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深圳，濃縮著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時代的精華。
作為我國第一個設立的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以無數個第一的成績，迎接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
五湖四海之人匯聚於此，城與人，共同締造出一個又一個「深圳奇蹟」。「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口號遍布大街小巷，給了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以安身立命的機會。
站在40年的節點，荔枝新聞採訪了不同時期來到深圳的人，聽尋他們所觀察到的城市發展故事。 荔枝特報記者/李愛 實習生/邢璐
1979年7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春雷在蛇口炸響。隨著填海建港的機械轟鳴，改革的「試管」蛇口工業區，在這片起初只有2.14平方公裡的土地上誕生；次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自此春天的氣息，從南海邊畫就的這個「小圓圈」裡飄散開來。
（1979年7月，蛇口響起填海建港開山炮，也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第一炮。圖源：新華網）
碼頭現、高樓起、百業興，眾多經濟騰飛的奇蹟從深圳開始，曾經的小漁村已蛻變成了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
40年回眸，深圳通過蛇口邁出了改革開放的第一步，時任蛇口工業區黨委書記的袁庚在蛇口率先推行定額超產獎勵制度、以工程招標的方式管理工程、職工住宅商品化、全國招聘人才，以及實行全員合同制等一系列開創性舉措，蛇口成為了深圳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體制變革的先鋒。
鄭豔萍是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初代職工，在深圳生活了近40年，是變革的親歷者也是獲益者，這座城市點點滴滴的發展與成就，都保留在她的記憶中。
「當時的深圳是一張白紙，我預感會有更多的機會」
1982年2月，從韶關市第一中學畢業的鄭豔萍，通過韶關勞動局參加了香港凱達實業有限公司在蛇口工業區興辦的凱達玩具廠招聘，當時的她一心想走出家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凱達玩具廠是當時最早入駐深圳的外資企業之一。應聘順利完成後，鄭豔萍與80多名年紀相仿的同鄉女孩一起來到蛇口，成為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女工。
「當時的深圳是一張白紙，我預感會有更多的機會。」回憶起初來深圳時的情形，鄭豔萍如是說，同時吸引她來還有另一個頗為浪漫的原因，「聽說這裡有海，我一直覺得海很漂亮，有一首70年代的歌叫做《假日的海灘》，那首歌我還會唱，我就想來看一看。」
（1980年，蛇口至南頭的公路到處是稻田和荒蕪的山頭。圖源：新華社）
初到蛇口，鄭豔萍看到的是滿眼荒涼，正在建設中的工業開發區塵土飛揚，時不時還能聽到炸山填海的炮聲，附近只有供銷社可以買些簡單的生活用品，如果想要更多選擇，需要騎自行車穿過荔枝林才能買到，「我們來了一個月左右就開始想家，有時會躲在被窩哭鼻子」，但好在年輕人總有辦法苦中作樂，三八婦女節那天，她和其他姐妹在宿舍辦起小聚會，大家穿上各自最好看的衣服，把零食湊一湊，一起唱當時流行的《甜蜜蜜》。
在工廠製作玩偶的生產流水線上，鄭豔萍負責為玩偶縫製衣裳，月收入在當時來說頗豐，固定工資80元，額外多產的部分還能獲得相應的超產獎金，此外還有加班費、全勤獎。最多的時候，僅加班費就超過了1000港幣，這在當時國內其他地方是難以想像的，鄭豔萍也由此參與了我國最早的工資制度改革「結構工資制」。
那時候，鄭豔萍會有意識地將工資攢起來，年底用職工配額去買從香港進來的冰箱、彩電、洗衣機帶回家，「當時周圍的人都很羨慕我們家有一個在深圳打工的，可以買到海外來的『鹹水貨』。」在物質消費還不甚發達的當時，她已經能從蛇口工業區的職工小賣部裡買到許多「稀罕貨」，有香港公仔麵、午餐肉罐頭、力士香皂、黑人牙刷……
不僅如此，蛇口管理委員會也是由全體職工投票選舉出來的，蛇口的職工還可以分期購買工業區內的福利住房。早期蛇口所有職工婚後都可以按照入區時間等條件評分，享受對應的購房福利待遇。1990年鄭豔萍購買了一套67平米的二手房，價格2.2萬，自己湊齊首期8000元，剩餘每月還貸480多元。
鄭豔萍還記得當時國家部長級領導來工廠看望職工，與大家一起排隊打飯，唱歌朗誦詩篇，以及對於職工要求的福利待遇給予批示的情景。「我們經常說一個詞叫『蛇口情節』，說的就是早期來蛇口的那群人在一起的那份感情。」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應該關注哪些女性權益」
