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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出租屋，一把破吉他，44歲的河南搬運工王旭、29歲的東北"北漂"劉剛，兩個光著膀子的男人用蒼涼的嗓音唱出的《春天裡》一時間感動了無數人，也讓一個群體的內心世界和生存狀態以別樣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
在繁華光鮮的背後，在城市的某些角落，生活著無數這樣懷揣夢想進城闖天下的人們。因為來自農村，又因為從事的是非農產業，他們被貼上了"農民工"的標籤。他們離開家人，從故土摸索著來到遙遠而陌生的城市，在塵土飛揚的建築工地、剛剛破曉的菜市場、又髒又亂的廢品回收站……他們無聲的勞作著，忍受著身心的寂寞，只期望這裡有稍好一點的"收成"。
他們中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工會組織，缺乏專業的技能培訓，很多人不知道要和工地籤訂勞動合同，不參加社會保險，也從不參與任何選舉活動，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在他們身上顯現得更加突出。農民工在城市被"邊緣化"的現象引起社會關注。"城市並沒有真正接納這些外來者。他們遠離家鄉和親人，從事高強度勞動，遭受歧視，缺乏適齡性伴侶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島上一樣。"
如何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尤其防止拖欠工資的問題發生？8月13日，《陝西省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規定(試行)》在省政府常務會議上的原則通過，工資被拖欠、剋扣這一長期困擾廣大農民工的難題將有望依法獲得解決。
灞橋唐新平的都市夢
8月16日一大早，唐新平開著自家的麵包車來到村口時，十幾個民工已經等候在那裡了。「上車，上車，今天還是去狄寨塬工地吧？」唐新平一邊招呼大家坐車，一邊詢問著。
「我們都是一個村的，每天都坐麵包車去西安找活，晚上再坐車回家，往返只需十幾元錢。每次坐車的人數不定，最少時也有十幾個，最多時車裡擠了17個人。」唐新平說，「我們都知道這樣不安全，但是為了省錢只有這樣。」
上午8點，唐新平準時把民工送到了工地上後，便把麵包車停在一旁，也幹起了活。「以前只是送人，每天能掙100多塊錢，後來給工頭說說，乾脆也一起幹，反正都來了，還能多掙幾十塊錢。」在建築工地上，唐新平沒啥技術，只能做些搬運沙石水泥的活路。
「工地上不管飯，我們中午就在跟前街道上的小飯館吃上一大碗面。」由於幹體力活消耗大，唐新平飯量也比過去大了，吃完油潑麵，又買了一個肉夾饃。
街道上幾家看上去並不乾淨的小飯館，三五成群的民工聚一塊猜拳喝酒，桌上有幾瓶啤酒和幾盤諸如花生米之類花錢不多的小菜。飯館旁唯一的娛樂設施是一張破舊不堪的撞球桌，五毛錢一局。有興致的時候，唐新平也來這裡玩上幾局。
下午2點開工，依然是搬運沙石水泥，多少有些無聊。
「在這一片有好幾個工地，在這裡找活的農民工基本上沒有什麼技術，都是靠出賣苦力吃飯的，打短工的較多，都喜歡幹一天清一天的帳。」唐新平說，這樣雖然自由一點，但沒有什麼保障，同村一個同伴去年在西安西郊一處工地輪大錘砸牆，不小心讓石塊把腿砸骨折了，光住院就花費了幾千塊，承包活的老闆早就溜之大吉了，根本沒法找到；還有就是幹活完後要不到工錢的事情經常發生。
「早上來的時候還是晴天，可到工地上還沒開工就下起了雨，哎，這鬼天氣。」8月18日，唐新平和往常一樣，拉著村子裡的民工來到工地，可大雨把他們都趕進了搭建在工地旁的民工宿舍裡。10來個民工聚在一起玩起撲克。「沒事幹，出去玩又沒錢，只好打打牌了。」民工宿舍裡唯一的一臺袖珍的黑白電視機，收看的節目在屏幕上糊成一片，播放的啥內容，沒有人去關心。
