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日問題上，蔣其實是當仁不讓的知日派。日本歷史學者家近亮子說：「與毛澤東相比，蔣介石始終抱有一種在中國，尚無出己之右的日本通的自負。」
作者：劉檸，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藝術評論者。
誰是現代中國最大的「知日派」，或者說「日本通」？孫文、戴季陶、張群、周恩來、汪精衛、魯迅、周作人、陶希聖、高宗武、廖承志……按不同的劃分標準，可輕易舉滿雙手的手指。但是，人們往往會落掉一個人的名字——並不是其名不夠顯赫，而是過於顯赫，乃至一般人反倒不會與知日分子同格視之——蔣介石。
對蔣氏知日的推崇，見諸從戴季陶到張群、陶希聖等人的著述中。如蔣介石的終身幕僚，從1935年11月至1937年3月，出任國府外交部長，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前夕，折衝樽俎，為避免一觸即發的戰爭而奔波於中日外交第一線的張群，一向被日人看成是蔣介石對日外交的「懷刀」。但他在回憶錄中坦陳，「日本人不了解這種情形，以為蔣公的對日政策是受了我所提供意見的影響」，而自己的意見大都是「仰體蔣公意旨和本諸我自己的良知而發表的」。【1】
在對日問題上，蔣其實是當仁不讓的知日派。日本歷史學者家近亮子說：「與毛澤東相比，蔣介石始終抱有一種在中國，尚無出己之右的日本通的自負。」【2】確實，蔣氏早年東渡日本，先留學東京振武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炮兵第十九連隊（高田聯隊），派駐東北地方新澙縣的高田，在19歲至28歲的九年中，有六年是在日本度過的，「日本是佔了蔣青春歲月近三分之二的異鄉」（臺灣學者黃自進語）。
以弱冠之年置身於異文化的「染缸」，特別是在帝國陸軍中服役的經歷，使蔣對東洋文化和日人的諸多教養習慣耳濡目染，如清潔衛生，節制飲食，厲行節儉；如在高寒深雪的東北地方，清晨用雪淨身、冷水洗臉，以磨練意志，強健體魄；從東洋的武士道、大和魂，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等等。有些習慣對他影響之大，不僅保持終生，甚至成為其日後倡導「新生活運動」的由頭和動力。
1927年9月，蔣第一次下野，在張群的陪同下訪日，主要目的是為了「謁宋太夫人，徵其對美齡女士婚事之同意」。彼時，宋太夫人倪桂珍在宋家大姐靄齡和三妹美齡的陪伴下，正在神戶有馬溫泉療養。待得到宋太夫人的「定心丸」之後，春風得意的蔣介石遍訪日朝野實力派人士，摸索日本輿情和對華政策的走向，同時呼籲日方支持北伐，歷時四十二天。其間，「泡溫泉，品日料，與眾多舊雨新知交流。若論對日本人、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的理解之深，毛真沒法與之比肩」（家近亮子語）。【3】蔣在東瀛與日人的接觸中，多數情況下，是通過張群的翻譯，但10月3日，在神戶單獨接受了日本報紙的採訪，直接用日語回答了記者的全部問題，當時的報導稱蔣的日語「流暢」而「精巧」。【4】不承想，這竟成了蔣最後一次訪日。
1927年10月，蔣介石訪日時，與黑龍會元老頭山滿會面
因此，家近亮子認為，作為知日派的蔣介石雖然不乏深刻，「但蔣實際目睹的日本到1927年戛然而止。對後來日本的急速軍國化，不僅是政治，包括世道人心也參與了共同開創一個『暗黑昭和』時代的狀況，恐怕連想都沒想到。蔣話語中的所謂『無辜人民』論應該也是這種時間差（Time-lag）的產物。充滿陽光活力的明治和具有一定自由思想的『大正民主』時代，成了中國創設近代國家的一個摹本」。
從孫文到蔣介石，兩代民國領袖戰略思維中最重要的共通項，即聯日抗列強。早在1917年，孫文就在《中國之存亡問題》一書中指出：「中國欲求友邦，不可求之於日美之外」；「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即使到了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前夕的1934年秋，蔣介石似乎仍未放棄聯日的幻想，在由他親自口述、陳布雷筆錄的著名策論《敵乎？友乎？》中如此寫道：
……
「日本終究不能作為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終究必須與日本攜手合作。這就是為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徹底打算的結論。」【5】
……
但時隔十七年，彼時之日本，早已不復是昨日之日本，其覬覦中國的野心日趨表面化，慾壑難填，步步緊逼，作為最高軍事領袖的蔣介石自然再清楚不過。但他仍以自己的影響力，試圖在日本國內喚起輿論同情及對軍閥「無知」與「野心」的反制，以軟化軍部等對華強硬派的立場，打碎其侵略的「妄念」。為了向日本傳遞「和平」信號，甚至不惜將此前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自我貶損為「無為無策」。顧及中國國內的反日民族主義聲浪，此文在發表時，聽從陳布雷建議，署了徐道鄰【6】的名字。
