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紀50年代，作為遙遠神秘的遠東文化中心上海就吸引了一大批西方的攝影師前來，為她留下彼時的獨特而充滿風情的城市景觀。9月19日，上海相機攝影博物館浦東新址，一場名為「攝影180年在中國——上海（1850-1949）歷史影像收藏展」正式拉開帷幕，50多張反映上海歷史景觀的攝影藝術作品中不乏中外攝影歷史名家名作，如李格朗（Louis Legrand）、湯姆遜(John Thomas)、桑德斯（Williams Saunders）、布萊克（John Black）、坎米奇(Henry Cammidge)、公泰、耀華、麗華照相館的原作。
《上海理髮店》威廉·桑德斯：「上海理髮店」是著名和流傳很廣的19世紀上海影像之一。這張英國《哈潑斯》周報（Happer’s Weekly)1876 年12 月16 日全版刊登的以著名滬上攝影家桑德斯「上海理髮店」的影像照片創作的攝影版畫，反映了1870 年代上海社會的狀況。
《上海外灘源英租界》 亨利·坎米奇。採用照片的《中國雜誌》上，當屬較早記錄下該地區的影像之一。《中國雜誌》1868 年由英國人查爾斯·蘭德勒·戴維斯（Charles Landler Davis）在上海創辦。坎米奇，英國職業攝影師，自1866 至1874 年在上海開設照相館，拍攝的不少照片刊載於《中國雜誌》和《遠東》（The Far East）中，是早期中國攝影史一位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遺失」攝影家。
清末上海商業街區/上海麗華照相館/1890年代。照片罕見地記錄下晚清上海街景的同時，也承載了清末中國照相館的業態和攝影技術技法。至19世紀末，中國人開設的照片館已成為了上海照相業的主體，遍布全市的主要商業區。9月20日下午2點，為了讓公眾進一步了解影像記錄和傳播地域歷史文化的重要作用，浦東圖書館一號報告廳舉辦了由復旦大學教授、著名攝影史論與評論家顧錚主持的「《歷史影像—上海》探索影像在地域文化構建的作用」學術論壇。論壇邀請影像和史學專家圍繞「影像、城市、歷史」三大主題發表各自的見解。
論壇現場的各位學者專家——左起：顧錚/承載/鍾建明/陳靜/林路本文圖片特約攝影 季成（除歷史照片外）專家、學者們帶著對城市記憶留存、身份認同的焦慮而來，也帶來了各自領域的思考和解決方案：【主持人顧錚：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攝影史論與評論家】
身份認同的焦慮需要每個人參與記錄其中
上海的發展之快、變化之大，讓顧錚對於當下的上海人/在上海的人建立對城市的認同感、建構起自我身份認同有著嚴重的焦慮，在他看來，如果城市的或者生長之地的地標被拆遷，那童年的記憶、對城市/區域/地段的印象將無可附著。「記憶，除了有實體中介之外，還能建立在什麼之上呢？」他舉例說到，上世紀60年代冷戰時期，美國的U2偵察機曾盤旋在中國多地上空（包括上海），進行了大量詳實的航拍，他曾請自己在美國國家檔案局的朋友在其中尋找到他幼時居住的區域——影像精度之高甚至能夠直接列印出來，由此，童年記憶似乎可以觸摸，而讓人覺得倍加可信、可靠。
也因此，從未來（補救）的角度來看，「好在，好在還有照片可以作為記憶的憑據，身份認同的憑據。」通過影像來辨認已然消失的過去，對於當下來講就是趕緊記錄下來，現實中的「再難看」卻可以是照片中的「好看」，攝影某種力量來自對比，尤其當他們能夠置身在歷史環境中再次被觀看時。
以舊巴黎影像百科的編纂者——歐仁·阿傑（Eugene Ateget）為例，雖然他本人一直以攝影謀生，但當19世紀末巴黎城市格局改造發生，他以簡陋的直視相機、單純樸素的手法，將巴黎街頭的房屋建築包括細節、市井商店、販夫走卒以至於一草一木一一記錄下來，在30多年裡累積一萬多張底片，而成為不朽的人文和藝術作品，最終被法國國立圖書館典藏，也得到了法國人的敬仰。
