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和調查人員對網際網路上的醜陋現象發起攻擊，曝光種族主義者、流氓和惡霸。他們的做法是否過分呢？
馬丁·弗雷德裡克松（Martin Fredriksson）在斯德哥爾摩的地下車站
我們將那些在網際網路上匿名散播仇恨或進行其他恐怖活動的人稱為「惡棍」。網際網路惡棍令人討厭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所說的事情讓人不舒服，還因為他們所呈現出的神秘性：是什麼樣的人會這樣卑鄙無恥？
去年秋天的一個下午，瑞典記者羅伯特·艾斯伯格（Robert Aschberg）與一位網際網路惡棍面對面坐在斯德哥爾摩郊區一幢淺褐色公寓外的露臺上，想對這個問題做出解答。這個惡棍是一個安靜消瘦的男人，三十多歲，穿著一件連帽上衣，戴著一頂髒兮兮的棒球帽——與艾斯伯格整潔的外套、光亮的頭頂和標準的男中音形成鮮明的對比。艾斯伯格的調查團隊證實這個人對一位天生手萎縮的女孩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騷擾。與女孩在網上相識後，這個惡棍對女孩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糾纏，在她的Instagram頁面上關於她的手寫下侮辱性留言，不斷用Facebook信息對她進行攻擊，甚至發郵件對她進行嘲笑。
艾斯伯格曾帶著電視臺工作人員到他家進行確認，但他什麼都不承認。「你為你做過的事情感到後悔嗎？」艾斯伯格手裡拿著受害人收到的從他帳號發出的Facebook信息問道。「我什麼也沒寫，」他說，「我沒寫過這樣的東西。是黑客幹的。」
這是艾斯伯格在電視節目Trolljägarna （尋找惡棍）中曝光網際網路惡棍以來第一次遇到全盤否認的情況。通常他只要亮出自己的名字，他們就會把自己知道的一切講出來，作為一名揭露醜聞的電視記者，這個名字數十年來揭露了無數的醜聞，如一把利劍一般，能夠挖穿那些性變態、跟蹤者以及腐敗政客的秘密。但是今天，他遇到了對手。在十分鐘毫無結果的拉鋸戰後，艾斯伯格結束了這次談話。「一些有經驗的人給了我一些建議，」他有些疲憊地說，「對於這類事情在網上要保持低調。」這個男人搖了搖頭：「但我做不到這一點。」
「他是個說謊成性的人，」艾斯伯格後來在車中發著牢騷。但他並未對此煩惱。「尋找惡棍」的目標並不是把網際網路上的每一個惡棍都清除掉。「我們要做的就是對網絡上的不良行為表示憤怒，」他說，「然後引發大家對此的討論。」
回到「尋找惡棍」辦公室中，一塊白板上寫著艾斯伯格的日程計劃。有關其他惡棍的資料用圖釘在白板上釘成兩行：兩個少年在Instagram抵毀他們的高中同學，一個開辦種族歧視網站的政客，一名男性法律系學生盜用一名女性的身份，在網上引誘另一名男性。
作為這種事情在瑞典引起共鳴的標誌，一個簡潔的新詞被創造出來指代所有在線劣行：näthat（「網絡仇恨」）。「尋找惡棍」由於在處理「網絡仇恨」上過於激進，打擊力度有所下降，目前正在拍攝第二季。
通常情況下，在社會生活中是不允許對女性和少數民族進行侮辱謾罵的，也不支持有些人生來就低人一等這樣的看法，更不允許恐嚇威脅弱勢群體。但守舊派們的仇恨情緒在網際網路上死灰復燃，尤其是在鄉下，這種仇恨情緒更為強烈。網際網路的匿名性催生了仇恨者團體社區，他們在社區中相互交流仇恨情緒，而不必承擔任何後果。他們常常聯合起來對受害人進行恐嚇，而那些單獨行動的惡棍則使用幾十個化名將惡行影響放大。
每次想要遏制網絡仇恨時都要遭遇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人們認為網際網路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人們提供不受約束的自由言論空間和邊緣化思想空間。與網絡仇恨的鬥爭是如此緊迫和困難，法學教授丹妮爾·席特倫（Danielle Citron）在她的新書《網絡空間裡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中將網際網路稱為「公民權利的下一個戰場」。