一方面，蔣對日本抱有某種特殊情結，另一方面，在觸及國家層面時，卻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情結，把日當成對中國有領土野心的潛在敵國，並時刻保持警戒，內心的張力不可謂不大。如1927年5月，濟南「五三慘案」發生後，蔣介石從5月11日起，在日記中開始稱日軍為「倭軍」，稱日本為「倭寇」，直至1943年7月9日，準備參加開羅會議時止。
「五三慘案」周年之際，他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做了一場「誓雪五三國恥」的演講，公開呼籲：「凡是中國人，凡是我們黃帝子孫，對於這種恥辱，是永不能忘懷的。如果這種恥辱一天不洗雪，中華民國便沒有一天能夠獨立。」但同時，蔣卻不忘叮囑士官們：
……
「須知我們報仇雪恥的敵愾心，絕不能暴露出來，我們所有吞敵的氣概，非到最後關頭，是不能有一點流露的，因為那將徒然為敵人所忌，要來對我們再下毒手。」
……
作為一國領袖，居然糾結、隱忍到這個份上，用心之良苦，蓋因沒人比他更清楚中日實力對比的狀況，用臺灣歷史學者黃自進的話說，「在他看來，敵我勢力過於懸殊，如過早輕舉妄動，恐遭致毀滅。臥薪嘗膽，厚植國力，才是他的衷心所盼」。【7】
儘管如此，事實上，到了「七七事變」之後，蔣介石對日政策的主軸，已經從「九一八事變」之後的「備戰」論，調整到了「應戰」論。可應戰歸應戰，蔣仍未改「以日為師」、向敵人學習的初衷。如1940年2月22日，蔣介石在主持柳州軍事會議開幕訓詞時，當場分發了三種文件，一是蔣自己定稿的《抗戰手本》，其餘兩種均為日軍文書：一為大本營陸軍部編纂的《士兵須知》，二是日軍從桂南九塘戰場撤退時所張貼的《避還九塘》之布告。
1937年的蔣介石廬山講話：戰端一開，即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抗戰守土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在訓詞中，逐條解讀了《士兵須知》的主要內容。其中的第十條——所謂「愛憐沒有敵意的中國民眾」，明顯是日軍的統戰伎倆，細則中舉出中國是一個「顧全面子」的民族，要求日軍與中國人來往時，務必滿足其顧面子的虛榮。對此，蔣呼籲國人今後務必求實，不可再沉迷於虛榮，以免為敵人所趁。【8】說白了，蔣之「應戰」論，其實亦無非是師法日本，以求超越日本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完全是其一貫的日本觀之自然延伸。
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在宣布日本接受投降之際，發表了題為《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的談話：
……
「正義必然戰勝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他最後的證明。……我們中國同胞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到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汙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
此即著名的「以德報怨」演說。但演說中通篇並無「以德報怨」的表述。所謂「以德報怨」，其實是日本新聞媒體在報導談話時所擬的題目。雖然不無「標題黨」的意味，卻很好地概括了談話的主旨，也得到了蔣本人的認同，並成為戰後中華民國對日寬容政策的代名詞。
蔣本人作為抗戰最高領袖，當然深知中國的所謂「勝利」，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美國的援助和參戰，二是戰略得法——即「以空間換取時間」，使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中國得以走出獨立抗日的困境。而在軍事上，中國並沒有戰勝日本，充其量算是「慘勝」而已。正是出於這種基本認識，蔣對日本釋放出「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信息，甚至從自身的基督信仰出發，呼籲國人「待人如己」、「要愛敵人」。其所謂「無辜人民」說，實際上構成了後來共產黨政府所主張的「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的兩分法之理論內核及先聲。
蔣之「以德報怨」，不僅是一種「勝利者」的姿態、一個說法，而且有明確的政策內涵。具體說來，主要有四點：1、維持日本天皇制；2、反對列強瓜分日本；3、善待日本在華軍民；4、反對報復性戰爭賠償。
