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分化日漸加劇，社會撕裂現象明顯增加，如起源於法國並席捲歐洲的「黃馬甲」運動、美國的弗洛伊德事件，以及近期美國總統選舉背後反映出的民意大分化等等，似乎都在講述同一個故事，就是全球貧富差距的拉大，中產階層在萎縮，社會收入結構特徵由「梭型」向「啞鈴型」轉變，中產階層銜接高低收入群體兩端的橋梁溝通作用和紐帶效應弱化，導致社會撕裂現象增加。
擴大中產階層規模，正成為全球共識。如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中，明確提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即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達到8億人口規模；在「十四五」期間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太平洋(601099,股吧)彼岸的美國，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曾在今年3月《外交》雜誌上發文指出，中產階級是美國最大的財富，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必須加強中產階級力量，要為中產階級制定外交政策。
如何壯大中產階層規模，方法多樣，但發展製造業也正在成為共識。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主張要採取措施使製造業回流美國，在國外製造的產品要在美國國內生產，其目的除了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外，增加吸納就業能力也是重要目的之一。
製造業和中產階層穩定有何關係，與社會撕裂在邏輯上有何聯繫？國際經驗教訓對中國穩定製造業比重又有何借鑑意義，這是本文要分析的問題。
一、當前國際亂象的背後：貧富差距拉大的影響揮之不去
（一）國際亂象：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興起
經濟逆全球化：國際貿易比重收縮，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二戰以來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大緩和，多邊合作協議層出不窮，促進了全球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全球化進入高速擴張期。從1960年到2008年，全球商品貿易佔GDP比重從16.6%增長到51.4%（見圖1），反映各國在經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日益緊密。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進程受阻減緩，全球各國生效的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保護條款與日俱增，如美國生效的貿易保護條款由2007年的251項增至2018年的472項（見圖2），在此期間美國與中國、歐盟等主要經濟體之間貿易摩擦不斷。
在經濟逆全球化衝擊下，國際經濟貿易合作面臨挑戰，各國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全球流動放緩。如201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佔GDP的比重已較2007年下降3.7個百分點至1.6%，全球商品貿易佔GDP的比重在2008年後由升轉降（見圖1）；全球移民數量由2006~2010年平均每年增長2.9%降至2016~2019年平均每年增長2.2%（見圖3）。
2． 政治逆全球化：「脫鉤」、「退群」現象愈演愈烈，民粹主義興起
除經濟上的逆全球化外，近年來政治逆全球化也持續發酵，民粹主義興起。在歐洲，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使原本鬆散的歐盟遭遇分裂危機，且各國在難民接收、社會福利等問題上也爭論不休。在美國，川普總統上臺後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先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巴黎協定、全球移民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協定或國際組織（見圖4）。在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輿論也將國內的經濟、社會問題歸因於全球化。「美國優先」、「法國優先」、「義大利優先」、「巴西優先」等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抬頭，全球政治局勢逐漸轉向保守與民粹。全球治理體系遭受空前衝擊，治理赤字增加。
（二）國際亂象的背後，都有貧富差距拉大的影子
為何近年來逆全球化加速？從經濟學角度看，其根源性動因之一在於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工作機會減少，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劇。
二戰以後，全球經濟在技術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推動下，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加之戰後百廢待興對工人需求增加，普通勞動者收入也隨之提高，中產階層發展壯大，全球收入分配趨於平等。如收入前1%群體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明顯下降，中產階層群體（收入前10%~50%）收入佔比上升並保持穩定；但進入1980年代後，全球收入結構開始由梭型向啞鈴型轉變，中產階層收入佔比明顯下降，而富有階層佔比持續提升（見圖5和6）。
