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Theodore Laquercia， Ph.D.
編譯 楊光
作者Theodore Laquercia曾任波士頓現代精神分析研究中心(BCMPS)的主席，波士頓精神分析研究生院(BGSP)院長。
原文Listening With the Intuitive Ear發表於(2005). Modern Psychoanalysis， 30A(1)：60-72
這篇論文要討論的是直覺過程，因為它們與分析師如何傾聽來訪者以及直覺如何影響情緒幹預有關。文章認為，分析師應該針對直覺工作進行訓練，使之適應於無意識的溝通。文章從臨床實踐中提取的案例片段描述了由直覺或未知經驗形成的幹預措施，並為理解這種經驗提供了一些範例，以作為我們與來訪者產生共鳴的手段。
直覺的來源
作為精神分析師，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來訪者無意識過程中產生的原始動機，我們就必須訓練自己去傾聽他們交流的最深層內容。所以我相信，當我們精進我們的理論和技術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努力理解直覺在我們與來訪者的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本文中，「直覺」被定義為：「在沒有任何推理過程幹預的情況下，大腦對一個物體(或概念)的直接理解」(Oxford，1973)。如果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努力參與到與來訪者所有層次的體驗中，那麼我們自身存在的最深層、最原始的方面也必須參與進來。我們如何處理這些基本的交流信息，如何使用直覺能力將是本文的重點。神經科學領域的最新發現也支持了我的論點。
在諮詢室裡，分析師特別安靜地坐在那裡。當他傾聽來訪者時，他的思考、感受和想法被喚醒，並從他自己的理論角度為展開的敘述賦予意義。神經科學家告訴我們，這種理論運作框架存在於大腦皮層(大腦皮層的最表層，負責高級思維)中，技術層面的思考會在這個皮層中以一種系統的方式運作。
然而，分析經驗既不邏輯，也不系統。事實上，我相信，精神分析師在他自己的，以及他與來訪者的關係中所感受到的多種情感，比任何單一理論的解釋都要複雜得多。在分析師和來訪者中，動態的相互關係幾乎調動了所有的大腦皮層。在特殊的分析性沉默中，分析師的腦海中經常會冒出來各種問題：來訪者是在表達什麼？有什麼是他沒有說的？什麼是他用多變而複雜的敘述所暗示或者模糊的表達出來的？
在這個框架內，分析師的幹預會受到一系列參與意識和無意識過程的內在經驗的支配。這種相互作用往往難以解釋，可能會給分析師製造難題。他可能會想，「有多少感知來自於我的心理，又有多少來自於來訪者的投射?」
文獻中有許多建議分析師使用直覺過程進行幹預的參考內容(Reik， 1948; Lomas， 1993; Meadow， 2003)，但是精神分析的批評者認為，精神分析過程的有效性會因為這些幹預措施的不可靠性而遭受質疑。本文試圖對這種批評做出回應。
為了理解在臨床關係中用直覺進行幹預的難度，我們必須重申，解釋是由更高層次的推理產生的，這一思維過程在我們為來訪者的交流賦予意義的努力中會不斷發揮作用。這種獲取意義的嘗試是一種智力上的努力。
這種線性和邏輯的思維方式存在於大腦的左半球，而大腦的左半球同樣也是言語和交流能力發展的區域，而創造力和直覺能力所在的右半球也會參與包含抽象和感覺的思維過程。這種協調使得這兩個半腦成為我們破譯來訪者語言密碼的合作夥伴。