瑞典有如此多的仇恨情緒令人吃驚。瑞典不僅是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的「堡壘」，還是個「數字烏託邦」，北歐人在高速網絡上看電影聽音樂，以此來消磨漫長的冬夜。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統計，瑞典的網際網路普及率達95%，位居世界第四。瑞典發達的科技產業創立了許多標誌性品牌，例如聲破天（Spotify）和《我的世界》（Minecraft），瑞典的盜版黨（the Pirate Party）認為網際網路是和平與繁榮的力量，並為此發動了一場政治運動。但是瑞典的網際網路也有它的陰暗面。
2012年出現了「Instagram 騷亂」，數百名憤怒的青少年襲擊了哥德堡的一所高中，目標是在Instagram上對同學進行性誹謗的一個女孩。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網際網路上每天受到各種無聊的騷擾，2013年，一部備受關注的電視專題節目對此進行報導，它以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轟動一時的千禧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說《龍紋身的女孩》（Men Who Net Hate Women）命名。
每天有大部分時間在網上度過的人都會遇到網絡仇恨問題。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學教授馬丁·舒爾茨（Mårten Schultz）是《尋找惡棍》節目的客座嘉賓，他認為由於瑞典的文化和法律提倡人們各抒己見，這種問題尤為突出，他在節目中就每個案件的法律問題進行了討論。瑞典人將「網絡仇恨」看作是暢所欲言所產生的令人討厭但又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針對遏制網絡攻擊的法規受到了言論自由和網際網路權利激進分子的堅決反對。
此外，在瑞典寬鬆的信息自由法令下，可以輕鬆獲得幾乎每個人的個人信息，包括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甚至是須納稅收入。這使得在線騷擾更具侵入性。「政府公開了你在斯堪地那維亞以外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信息，」舒爾茨說，「瑞典對於個人隱私的保護實在太差了。」
甚至，豐富的信息資源使網絡惡棍們可以隨意曝光別人的信息，使瑞典成了一個追蹤者的樂園。除艾斯伯格外，一個名叫Researchgruppen或「調查團隊」的自願者調查組織通過追蹤那些匿名網絡惡棍留下的蛛絲馬跡來揭露他們的真面目，創立了一種新的新聞形式。
在最大的一宗惡棍追蹤案中，「調查團隊」收集右翼公開網站Avpixlat上的評論信息，獲得大量評論數據和用戶信息。通過這些數據，團隊成員仔細確認在Avpixlat上發表評論最多的用戶，將他們的姓名交給瑞典最大的兩家小報之一Expressen。
2013年11月，Expressen連續在頭版公布了數十名在Avpixlat上匿名發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其他引發仇恨情緒評論的知名人物，其中包括很多有權勢的右翼民主黨政客和公職人員。這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新聞。
瑞典民主黨根植於瑞典的新納粹運動，長久以來一直試圖與它們具有種族歧視色彩的過去劃清界線，採用一種高尚的論調宣稱「保護瑞典文化」。然而，民主黨的這些成員和支持者卻對納粹大屠殺表示懷疑並稱穆斯林移民為「蝗蟲」。許多政客和公職人員被迫辭職。
Expressen公布了一個短片，片中記錄了該報社的記者作為惡棍搜尋者與Avpixlat的評論者的對質。