對於城市身份的認同，在顧錚看來，「即使剛剛被喚醒一種記錄的自覺也是有價值的」，不必宏大敘事，每個人的視角帶著社會、歷史的背景和他們的認知，也許「主人翁」的提法有些老掉牙，但確是實實在在地在建構對城市的認同、對自我存在其中的認同。在這個過程中，那些接地氣、有溫度的畫面不會讓歷史空洞而抽象，可知可感對於上海文化有著重要的價值。
而浦東正好有著這樣的空間和能量，如果說19世紀50年代的城市景觀多由外國人記錄下來，那當下的浦東歷史可以牢牢把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論壇現場聽眾。【承載：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原社長、總編、新版《上海通史》副主編】地域文化是研究上海史的切口
在被主持人點到的5個頭銜中，承載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自己作為上海社科院社會史研究室普通研究員的身份，他曾經歷過三部「上海史」，後由於體量增加，改稱為「上海通史」的編纂工作。研究越深入，承載越能感覺到對梳理上海歷史的難度之大，他說，「你了解南京東路，未必能了解淮海路，了解淮海路，未必了解四川北路，雖然這三條都曾是上海的商業大馬路；同時，你又未必能了解南市，未必了解飛虹路、虹鎮老街，甚至是肇嘉浜路以南的生活」，鱗次櫛比的高樓與擁擠狹窄的弄堂交織著，五方雜處、八方來客的形態，才是上海複雜、多元、真實的樣貌。所以對於上海史的研究，惟有通過地域文化來打通。
承載先生在進行《老上海百業指南》選編前，參考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上海市行號路圖錄》——1937年開始，一家名喚上海福利股份有限公司的機構看到了商機，便另起爐灶先後編輯並出版了這套《圖錄》。上海老城區以內所有的機構、住宅、道路，小到公廁，細到門牌號在《圖錄》上都有一目了然的標註，其精細程度毫不遜於谷歌地圖。 由於極大的歷史參考價值，《圖錄》也成了學者了解老上海的重要文獻資料。因此，經過多年努力，《老上海百業指南》的地圖冊面世。這套《指南》匯集了前後數版《圖錄》的精華部分，還對一些重點路段、著名建築的圖片從200餘張老照片逐漸增加到600餘張。《指南》再詳細，畢竟只是地圖，地圖後面的故事，合起來就是一部老上海生活史。
無論是報刊記者的專題拍攝，私人隨機但卻缺少時間、地點的抓拍，或是機構講究、板正的構圖，對於城市實地景象的留存都有著不同的價值——歷史圖像永遠是面向未來，我們在其中看到城市功能、密度和演變隨著時間不斷更改、疊加，作為上海史研究的縱橫深度也愈加明晰。
如果說浦西代表著上海的過去和當下，那麼作為上海未來的浦東，影像及早記錄、歸整正逢其時。
【林路，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教授、攝影史學與評論家】
歷史影像亦是觀看方式
林路的話題接著顧錚提到的歐仁·阿傑（Eugene Ateget）講起，對於阿傑的追隨者來看，可以明確地分為幾類：1，純粹關注挽救城市歷史的人；2，關注大量建築細節、工藝留存的人；3，沉醉巴黎「超現實」畫面「城市幻影」的人，三類人都有著自己不同的讀解。所以一方面圖像體現攝影者觀看角度、文化心態，同時也有觀看者在時代下如何認識社會和生存的態度。
上世紀40年代，臺灣攝影師張才在上海暫居，他用膠片記錄了當時的上海景觀和市民生活。跑馬廳、百貨公司、大世界萬國建築群、猶太人聚集區、紅燈區，他無所顧忌、不帶目的記錄下當時上海社會的貧富差距，有人看到了其中他對弱者的同情，在林路看來，張才的鏡頭裡也有他對上海現代化進程的羨慕和嚮往。這個說法也得到了張才親屬的認同。
