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偵劇《獵狐》上個月收官，這部劇以2014年公安部追捕經濟犯罪嫌疑人的「獵狐行動」為故事原型。
雖是犯罪題材，卻沒有拘泥於觸目驚心的情節和故弄玄虛的推理，而是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為敘事中心，如同「顯微鏡」般，放大了時代變革下不同角色的人生選擇。
相比其他罪案題材的電視劇，《獵狐》最大的不同在於，雖然仍以男性角色為主敘事線索，但卻選擇以女性角色作為推動故事發展的主要動力。
以故事中的兩個重要情節為例：
胡軍飾演的「老警察」楊建群黑化，背後是他妹妹一錯再錯的決定，為了掙錢將哥哥拖下水；
銀行行長孫銘的墮落，則離不開他目光短淺的妻子推波助瀾。
女性的經驗世界和內心感受被放大在鏡頭之下，不僅推動情節，也展現了女性主體意識與個體命運之間聯繫：
一個無知無悔的「浪子」之妻，註定成為莎翁筆下的「弱者」；
一個勇敢卻迷失的「叛逆」少女，自然無法完成自我主體的建構；
一個具有自我認知的獨立女性，才能實現自我價值。
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和發展是一個過程，《獵狐》中的三人恰恰處於女性尋找自我的三個不同階段——趙海清妻子的渾然不覺、於小卉的搖擺不定和吳稼琪的堅定不移。
01
寄居而生的「浪子」之妻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詩人巴特摩爾曾將女性稱之為「家中天使」：
男人是需要被取悅的，而取悅男人是女人的職責。
趙海清的妻子正是這樣一個「家中天使」，一個缺少主體意識和獨立能力的女人，只能寄生於男權之下。
她也許會個好妻子、好母親，但永遠不會真正為「我」而活，因為她既沒有成為「我」的意識，也沒有做回「我」的能力。
「浪子」趙海清案發前任原北江支行副行長，妻子卻一直在農村生活。丈夫在外風光，她在農村種田；丈夫在賭場揮霍，她毫無怨言照顧公婆。
夏遠說：「誰能想到趙海清家裡還有一個死心塌地的女人。」
而她的死心塌地實則源於從未意識到自己是獨立的「人」。
在農村地區，常年男尊女卑文化傳統的浸淫之下，女性早已習慣了話語權的缺乏，對於社會的身份安排，欣然接受，從不懷疑。
即使知道自己的丈夫犯罪早已逃到國外後，作為妻子，她也只能哭泣。
苦難和困惑來臨時，一個習慣被支配的女性能做的，只有忍耐，無盡地忍耐。
離婚、選擇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對於她來說，是一種苛求，因為她早已習慣了依賴。
心理上的依賴性源自腦海中的「枷鎖」——自我認知的缺失。
由於天生柔弱被動的特質，她早已在男性話語權下的集體性馴服中失掉自我意識，「三從四德」不僅意味著順從和賢良，更意味著貞潔和從一而終。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將這類女性的人生邊際描述為「家庭、丈夫、孩子」，對應著其妻子、母親的社會身份。
而打破心理上的枷鎖，對於她來說，意味著將不再是「賢惠」的妻子和孝順的兒媳。
失去這一社會角色後，她不知自己的另一重身份何在，這正是問題的根源。
生理上的依賴性則現實中的「枷鎖」——經濟的不獨立。
電視劇中有一個細節，從警察局出來時，吳稼琪看出她的窘迫，拿出幾百元錢給她，她推脫幾次後便收下了，感激地連連鞠躬道謝。
陳獨秀曾一陣見血地指出，女性對父權夫權的依賴完全是個「經濟問題」，無法依靠自己的能力與智慧滿足生存和生活需求，自然也無法通過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的幸福。
沒有經濟基礎的女性，如同柔弱的凌霄花，唯有攀援在橡樹的枝幹上才能生存。
在趙海清妻子的身上，映射出一個始終困擾著傳統女性的問題：
「生而為女，有可能擺脫對男權的依賴性嗎？」
02
「叛逆」少女：一次失敗的自我尋找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寫：
「女人的不幸則在於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每一種事物都在誘惑它走容易走的路，不是要求她奮發向上，走自己的路……當她發現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已經為時太晚，她的力量已被耗盡。」
於小卉身上體現有著「女人天性」和「主體意識」的對抗性，既有反叛精神，又有順從意識，在依附與獨立之間拉扯。
而她主體構建的最終失敗，則源於在愛情的誘惑之下，迷失自我，甚至滑向犯罪的深淵。
自我尋找，從改變穩定但壓抑的生活開始。
畢業後遵循父母和男友的意願，於小卉選擇國企就業，這並非她嚮往的職業。
想要實現理想，必須有勇氣衝破現有困境。