讓網絡惡棍無所遁形
馬丁·弗雷德裡克松是「調查團隊」的聯合創始人，也是它的實際領導者。三十四歲的他身材瘦長，留著短髮，看上去安靜沉穩，但他在推特上卻是個好發脾氣的人，從這可以看出他過去是個激進的反種族主義者。我在Piscatus的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見到了弗雷德裡克松，他的工作是為新聞記者提供公開檔案。
Piscatus的董事會主席羅伯特·艾斯伯格認識弗雷德裡克松好多年了，開玩笑說他是個優秀的調查員和新聞記者，但是「你就是不能讓他呆在有家具的房間裡。」弗雷德裡克松的辦公室極為簡樸，房間裡唯一的裝飾是一張辣妹組合的海報。
弗雷德裡克松打開電腦登錄到一個區域網，這個區域網是他創建用來協調「調查團隊」對Avpixlat用戶的調查工作的。「調查團隊」的成員通常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各自追蹤自己的目標，在需要幫助時相互合作。這個團隊目前有十名成員，全部都是自願者。包括一名心理學研究生、幾個新聞專業的學生、一名小學圖書館管理員、一名ＩＴ業出版物的網絡作家、以及一名醫院護工。小型的追蹤工作通常都是在網絡聊天室和維基上就可以進行。但是，分析包含三千萬條評論和55000多個帳戶的Avpixlat資料庫則需要集中地、系統化的工作程序。區域網主頁上的圖片就是對這項浩大工程的調侃。兩匹馬把頭伸進一個乾草垛中。「找到什麼了？」一匹馬問。「什麼也沒找到，」另一匹馬回答。
「調查團隊」是在全面揭露一個特別可怕的網絡惡棍是過程中創立的。那場戰役開始於2005年，那時弗雷德裡克松和他的好朋友馬蒂亞斯·邁格（Mathias Wag）得知有一個人正匿名向政府部門請求查詢邁格的公開信息。請求者的回郵信箱是斯德哥爾摩的一個郵政信箱。弗雷德裡克松和邁格起初並不知道他到底是誰。但是第二年，他們從一份監獄雜誌上看到一個名叫漢普斯·赫勒坎特（Hampus Hellekant）的臭名昭著的新納粹主義分子由於謀殺了一位社團的組織者而入獄，他使用的是同一個郵政信箱。2007年赫勒坎特釋放以後，匿名信件又開始出現在瑞典新納粹論壇和網頁，並搜尋有關邁格和其他右翼人士的信息。
三年中，弗雷德裡克松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調查者一起追蹤赫勒坎特的每一個行蹤，不論是線上的還是線下的。「他算是納粹活動的軍師，」弗雷德裡克松說。他們的反情報活動不僅採用了傳統的新聞技術，還使用了新型數據分析手段。而最不可思議的突破口竟是赫勒坎特在斯德哥爾摩到處非法停車的習慣。弗雷德裡克松的團隊從政府部門調出了停車罰單，發現車輛在某天某時的位置可以與赫勒坎特匿名發送的圖像文件的ＧＰＳ元數據可以相匹配。2009年，他們將赫勒坎特出獄後的活動報導賣給了一家左翼報社，由此「調查團隊」誕生了。
從那時開始，「調查團隊」的成員開始對男性權利運動、瑞典警察行為和各種右翼團體進行調查。一直到他們將有關Avpixlat的調查結果公布到他們的網站上或與新成立的小型左翼組織結盟。「對外的官方說法是我們只挑選與民主與平等相關的主題，」弗雷德裡克松說，「但是實際上我們只是有特殊的偏好――我們更願意關注我們感興趣的東西。」
在「調查團隊」成立時，由於弗雷德裡克松對納粹主義者的不懈搜尋和卓越的調查天賦，艾斯伯格將他招至麾下。弗雷德裡克松從一個安全性極差的行動支付平臺獲取了納粹網站資助者數據。他還恰巧搞到了網絡色情網站的大量付費用戶記錄。艾斯伯格曾在他的節目Insider中用到過這些數據，這是瑞典類似於ＮＢＣ的Dateline節目，他在節目中披露了使用公用手機購買網絡色情資料的政府官員。此後，他僱用弗雷德裡克松為Insider的調查員：為艾斯伯格出謀劃策。目前，弗雷德裡克松已不再為「尋找惡棍」節目工作，這個節目與「調查團隊」也沒有正式的關聯。但是節目還經常使用弗雷德裡克松的偵探方法來曝光它的目標。