長安老李的「打工生涯」
「我已經連著3天沒找到活幹了」。42歲的老李是長安區引鎮人，今年7月初從家裡帶了120塊錢就來到西安市張家堡找活了。8月12日早上8點，老李正扛著大鐵錘身背帆布包站在張家堡人力資源市場大門外找活的農民工人群裡，個頭不高的他踮著腳伸著脖子，眼睛在四下來回瞅著，看到有找幹活的，就連忙圍上去打聽，生怕錯過機會。
老李去年在成都一家建築工地幹小工，因工地裁員，他就回到家裡。家裡有一個讀高二的女兒和讀初三的兒子，媳婦在家裡糊花圈，每個花圈送到店裡能掙8毛錢手工費，一天能糊20個左右。「連著幾天都沒找到活，現在連吃飯都成問題」，已到了中午，還沒有找到活，老李無奈的蹲在路邊不停地搓著雙手。他眼下最希望找一個能夠長期幹活的地方，最好能包吃住。「老婆都打電話催問幾次了，說兩個孩子這周的生活費還要等著給」。
農民工每天在張家堡路口眼巴巴的等著活幹，而精明的商家卻瞄上了這幾千個民工群所帶來的商機。記者看到，在張家堡周邊的郭家廟、鄭王村、池西村、池東村、施家莊等幾個村子的房屋都被旅社、商店、餐館、話吧、理髮店等佔據。連同樓房之間不足5米寬的巷道兩邊也擺滿了小吃、服裝、日用品。甚至還吸引了很多濃妝豔抹的女人，在夜晚時候站在馬路兩旁的黑暗角落裡拉生意。
老李當天沒有找到活幹，他在路邊的小攤上要了碗1塊錢的熱湯麵，就著5毛錢的餅子蹲在路邊將就填飽了肚子。他說去年活忙的時候，每晚都要吃半斤豬頭肉喝一瓶啤酒。「今年活難找了，10來天都沒有吃到豬頭肉了」
。隨後，他領記者來到租住的2元旅社。這家民房共有3層，每層大約有10間小房。狹窄的樓道連電燈也沒有，整個樓房在大白天都是黑漆漆的。剛上樓，一股刺鼻的惡臭讓人喘不過氣，只想嘔吐。老李解釋說原本3樓沒有修廁所，農民工們就趁房東不注意隨地大小便，後來房東專門騰出一間房子接上下水道改成了廁所，但卻沒有人衝掃。老李和來自寶雞隴縣的兩個農民工共同住在3樓一間不足8平方米的小房間裡，3個用鋼架支起的小木板床並排擺滿整個房間，連坐人的地方都沒有。床上堆著皺巴巴的棉被，還有幾個飲料瓶改做的水杯。看到記者詫異的目光，老李解釋說，白天都在外邊出力氣幹活，到了晚上實在太困了倒頭就睡，也就沒那麼多講究了。記者在他的床頭還發現了一個小記事本。徵得他同意後，記者隨意翻了一下，在第一頁他用原子筆寫著「7月2日，來到張家堡，買牙刷、毛巾、筆紙共9元，今天閒轉一天，明天要早起找活……」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如果說中國現在的成績是一個神話，那麼我想這個神話的背後是千千萬萬埋頭苦幹，默默無聞的農民工們。
第一代農民工的根還結結實實地扎在農村，他們沒有更多的奢求，他們很清楚自己不屬於城市，最大的夢想往往就是賺些錢回家蓋房子，讓家人過更好的日子。新生代農民工卻不同。他們的根已經不在農村，農村那些插秧、除草、拉糞的活兒他們很多都沒有做過，也壓根就不想去做。相對於他們的父輩，對於「農民工」這個稱呼，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更多的反感。
商洛田玲最傷心的是沒見父親最後一面
在西安近幾年的發展歷程中，農民工的身影隨處可見，然而，在與城市的融合過程中，農民工恰恰又是一個容易遭受貧困和社會排擠的「脆弱」群體。
雖然事情過去了20多天，「高溫、中暑、熱射病」這些字眼卻依然猶如一把利刃，撕割著田玲的心！7月29日，烈日烘烤，西安籠罩在39.9℃的高溫中。中午
12點多，在西安打工的田玲接到一個陌生人用父親田保善手機打來的電話，說父親在路邊昏倒了，正由工友送往醫院，讓她趕緊過去。田玲一路緊張、害怕，一邊往醫院趕，一邊和父親的工友聯繫。