然而，在制定幹預措施時，還必須考慮到大腦的邊緣系統，這是一個深深鑲嵌在記憶和感覺中心的原始系統。杏仁核是邊緣系統的一部分，它的功能是幫助我們辨認出對危險信號的感知，當我們面對恐懼的直覺反應時，杏仁核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我相信，當一個來訪者躺在沙發上感到脆弱時，他的感知能力就會增強，因為此時原始的大腦中樞會被激活並開始工作。因此，用情感交流來與這些最深層的領域對話就是分析師應該努力爭取的目標。當精神分析師和來訪者的原始無意識過程協調一致時，就形成了真正的連結。
Meadow(1991)用「共鳴」這個術語來描述源自深層體驗的交流，在這些體驗中，驅力會被感知、壓抑或否認。Sheftel(1998)提供了分析師為了理解來訪者的無意識過程而使用非言語交流的例子，Laquercia(1998)則記錄了表面上看是普通邏輯無法理解的，象徵性層面的信息傳遞和交流。
Bollas(1992)將這種共鳴的交流模式稱為「未知的思想」。這種傾聽方式是為了適應來訪者原始的、非語言的、情感的複雜性，以及更高層次認知能力所產生的言語和抽象之間的差異(Lewis， Amini & Lannon， 2001)。
當來訪者用語言來描述，他對自己是誰以及他是如何變成那樣的想法時，這其中必然帶著一定程度上的情感化，但主要目的還是向精神分析師傳達他的想法。然而，精神分析師必須牢記，這種溝通實際上是對記憶和感覺的更高層次的翻譯。為了理解來訪者表達的全部內容，我們必須超越言語層面，去尋找那些被否認的、被遺忘的、被偽裝過的、曾經充滿激情的情感內容。
Lewis， Amini和Lannon， (2001) 提醒我們，控制感覺的，是大腦中更原始的部分。正是這種古老的殘留組織使得分析工作變得如此複雜：「對於三顆大腦中至少兩顆來說，詞彙、好主意和邏輯都是毫無意義的。許多人的頭腦都無法接受這些內容。……很明顯，人類的整個新皮層還是會受到未進化的邊緣系統的調節」(p.33)。
作為臨床醫生，我們在分析性沉默中坐著，所有的知覺潛能都被調動起來。我們傾向於使用進化後的皮層系統來做理解的工作，但同時我們原始的邊緣系統也被喚醒了。在我們傾聽來訪者的過程中，邏輯和理性會迫使我們妥協，但我們知道，還有更多需要理解的東西。語言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促進交流，但同時它也會限制我們對來訪者所傳達的信息的體驗。前語言期的經驗是由大腦的深層區域控制和塑造的，這些腦區最初是為了確保生存而形成的。
從發展的角度來闡述這個論點，我們當然要注意，嬰兒整體都是存在於感覺的領域中的，缺乏理性地解讀他周圍的世界的能力，相反，嬰兒會「感覺」和直覺地體驗到滿意和不滿意。但是，隨著高級功能的發展，他會逐漸脫離對純粹本能的交流方式的依賴，並開始使用新獲得的語言能力來進行推理和滿足他的需要。然而，這些早期的快樂和不快樂的經歷仍然在大腦中以感覺的形式保留著，並會持續影響人們的感覺和行為。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幫助來訪者用語言來將這些原始的感覺表達出來，仍然是我們最困難的任務之一。Lewis， Amini和Lannon，(2001)用神經科學的語言描述了這個難題：「邊緣系統……可以使我們超越邏輯，超越那些新大腦皮層不能夠完全理解的信息」。因此，我們的來訪者不得不在語言表達上掙扎，一邊試圖維持邏輯感，一遍試圖喚醒潛在的衝突感覺，並揭示更深層的意義。這些衝突力量有時會導致語言溝通被幹擾。
案例片段
下面的三個臨床片段說明了這些相互衝突的溝通模式。在第一種情況下，B先生正在給我講述一個普通的工作場合，一位下屬給他造成了管理問題，他突然驚呼道：「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我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呢?」他的語氣帶著惱怒，就像在訪談中發生過許多次的那樣，這種敘述導致了頑固的沉默和惱怒的感覺。我插話問他：「你講那些內容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麼呢?你感覺到什麼了嗎?有什麼感覺刺激你想講那些內容嗎?」他激動地回答說：
