千代則恢復了詩人的狀態，與中國作家頻密交遊，如魯迅、鬱達夫、白薇等。在日常的忙碌中，「心病」漸次平復。夫婦二人這段羈旅歲月，在《魯迅日記》中多有記載，也成了後人研究金子光晴的重要資料。如1929年1月26日，魯迅在日記中綴筆：
曇。午達夫招飲於陶樂春，與廣平同往，同席前田河、秋田、金子及其夫人、語堂及其夫人、達夫、王映霞，共十人。夜雨。
同月31日：
曇。下午高峻峰持壽山函來。達夫來並轉交《森三千代詩集》一本，贈粽子十枚。得王峙南信。
3月31日，金子光晴「上海百景」畫展於日本人俱樂部二樓開幕，好評如潮，魯迅親赴觀瞻並當場購畫。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星期。晴。上午得劉衲信。徐詩荃送來照相一枚。午後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廣平往觀金子光晴浮世繪展覽會，選購二枚，泉廿。……
個展的成功，不僅給光晴帶來了川資，夫婦也走出了感情的困擾。1929年5月初，光晴夫婦經香港赴南洋，從新加坡到馬來半島，一路採風、創作、賣畫、會友，光晴自稱為「旅繪師」。晝間旅行、寫生，夜晚宿於熱帶雨林邊緣地帶的簡陋客棧。走在荒野的夜路上，聞虎嘯於丈外，與眼鏡蛇四目相對……「我過著連鄉愁都沒有的日子」。
這次行旅，本質上仍是詩人光晴青春放浪的延時。待結束慢慢長旅，從法蘭西回到日本，已經是五年後，東亞大陸戰雲密布。作為11歲即受洗成為基督徒的象徵派詩人，金子光晴終身與日本文學界保持某種距離，對母國文化有相當痛切的批判。借用文學評論家安東次男的表述，日本現代文學史上，稱得上是「不折不扣的異邦人的唯一存在，只有光晴」。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