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中國外交第一次真正走上世界舞臺，一戰後中國外交取得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最重大的勝利。這一時期的中國外交，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混亂和變化，孕育出了許多新的革命要素，把中國革命進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是中國現代史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戰期間日本的威脅1914年7月一戰爆發時，中國的政局正處在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之際。此時距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共和政體只有兩年多的時間。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它結束了長達二千餘年的帝制時代。但這次革命並不徹底，共和體制只是草創，共和思想薄弱。相繼成立的國民黨和其他政黨各謀私利，很少有人關注民主和民生等重要的任務。全國各地新舊潮流劇烈衝撞，政局紊亂。列強乘中國政局不穩之機，極力擴張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邊疆地區政治混亂，國家前途至為危險。
日本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危險的強敵。日本利用歐洲陷入大戰、英法德等國無暇東顧這一天賜良機，推行擴張政策，尋求在亞洲的優勢和霸權。歐戰剛一爆發，日本便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撤出其青島租借地。德國1898年從清政府租借山東的膠州灣作為海軍基地，租期為99年。中國本可以接受協約國的建議參戰，從德國手中收復山東，但日本不同意。1914年8月6日，袁世凱政府宣布在戰爭中保持中立。隨後，日本軍隊不顧中國的主權，從山東登陸，不僅攻取了整個德國租借地，而且控制了青島至濟南的鐵路。1915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並要求其保守秘密，聲言如洩露出去，日本當斷然採取行動。袁世凱深知中國的貧弱，無力抵禦日本的侵略，只得答應與日本舉行談判。
如何對付日本明目張胆的恫嚇敲詐，成為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二十一條」分為五號。第一號內容是關於山東。日本要求中國預先同意日本可能最終與德國達成的有關山東省的協議，日本有權修建鐵路，開放港口（未指明）予以通商，其他列強不得享有日本在山東的任何特權。第二號是關於南滿（當時日本稱中國東北為「滿洲」）和內蒙古東部。日本實際要求把這兩地變為保護領地，控制鐵路，日本企業享有完全的經濟自由，其他外國企業不得染指。第三號的內容是關於長江流域。日本要求壟斷漢陽、漢口、武昌等地區的礦山和鋼鐵廠，日本有權在長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區修建鐵路；第四號只有一條要求，即中國不得將任何港口、海灣或島嶼轉讓給除日本之外的任何國家。第五號的內容最過分，日本要求中國政府聘請日本人做政治、經濟和軍事顧問；一些重要城市的警察由中日共同管理，而人員配備日本人應佔多數；中國的軍火至少50%應從日本採辦，或者購自將要建在中國的日本軍械廠；日本有權在福建優先發展工業；日本有權在中國宣教，傳播他們所推崇的道德規範。
很顯然，這些要求意味著中國將完全喪失主權，並淪為日本的附屬。日本要求儘快得出結果，在最短的時間內籤訂條約，袁世凱雖極力拖延，並設法將「二十一條」的內容透露給美英等國，指望其為保護自己在中國的利益而出面幹預，但收效不大。5月，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迫使袁世凱締結了這項條約。
中國外交第一次真正走上世界舞臺1917年4月，美國宣布與德國斷交並隨即參戰後，中國是否應加入對德作戰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據《顧維鈞回憶錄》所記，美國和英、法等其他協約國駐華公使們多方勸誘中國參戰，並許諾如果中國參戰，會保證中國取得大國的地位。此前，面對德國潛艇戰的壓力下，英法等國希望日本派海軍參與歐洲戰事，為此與日本達成密約，同意其在華的特殊利益。於是日本也改變立場，推動中國政府對德宣戰。
當時中國外交界人士對於戰爭局勢已看得很清楚，美國參戰後，協約國必勝。因此提出建議，為在戰爭結束時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為使山東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中國必須參戰。這一建議得到了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繼黎元洪之後任總統，詳下文）和總理段祺瑞的支持。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坦承，他當時只是從外交的角度提出對策和看法，對於北京和全國的輿論並不是很了解，實在沒有預料到這個問題竟然會引起巨大的動蕩和內亂。