2004年到2005年，林路曾對上海老攝影師拍攝的老工業主題進行過梳理和採訪，在五十、六十年代的「高大上、偉光正」的氛圍裡，人物只是按要求被塑造，沒有可信的日常場景，直到七十、八十年代，人出現在生活中，這其中的裂隙就是時代變更難以抹去的痕跡。由此可見，照片沒有絕對的真實，拍攝者與觀看者不同的方式、角度、需求，讓研究者們也得以在此之間找到時空的聯結，覓得地域文化的影蹤。
《上海街景》 H. C. 懷特 四張約1900年代前後的由美國完美立體照片公司懷特（H.C.White）拍攝的上海原版照片。該公司在1899 年開始代理、組織拍攝立體照片，於1907 年又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立體照片生產線。由此可見20世紀初的上海以其「東方巴黎」而得到了國際上的關注。懷特在華的活動是中國早期攝影史「遺失」的一頁。
《豫園九曲橋和茶樓》 威廉·桑德斯 豫園九曲橋、荷花池和茶樓，由潘允端始建於1559年，後多次重修建。這張拍攝於1872的原版照片，為這最具上海味道的地標建築留下了晚清倩影。【曾璜，攝影史學者】在世界攝影史上，不是中國攝影不行，是中國攝影史研究不行
曾璜通過視頻的方式參與了本次論壇，他著重從攝影史的研究角度對論壇主題進行了解讀。他以一張被認定為「沈葆楨」的照片為例，這張照片的拍攝者為中國攝影史上著名的攝影家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
而在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2008年9月舉辦的大型展覽「1860-1930英國藏中國歷史照片」中，註明該照片為「HU-jun-chin，Tsang-chiang, a Chinese Colonel of Artillery, c. 1870」， 中譯為「胡志軍(音)，曾強，一個中國炮兵管帶，約1870」，並指出該影像來自英國大英博物館收藏的編號為「P.P.3803.bha」的原版老照片。這引發了文史界的軒然大波，引出了關於這張老照片的筆墨官司。華辰影像的《遠東》雜誌(FAR EAST Magazine)又表明，該照片1876年發表時，下方有中英文並列的圖片說明「徐潤之參將」。
沈葆楨？胡志軍？曾強？徐潤之？ 照片中的人物究竟何許人也？有沒有可能是當時刊載的《遠東》雜誌或攝影師弄錯了？照片的作用從來都是複雜的，尤其是再次置身於複雜的歷史語境之中。
攝影史關注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誰在拍，這也是關乎視覺文化發展歷史和中外傳播史的重要部分。綜合19世紀末的攝影來看，上海當時吸引了不少攝影師前來記錄，並已有了《遠東》雜誌這樣刊登了大量中國實地拍攝的照片，成為研究早期亞洲攝影史最為重要的刊物之一，這些實證都指向上海早已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攝影史的中心。
在當時複雜的社會環境下，諸如甲午海戰等一系列具體的時間點都成為影響中國攝影史的重要節點——這一點，曾璜認為可以作為斷代攝影史再進行專題研究，包括日本在華攝影、歐洲列國在華攝影、中西部攝影史研究、教會在華攝影、攝影師及著作個案研究都能夠成為攝影史的重要課題，也能再現地域文化在當時的存在情況。
一經整理，似乎浩如煙海，又有跡可循，攝影史研究道路漫漫，而在世界攝影史上，曾璜說，「不是中國攝影不行，而是中國攝影史研究不行」，基於此，以上海在攝影史上的歷史地位，上海相機攝影博物館的設立應該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鍾建明：南京藝術學院傳媒學院攝影系原系主任 高校研究攝影古典工藝學術帶頭人】
沒有傳播，攝影就不可能成為一種公共記憶的載體