來自山陽縣的田玲是家裡的老大，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弟弟在老家上學，她和父親、一個妹妹在西安分頭打工。今年49歲、曾經當過兵的父親要不時回去照顧家，所以就在西安長期打短工，基本是通過老鄉介紹，哪裡需要哪裡去。這次來這個工地，也才剛剛乾滿兩天。
當天上午7時30分，在位於西安市草灘街辦東風路上的未央區農村信用聯社住宅樓建築工地，田保善就和工友開始捆鋼筋，幹活的地方周圍除蓋好的高層，沒有任何遮擋物。「要不停地幹活，不能光膀子，熱得實在受不了時，就喝一點水，但不能休息。」
中午可以休息兩個小時，和往常一樣，田保善和大家一起去附近吃麵。平日能吃一大碗的他，只吃了一小口、喝了口湯，就說沒胃口吃不下，並提前離開。走到不遠處的十字路口，田保善突然昏倒在地，身體抽搐、咬舌、口中不停吐出東西，被在附近幹活的農民工、路人發現，其中有人掏出田保善身上的手機，給他老家、女兒田玲、工友打電話，並撥打120將田保善送往醫院。長安醫院確診田保善患了熱射病、熱衰竭、呼吸衰竭、電解質紊亂、急性胃黏膜病變，並展開緊急搶救；約7小時後，田保善不治身亡。
「我趕到醫院時，父親已經在裡面搶救，我忙著辦各種手續，直到最後，始終沒有和父親見上面。」噩耗傳出來，田玲頓覺天塌地陷。
四川王德全痛比無奈的「鮮花討薪」
2012年1月12日，某公司一名總經理從北京抵達西安鹹陽國際機場時，受到了30名農民工的特別接待。這些農民工為了接機，從早上到午後，手捧鮮花、拉著橫幅守了近5個小時。這麼做，只是為了希望能早日要回被拖欠的工錢。
「總共欠幾百萬呢，活兒2010年3月就幹完了，可現在都沒給清欠款，被拖欠工錢的共有200多人。」參與接機的農民工小高說，這次來機場的有30人，都是當時在楊凌給一個果蔬交易市場幹活的，有的是小包工頭。
比起「送鮮花討工資」的溫柔場面，王德全可是經歷了一場噩夢。1月16日，四川籍民工王德全幫工友討要工錢時，與鹹陽古建集團有限公司「華府御園」項目部一主管發生衝突，險被對方用裁紙刀砍斷兩根手指。
王德全是四川南充市人，平時在鹹陽做鋼筋工、木工，偶爾也召集些老鄉，攬些小活。不久前介紹工友張光輝等3人，到鹹陽古建集團有限公司「華府御園」項目工地做混凝土工。眼看到年底了，張光輝等人工作沒幾日，工地要放假，幾人也未拿到一分工錢。因是自己介紹的工友，16日晚，他便與張光輝等幾人到工地討薪，因協商不成起衝突，工地項目部一名主管拿起一把裁紙刀向他砍來，他舉起左手阻擋時被砍傷，食指和中指當時就沒了感覺。
事發後，持刀傷人者開車逃離現場，一直未露面，工地也無人出面解決此事。
商洛陳同芳對孩子「心裡有說不出的虧負」
在西安北郊井上村，16歲的易蒙蒙和兩個弟弟暑假從商洛來到這裡與打工的母親陳同芳團聚，暑假結束時，他們又將如候鳥一般回到老家繼續留守。
「孩子每年和我只能見兩次。一次是過年我回老家，再有就是暑假她來西安。我沒啥文化，平時和孩子的溝通也有限。出來打工掙錢是為了讓孩子們過得好一些，可這些年下來，心裡卻多了一種說不出的無奈和虧負！」十多年前，陳同芳的丈夫就來到西安打工，後來，他們有了這三個孩子。可從八年前開始，孩子們每年上萬元的學費壓的陳同芳也只好隨丈夫出來打工，在西安北郊徐家灣的一個工地上給工人們做飯。從七八年前開始，蒙蒙三姐弟每年暑假都會來西安，陳同芳和丈夫一商量，乾脆就在西安租下了房子。可由於租住的東前進村拆遷，今年，他們只好帶著幾件家當把家挪到了井上村。老大蒙蒙和10歲的老三晚上跟媽媽住工地宿舍，14歲的老二易聰皓就住在這間租來的不足20平米的房子裡。
雖然到了西安，但由於爸爸臨時外出，媽媽工作忙，從商洛來西安與父母團聚的易家三姐弟的城市生活依然是二次留守。對於這些留守兒童來說，他們並不在乎所在城市的繁華，只是希望爸媽能多點時間和他們說說話。
據統計，西安有上百萬農民工，像易家姐弟這樣每年到西安與父母團聚的留守兒童數以萬計。陌生的環境，窘迫的經濟，多數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城市暑期生活面臨著「幫父母幹活」，和「就在家看電視」的二次留守。易蒙蒙的媽媽陳同芳說，原本把孩子接到身邊，是為了能彌補孩子。可繁忙的工作，讓孩子們在這個城市卻覺得更加孤獨！