孫中山對於當時中國政治局勢有清楚的認識。當時中國實際上還處於分裂狀態，南北分治，北京的北洋政府是得到列強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南方軍政府人士相信，中國參戰後，北洋軍閥將更容易地從美國、日本，甚至整個協約國集團得到各種援助，對南方發動軍事進攻，因而堅決反對中國參戰。1917年3月便致電北京的參、眾兩院，要求兩院否決一切有關參戰的議案。隨後又致電日本和英國政府，說明中國不應參戰的理由。當年5月，孫中山發表《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中指出，「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與現在，實可謂之侵犯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論其前事，德之佔膠州，罪無以加於他國。而今者，膠州已歸日佔，更無德人危我領土之虞。」英國、法國、俄國、日本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侵犯，野心之大，遠超過德國。「侵我較多者則助之，侵我較少者則攻之」，毫無公理可言。中國參戰，只不過是想得一時之利，但「一國之地位能否上進，須視自力」，認為中國加入「可以一躍成為頭號強國，外交從此順利」，純粹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當時中國國內政治鬥爭的中心是國會，經過持續幾個星期的鬥爭，總理段棋瑞未經國會與黎元洪總統的許可，便於5月14日對德宣戰。這一決定引起了很大的混亂，黎元洪隨後解除了段祺瑞的職務。6月，安徽督軍張勳率軍進入北京，解散了國會，於7月1日重新擁立溥儀登基。十多天後，張勳再度被北洋軍逐出北京。最終，依靠日本財政支持的段祺瑞重新執政，黎元洪下臺。1917年8月2日，開戰整整三年後，中華民國政府國務會議正式決議對德宣戰。但中國參戰只限於取消德國和奧匈帝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沒收敵產、廢除條約等，不派軍隊而是「以工代兵」，向歐洲戰場派遣中國勞工。段祺瑞政府得到了日本借款，用於對付南方軍政府，即所謂「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
一戰後的外交成果中國參戰的決定，最終的確使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會。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始終處於屈辱的地位，受到從1842年《南京條約》至1901年《辛丑條約》這一長串的不平等條約的約束。由於屢屢被迫割讓領土，中國的領土完整早已不復存在。由於列強在中國享有各種特權，中國的主權早已被嚴重侵犯。中國決定利用參加巴黎和會的機會，在國際舞臺上向世界鳴此不平，以爭回一些失去的權利。除此之外，更急迫的是期望得到各國的支持，廢除日本加強加的「二十一條」，收復被日本侵佔的山東。
中國代表團滿懷熱情，把和會看成是忠實於民主、自決、保護弱者原則的公正法庭，但冷酷的國際政治現實使中國失望至極。中國代表團首先被告知，和會並不是為了調整昔日所有的國際間的恩怨而召開，而是為了解決戰爭結束後出現的問題而召開，因此，只有山東問題被列入了議事日程。而日本為了使其佔領山東的行徑合法化，已於1917年分別與俄、英、法、意等列強籤署了秘密協定，列強同意在將來的和平會議上支持日本在山東的地位。同年11月日本還與美國達成協議，美國承認「領土相近之國家間有特殊之關係」，即日本在中國有著特殊的地位，而日本則口頭支持門戶開放政策。此外，日本還出示了1918年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之間的秘密協議，根據協議，日本給北洋政府2000萬日元的貸款，以獲取在山東修建兩條鐵路、在各要塞駐軍，及訓練指揮中國路警的權利。
協約國因為與日本有秘密協議，所以支持日本的立場。美國總統威爾遜雖然一度支持中國的立場，但最終被協約國代表和他的顧問所勸服。1919年4月28日，巴黎和會支持日本的立場，裁決了山東問題。面對舉國的強烈抗議浪潮，中國代表團沒有出席1919年6月28日舉行的巴黎和會籤字儀式，以一種決絕的方式，拒絕了《凡爾賽和約》。