隨著工廠訂單量逐漸增多，工人的工作量也直線上升，超時加班越來越頻繁，與此同時，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還未完善，職工權益保障方面存在一定問題，這種情況在當時園區的其他企業中也有發生，蛇口工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豎立在蛇口街道旁邊時間標語牌 圖源：新華網）
在凱達玩具廠工作兩年後，鄭豔萍被調任蛇口工會，先後於女工部、法律部工作。談起組建與發展工會的過程，她說：「在計劃經濟時代過渡到市場經濟狀態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僱傭勞資雙方的問題，最理想的當然是雙贏，但是一開始摸著石頭過河，定位跟定調很重要，不能只看重僱傭方，更不能踐踏職工的權益，任何一方都不能不守規矩。」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應該關注哪些女性權益。」有一次，鄭豔萍接到關於一家食品廠的投訴，該廠女職工被車間玻璃門劃傷了手臂，但工廠未對其作出工傷認定，並將矛頭轉向女職工與主管的爭吵，認為是女職工因受負面情緒影響用力推玻璃門而致使受傷，要求其賠償。了解到初步情況後，鄭豔萍前往工廠實地調查，在此過程中，她發現那扇玻璃門原本就存在破損，只是用膠水粘著並未消除潛在隱患，基於此，鄭豔萍堅決地支持受傷女工去報工傷：「工傷的界定只說工傷發生的時間段和地點段，並沒有說因為吵架或者其他原因就不算了，不能受了皮肉之苦還蒙受經濟損失。」
在鄭豔萍看來，蛇口工會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工會的一面旗幟，它不僅率先制定出招募員工不得帶有歧視條件的準則，尤其針對女性職工，不得要求其結婚懷孕便主動離職，並且要求企業與員工籤訂的勞動合同必須在工會備案。當時蛇口工業區內的四五百家企業都在工會的職權範圍內。
職權範圍變大了，鄭豔萍開始更加有意識地為自己擴充知識儲備，並萌生了想考大學的念頭，「我蠻喜歡寫寫東西的，一開始不太知道要考什麼，我就考了中文系。」隨後她將自己的業餘時間全部投入學習中，並順利成為深圳大學中文系的一員。差不多同一時期，一個名叫安子的打工妹也考了進來，其創作的打工紀實小說《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於1991年開始在《深圳特區報》連載。可以說，深圳八九十年代，有熱火朝天的建設，也有文學的詩情畫意。龐大的打工群體中誕生了日後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深圳「打工文學」。
「光會寫、會說還不夠，我還必須要有方法，要懂法。」工作中需要應對的各類複雜勞務糾紛，又讓鄭豔萍發現，法律或許是更為急需的知識。於是，在中文系學習了一年後，她又轉到了法律系，隨後還考取了中國政法大學的在職研究生。
在蛇口工會的崗位上，鄭豔萍一直幹到了退休，期間也感受著這座城市日益完善的勞工權益保障。她認為，深圳這些年在維護職工權益方面也越來越注重專業化，以蛇口工會為例，工會每年會進行招標，與律師事務所合作，協助職工解決糾紛，「職工只要出現問題就可以過來，工會掏錢請專業律師來打官司」，由此形成了一種社會性購買服務。
「意外搭乘了改革開放的高速列車，我真幸運」
（如今的大南山腳下，街道乾淨，道路規劃有序，招商蛇口大樓與香港隔海相望。圖源：新華網）
退休後的鄭豔萍，生活豐富，和90後發燒友一起跑步健身，學習炒股，考取心理學三級、二級證書，還體驗了一把做生意的樂趣。
在蛇口工會擔任女工部部長期間，性格開朗的鄭豔萍時常組織婦女幹部們開展業餘活動，或是去世界之窗玩，或是結伴逛街，一來二去與當時一家經常光顧的服裝店老闆熟絡了起來。如今這位服裝店老闆已拓展起線上銷售的業務，並邀請她一起加盟，鄭豔萍於是爽快地答應了下來，「我的性格就是決定要做的事就要做好一點，今年2月19號是我來的深圳38周年，我想送我自己一個禮物，就是做成一個VIP的店主。」為了拓寬客源，鄭豔萍主動認識了很多年輕人，有些還成為了朋友。她喜歡在家裡常擺一束黃玫瑰，空閒的時候，買顆鮮木瓜、一盞甜品請朋友來家裡小聚。
回顧在深圳近40年的生活，鄭豔萍感恩自己的幸運。「在深圳，特別是在蛇口，我最大的財富是收穫了滿滿的人生體驗。」她記得曾經參加過的深圳市第一屆交誼舞比賽、蛇口十大歌手比賽、演講比賽等等；記得曾作為群眾演員參與滕文驥導演的《鍋碗瓢勺交響曲》拍攝的情形，那是一組大雨中的鏡頭，她被淋得渾身透溼卻仍然十分開心；也記得脫掉3寸高跟鞋、換上運動鞋與驢友的每一次徒步旅行，最佳戰績是在惠州完成了10小時內60公裡的徒步挑戰，並前後挑戰了三次。這裡開發、包容，永遠年輕。「我沒有想到自己會搭乘上這輛改革開放的高速列車，在我心目中深圳是最好的家。」鄭豔萍說。
（除特別說明外，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