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始發至今，已三月有餘。病毒改變了些許城市圖景，也改變了人類的五官臉譜：在某些尚處封鎖狀態的大城，末世的清冷感正籠罩街頭，不見人煙；但在某些照常忙碌的地方，人群則成了蒙面生物，唯見口罩上的雙眼。不過此般描繪，卻也不盡然貼切。
早在疫情之初，東亞街頭便儘是戴口罩的人影，遠遠望去，彷若某種軍事化的制服；然而歐美即便到了封城與緊急階段，卻仍隨處可見裸露的人面，彷佛要以口鼻在疫情中裸奔般。隨著疫情日漸加據，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皆在近日相繼出臺戴口罩的建議與強制令，更上演出貨中途攔截、硬出高價搜刮的爭搶口罩戲碼。但這顯然有些緩不濟急。
口罩的普及差異，既牽涉醫療資源的產能，也關乎文化。尤其是東亞，那街頭的片片口罩，既是擔憂染疫的心緒展演，更有儒家文化的集體主義在其中。
我們如何成為集體
集體主義的形態繁多，樣式也十分駁雜，馬克思主義、基督教中皆蘊含此般傾向。而其於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實踐，應為蘇聯時期的「新蘇聯人」（New Soviet man）身份，即政府透過標舉馬克思主義、集體、群眾等話語，灌輸民眾無私奉公、為集體犧牲個人利益的觀念，意圖打造超越文化、種族、語言的蘇聯公民。
萊昂·託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一段話，便是此政策的最佳腳註：「人的目的，就是掌握自己的感覺，並將直覺上升至意識的高度，使其透明化，並將意志力的線延伸至隱藏的凹處，從而將自己提升到新的水平，以創造較高的社會生物學類型，或者，如果您願意，可以是超人。」
新蘇聯人的目標宏大，但政策成效難論。然無獨有偶，在與西伯利亞相接壤的東亞，也有自己的集體主義，那就是儒家文化。儒家不似莊子，「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是以家庭為核心，推展出五倫的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從而建構起「集體」的文化世界觀，使人明了自己在各式場合的身份殊異，也深諳自己無時不被鑲嵌在複雜的「集體」之中。
但即便儒家重視集體，也不純然將個體視作「螺絲釘」，彷佛人在集體外便毫無存在價值。在儒家的核心世界觀中，人就是家庭、社會、天下等無數關係網絡中的結點，既有多變的身份，也需扮演不同角色，端看所處關係與位置而定。故儒家意義下的自我實現，就是視場合與對象完成自己的角色。要織這張集體的網，需得人人都奉獻一些針腳。
戴口罩的角色實踐
故而在面對口罩議題時，儒家思維自會讓東亞分展出兩大枝蔓，一是甘願放棄臉孔，成為無名集體的傾向；二是為助集體儘早功克疫戰，願行個體角色，以免助長疫情傳播的心態。這兩大枝蔓相互纏繞，最後交織為東亞的口罩巨蔭。
在中、日、韓、越諸國的公共場合中，不戴口罩者往往要面對蜂擁而上的異樣眼光，甚至會遭遇國家制度懲罰。而在這些凝視與懲處背後，其實都迴蕩著發自儒家的叩問：「為何不儘自己的義務，為何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反觀歐美，其並非沒有集體主義，但在經歷納粹的創傷後，其現行的政治文化論述，已傾向將制服、集體等元素論述為集權、法西斯的象徵，即便是面對這種緊急狀態，其仍對集體戴口罩的行徑心生排斥。早在疫情尚未哀鴻遍野時，歐美社會便嘲笑循規蹈矩戴口罩者，更將安份戴口罩的亞洲人視為行動瘟神，口罩因而被暗喻為傳染源，成了病毒的另一種分身。
上述言論以訛傳訛後，遂令部分歐美人信以為真，堅決不願戴口罩，以免遭受感染。即便有再多科學證據證明傳言無稽，其仍堅持己見，歸根究柢，仍是不願因帶口罩而成為想像中的納粹。
如今歐美政府雖有心普及口罩，但一來其國內口罩生產線相當薄弱，現下徵用根本緩不濟急，只能期待他國捐助或販賣，故而才有半路截胡或競標的場面上演；二來非醫療第一線的民眾始終心存疑惑，因此許多歐美政府根本不敢出臺強制令，而是只敢退一步使用「建議」口吻。結果各國人民仍有相當高比例處於裸面狀態。
防疫成果之差雖牽涉醫療水平、政府制度等因素，但文化卻是一切個人與集體行徑的根源。社會是否容許國家擴權、涉入人民日常生活，個人又是否願讓渡些許能動性以為集體抗疫而努力，皆會影響一國的抗疫效果。在東亞諸國中，口罩是防堵擴散的一大助力；而儒家文化，更堪稱這場疫戰下的無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