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的偉大領袖毛潤之:胸懷中華泯恩仇,大義凜然救華夏

偉大領袖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總是善於把握大的方向，使革命形勢的發展向著有益於全民族的方向轉變，從而為中國的日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

1935年，偉大領袖率領工農紅軍成功抵達陝北。此時，日本帝國主義早已對中國發起了野蠻的侵略戰爭，中華民族不僅節節敗退，甚至還有亡國的危險。

日軍入侵，民族危機

針對這種情況，偉大領袖主持召開了瓦窯堡會議，在會期間，他作了《論反對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明確要「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陣線」。

華北事變後，國民黨軍遭受到重大損失。偉大領袖及時地改變了對待蔣介石政府的方針，指出要把「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並主動向國民黨提出「全民族抗日」的想法，希望能夠與國民黨結合成為一個堅固的抗日統一戰線。

為了這個目的的實現，偉大領袖與其它領導同志多次向國民黨軍開展統戰工作。

1935年12月，偉大領袖派人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送他寫的親筆信，並三次會見楊虎城。1936年1月，偉大領袖又攜同彭德懷、葉劍英等紅軍領導發表了「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懇切地表示願意與東北軍共同抗日，以及時遏制日本的攻勢。

同年4月9日，偉大領袖又派周偉人與國民黨的張學良將軍舉行關於聯合抗日的重大會議。6月20日，他與中央又派葉劍英前往東北軍那裡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工作，希望能真正地團結起來，給予日寇以沉痛的打擊。

在我們的這一抗日新方針的影響之下，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西北軍率先實現了思想上的轉變，這同時也是後來他們兩人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對蔣介石發起「兵諫」的思想基礎。

張學良將軍與楊虎城將軍

震驚中外的「雙十二」槍聲

張學良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後，積極地與我軍合作，謀求全民族抗戰的實現。他多次給蔣介石寫信，要求他停止內戰，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一致抗日。

事實上，不僅張學良與楊虎城不斷勸說蔣介石要進行抗日，就連普通的官兵，尤其是家鄉遭受日軍蹂躪的東北軍官兵們，都強烈要求要打回東北老家去，要去解放自己家鄉的父老鄉親們。

在民族的存亡關頭，蔣介石完全不顧張學良的勸說和廣大愛國官兵的誠懇要求，不顧民族大義，始終要堅持內戰政策。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特意從洛陽趕往西安，逼迫張學良與楊虎城「剿共」，他訓斥兩人，要他們「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之事。」

同年12月4日，蔣介石第二次到西安督促西北軍和東北軍進行「剿共」，他自大地以為，只要他親自出馬，那麼張、楊就必須聽他的話，他甚至指出，如果他們兩人不願意「剿共」，就要把東北軍和華北軍調走，調到福建和安徽去，由「中央軍」對陝西和甘肅兩省的我軍進行圍剿。

張學良與蔣介石

張學良與楊虎城為了勸說蔣介石放棄「剿共」，實行抗日，曾經連續幾天向蔣介石「上諫」，甚至一度都掉了眼淚，可蔣介石卻對他們大加斥責。兩位愛國將領被逼無奈，在強烈的愛國之情的驅使下，他們決定破釜沉舟。

既然軟的不行，那就只能來硬的了。

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所居住的華清池槍聲大作，全體官兵皆驚。東北軍按照張學良與楊虎城的事先安排，衝進了華清池，把蔣介石活捉了。他們扣留了蔣介石，此舉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就像平地起驚雷一般，引起了中外各界人士強烈的反應。作為國民黨軍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居然被他的部下扣留了，這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是不可想像的。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國民黨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他極力主張要趁此機會以武力討伐西安，並調動了軍隊準備進攻西安，甚至還派遣了幾十架飛機在西安上空盤旋「示威」，企圖取代蔣介石而自己代之。

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

另一邊，親美英派的宋美齡、宋子文等人反對武力「討伐」張學良與楊虎城，以保障蔣介石的人身安全，他們力主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西安事變，並積極營救蔣介石。

在國際上，日本政府見此情形，極力挑動教唆中國內戰，並要求在華的日軍趁此機會加快進攻步伐，以實現他們的擴張美夢；蘇聯方面支持中國抗日，但卻認為張、楊兩人的行為是「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儼然高揭抗日旗幟，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使中國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之犧牲品。」英美方面則力挺蔣介石，防止親日派統治南京政府。

胸懷中華泯恩仇，大義凜然救華夏

事變發生後，以偉大領袖為首的中央領導馬上收到了張學良與楊虎城發來的電報。

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央舉行會議討論西安事變的相關事宜，偉大領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變：「這次的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他的行動，他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是應該擁護的。」同時，他還著重強調，應該要把抗日的旗幟舉得更高一點，不把反蔣與抗日並列。言下之意，就是要在這種全民族危亡的特殊時刻以抗日為主要目標，要保全蔣介石，以免發生動蕩，影響團結。

12月17日，周偉人等18人乘坐飛機飛抵西安，並傳達了偉大領袖等人的意見，他指出：「準備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南京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這顯然是要保蔣介石的節奏。

次日，我們方面公開發表了宣言，呼籲和平地解決西安事變問題。

偉大領袖指出：「目前的問題主要是抗日的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

12月23日，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周偉人作為我方的全權代表，參加了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的代表宋美齡、宋子文的談判。經過十分艱難的談判，終於使蔣介石低下了高傲的頭顱，迫使他以口頭的形式停止「剿共」，聯合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楊虎城將軍就對偉大領袖決定保蔣介石的這個決定感到很驚訝，他認為我黨同蔣介石有著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抓住了蔣介石，莫說放了他，恐怕都想置他於死地吧。

我方根據地的很多人也都不理解偉大領袖的這一戰略決策的深意。鄧穎超同志曾經回憶說，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根據地時，幾乎全體軍民都欣喜若狂，「大家簡直欣喜若狂，都跑到房子外面，又跳又唱，高興的不得了啊！這個大仇人進攻了我們幾十年……把這個大仇人抓到了，還不殺了他報仇啊！」

蔣介石從1927年開始便不斷「剿共」，不得民心

她又說：「可是過了3天，中央決定派周偉人等同志到西安，說要和平解決，不殺蔣介石，這個彎子是非常難轉的……大家都問為什麼？」

直到後來，當我們把日軍打得節節敗退時，當我們反敗為勝時，當日軍在投降書上投降時，人們才明白不殺蔣介石的極端重要性，這時人們才不得不感慨偉大領袖的戰略深意。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充分地證明了偉大領袖作為一個戰略家所特有的「胸懷中華泯恩仇，大義凜然救華夏」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