四點之中，有些是美國主導的，原則上，中華民國只有建議權。如開羅會議前夕，羅斯福總統曾就「戰後是否應該廢除日本天皇制，徵求蔣委員長的意見」。蔣明確表示：「此將牽涉到日本政府的組織問題，為了避免在國際關係上犯了遺恨千載的任何錯誤，這個問題應該留待戰後由日本國民依照自身的意思來決定。」結果蔣所代表的中華民國立場成了在天皇制存廢問題上的重要參考，不僅開羅會議上，天皇制問題根本沒被列入議題，擱置討論，存廢問題留待日本國民自行決定成為盟國間的共識。
在對日佔領問題上，由於蔣的態度「消極」，最終的佔領遂由最初四盟國分割佔領方案調整為事實上的美國單獨佔領方案。遏制蘇聯的戰略野心，是蔣的主要考量。多年後，蔣經國曾披露過國府「消極」應對美國派兵佔領日本動議背後的秘辛：
……
當時，美軍曾經洽請我國派遣佔領軍，我們如果照辦，當然不會有人反對，可是蘇聯也就會堅持主張其為交戰國，應有權利派兵進駐。這樣一來，則日本便會像東西德、南北韓之形成分裂，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局面，為此，我們乃建議由美國一國的軍隊佔領日本。【9】
……
在日軍及日僑遣送回國問題上，國府的應對異常高效，極其成功。日軍投降後，包括軍人在內，大陸有逾230萬日人亟待遣返。按當時中國的船隻運力測算，全部遣返至少要花十年時間。但國府調動一切可資調動的資源，並取得了美軍的支援，竟然僅用十個月就完成了遣返工作，其效率之高，甚至令日本國內口岸的對接和接收體制捉襟見肘。據當時在湯恩伯麾下負責上海地區日人遣返的曹士澂少將回憶，美軍限制乘船者的託運行李在20公斤以內，但曹據理力爭，爭取到30公斤的額度。【10】
另據《大公報》記者曹世瑛在塘沽現場的報導，「實際上每一日本軍民大約可帶50公斤行李回國，其中包括日常用品，還有7天的乾糧」。【11】在戰後初期，日本國內糧食物資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從中國戰區歸來的軍民，因每人至少能攜帶30公斤行李，生活反而顯得比本土的人還要從容一些，倉惶患難中的歸國者自然會銘感於心。而在後來達成的「日華和平條約」（1952年4月）中，國府又全面放棄了戰爭索賠，日人能不感激涕零乎？
蔣的對日寬容政策，果然收到了預期的實效與回報。8月15日清晨，「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的總司令部，得到從東京發來的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自決」的電報。幾乎同時，岡村的得力參謀、後成為「白團」核心人物之一的小笠原清少佐，呈送了一份日軍監聽的蔣介石廣播談話的記錄稿。於是，先於天皇的「玉音放送」，岡村看到了蔣介石「以德報怨」演說的全文，「不念舊惡」、「與人為善」、「要愛敵人」……深受武士道濡染的日軍將領，內心像是被什麼東西猛擊了一下：
……
當著小笠原的面，岡村讀完記錄稿，沉默良久。然後，自言自語道：「這是對日本的大引導啊。」小笠原感到，長官是被蔣介石的胸懷深深打動了。【12】
……
接著，便是「投桃報李」。第一個步驟是，全力配合蔣委員長的要求。三天後，岡村寧次即在其所擬定的投降方針《對支處理要綱》中明確指示：「所有武器、裝備、器材一律移交給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時將斷然採取自衛武力行動。」事實上，8月18日以後，日軍被整體收編，成了國軍的編外部隊，只對中央軍負責，甚至不惜以武力抵抗共產黨的軍隊「來犯」。國府於9月11日發布文告，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岡村寧次被蔣任命為「善後總聯絡部長官」；對已辦理投降宣誓手續的日本軍隊，不稱戰俘，而稱「徒手官兵」。總聯絡部維持原有架構，甚至連通信系統都原封未動。而中央軍方面與日方接洽受降、接收事宜者，清一色是蔣的嫡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簡稱「陸士」）出身的將校。更「暖人」的是，南京的日軍投降後，中國陸軍司令何應欽正式知會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岡村寧次，從10月起，日本所有「徒手官兵」納入國民政府軍補給體制，享有與國民政府軍官兵同等的補給，每人每月可有主食25市兩的白米。繼而，從12月起，除了享有與國民政府軍同等規格的夥食供應外，還與政府軍官兵一樣，享受同等水平的薪資：將官每月8000元，校官4000元，尉官2000元，士官400元，士兵200元。【13】
不僅如此，12月23日上午9時，蔣委員長突然會見了岡村長官——此乃兩位「宿敵」的初次會面。「蔣始終面帶微笑，敦厚中有種逼人的力量」，岡村在日記中記錄了會晤的情形：
……
蔣：您的健康怎麼樣？如有任何不便之處，請隨時對我，或者對何總司令提出來。
岡村：感謝您的厚意。我對生活很滿足。
蔣：聽說接收工作進展順利，值得同賀。日本居留民方面，如果有什麼困難，也請一併提出。
岡村：目下倒沒有什麼。如果今後發生為難之事，會訴諸您的厚情。
蔣：中日兩國應本著孫文先生的遺志，精誠合作，才是最要緊的。