周至王凱期盼啥時候能成「城裡人」
在西安近幾年的發展歷程中，農民工的身影隨處可見，然而，在與城市的融合過程中，農民工恰恰又是一個容易遭受貧困和社會排擠的「脆弱」群體。
8月13日，王凱請了一天假，搭乘班車趕回周至老家。「呵呵，家裡人給介紹了一個女孩，要我回去見見面，說是『城裡再好也沒有咱的家，農村才是根』，等親事一定，就給我蓋上三間平房，以後好好過日子。」27歲的王凱來西安打工已經有5年多了，他和父母的想法不一樣，雖然曾遭受過「城裡人」的白眼，「城裡是在青石板上過日子，弄啥都得花錢」，可王凱覺得，憑著自己的打拼，以後也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城裡人」。
王凱在西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工廠擔任保安，雖然風吹日曬，但是對於初到城市的他來說卻無比新鮮。但是沒過多久，這份新鮮感就因為別人輕輕的一句話而煙消雲散。一天，一位婦女帶著兒子經過他的崗位，孩子因為小事哭鬧不已。這位母親指著王凱嚇唬孩子說，再不聽話長大就像他們農村人一樣只能當保安。王凱說，聽了這話他心裡當時真是五味雜陳，從那時候起他就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真正成為一個城裡人。
來自安康的農民工劉龍龍夫妻倆都40歲，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10年前來西安後就在東郊紡織城一家服裝加工廠打工，妻子是縫紉工，丈夫跟著送貨車跑批發市場。依靠每天14個小時的超強工作，如今終於在田家灣買下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而且也經營起了一家小服裝店。這些年，他們學會了城市的經營規則和生存法則，定期向市場管理者施以小惠。但是，他學不會如何在城市更好地生活，除了看看電視中的「百家碎戲」外沒有任何娛樂。令夫妻倆苦悶的是，家鄉人早以為他們是「城裡人」了，可他們卻沒有一位城市朋友。
「我們在工地拼命幹活，但平時在街上、公共汽車上，城裡人總要翻白眼，嫌我們髒。」48歲的農民工張社生這輩子都忘不了，去年夏天，自己和幾名工友坐車去大雁塔，沒想到車上人嫌髒，把他們堵在車門外不讓上車。「我們憑勞動掙錢，也為這個城市創造財富，為什麼不能被平等對待呢？」和張社生一樣，許多民工都有著這樣的困惑，他們身上瀰漫著一種習慣於市民的疏遠、城市管理者的冷淡甚至粗暴的麻木情緒。
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外出打工是生存的需要，但在一個城市裡待得久了，難免多出一些別樣的情愫，城市的五光十色吸引著他們年輕的眼睛。一項在西安進行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表明，許多年輕農民工的心願就是——努力留在城市。
但是現實卻像一堵牆擋在他們面前——他們並不屬於城市。城市是他們生命中一個華麗的夢，似幻似真，近在身旁，卻又似乎遠在天邊。戶籍、就業、福利和保障，還有別人看待他們的眼光，這給他們貼上了一個無形的標籤：農民工——當了工人的農民，但依然是個農民。
如何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尤其防止拖欠工資的問題發生，讓他們生活得更有尊嚴。8月13日，《陝西省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規定(試行)》在省政府常務會議上的原則通過，工資被拖欠、剋扣這一長期困擾廣大農民工的難題將有望依法獲得解決。