美國為了糾正巴黎和會在解決山東問題上的錯誤和其他遺留事項，於1920年開始計劃召開另一場國際會議，這就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的華盛頓會議。在遠東和太平洋有切身利益的9個國家英、美、 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國參加。中國代表團再一次滿懷希望而來，並提呈了一份九點建議書，要求與會國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相互之間停止締結有關中國的條約，尊重中國在未來戰爭中的中立權，廢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對中國的所有限制；再次審查外國在中國的所有特權、治外法權和租界，為其承諾設定時間期限。這個提議得到美國和歐洲代表團的同情和響應。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的建議被合併為四項總原則，而且最終被寫進了1922年2月6日《九國公約》的文本中。籤約國同意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放棄進一步追求勢力範圍的企圖，尊重它戰時的中立，尊重所有國家的平等商業機會。列強也分別同意於1923年1月1日關閉除了租借地之外的所有在華的外國郵政所，允許中國增加進口關稅。
在美國和英國的善意幫助下，中日兩國在山東問題上直接談判。當時世界輿論，尤其是來自美國官方和非官方的壓力，最終迫使日本放棄了山東，只保留了一些經濟權利。中國雖然沒有徹底解決所有問題，但達到了大部分目標，這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外交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勝利。
國家的「永久不敗之基」在一戰期間，19世紀歐洲興起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思潮，相繼傳到了中國。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對山東問題的處置，使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國家失去了信任，加速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猛烈爆發。一戰期間爆發的「十月革命」，使社會主義在俄國成為現實。令中國人民特別感到親切的是，蘇維埃政府於1918年7月4日和1919年7月15日兩次宣布，願意放棄舊沙俄在中國的特權和利益，顯示了一種主動和單方面的友好姿態，與傲慢的帝國主義列強形成鮮明對比。這一系列重大事件很快便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帶來了一股澎湃的思潮，使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轉向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這是一個知識醞釀和思想激蕩的年代，西方列強仍然在中國行使著特權，外國人繼續趾高氣揚地凌駕於中國人之上，租界一如既往地存在。日本人還在控制著南滿鐵路，把它當作侵略的工具。為民族主義所激勵，中國人民開始了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勃然崛起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最終與社會主義這兩股浪潮合而為一，從而形成了無比巨大的歷史洪流，不僅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一戰時期的中國外交，留給後世許多重要的啟示。硬實力自然是外交堅實的後盾，但這並不意味著弱國就一定無外交。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下拒絕籤署西方列強強加於中國的和約，為此後山東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契機。最終中國外交官在華盛頓會議上成功遏制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這成為弱國外交的一個成功案例，也為中國外交留下了精彩的一筆。這當然有賴於中國當時擁有一批受過西方教育、了解國際政治，並活躍在世界舞臺上的外交官。而推動這些外交官努力去護衛、爭取國家利益的，則是當時受西方列強壓迫的中國在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所迸發出來的「獨立不屈之精神」。歐洲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問題的處置表明一戰的結果並非「公理戰勝強權」，而是在昭示「強權即是公理」，在這一刺激下，中國人民獨立不屈的精神通過「五四運動」展現於世。這說明中國社會不再像過去那樣，在面對西方強權欺凌時要麼沉默地忍受，要麼表現得無關痛癢。孫中山當時就曾指出，一國「存在之根源，無不在於國家及其國民獨立不屈之精神，其國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劫，而後可以自存於世界。」「凡其國民具獨立不屈之精神者，人以尊重其獨立為有利，即從國際利害打算，亦必不敢輕犯其獨立。」無論在任何時候，「獨立不屈之精神」都是國家「永久不敗之基」。這些思想，至今仍閃耀著熠熠的光芒。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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