一百多年裡攝影技術發展從來沒有間斷過，攝影人群從專業到業餘，從社會、藝術到新聞攝影群體數量也在不斷擴大，攝影群體分類明確，業餘和職業攝影團體有比較嚴格區分，他們能夠熟練控制攝影技術，整個攝影人群數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從傳播角度看，儘管圖像在傳播領域佔有份額不大，但世紀末攝影圖像己基本取代手繪圖像在大眾傳播中的地位。
分析此時的攝影圖像構建者，有如下特徵：
業餘攝影群體人數者眾，他們掌握一般拍攝技術，圖片拍攝內容是以家庭生活為主，儘管無多少文化藝術成分，卻存在重要的社會學意義，巨大的圖像量及材料消費量是驚人的，只是膠捲消費量就能夠影響經濟發展指數，但民間攝影圖像傳播範極小，通常只限於家庭之間。沒有傳播，攝影就不可能成為一種公共記憶的載體，記錄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公眾儘管擁有攝影圖片拍攝權，但受政治、經濟、技術制約，卻沒有圖像傳播話語權。少數專業人士具有的攝影信息獲得權和發布特權，造成了傳播者與受眾人數、權力的比例極度不平等。由此看來一百多年由專家把持的視覺文化話語權沒有因為攝影的大發展而得到改變。但大眾個體對圖像的巨大消費量為後來出現的網絡全球化和圖像民主化進程作好了準備， 一旦時機成熟，大眾就會成為攝影圖像的重要傳播者，攝影圖像信息也將成為文字信息的有力競爭對手。
三位論壇嘉賓：鍾建明、陳靜、林路【陳靜：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副教授、文化與媒介研究學者】當代的未來遺產——「影像歷史」檔案庫
英語中的「ephemera」和中文的「蜉蝣」都指向一個廣泛的範疇，即短暫的不顯眼的或稍縱即逝的物理形態結晶。通過發現「蜉蝣」類印刷物比如明信片，小廣告等，可以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但這些材料不會被載入歷史記憶中。因為其特性在於是短暫的（情感，記憶，時空），物質性殘存，日常生活記錄，無系統性、非線形，和紀實性、檔案性。
因此陳靜教授的公益性研究機構與各大學合作，著手開發基於「時空框架」的研究型影像資料庫——根據數位化人工智慧和專業攝影師進行中國攝影歷史的歸納研究與呈現。通過她的網站可以看到以mapbox為底而進行二次開發的地圖上，有不同地點上的攝影師所拍攝的歷史照片，並可以看到源文件和文字記錄。進一步，攝影師還能通過他們開發的Lightroom軟體上的插件直接與檔案庫的信息對接。未來，也可能將接納普通讀者對圖片的信息內容進行標註，以不斷完善和對個人/區域等不可考的信息加以考證。
目前因為一張圖片的轉錄都需要非常大的工程，而且對於文字的真實性還需要不斷考證，雖然還沒有完全向公眾開放，但是這種「數字」遺產的虛擬化，檔案化和縱深化是必不可少的。
陳靜教授在對「影像歷史」檔案庫項目進行講解。正如承載所說，「歷史影像在地域文化構建的作用」是一個「永恆的老話題」，然而在任何時期都有著值得去研究、開拓的角度和方向。19世紀50年代的歷史影像不僅再現著攝影術最早記錄下來的上海城市景觀，也承載著1880年代遠東文化中心上海的攝影藝術的生態，對上海影像史和地方志、中外文化交流的學術研究提供第一手史料，也對構建世界攝影史的亞洲脈絡、構建中國藝術史、媒體發展史、視覺文化傳播史等多個學科的攝影脈絡和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珍貴原版史料。而當下的記錄、檔案的存留方式亦是留給未來的一顆「時間膠囊」，其中每個人的書寫和記錄，都是為自己和後人重訪當下，再建一條城市與自我認知、認同的觀看之路。(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