湖北王安安農民工心裡的「西安夢」
湖北小夥王安安是個木工，去年和新婚不久的媳婦來西安打工。「剛來的時候借住在親戚家，可時間長了也不是個事，加上現在還有了一個小寶寶。」儘管收入不高，王安安還是咬咬牙，花320塊錢在半坡租了間民房，從親戚家搬了出來。
王安安有兩輛電動摩託車，每天早晚上工之前的一段時間，就開著電動摩託車載人賺錢，兩輛車交換著用，一輛在外面跑的時候，另一輛剛好在住處充電，這樣能省下不少時間，也能多載幾個人，這樣忙到夜裡10點多，一天能收入不少錢。王安安現在一心一意地只想賺錢。小夥子的願望是先把事業做起來，等到日子越過越好的時候，也能在西安買套房子。
其實每個外鄉人心裡，都有一個「西安夢」。
今年25歲的齊陽來自榆林佳縣，現在是西安一家物流公司的快遞員，月薪1200元加提成。
除了每個月220元的房租，50元的電話費，450元的夥食費外，齊陽幾乎沒有什麼其他的花費，但到物流公司已經快一年了，工資卡上積攢了不到2000塊錢。齊陽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一餐飯要花四五百元，一群人去唱歌，一場下來也得好幾百，「都是你請我我請你，不回請哪裡會有朋友呢！」
「我高中畢業沒有找到工作，一直在外打工，做過酒店服務生、幫人賣過服裝，有一段時間甚至還報名參加了一個電腦輔導班。」齊陽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能成為一名「城裡人」。儘管作為一名「城裡人」的基礎「還不牢固」，但齊陽表示「以後是不會再回農村了」。
根據西安農民工「白皮書」——《融合與保護——西安市區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研究》一書的調查統計，西安市區農民工總量約為 110～140萬人，已佔到西安市常住人口的10%以上。農民工的居住地有半數以上在二環外三環內區域，他們主要以租賃房屋為主，租賃時多以口頭協議為主。由於農民工多租住在城中村，他們的住房設施簡陋、面積狹小，有約20%的人都至少搬過3次家。
在西安房價迅速飆升的今天，平均月收入為 1912.55元的西安市區農民工要想依靠自身勞動所得擁有自己的住房，這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講都不太實際。但是隨著西安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最終會選擇留在西安。
安徽趙學傑「我現在過的像個城裡人了」
「對於農民工來說，最關心的就是工資，這五年，我的工資漲了幾倍！」中鐵十八局三公司趙學傑的工資變化，印證了當代農民工工資水平提高。
五年前，他的工資是1000多元，當時的一線員工的平均月薪也就是八九百元；如今，一線員工的平均工資都漲到了2000元左右，由於他資歷老，月工資漲到了2500元～3000元，最多的時候能拿4000多元。
「不光是工資漲了，福利待遇也有了很大提高。」趙學傑說，很多從外地來的打工人員被公司安排住在職工宿舍裡，不僅水電住宿費全免，吃飯也有補貼。「這在以前，是我們農民工想都不敢想的。」中鐵十八局工地實施親情管理，零距離相處讓農民工如至家歸，所有的農民工與職工標準一樣，配備了統一的生活用品，併購買了團體意外保險，統一配發安全帽、工作服、雨衣、膠鞋等勞保用品，夏季同樣為他們發放防暑藥品。「農忙時節，還為我們發放了職工所沒有的麥收補貼每人1000元。為了保證我們農民工有肉吃，指揮部將每月獎給我們施工隊的獎金劃出1/4，直接買成豬肉發到農民工隊改善夥食。農民工工資由指揮部財務統一造冊，每月派專人到農民工隊以現金的形式直接發到農民工手裡。指揮部定期對農民工進行技術技能培訓，還吸納表現突出的優秀農民工進入黨組織隊伍。每逢節假日，工地指揮部都要安排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平時，工餘時間卡拉 OK、 拔河、廚藝、象棋、桌球和跳繩比賽等活動，讓我們農民工和職工們同玩同樂。」