確切的講，弗雷德裡克松應該被稱為「數據新聞記者」，因為他的專長就是從大量信息中梳理出有用的數據。他遊擊隊般的搜索信息方法就像在偵探小說中追尋連環殺手的線索一樣激動人心，這個稱謂對他來說稍顯平和。當弗雷德裡克松對某人產生了興趣，就會著了魔般的緊抓不放。艾斯伯格不無敬佩地評價他是一種強大而罕見的力量。「他很特別，」他說，「他是那種能連續24小時不吃東西只知道工作的人。」
弗雷德裡克松是瑞典有名的「64一代」，這代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計算機Commodore 64的陪伴下成長，改變了瑞典的ＩＴ產業。上世紀九十年代，新納粹運動興起，那時他還是個朋克搖滾少年。在瑞典南部他的家鄉小城，他和他的朋友經常與一幫理著平頭的男人發生衝突。「我對政治很感興趣。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我想從政的話，我必須要想辦法消除這些納粹分子的威脅，」他說。他加入了頗有爭議的左翼團體「反法西斯行動」（Antifascistisk Aktion）（ＡＦＡ），這個組織贊同使用暴力對抗新納粹主義者。
2006年，他因為在新納粹主義者與反種族主義者的打鬥中打傷了一個人而被判進行社區服務。「他說那就是我。實際上那並不是我，還好那些都過去了，」弗雷德裡克松說。他最終認識到暴力是錯誤的，現在他的武器是信息而不是拳頭。他更願意去了解仇恨而不是催毀它，但他並不反對有人另闢蹊徑。
「調查團隊」對於認為新聞記者不是行動主義者的傳統觀念是一個挑戰：「調查團隊」成員在行動上證明了這一點，很多成員都是左翼激進人士。在本世紀初，弗雷德裡克松全力投入到瑞典的自由文化運動，這項運動主張廢除版權法，支持盜版，並對海盜灣（Pirate Bay）的比特流（BitTorrent）追蹤器的第一個版本加密。每當「調查團隊」出現在新聞上時，批評者們都對左翼成員們進行抵毀，稱他們為只是按照行程單辦事的宣傳員。但是他們的工作是一絲不敬的，他們得到的真相是無可爭辯的。
「我們所做的事有目共睹，」弗雷德裡克松說，「將來人們會說，『哦，十年前你做到了。』但是我生活在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公開確鑿的證據，希望我是對的。」
在這樣特殊的經歷背景下，他進行新聞調查有時會採用一些不道德的手段。「我喜歡翻開石頭，看看下面有什麼，」他說，「我喜歡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看看發生了什麼。」
2013年對Avpixlat評論者的大規模曝光就是這種好奇心引發偶然結果。Avpixlat在瑞典日益壯大的右翼民粹運動中頗有影響力，這項運動是由害怕穆斯林移民和羅馬移民正在毀滅這個國家的仇外思潮引發。Avpixlat網站主要散播外國移民強姦和謀殺事件，現在這些主張被興起的自由主義組織所壓制。「Avpixlat」的意思是「去像素化」，是指將模糊化處理過的圖像清晰化。
起初，弗雷德裡克松想要研究這個網站是如何成為「網絡仇恨」的滋養地的。Avpixlat網站，尤其是無法無天的評論部分，已經成了臭名昭著的網絡暴徒聚集地。「他們挑撥離間，煽動人們攻擊政客和新聞記者，」阿妮卡·哈姆瑞特（Annika Hamrud）說，她是一名新聞記者，曾做過大量有關瑞典右翼的報導。一個小城的店主貼出了一張歡迎敘利亞難民來到瑞典告示，網站發布了這件事後，這個店主受到了連續不斷的在線攻擊。Wåg是弗雷德裡克松的朋友和同事，他將Avpixlat稱為「指明惡棍去哪的手指。」
弗雷德裡克松的想法是創建一個Avpixlat評論資料庫，以此來調查網站上網絡暴徒的行動。Avpixlat採用的是廣泛使用的評論平臺Disqus，這個平臺也是瑞典和全世界的主流公開平臺。弗雷德裡克松計劃儘可能多地從Avpixlat和許多其他瑞典網站獲取Disqus評論數據，然後將主流網站上評論者的名字與Avpixlat上的進行對比，名字的重疊程度將會表明Avpixlat用戶在網際網路上的活躍程度，以及他們在「網絡仇恨」蔓延中起多大的作用。
在報紙發布關於Avpixlat的報導並曝光這些有名的瑞典人的真面目時Expressen的主頁