1980年代以後全球貧富差距的再次擴大，部分原因與新一輪全球化加速過程中收入分配更有利於資本、不利於勞動力生產要素有關，在效率和公平中更傾向於前者。上世紀80年代隨著生物、能源和信息通信等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加上新自由主義的盛行，全球化快速發展，產業在全球轉移進程加速，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承接了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傳統產業，尤其是中低端製造業。在這一過程中，發達經濟體中擁有資本和技術的階層，由於資本和技術要素能跨國流動，分享了全球化帶來高收益的好處，但擁有勞動力尤其是低技能群體，由於勞動力要素跨國流動性受限，不但分享全球化的好處有限，還面臨產業轉移後失業的風險。因此，全球化過程中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沒有均衡地惠及所有人，擁有大量資本的富有階級成為最大贏家。如上世紀80年代美國GDP增速雖然保持了高增長，1984年更是達到7.2%，創30年新高（見圖7），但由於國內分配製度等問題，仍然沒有改變收入兩極化趨勢的不斷加劇（見圖8）。
收入差距拉大，導致社會不平衡發展，為民粹主義的培育提供了溫床。根據世界收入不平等資料庫（WIID），美國和巴西是收入差距較大的典型國家，其國內收入位於前1%的人口得到了超過20%的國民總收入（見圖9），因此兩國國內民粹主義也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如美國總統川普與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上任後便開始了一系列反全球化行為，強調本國利益至上，即使在疫情期間兩國防疫表現不佳的情況下，也執意退出世衛組織。兩位總統的政治基本盤主要為全球化下面臨失業、收入減少等困境的本國中低收入人群，2020年的美國大選結果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支持者集中於沿海大城市，而川普的支持者大多來自內陸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見圖10）。因此，近年來發生的逆全球化國際亂象，其實是全球化「輸家」對全球化的反擊，其根本原因還是收入分配不均衡。
二、製造業空心化對貧富差距拉大功不可沒：來自美國的經驗
儘管全球化過程中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但簡單地將貧富差距拉大「甩鍋」給全球化卻有失偏頗。歐盟、日本等經濟體長期主張全球化，佔全球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在2019年分別達到14.5%、4.6%，是全球第二、第四大貿易國，但全球化對這些經濟體收入分配的影響，遠沒有同樣是發達國家的美國那麼大。如根據聯合國2018年人類發展指數數據，日本是全球最為平等的國家，英國、德國等歐盟國家在社會平等方面也排名靠前（見圖11），1980年代以後日本、德國、英國國內中產階層收入比重，遠高於美國，比重變化的平穩性，也遠好於美國（見圖5和6）。
為何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收入平等程度遠好於美國，社會撕裂程度也遠不及美國，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德國等國的製造業在全球化過程中依然保持完好，製造業在本國GDP中的份額穩定。由於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薪酬也相對較高，是培育中產階層的重要搖籃。不同於富有階層，一般工薪階層擁有資產較少，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佔比較低，僱員報酬是低收入群體和中產階層的重要收入來源，因此製造業的發展能為工薪階層提供重要的收入保障，有利於社會收入差距的縮小。從美國的歷史數據看，中產階層和後90%人群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與僱員報酬佔個人總收入的比重高度相關（見圖12和13），相關係數分別達到0.74和0.87，表明僱員報酬對個人收入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在貧富差距較大的美國、印度、巴西等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近年來下滑較快（見圖14），尤其是美國自1980年代啟動去工業化以來，製造業空心化明顯。
雖然製造業是僱員報酬的重要來源，但美國在全球化的過程由於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佔比上升等原因，出現製造業產業轉移海外，導致製造業萎縮，加劇了美國社會撕裂，也為逆全球化思潮埋下隱患。美國自1980年代起僱員報酬在個人總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其中製造業收入份額下降是僱員報酬佔比降低的主要原因。2019年製造業僱員報酬佔個人總收入的比重不足5%，較1980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見圖15），同期僱員報酬佔個人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8個百分點，製造業萎縮對僱員報酬比重下降的貢獻率為127%。
美國製造業僱員報酬佔總收入比重的大幅下降，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美國進入1980年代後啟動去工業化進程，加上自動化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導致製造業就業人數見頂回落，尤其是21世紀的前十年，美國製造業人員規模縮減33.7%（見圖16）。二是製造業平均時薪增速在1980年代裡根改革後出現斷崖式下滑（見圖17），1970-1982年期間，美國製造業時薪年均增速達8.2%，而在1982年以後降至2.8%；且在1980年代之前，製造業的時薪增速高於全行業平均時薪增速，而在1980年代後情況則相反，製造業時薪增速不及全行業平均水平。
綜上，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國內製造業比重的持續下降，引發美國中低收入群體工資收入比重下滑，是美國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造成美國中產階層萎縮、低收入人群大量失業等問題，不僅抑制國內消費，還加劇社會撕裂現象，威脅到社會穩定和引發逆全球化亂象。
三、中國現狀：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的必要性在提高