岡村：完全同感。【14】
……
加上翻譯，會談總共持續了15分鐘，基本上是禮節性的。可若是考慮到岡村彼時尚為頭號戰犯的戴罪之身的話，便很難不為蔣寬宏大量的誠意所打動，岡村在日記中也留下了諸如「感佩之至」的表述。
如果說蔣對岡村的召見只是一種儀式性的姿態，類似於日文中「表敬」語境的話，那麼後來的「岡村營救計劃」則是實質性的行動。在南京軍事法庭開庭之前，岡村在國府的嚴密保護下，基本在「療養」，為此甚至不惜推遲公審日程。只是到了開庭前夕的1948年8月中旬，為了應對中國國內輿論，才象徵性地被送進了戰犯監獄。在法庭上，針對量刑為死刑、無期的重罪指控，岡村專案組負責人曹士澂主張應無罪開釋，並代表國府做了無罪辯護的說明，力陳岡村其人的「絕對反共立場」和「重大立功」表現，強調如果判決其有罪，中國不僅將失信於國際社會，而且「正中了共軍圈套」，「親痛仇快」。
1949年1月26日，終審果然判決岡村無罪。閉庭後，為迴避眾多新聞記者的鎂光燈，岡村從後門撤離現場，被徑直送到一處秘密宅邸。1月29日早8時，岡村在湯恩伯將軍的親自護送下，與其他259名日本戰犯一起，乘美國驅逐艦「JohnW.Weeks」號歸國。旅途中，美籍船長告訴岡村，「據東京電臺的消息，中共對國民政府發出通告，作為和平條件之一，要求引渡岡村寧次。可你看，我們的船已經進入了公海……」二人對視一笑。【15】
2月4日，船抵達橫濱港，碼頭上居然懸掛著日章旗。見岡村迷惑不解的表情，GHQ（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一位叫李密的中校解釋道：「是為了歡迎岡村將軍歸國，長官讓懸掛的。」【16】由此可見，岡村營救計劃是從蔣介石、何應欽，到湯恩伯、曹士澂，直到國府駐日代表團、GHQ當局聯手，精心構築的「一盤棋」。其背後，自然不排除岡村其人在國軍上層廣泛的人脈因素，但除此之外，不能不說，「反共」是政策的主要著眼點。
大難不死的岡村寧次回國後，在位於牛込的國立東京第一病院療養了一段時間。1949年6月，從病榻上致信蔣介石：
……
蔣總統中正閣下：
拜啟。請原諒我入院養病中的潦草字跡。「赤浪」（指共產黨）趁勢南下，情勢越發吃緊。有能力扭轉乾坤者，非閣下莫屬。請在自我珍重的同時，向您的所信堅實邁進。小生縱系抱病之身，亦欲與貴國駐日代表團各位協力，報恩於萬一。
謹祈康健。
6月25日
岡村寧次【17】
……
一方面是出於日人的「報恩」思想，另一方面是「反共」、防止東亞「赤化」的共同信仰使然，岡村回國伊始，便焦慮於國共內戰中實力的逆轉，念茲在茲於如何援蔣。據前陸軍參謀有末精三回憶，岡村在輾轉病榻之際，仍在嘆息：「難道就沒有救濟蔣介石軍隊的法子嗎？」而與此同時，蔣的密使已經在與岡村身邊活動，一項絕密計劃開始在水面下推進。
這項計劃就是「白團」。1949年秋，由前日本陸軍參謀出身的一群「支那通」組成的援臺顧問團，經特殊渠道秘密赴臺。為安全和保密計，所有成員均使用中文化名。因其團長、前陸軍第二十三軍參謀長、陸軍少將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白」與代表共產黨的「紅」相對，「亮」則源自中國一流的軍師諸葛亮），故稱「白團」。
彈指一甲子。近年來，隨著美國胡佛研究所對《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及日臺相關歷史文檔的解密，「白團」的真相漸次浮出水面。尤其是日本，對「白團」的研究比較深入。除了一些舊軍人的回憶錄之外，僅筆者有限的學術視野所及，便有兩種專著，尤其是2014年出版的《朝日新聞》記者、作家野島剛的新著《最後的部隊——蔣介石與日本軍人》【18】，以新聞專業主義風格的筆法，在重構一部「白團」史的同時，也廓清了一些史上雲山霧罩的著名公案、謎團（如蔣介石的最終學歷問題、岡村寧次何以「脫罪」的問題等）。
「白團」誕生的大背景，有中日兩個方面，也包括美國因素。首先，敗退到臺灣的蔣介石，由於輸掉大陸、政治腐敗等原因，令美國失望透頂，暫時中止了1948年《援華法案》中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1950年1月，杜魯門總統發表了「不介入臺灣海峽宣言」，隨後又把臺灣和朝鮮半島劃在「艾奇遜防線」之外。
內憂外患之下，蔣深感到自己被美國拋棄了，難掩焦慮與絕望。1949年夏天，連續兩次把常駐東京的曹士澂召回臺灣，商議對策，「美國靠不住了，只有日本」，命曹全面調查日本的情況，擬定計劃。其次，蔣原本就有極深的日本情結，作為「戰勝國」的最高軍事統帥，實戰交手八年，深諳日軍實力遠在國軍之上，不可同日而語。儘管「以德報怨」演說系出於對正義的信仰及對日本民族真誠的悲憫，其本身並無任何「表演」成分，但並不等於說以之為代表的對日寬容主張背後，沒有政策考量。事實上，以「終戰」為契機，「盡釋前仇，以謀制蘇」、「聯日反共、光復大陸」確為蔣彼時的「深謀遠略」。