於小卉猶豫很久，最終追求自我的念頭佔據上風，她毅然辭去體制內的工作，去了嚮往的證券公司。
平淡一生也許會安穩幸福，但對於一個志不在此的人來說，這樣的一生是無意義的。
面對社會對女性命運的安排，敢於打破傳統，內心深處是尋求自我的主體意識的覺醒。
這一刻，於小卉頗像黑人女作家託尼莫裡森所說：
「我不想造就任何人，我只想造就我自己。
面對愛情的虛幻，最終卻迷失自我。
初到證券公司的於小卉偶然犯錯，郝小強幫她解圍，從此這個業務能力強、口才好的薦股師成了她的偶像。
當郝小強重複講述自己的宏大理想，反覆否定於小卉的夢想，初形成的主體意識在自我懷疑中搖搖欲墜。面對激情澎湃的郝小強，於小卉的表情從半信半疑到深信不疑。
最終，她變成一面鏡子，一面反射郝小強的鏡子。
在從「依附者」到「獨立者」的轉化中，於小卉只走了一半，她逃離了壓抑之下的保護，但沒能在紛繁社會對自己的誘惑中堅守自我。
英國著名女作家維吉尼亞· 伍爾夫曾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提到自我相信的重要性：
「人生都是艱難困苦的，人生是永久的掙扎奮鬥，需要絕大的勇氣和力量。我們既是多幻覺的動物，所以最需要的是對自己的有自信。沒有自信，我們就等於搖籃裡的嬰孩。」
女性在艱難的人生路上，想要實現自我價值，不僅要克服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歧視，更需要克服自己內心產生的動搖。
走完於小卉半途而廢的女性主體構建之路，不僅要有逃離困局的勇氣，也要有相信自己的勇氣。
在於小卉墮落的身上，我們看到無數現代女性在追求自我過程中產生的困惑：
「女性自我意識建構之路能否堅持到底？難道《玩偶之家》中為了反抗丈夫和家庭束縛而離開的娜拉，真如魯迅所說，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03
「女性主體意識」真正意義：成為「我」，才能成就「我」
正如遲子建在其女性文學作品中解釋何為真正的「女性主體意識」：
「不僅是現實生活中政治與經濟地位，更是指向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所必須擁有的主體意識。」
吳稼琪身上正展現了女性主體意識的兩個層次：
第一，認同自我，即使面對阻礙，也堅定獨立意識；
第二，認同性別差異，了解自己作為女性獨有的特質，以此為優勢參與社會生活，贏得社會地位。
選擇面前，獨立精神引導她掌控自己的命運。
大學畢業時，父親為吳稼琪找了一些金融公司，希望她去做一名薪水高、風險小的投資顧問。
她卻一邊流淚一邊咬緊牙關說想成為一名警察：「如果不查清真相，還給媽媽一個清白，我不會罷休的。」
尋求真相的渴望在她心底深埋許多年，造就了她果敢和想要有所作為的性格特點和堅定地獨立精神。
這種強烈的主體意識和清醒的自我意識，使她在人生選擇的重要關頭，始終明白將人生選擇權握在自己手上的重要性。
男性佔優勢的環境，認清差異，利用特質，展現自我。
在勸返孫銘時，男同事都一籌莫展，只有吳稼琪留下了孫銘妻子王婉怡的微信，通過聊天了解她在國外的心理狀態，還為她寄去國內的特產。
當面對夏遠的質疑時，她解釋說：「我們跟人交往，也要真心換真心，不能為了去探聽情報，才接近人家。」
正是通過這種細緻耐心的「攻心戰術」，吳稼琪成功利用王婉怡勸返孫銘。
男女天生有異。
波伏娃也曾說：
「女人不應該成為男人的複製品，男人同樣不應該成為女人的複製品，同等並非同一。」
吳稼琪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細膩和對同性強烈的共情心，展現了女性在社會佔據一席之地的新姿態。
其實，趙海清妻子和於小卉們的困惑，都可以在吳稼琪身上找到最終答案：
女性必須有做自己的勇氣和做自己的智慧，才能在人生之路上，自己掌舵，越走越開闊。
04
正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定義女性：
「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
《獵狐》中對女性角色的塑造，雖然注重刻畫了時代潮流中女性的心理歷程和個人命運，但角色作用仍以消極為主。
除了女主角吳稼琪外，其他女性角色或多或少均展現了或虛榮或自私或薄情或目光短淺的人性弱點。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認同自我價值並為之而努力的女人已不在少數。
「妻子」和「母親」的傳統角色之外，在政治和經濟和社會領域，女性都承擔了更多的角色功能。
美國女作家路易莎·梅·奧爾科特曾說：「女性不止有心靈，也有思想和靈魂；不止有美貌，也有抱負與才華。」
女人的名字，早已不再是「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