「調查團隊」成員
手握確鑿證據，艾斯伯格在節目中與一個網絡惡棍當面對證
「尋找惡棍」的宣傳海報
2005年，在瑞典林雪平（Linköping）舉行的新納粹集會
弗雷德裡克松黑進了一個簡單的腳本，使用Disqus的公共API（應用程式設計接口，可以使在線服務共享數據）收集Avpixlat的評論數據。在他建立資料庫時，他發現了奇怪的事情。他在每個用戶名稱及其評論後都捕捉到加密的數據字符串。他認出這是MD5散列算法加密產生的字符串，用於加密評論者用來註冊帳號的電郵地址。（關聯電郵地址以提供第三記服務的Gravatar（全球通用頭像））。
弗雷德裡克松意識到他可以將MD5散列算法應用到已知電郵地址，然後將結果與Avpixlat資料庫的散列交叉比對，找出Avpixlat上評論者的電郵地址。他用自己的Disqus帳號在Avpixlat上發表了一個評論，然後用這種方法對評論進行試驗。他將自己的電郵地址加密，利用散列結果對Avpixlat的資料庫進行搜索，結果他發現了自己的評論。
「就是那時，我知道我無意中發現了報紙將會極為感興趣的東西，」他說。他在Avpixlat和其他使用Disqus的網站（包括一些美國網站，如ＣＮＮ）上進行追蹤，最終得到了3千萬條評論數據。他的目標已不再是對「網絡惡棍」的一般調查。他要尋找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的答案： Avpixlat上仇恨評論的發布者到底是誰？「這秘密已經隱藏多年了，」弗雷德裡克松說，「我們就是要找出這些人，讓他們無所遁形。」
要開始進行曝光Avpixlat用戶的行動，「調查團隊」需要一份長長的電郵地址名單，以此來與Avpixlat評論者資料庫進行比對，尤其是那些有新聞價值的參與種族歧視右翼網站的人的電郵地址。瑞典寬鬆的公開信息法律這次又幫了大忙。「調查團隊」提交了公開信息查詢請求，收集到數千個議員、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員的電郵地址。此外，弗雷德裡克松還提供了數百萬個網絡上流傳的電郵地址。至此，「調查團隊」總共匯集了2億多個地址——是瑞典人口的20倍，然後將之與Avpixlat上55000個帳號進行核對。
弗雷德裡克松關於在線調查做了幾場報告，他發現揭露真相比人們認為的要容易得多。「網絡匿名是有可能的，但也不是無堅不催，」他說。他點開一個Avpixlat用戶，這個用戶曾用這個帳號對穆斯林發了不少牢騷。弗雷德裡克將這個用戶的電郵地址輸入谷歌，在本地划船俱樂部的花名冊上發現了這個人的地址和全名：「這就是他。」如果僅有用戶的電郵地址還不夠，調查人員會深挖他們的評論，有時評論會達到數千條，從中可以找到確認他們身份的線索。
「調查團隊」對於Avpixlat數據進行了十個月的辛苦調查工作，最終確認了大約6000名評論者的身份，這其中只有極少數人的名字曾被公開過。調查開始幾個月後，弗雷德裡克松與Expressen取得聯繫，這家媒體所做的關於瑞典極右派的調查性報導讓他極為敬佩。最後這家報紙買下了這篇報導。
弗雷德裡克松認為應該讓人們認識那些散播仇恨的人。
報復
「調查團隊」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分析資料庫上，沒有認真考慮這種曝光會產生怎樣的公眾反應。新聞見報後，引發了巨大的爭議。有些網民將這種曝光視為對自由言論的攻擊，作為報復，他們開始公開散布「調查團隊」成員的地址，這種一種經常被採用的在線恐嚇手段，人們稱之為「doxxing」。
一天晚上，一個陌生男子來到名叫邁·溫倫的「調查團隊」成員的公寓，她後來不得不搬離了那間公寓。弗雷德裡克松父母的住址被到處傳播。有關這篇報導的道德爭論越來越激烈，甚至連瑞典民主黨的政敵都聲稱保留意見。讓一些批評者感到尤為過分是的，雖然Expressen的目標多是政治人物，但其中也有普通公民，包括商人和教授。
「我對此也感到有些壓力，」弗雷德裡克松說。