而就日本方面而言，以岡村寧次為首的舊軍部勢力，極端反共，視「赤魔肆虐」為亞洲大陸和世界的最大威脅，與蔣聯手「抗共」，正求之不得。同時，這些人作為資深的「支那通」，在大陸深耕有年，自揣罪行昭昭（如在南京軍事審判之前，岡村便有「恐難逃極刑」的覺悟），卻蒙蔣的不殺之恩，內心確有很強的負疚感，「蒙恩必報」是武士道的基本信條。再加上當時日本國內，在GHQ當局所謂「永久排除軍國主義者的權力及其勢力」的民主化方針指導下，對戰犯、職業軍人、戰爭協力者剝奪公職，嚴懲不貸。戰後初期，經濟凋敝，黑市橫行，百業待興，這些被主流社會放逐的「軍國主義勢力」，均面臨生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受到「恩公」蔣委員長的邀約，且條件異常誘人，既擺脫了目下的窘困，又可發揮專長，重續「理想主義」舊夢，在海外的新天地刷一份存在感，何樂而不為？
1949年9月17日，十幾個人擠在一間逼仄的和式旅館中，在舉行了一個簡短儀式後，籤署了一份文件。為了避開GHQ當局和日本共產黨的耳目，特意選了一家位於東京高輪的旅館，地方有些背；出席者分別為「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和日本國的保證人及應聘者；籤署的文件為「盟約書」，即「白團」的《招聘契約書》。「盟約書」上簽字欄中寫了三個人名：
……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駐日代表者 曹士澂
應聘者代表 富田直亮
保證人 岡村寧次
……
曹作為直接對蔣負責，擬定全盤計劃的「始作俑者」，被稱為「白團之父」；富田是白團的掌舵者、總教官，蔣最信任的日籍顧問，在「白團」解散後，被蔣挽留，仍滯留臺北，把後半生獻給了臺灣；岡村則是「白團」的總後臺，留在日本，從幕後推動，默默地為赴臺成員做了大量後勤工作。後面是「先遣隊」成員十七人的名字，日本名的下面注有中文化名，清一色是「陸士」出身的前陸海軍高階參謀。契約書中規定，成員的待遇不低於舊日軍中相應官階的待遇，且從離開日本之日起，到契約期滿後回到日本之日止，國府方面負責免費提供衣食住。甚至連對家屬的補助，都有相關規約。作為招聘合同，其事無巨細、條件之優渥，「簡直堪比僱傭兵契約」（野島剛語）。
先遣隊首先面臨的一個頭痛問題是渡航問題。戰後，日臺間的直航聯絡船已停運，偷渡的漁船一時也未能確保。一行人（分批赴臺，後一批十二人）只有先乘英國船赴香港，再從香港轉臺北。說是英國船，但船員淨是中國人，這樣比較容易「做工作」。1949年12月3日深夜，十二名先遣隊員乘貨船「威京輪」從橫濱港啟程。途中，船還要在大阪、吳等港口停留，每一次靠港，必有日本警察上船檢查。當時，包括先遣隊員在內的舊軍官們，被看成「反民主」勢力，即使在國內，也是被監管對象，不僅要提放警察，還需隨時警惕日共的眼線，遑論持偽造身份證明的偷渡性質的海外行旅。
船在九州下關靠港時，突遭警察登船臨檢。後在臺灣被稱為「戰史之神」、化名範健的本鄉健，苦於無處藏身，躲進了司廚室，胡亂披了一件廚子的白制服，戴了頂白帽子。當警察進門時，他正專注地削著土豆皮。內藤進（曹士進）等人更狼狽，情急之下，跳進了煤庫。警察下船後，哥幾個從煤堆中爬將出來，已分不清是人臉還是褐煤……【19】
對甫逃到臺灣，孤立無援，在金門海戰的炮聲中驚魂未定的蔣介石來說，「白團」的到來，誠不啻「雪中送炭」、「風雨故人來」（均為蔣等國府高官對日本教官的歡迎辭）。直到韓戰爆發，美出動第七艦隊封鎖臺海，蔣才回過神來，痛定思痛，開始整軍飭武，策定「反攻大陸」計劃，以圖東山再起。蔣的參照系仍是日本，但這一次，焦點則更加明確——從曾幾何時的「以日為師」，聚焦為「以日軍為師」。
「白團」成立於1949年，1968年宣布解散，持續了將近二十年，剛好與蔣介石作為第一線總指揮的時期相重合，是臺日關係的蜜月期（1969年，蔣遭遇車禍，身體每況愈下；1971年，退出聯合國；翌年，日中建交前夕，日臺斷交）。「白團」籤約的招聘者逾百人，因出國手續等原因，實際赴臺者共八十三人。其核心成員中，至少有五人，全程參與了蔣「反攻大陸」計劃的制定。野島剛按不同的據點和組織名稱把「白團」活動分成四個時期：
……
Ⅰ期：革命實踐研究院圓山軍官訓練團時期（1950？1952年）
Ⅱ期：實踐學社時期（1952？1963年）
Ⅲ期：實踐小組時期（1963？1965年）
Ⅳ期：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時期（1965？1968年）
……
其中，圓山軍官訓練團時期，既是「白團」的草創期，也是全盛期。蔣親任訓練團長，任命黃埔出身的嫡系彭孟緝為教育長，王化興為副教育長。彭經過訓練團的歷練，後出任「陸軍總司令」、「駐日大使」等要職。訓練班分普通班和高級班，全脫產封閉式集中講義，每日六課時，每期三十五天。普通版以少校以下的低階軍官為對象，高級班則面向大校、少將以上的高階軍官。除了脫產班之外，還設有非脫產的人事訓練班和聯合後勤班。