（一）製造業就業人數和比重下降跡象已現
我國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製造業增加值自2010年起連續10年位居世界第一，主要產品產量穩居世界前列，製造業就業人數及其在就業中的比重也呈整體上升趨勢（見圖18）。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製造業人數和比重先後經歷了幾次較大的波動。第一次是1998年國企改革，製造業國企就業人數從1997年到2003年減少43%；第二次是2001年我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製造業人數和比重大幅攀升1倍左右；第三次2015年去產能，疊加國內產業升級轉型、服務業佔比上升和產能外遷至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製造業人數和比重出現見頂回落跡象。
根據歷史數據，我國製造業就業人口比重大致領先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前10%~50%）收入份額5年左右（見圖19），製造業就業人口比重變化預示後者在2020年之前持續處於上升階段，即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收入佔比逐步提高。但由於此後製造業就業人口比重趨緩並略有下降，預示中等收入群體收入佔比有下行壓力。因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確實具有很強的前瞻性。
（二）國內製造業面臨的困境
國內產業結構調整是我國製造業佔比降低的主因，但我國製造業面臨的困境同樣不容忽視，保持製造業基本穩定仍面臨較大挑戰。
一是中國製造業低成本高效率優勢有所弱化。金融危機後，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和全要素生產率呈下行趨勢（見圖20）；與此同時，我國單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2018年製造業每年人均勞動力成本超過一萬美元，高於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其他新興經濟體（見圖21）。
二是全球化遭遇逆風，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傳統國際循環明顯弱化，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存在縮短化的風險，疫情加速了這一進程，使製造業向本土轉移，將對我國製造業出口形成一定製約。2015年以來我國製造業出口佔全球份額有所放緩（見圖22），疫後這一趨勢如何變化，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三是國內房地產市場對製造業的擠出效應日漸明顯。2015-2018年，我國住宅商品房年化收益率達到8.6%，遠高於股票、債券、基金、黃金等主要投資品，也高於同期各行業實體企業的總資產報酬率。如果加上投資商品房的槓桿率，那麼商品房投資收益率會更高。正因為如此，房地產市場成為吸納資金的黑洞，佔用了大量社會資金，不利於社會創新，降低了生產效率，同時提高了社會成本和金融風險。據測算，2017年以來房地產投資與製造業投資的相關性明顯下降，二者的滾動相關係數由正轉負，尤其是與剔除房地產相關製造業後的製造業投資，兩者滾動相關係數負值更大，負相關性更明顯（見圖23）。這意味著房地產投資增長不但不能促進位造業增長，反而起到抑制作用。
（三）穩定製造業比重是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的重要舉措之一
從全球歷史經驗看，保持製造業穩定發展，是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和防止社會撕裂的重要手段之一。從國內具體國情看，作為吸納就業人口近1億的製造業大國，穩住國內製造業比重，對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提供更高工資收入、增強消費潛能、擴大內需、緩解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等，戰略意義更為明顯。根據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在未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2035年我國要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等目標，製造業穩定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據測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由2010年的一億多人發展至2018年的四億多（見圖24），規模為全球之最，如果實現2035年經濟總量目標，那麼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倍增，突破8億人口。
如何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除了適應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需要，發展服務業尤其是勞動生產率高的現代服務業外，製造業的穩定發展也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建議從打破製造業掣肘的因素著手，一是要解決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阻斷勞動生產率持續下降趨勢，部分消化成本上升的影響。加快創新應該是不二選擇，以提高產品供給的國際競爭力，保持全球出口市場份額基本穩定，但創新能力的提高是系統性工程，需久久為功。二是降低製造業成本，其中很重要的舉措之一是抑制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以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和企業的用地成本，從而降低社會成本。三是培育擴大內需市場，減弱國際循環弱化帶來的需求側衝擊，暢通國內市場供需互動性。
（責任編輯：宋政 HN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