弗雷德裡克松支持「調查團隊」對資料庫的搜尋工作。他認為匿名如果是用來散播仇恨的話就不應該受到保護。「我想人們有合理的原因使用匿名，」他說，「網際網路是個極好的東西——我就利用網際網路在群眾中傳播文化——但是從個人角度講，網際網路被某些人濫用讓我十分惱火。」現在，他仍然對Expressen曝光普通公民感到矛盾。「調查團隊」將報導哪些內容的決定權交給了Expressen。如果讓他來做選擇，他會選擇只曝光那些政客。
「如果Expressen只針對社會名人，這件事可能會更有影響力，」他說。
對「調查團隊」的指責漸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它獲得了一個新榮譽，被視為是值得信賴的新聞力量。幾個月以後，「調查團隊」和Expressen 因這篇報導而被「瑞典調查性記者協會」給予獎勵。九月，Expressen根據資料庫發表了新的系列報導，曝光了更多瑞典民主黨人。其一個人將黑人稱為黑猩猩，而另一個人認為穆斯林人有暴力傾向。由於這些報導，「調查團隊」被提名為「期道拉新聞記者獎」（Stora Journalistpriset）的候選人，這是瑞典最有威信的新聞獎。
這篇報導是在瑞典普選前一周發表，但很顯然，這對選舉結果沒有影響。事實上，瑞典民主黨贏得了１３%的選票，是以前選舉結果的二倍，成為為瑞典第三大黨派。有人認為Expressen使民主黨看起來像個受害者，這反而幫助了民主黨。弗雷德裡克松說他很高興這件事使他們的公眾形象更加接近他們心中的奮鬥目標：讓Avpixlat評論部分中那些醜惡的身份每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說，好吧，我們就讓人們看看這些種族主義者，而大家顯然也樂意看到這一切，」他說，「這對他們是好事。」
「調查團隊」現在正深入調查下一個目標，Flashback的巨大資料庫，這是瑞典最大的興趣論壇。在最近一次會議上，「調查團隊」成員用了六個小時研究了弗雷德裡克松提供的包含100個高級軍官電郵地址的名單，查看這些軍官是否在該網站上發表不當言論。他只發現一個人——這個男人承認僱用妓女，但這不大可能引起他們媒體夥伴的興趣。
曝光Flashback用戶引起的爭議可能會強於曝光Avpixlat的評論者。Flashback用戶並不談論對移民的憎恨（有些人會這樣做），他們談論愛情、電腦遊戲、烹飪、政治、毒癮――都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去年夏天，弗雷德裡克松引發了一場網絡抗議，這是因為當有人在推特上詢問「調查團隊」是否有該網站的資料庫，他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當被問道為什麼時，他粗魯地回應，「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能力。」
這則推特信息引起了大家的爭議，甚至在「調查團隊」內部成員的看法也不同，弗雷德裡克松後來澄清，團隊會只將資料庫用於「網絡惡棍」的調查。但是，很多Flashback用戶並不買帳。「調查團隊」自詡「他們所擁有的能夠窺探弱勢人群的秘密，」傑克·沃納說道，他是瑞典日報Metro負責網絡文化的新聞記者，也是Flashback的老用戶，「這樣是不太道德，但很直率而有些孩子氣。」安娜·特羅貝裡（Anna Troberg）是瑞典盜版黨的領導者，指責「調查團隊」是「被寵壞了的義務警察」。
對於這個項目，弗雷德裡克松沒有說太多，只是說它與Avpixlat調查類似，主要調查目標是政府官員的惡行。他說Flashback用戶盡可以放心，「調查團隊」不會曝光個人的醫療問題。「如果他們在性、藥物或健康專區發布信息，我們對此不感興趣，」他說，「如果是在Flashback的其他專區發表抵毀別人的信息，那我們就要看一看了。」
艾德裡安·陳是自由撰稿人，作品曾在《紐約》、《連線》和《紐約時報》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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