來自安徽的趙學傑五年裡從一名普通的機械操作手，成長為一名工班長，一名管理人員，在西安鐵路北客站項目上，獲得了「西安市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幾年前，他在十八局工地打工認識了現在的老婆，倆人組建了幸福的家庭。說起自己的家，趙學傑的臉上寫滿了幸福。
「我現在過的像是城裡人了！」趙學傑說到這裡，眼神裡透露著一種滿足感，「幾年前，我利用在十八局打工掙到的錢在老家新蓋了房子。隨著國家新農村建設，水泥路都修到了我們家門口，並通了公交車，我們也過上了城裡人生活。我在西安工地宿舍很溫馨，住的是小二樓，我們經常接父母、家屬到西安來玩，我在西安很幸福！」
陝西新政遏制拖欠農民工工資
今年4月23日，山東籍農民工閆金民在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上以《關注農民工》為題發帖，向趙正永省長訴說了自己在陝西澄城縣一家煤礦打工時被拖欠工資一年多得不到解決的問題。看到留言後，有關部門按照趙正永省長的要求，認真調查核實，及時跟蹤督辦。
5月11日，經省人社廳與有關市、縣勞動監察部門的共同努力，澄城縣董家河煤礦福建華興公司終於支付了拖欠閆金民應得的全部工資。5月12日和14日，閆金民分別以手機簡訊和電話傳真的形式，向趙正永省長和有關部門對一個普通農民工所給予的關心和幫助表達了由衷的謝意。
如何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尤其防止拖欠工資的問題發生？西安市相關部門拿出資金，騰出人力，實行網格化監管。他們將全市行政區域劃分為64個一級網格、746個二級網格，根據市、縣（區、開發區）兩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管轄範圍，建立和充實專兼職監察員、法律監督員隊伍，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用人單位用工信息資料庫，按照定人員、定區域、定職責、定任務的原則對各類用人單位實施監管，全時監控建築施工工地使用農民工及工資支付情況。
針對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比較集中的問題，西安市創新工作方式方法，成立了由人社局牽頭，建設、工商、公安、法院、司法、工會6部門組成的「一廳式」投訴舉報受理中心，多部門聯合辦公集中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對此類案件實現快受、快處、快決，最大程度地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目前全市已有1040個建築施工項目納入保證金制度監管，累計預存農民工工資支付保證金3.17億元，在確保施工項目未發生農民工工資拖欠行為後，對預存的保證金予以返還。去年以來，他們先後辦理了52個項目的保證金返還手續，涉及金額2253萬元，進一步從源頭上預防和遏制了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
8月13日，《陝西省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規定(試行)》在省政府常務會議上的原則通過，工資被拖欠、剋扣這一長期困擾廣大農民工的難題將有望依法獲得解決。這的確是一個好消息！文/圖本報記者趙爭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