這讓我想起五年級和夏老師在一起的時候。……所有感覺都很類似，連這裡的空氣感覺都和那時的一樣。這裡的燈光也跟那所學校裡的一樣。夏太太真是個婊子!我很害怕。她會說，「這樣不對。閉上嘴專心聽！」她太嚇人了。他們在學校裡不會打你，但好像真的要打你似的。我真的非常生氣。甚至某些香水的味道也會讓我有這種感覺。我一感覺到這些東西身體就會有反應。這裡的空氣感覺，燈光…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感覺回到了過去。很難克服這種恐懼。我感到很害怕。
第二個來訪者Z先生經常抱怨，當他生氣的時候，很難找到「完美的語言」來描述他的經歷和感受。當他試圖運用自己的智力把自己的感情用語言準確表達出來時，他就會感受到前面所說的那種衝突。他會語無倫次，並且會為自己的語無倫次感到尷尬。他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智力運作中，並執迷不悟地希望自己能通過思維過程解釋自己的感受。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他會利用他的每一分精力來迴避感情，同時，他在用他卓越的智慧來抑制他生活經歷中的情感表達。他對完美語言的追求，反而使他遠離了他努力尋找的感覺。這種愚蠢的交流方式，導致他完全無法理解別人對他的反應。
T先生，第三個來訪者，而在描述與他分居的妻子的互動時，發現自己無法回憶起交流的細節，他說：「我無法記起任何的單詞或細節，因為當我生氣的時候，我就會非常混亂，仿佛所有的詞語都在躲避我。「不可接受的情感狀態的覺醒使他陷入了混亂，他的推理能力和記憶能力則成為了他憤怒的犧牲品。
討論
在B先生的案例中，他似乎只是在講述與下屬的工作現狀問題，就引起了他恐懼的感覺，直到他能夠描述出討厭老師和課堂的記憶，以及那時的味道和感覺，我才能夠解釋他的恐懼的「深層」來源。這個臨床案例表明，在我們的感知系統中，對生存的恐懼感很容易蓋過其他的情感。我們所有的感官都是用來保護我們安全的，並隨時準備接收信號，提示危險的來臨。這些機制通常不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中，但卻支配著我們的行為。在次訪談中，B先生描述了分析師在理智上無法理解的，但來訪者卻深深體驗著的感知，這些感知喚醒了一種對感知到的危險做出反覆的、發自內心的反應的記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記憶關聯著一個具有威脅性的權威人物，這揭示了他在感到害怕時所使用的無意識策略。
正如這個片段所揭示的，在訪談過程中會有多重感知的事件發生，這些事件往往發生在我們的清醒意識之外，只有當它們引起我們的注意，或者當它們達到可以用語言表達的經驗閾值時，它們才會被我們意識到。
當B先生變得焦躁不安且沉默時，我進行了幹預，來訪者終於能夠口頭表達他的恐懼背後的感官體驗。對他來說，恐懼是一種長期的狀態，根植於他的精神生活中，這種恐懼的狀態不知不覺地與我的辦公室「鮮活」的聯繫在了一起。通過將我在場時所感知到的知覺線索與記憶聯繫起來，最終他理解了自己在覺察到危險時產生的徒勞感。
這種將現在與過去相匹配的能力是記憶存儲的功能。感覺與思想、記憶與聯想都被壓縮在了一起，並在與分析師互動的過程中得到了釋放。然而，當分析師在面對這些看起來很古怪，甚至精神錯亂的材料時，這些材料只有經過更仔細的檢查才有可能變得被理解。我相信，我們的直覺反應為我們提供了精心設計幹預措施的機會，並以此增進我們對精神病過程的理解。
直覺在治療中的作用
當我們面對精神病性的語言以及理解精神病性產物的困難時，我們就要依賴於直覺感知了。在剛才給出的例子中，分析師努力給那些看起來沒有任何意義，並引起焦慮和困惑的詞賦予了意義。然而，這個精神分裂症患者卻試圖做所有來訪者都會做的事，向精神分析師傳達令人困惑的內在體驗。