實踐學社時期，又增加了聯戰班（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和科訓班（科學軍官儲訓班）。聯戰班的第一期生中，有蔣緯國——繼彭孟緝之後，成了「國府」對「白團」的聯絡窗口。課程分戰術、戰史、兵站（後勤）、圖上演習等科目。其中，蔣介石親點的「菜單」有兩種，一是武士道，二是社會動員。前者，是蔣介石青年時期以來的情結，他認為武士道是「日本精神」之精粹，日本之強國、強軍，與武士道文化關係甚大；後者是蔣退到臺灣後，基於在大陸的慘敗及「反攻大陸」的戰略目標，有意識要在臺灣社會植入的一種政治理念和統治術。此前，國民黨根本不懂、也沒有社會動員，慣技只會「抓壯丁」，而打過「國民總力戰」的日本，則有一整套國家總動員的成熟經驗，蔣早就心嚮往之。實踐學社時期的「高級兵學班」，便設有國家總動員方法的課程，受訓過的中將以上高級軍官有118名。
蔣介石對「白團」事業傾注了巨大的熱忱。聽課——有時竟會幾天連著聽，與日本教官們喝茶、交流，招待宴幾乎成了月例會，仿佛回到了留日的青春時代。其五十年代初期的日記中，有大量與「白團」有關的記述，如：
……
四時，去軍訓團，聽白鴻亮關於武士道歷史的講義。（1950年9月26日）
午後二時，於圓山，聽武士道班的講義兩小時。（1950年9月30日）
白鴻亮總教官關於武士道的講義，對學生們來說，有如暗黑世界之光，成了一種安慰。（1950年10月7日）
聽白鴻亮的戰爭科學與鬥爭哲學講義，計六小時。（1949年10月19日）
與白教官單獨談話，就今後國防的重要施策與陸海軍建設的方法進行討論。決意把裝甲兵作為建軍的重點（1950年9月14日）
白鴻亮從日本回來，約其見面。（1951年5月1日）
午前，在訓話中稱讚白鴻亮是朱舜水一流的人物。
與三十二師團的日本人教官三人飲茶，大笑，真的很愉快。【20】
……
蔣日記中，白鴻亮的名字頻出，「富田事實上成了蔣介石的私人顧問，或許肩負如軍師一般的職責」（野島剛語）。看得出來，蔣與富田和「白團」教官們相處甚歡，有種發自內心的放鬆感。野島剛曾去美國胡佛研究所調閱蔣介石日記，「蔣在與屬下將領會面時，類似『真的很愉快』式的記錄，據我對日記的瀏覽，一處也沒有」。一般國人對蔣有「愛發脾氣」的印象，可在「白團」教官們的心目中，蔣是一位「穩健和藹的人格者」。
出於安全考慮，「白團」的活動始終處於「潛水」狀態，連日籍教官團體的名稱，也儘可能低調化，從初期帶有軍事色彩的「訓練團」，改為中性的「實踐學社」，後又改成「實踐小組」。活動據點也從臺北市繁華的圓山，轉移到僻靜的石碑。但到底還是被美軍方面探到了風聲，並開始施壓。1950年3月10日，岡村寧次被GHQ傳喚，同行的小笠原清後在回憶錄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針對美方的興師問罪，岡村侃侃而談：
……
不能失去大陸。我們是為了回報（蔣介石）在終戰時的恩義，才積極參與行動的。而該行動並不與美國的利益相悖，甚至應該得到貴國的感謝——難道不正因為美國對中國大陸認識不足，才痛失那塊土地的嗎？！【21】
……
說到激動處，岡村卻不忘從椅子上站起來，向美GHQ官員深鞠一躬，感謝前一年春天，從中國乘美軍艦回國時，美方對自己的將軍待遇（指在橫濱港懸掛日章旗歡迎）。當晚，岡村即致信蔣介石，通報「敵情」，敦請商議對策。
翌年4月，美軍事顧問團首腦切斯對蔣介石發出意見書，書面質詢日本軍事顧問團問題。名義上，美國對臺軍事援助是「排他的」。況且，日本作為「戰敗國」，正接受美國的軍事佔領。佔領國與被佔領國的軍事顧問同為國府「效力」，豈有此理，是對美國的「背叛」……美方的施壓，令蔣深深煩惱，他在日記（1951年6月28日）中寫道：「關於美國顧問提起的日籍教官的排斥問題，思慮頗久。」
對蔣來說，「白團」是臺灣被美國拋棄的時期，鄰國的拔刀相助，半截趕人家回去，有悖信義。但美方的壓力，也不能不應對。於是，從1952年開始，縮編後的「白團」進入第二期——盛期結束了。
在「白團」受訓的「國軍」軍官，多達兩萬人。用前「白團」成員，均需、動員教官糸賀公一（賀公吉）的話說：「現在那些帶星（即將官）的傢伙們，或多或少，基本上都是在白團用過功的主兒。」可以說，沒有「白團」，便沒有今日之「國軍」。在「白團」解散後的1968年12月，臺「國防部」發行的《日本軍事顧問團（教官）在華工作紀要》的「結論」部分如此寫道：
……
民國三十八年喪失大陸後，政府移至臺灣之初，鑑於因國內外情勢惡化，人的精神和心理瀕臨崩潰的狀況，創設「革命實踐學社」、「軍官訓練團」等各種革命教育訓練部隊，僱傭日本軍事人員做教官，讓黨政軍的中高級幹部學習革命戰術，理解革命思想，以促其決意於國之復興，振奮其革命精神，以各種政策之實行來建設臺灣，使之成為反攻基地。先後在各班受訓卒業者，多達數萬之眾。
日籍軍事教官最初抵臺之際，正值我國瀕臨危機之時，他們不顧危險，與我們共度時艱，以無私之心與道義之力響應了我們領袖昔日的大恩大德。
尤其令我們感懷的是，諸位日籍軍事教官在工作期間，不計報酬與利害得失，竭誠貢獻於我們的作戰戰略策定，幫助我國完成軍事教育，達成了國軍幹部在戰術思想上的統一。日籍軍事教官的功績將永存不滅。【22】
……
毋庸諱言，「白團」是蔣介石在人生最大的危機關頭，第二次選擇「以日為師」——準確地說，是「以日軍為師」。雖然情隨境遷，時移勢易，當初釐定的「反攻大陸」的戰略目標漸行漸遠，終於無從談起，但其對國軍重建、社會動員體制的導入和構築，從而把臺灣建成太平洋上「不沉的航母」的意義，仍不可低估。一個並非是政府間援助，完全是基於領導人的個人情結及日人對蔣的感恩之情，靠秘密契約和偷渡來維繫的合作項目，卻持續了整整一代人，可以說世無前例，借用野島剛的表述：確確實實是「東亞現代史生出的怪胎」。其背後，是一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及朝鮮半島相互輻射、角力的「磁力場」。「怪胎」的生成、做大、縮編、解散，統統是這個「磁力場」作用的結果。
