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這一「電影大年」，隨著2月奧斯卡頒獎禮結束，畫上圓滿句號。
可惜，兩部對抗強權的美國電影，《理察·朱維爾的哀歌》和《黑水》，在頒獎季未能激起一點水花。
我喜歡稱這類電影為「公民電影」。
它們最明顯的共同點，首先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
內核上，它們秉持美國電影1990年以降，《刺殺甘迺迪》、《因父之名》、《驚曝內幕》、《永不妥協》這一類片子，弱者對抗強權，揭露被掩蓋真相，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公民精神。
人物上，擔當碰石頭那顆「雞蛋」的，往往是事件一線的律師、新聞記者。
《聚焦》劇照
2000年以來，資本主導市場，這類題材逐漸式微。
近幾年，《聚焦》（2015）、《華盛頓郵報》（2017）公映，引起關注，好似迴光返照。
2019年，《哀歌》、《黑水》兩部上映，難能可貴。
《理察·朱維爾的哀歌》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爆炸案，理察·朱維爾是現場第一個發現炸彈的保安，因拯救無數生命，被媒體、公眾奉為全民「英雄」。
幾天之內，劇情急轉直下。
FBI懷疑理察自導自演，故意放炸彈，以充當英雄；《亞特蘭大憲章報》捕捉到這一信息，頭版發布，引導輿論，理察從英雄變成罪犯。
電影第一看點是89歲高齡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穩紮穩打奉獻了一部90年代古典精神閃光的批判電影。
一個肥胖、善良、執拗，擁有警察夢想的普通胖子理察，遇到經過高等教育訓練、滿口道德正義的美國精英：記者、警察、中學校長，被誹謗、被侮辱的諷刺故事。
這和71歲的史匹柏，為當下觀眾拍一部《華盛頓郵報》，具有一樣的意義。
——總有一些導演抱持可貴的「英雄主義」，傳遞公平、正義、道德等如今鮮有人提及的普世價值。
第二個有趣看點，理察反對的恰是他信奉的。
理察的夢想是做警察，做不了警察，就做保安。
他的價值觀本來堅不可摧，相信秩序、正義、保護弱小、美國民主精神；他認真奉行，一板一眼，維護這一套價值。
如今，FBI和警察上門，要他按照「正義」的「秩序」來配合調查。他服從，就會被構陷、定罪；他反對，就違背他信奉的一套價值觀。
理察陷於兩難，只能委屈地對律師沃森說：可是他們代表美國政府！
沃特咬牙切齒道破真相：他們（FBI探員）就是他媽的三個為政府工作的笨蛋……
而蹲守在理察家門外那群如狼似虎的媒體記者，連隱喻都省掉了，只剩下生吞活剝的「媒體」暴力。
在這種粗暴幹預的話語「權力」下，個人隱私、尊嚴、財產，統統沒有被保護的權利，不值一提。
到最後，「權力」低頭，例行公事道歉；拿走的財產還回去，窗外媒體作鳥獸散……一切仿佛回到過去。
但對無辜的人造成的內心傷害，又豈能輕易抹去？
正如理察母親在發布會上哭泣控訴：憑什麼？！為什麼我們要遭受這一切？！
《黑水》
《黑水》的故事，簡單很多。
電影根據《紐約時報》發表文章《The Lawyer Who Beca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改編而成。
一位律師羅伯特·比洛特，1998-2015，花17年時間，狀告全球500強、美國化學巨頭——杜邦公司的故事。
恃強凌弱，電影映照現實，太多熟悉場景。
杜邦老闆菲爾對羅伯特軟硬兼施：「你想毀了你的事業嗎？就為了一個養牛的？」；
——不要毀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菲爾說：「那你告我啊！」
——華為公開回應：「如果李洪元認為他的權益受到了損害，我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華為。」……
印象深刻的不止羅伯特為追求正義、維護弱者權益，背負巨無霸施加的有形、無形壓力，扛下漫長17年堅持，發起3535例集體訴訟，向杜邦成功索賠6.7億美元。
還有「特氟龍」——這種進入每個人普通生活，不可分解的有毒化學物質。
還有羅伯特的律所老闆，在會上大罵美國商人的一段話：
我們應該揭露杜邦，我們所有人都應該這樣。美國商業不應如此，先生們。
當美國商業偏離軌道時，我們應該把它拉回正軌，這才能建立起對體制的信心。
我們總爭論說公司就像人一樣，但是這些人他們越線了，去他們的！
致敬這些平民「英雄」。
他們只是普通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做自己的分內工作。
也許他們每個人並不想做「英雄」，只是被一些看不見的手，一時逼成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