顯然，如果分析師用直覺去傾聽並處理信息，他將能夠更好地理解來訪者努力想要傳達的信息。當接受他的直覺時，分析師可能會使用他的感覺來進行幹預，這樣做，可能會解決他頭腦中的一些混亂。一些理論把這種運用精神分析師的感覺的狀態稱為，客觀反移情反應(Spotnitz， 2004)，其他人稱之為投射性認同(Ogden， 1982)。
在一個由接受傳統訓練的分析師(Szalita-Pemov， 1955)在醫院工作的案例中，有一個直觀反應的絕佳例子。她是這樣描述這段經歷的：「四年前，我開始治療一位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的婦女，她住了大約13年的院。她很好鬥，不注意自己的外表。她光著身子走來走去，當有人端來食物時，她就會在地板上和盤子上大便。她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隔離區。」
臨床訓練包括探索和反映問題，並保持沉默直到找到合適的解釋，但當面對這個嚴重退行的女人，一連串幾乎無法理解的陳述時，這名分析師變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當病人向她拋出一連串的私人問題時，分析師想知道她是否應該保持她的「分析」立場，或者以一種新的方式回應她。病人聽出她的口音，知道她是法國人，便問她：「嘉布辛街現在住著還舒服嗎?」此時分析師還沒有決定採取什麼的回應才是最合適的。
我思忖著：我是應該進行分析，把問題交還給她，還是應該回答這個問題?我傾向於後者。我想起了她提到的那條街的情景。然而，我不能肯定我記著的是不是她問的那條街，所以我有點猶豫地回答說：「這條街有點吵，但是住在裡面很不錯。」「這正是我的感受，」她相當愉快地回答說。「但我哥哥有不同的看法。」於是病人把自己裹得更仔細，挺直了身子，傾訴道：「我要對這位可愛的女士好一點。」這標誌著病人的行為發生了變化，訪談繼續進行，病人和分析師交流了她們二戰期間在歐洲的經歷。
我相信，通過放棄，至少是暫時地放棄只反映問題的傳統分析立場，這位臨床醫生憑直覺做出了反應，並得到了病人的響應，這個病人突然看起來變得更完整，更有能力開始與「可愛的小女士」建立關係了。
臨床片段
我自己實踐的一個意想不到但成功的直覺反應的臨床片段也揭示了類似的動態。一位來訪者抱怨說，用我們的姓來稱呼彼此太拘泥禮節了，她說自己一直都只是蘿拉。我問她為什麼不用她丈夫的姓。當時她的反應就好像是我在建議她這樣做，於是我向她解釋說，我問這個問題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得更多對她的理解。她最終回應說，她丈夫的名字聽起來太有種族色彩了，但她也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但「這就是事實。」然後我順著直覺回應她，「用拉克萊西亞（分析師自己的名字）怎麼樣?」她很高興，說很好，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說，「蘿拉·拉克萊西亞」，還說這個名字的很有韻律，朗朗上口。但她還是不滿意，她繼續問我，為什麼我不能簡單地叫她蘿拉。
後來我明白了，問題不在於她會使用她丈夫的名字還是我的名字，而是在於她能否成功地影響我對她的行為。當訪談接近尾聲時，我決定叫她蘿拉。起初，她沉默不語，但當她開始回應時，她的語氣裡充滿了一種之前沒有的情緒。她對我直接叫她的名字非常感動，她總是感到無法以任何方式影響我，並從我那裡得到她想要的東西。
我開始確信，她在一開始時就對我隱晦的抱怨，以及在訪談期間再次隱晦的提及自己的失敗，讓我有理由做出回應。直覺上，這種回應是有風險的，但卻促成了更深層次的交流。然後她才能夠生動地表達她對我以及我們之間關係的感覺，還有她試圖影響我的徒勞嘗試。叫她蘿拉使她覺得她終究還是可以對我施加一些影響的。在剩下的時間裡，她告訴我上一周她對我有了些新的感覺。雖然她認為我很有魅力，但她說她從未對我產生過性喚起感，但這個星期她有了這樣的感覺。