1953年，臺灣前駐日大使董顯光奉蔣「總統」之命去漢城晉謁大韓民國大統領李承晚：
……
我是負著雙重任務謁見大統領的：一是邀請他答訪蔣總統討論組織太平洋聯盟計劃，二是勸請李大統領對日態度改取緩和。
在我第一次謁見的時候，李大統領率直地問我，為什麼蔣總統對日本這樣好。我告訴他，蔣總統對日本的態度第一次表現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他擁有三百萬大軍處於戰勝國地位的時候。這足見他對日親善的動機，不因弱而因強。聯日聯美是我們傳統的國策，因此蔣總統眼看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深感遺憾。此後中日兩國不能再有戰爭，因為戰爭淪喪兩國的本原實在太大了。當然，要避免戰爭就得彼此容忍。【23】
……
董顯光是蔣的「鄉黨」（同為浙江溪口鎮出生），曾兩度臨危受命，先後出任駐日大使（1952年）和駐美大使（1956年），知蔣可謂深矣。「對日親善的動機，不因弱而因強」，確實道出了蔣在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深層動因。而且，作為在對日美外交第一線折衝樽俎之士，董比別人更清楚「以德報怨」背後的政策考量——那就是「聯日聯美」。董試圖改變李的日本觀，但「李大統領堅持他日本人不可靠的信念，我無法使他稍作轉變」。
李承晚之持對日強硬立場，固然有其作為民族主義者，基於歷史記憶的痛感因素，但更直接的原因還是不久前結下的梁子：1953年，美國克拉克將軍（Mark Clark）主導構築「太平洋反共聯盟」，拉日韓參加。但若想達成目的，先得改善日韓關係。於是，他動議邀請李承晚訪日，李也欣然接受。可不承想，李大統領抵達東京的那天，日方只有外相到機場迎接，首相吉田茂沒有露面。李大統領怒不可遏，遂拒絕接受吉田茂的宴請……董顯光的斡旋效果也有限，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一直到我離開駐日大使任所時，我看不到日韓兩國有接近的跡象。」【24】這個橋段微妙地折射了東亞這個「磁力場」力學關係之錯綜。
與李承晚相比，蔣介石與日本之間的相互理解要深入得多。儘管隨著時代的推移和地緣政治「力矩」的變化，與北京從邊緣到中心的進程相反，臺灣經歷了從中心到邊緣化的「逆轉」。但這種歷史命運是不以政治人物個人的能力、操守和事功為轉移的。歷史人物之所以被歷史銘記，也並不一定是因為重要關頭扭轉乾坤，讓歷史的河川改道。當巨浪襲來時，能順應潮流，因勢利導，退不失據，甚至改弦易張，同樣可以創造歷史。日本民族雖然服膺強者，卻並不鄙夷敗者。
蔣在戰後「坐擁300萬大軍」，以盟國「四強」（美英蘇中）之尊，力主「對日寬容」政策，在日本朝野深入人心，至今仍被視為一種「親善」的象徵：在千葉縣外房的海岸線上，還立有一方「以德報怨之碑」，以彰顯「蔣總統精神」，而立碑者是一群寂寂無名的民間人士。
1975年4月5日，蔣去世時，日本《產經新聞》正連載《蔣介石秘錄》。這是《產經新聞》社根據臺灣的國府檔案，以蔣介石日記為線索，撰寫的一個大型傳記專欄，於一年前開始連載，副標題為「中日關係八十年的證言」，「是蔣介石借用《產經新聞》之筆，直接向日本國民，傾訴他對歷史的看法，自也蘊含著他對「臺日關係」友好的期盼。將未開放的國家檔案以及元首私人的日記，直接提供給國外媒體參閱，屬歷史上罕見的特例」。【25】連載一直持續到蔣逝世後的416天，總計刊載650天之久，恐怕在世界報業史上也堪稱孤例。連載後的內容，即結集刊行。從1975年2月，到1977年4月，共出版了十五冊。
《蔣介石秘錄》至今仍是研究蔣介石其人和二十世紀前半期中日關係史的重要資料，學界亦早有定評。
…………註解……………
【1】《我與日本七十年》（張群著，中日關係研究會，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日四版），258？259頁。
【2】家近亮子《蔣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爭》（巖波書店、2012年10月第1刷）、58頁。
【3】家近亮子《蔣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爭》（巖波書店、2012年10月第1刷）、59頁。
【4】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編著《蔣介石研究—政治？戦爭？日本》（東方書店、2013年3月第1刷）、9頁。
【5】《我與日本七十年》（張群著，中日關係研究會，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日四版），18頁。