使用直覺的訓練
儘管直覺在臨床實踐中具有明顯的重要性，但現代精神分析師對直覺在幹預中所扮演的角色鮮有著述。儘管Spotnitz和Meadow(1976)都認為直覺是精神分析候選人在被選擇接受培訓時表現出來的，最重要的特質之一，但我們的文獻並沒有反映這一理念。
個人分析，課程作業和督導，這三個領域一直被認為是學院培訓的必要組成部分，並在文獻中都得到了大量的關注，因為他們被假定會充分的讓分析師候選人識別來訪者的誘導、喚起和反移情反應。
然而，對於細微的、無法解釋的、從心理深處發出的、引導分析師反應的感知變化的調查，卻很少出現在文獻中。然而，正是這些意想不到的、充滿感情的反應，往往會產生最引人注目的臨床結果。
雖然Meadow(2003)和Lomas(1993)都認為應該幫助分析師候選人發展他們的直覺能力，但還沒有人設計出一種系統地訓練來實現這一目標。由於直覺是每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運用的一種「本能」過程，我建議將對直覺的來源和它有效性的調查納入課堂經驗和督導過程之中。
通常，當一個人覺得某種感情不能立即被理解時，就會傾向於否認或駁斥它，認為它不重要、無關緊要，甚至是妄念。但事實上，培訓研討會和督導都能夠培養和提高直覺的反應能力。因此我們應該幫助學生，讓他們在分析師努力為來訪者提供的，同樣安全的環境中信任和使用他們的直覺。
精神分析師對來訪者所採取的立場，即一個不加評判的「安全客體」，來訪者可以對他訴說一切。這樣的設置應該在督導過程中被複製。因此，當一個學生報告說某個幹預是「錯誤的」，對這種「錯誤的」反應的起源進行調查可能會產生一些有趣的結果。我發現，專注於對體驗的純粹認知理解，而不是教室裡的心理動力關係的理解，往往會讓我們遠離學生對動力的直覺理解，而傾向於更合乎邏輯的解釋。
有時，這些所謂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候選分析師「傾聽」來訪者的能力，這種能力應該受到讚揚，而不是被拋棄這些直覺，然後更理性地解構來訪者的病史或口頭報告。
在《現代精神分析督導趨勢》中，Spotnitz(1976)建議，督導師對待被督導者的態度應該複製分析師對待來訪者的態度。督導師應該幫助新手盡其所能地介紹他的臨床工作，而不要批評或幹預，以免讓他相信自己正在接受評估。這種中立而不加評判的態度會最大限度地提高學生發展直覺感官的潛力。
Spotnitz進一步提醒我們，「學生[分析師]的直覺理解通常會受到嚴重壓抑，因此他覺得自己離來訪者很遠」。為了獲得對自己直覺能力的信心，被督導者必須感到足夠安全，以開放和自發的方式與督導師互動，並向他展示自己，就像來訪者與他互動一樣。Spotnitz進一步建議學生接受經驗式的訓練，而不是在「依賴純智力的學習框架」。因此，幹預措施的形成不僅取決於對理論的理智理解，還取決於與受直覺影響的來訪者的情感共鳴。
我認為我們需要繼續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的感覺和直覺力量來組織起我們的幹預措施。精神分析的藝術要求分析師的高級皮質系統，理論知識儲存，與更深層次的邊緣系統協調一致，以便我們的直覺知識可以與理論知識完全融合，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與來訪者產生共鳴。
參考文獻見原文
Listening With the Intuitive Ear (2005). Modern Psychoanalysis， 30A(1)：6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