【6】徐道鄰（1906-1973），名審交，字道鄰。安徽蕭縣人。1906年12月7日生於日本東京。1910年隨父徐樹錚回國。1924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1931年獲法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職於國防設計委員會。後任教於上海國立同濟大學、臺灣大學、東海大學。1962年赴美，任教於華盛頓大學。1972年12月24日，因心臟病卒於美國。
【7】《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黃自進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初版），53頁。
【8】《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黃自進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初版），63頁。
【9】《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黃自進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初版），350頁。
【10】中村祐悅《白団—臺灣軍をつくった日本軍將校たち》（芙蓉書房、2006年9月第1刷）、63頁。
【11】《大公報》1945年12月8日。
【12】野島剛《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蔣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講談社、2014年4月第1刷）、93頁。
【13】《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黃自進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初版），380頁。
【14】野島剛《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蔣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講談社、2014年4月第1刷）、97？98頁。
【15】中村祐悅《白団—臺灣軍をつくった日本軍將校たち》（芙蓉書房、2006年9月第1刷）、74頁。
【16】野島剛《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蔣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講談社、2014年4月第1刷）、111頁。
【17】野島剛《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蔣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講談社、2014年4月第1刷）、113頁。
【18】《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黃自進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初版），350頁。
【19】中村祐悅《白団—臺灣軍をつくった日本軍將校たち》（芙蓉書房、2006年9月第1刷）、47頁。
【20】野島剛《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蔣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講談社、2014年4月第1刷）、169？172頁。筆者譯。
【21】中村祐悅《白団—臺灣軍をつくった日本軍將校たち》（芙蓉書房、2006年9月第1刷）、94頁。
【22】野島剛《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蔣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講談社、2014年4月第1刷）、326？327頁。筆者譯。
【23】《董顯光自傳》（董顯光著，曾虛白譯，獨立作家，2014年11月版），293？294頁。
【24】同上，295頁。
【25】《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黃自進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初版），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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