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
9月4日，諾蘭新片《信條》在國內上映，作為復工後首部上映的好萊塢大片，其表現並不盡如人意。儘管院方一度給出了超過30%的排片，但票房增長緩慢，上映七天後，《信條》國內票房不足3億元，甚至比不過《我在時間盡頭等你》首日2.78億票房。
就技術上而言，這部電影可謂無可挑剔。但一部電影最打動觀眾的點——情感——卻嚴重缺失。
《信條》劇照
不同於《星際穿越》《盜夢空間》等片中主打親情，《信條》中幾乎找不出什麼情感元素，親情聊勝於無，愛情和友情又實在牽強。因此在宣發策略中，《信條》只能主要突出技術的元素。除了反覆科普「祖父悖論」、「鉗形運動」等概念，還瘋狂鼓勵觀眾對影片「二刷三刷」。在一些網評中，「看不懂只能怪你水平低」這類論調還被反覆提及。
但技術終究無法彌補情感的空洞，某種意義上，甚至加重了空洞。用影評人梅雪風的話來形容，《信條》中沒有情感的掙扎，男主人公只是順手做一件好人好事。時間上的無休無止，還讓死變得失去了它原來的重量，讓影片強調的犧牲的悲壯變得多餘，所有的選擇也就沒有了意義。
《信條》上映不久，緊隨其後的《花木蘭》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
背靠經典文化IP，又有1998年的動畫版坐鎮，《花木蘭》的表現原本不至於如此糟糕。但迪士尼選擇的發行策略卻令人摸不著頭腦：先在旗下流媒體平臺Disney+上首映，再上內地院線。這個決策導致高清盜版盛行，對票房造成的打擊難以估量。
隨之崩塌的還有口碑。對於自己的文化形象該怎麼拍，中國觀眾有自己的想法。
一個常見的指控，是「不尊重」，影片中的福建土樓，奇怪的對聯，「對鏡貼花黃」的彆扭妝容，都被解讀成了好萊塢的傲慢。一些觀眾甚至認為，影片中沒有一個人格完滿的亞裔男性角色，1998版動畫中的「李翔」也被弱化，拆成了兩個工具人——往嚴重了說，這是隱性種族歧視，故意打壓亞裔雄性形象的表現。
《花木蘭》劇照
但根據製片人Jason Reed的說法，這更多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我認為特別是在Metoo運動時期，一個指揮官同時有愛欲方面的設定，是非常不舒服的，我們認為這不合適。」
無論哪種說法屬實，截至發稿，這部電影在大陸都只拿了2.5億人民幣票房。考慮到這是一部預算2億美元的大製作，中國又是好萊塢如今最大的海外市場，這個成績恐怕並不能讓人滿意。
失去創新 誠然，電影行業周期屬性明顯，歷來有大小年之分。僅憑兩部電影，還無法對好萊塢的運勢作出判斷。但數據表明，好萊塢電影在國內的式微，的確經歷了一個近十年的漫長過程——2012-2019年間，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總票房中的佔比，逐漸由51%下降至36%。
中國人最熟悉的好萊塢導演，當屬卡梅隆、諾蘭、史匹柏這三駕馬車。三人各有其特色：諾蘭擅長運用高概念和時間遊戲；卡梅隆愛用高科技和視效，講好一個最簡單的故事；史匹柏則更像一個全才，涉獵範圍極廣，產量和質量上都屬一流。
僅從票房這個單一維度來評價，三名導演都創造過神話，其中又以卡梅隆最為突出：2010年《阿凡達》在中國大陸上映後，電影票價一度被炒到三位數；2012年於內地重映後的《鐵達尼號》更是攬走了近十億票房，至今再無任何重映片可以望其項背。
但個人產量終究有限。拋開這三位名導，對於中國觀眾而言，剩下的好萊塢影片，辨識度就沒那麼高了。
創新從來都是少數天才的專利，對行業內的大多數庸才而言，創作主要以模仿成功者為主。怪獸片潮，功夫片潮，恐怖片潮，這些「潮」本質上都是缺乏想像力的產物。
近兩年的好萊塢片單，則進入了IP潮。
誠然，純粹從商業的角度考量，IP的確帶來了亮眼收益。近兩年，《復仇者聯盟4》取代《阿凡達》登頂全球影史票房冠軍。《毒液》《死侍2》《海王》《速度與激情：特別行動》這些作品，票房上都取得了不俗成績。
但負面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面對越來越多的同質化產品，導致觀眾難免疲勞。《X戰警：黑鳳凰》《黑衣人：全球追緝》《遊俠索羅》《星球大戰：天行者崛起》等衍生作品均因品質不穩定，造成了口碑的兩極分化，連帶著北美票房整體大盤萎靡。
相關電影海報
《花木蘭》本質上也是IP電影的一種，在大類上，屬於迪士尼公主電影，和《灰姑娘》《冰雪奇緣》同屬一支。近年來，囿於政治正確影響，公主電影的拍攝變得愈發束手束腳，放大無意義的困境，只為突出所謂女性覺醒的主題，成了迪士尼的固有套路。
不難想像，對《花木蘭》女導演妮基·卡羅而言，拿到一個女性題材劇本，又有「替父從軍」的故事梗概，那麼在故事上，走向傳統的「面對系統壓迫→認識自己→接納自己→釋放力量進行反抗→感染他人」故事線，毫不奇怪。
這種理解不能說不對，但太淺了。《流浪地球》已經證明，除了個人英雄主義，中國人還需要更為宏大一些的敘事。對於《花木蘭》這樣一個課本中的形象，人們有著更高的期待。比如說，家族情懷、家國情懷，還有「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的霸氣與悲壯。
但這些東西，對於好萊塢的主導者們來說，似乎有些理解困難了。
文化覺醒 不同於其他國家，美國電影的觀眾群從來都在全球。經濟上，高投入，帶來全球市場的高回報；文化上，推崇個人英雄主義，用個人覺醒的故事線改造從全世界各地收集形象和IP，一直是好萊塢大片過去幾十年中屢試不爽的秘訣。
但這種「一套故事模版吃遍天」的做法原本就有不被所有人接受的風險，隨著全球各地文化覺醒，強行推進只會更難。再加上Netflix等各個流媒體平臺發力自製，深耕各個小語種國家市場，針對性推出劇集和電影，讓好萊塢處在了一個腹背受敵的尷尬境地。
或許也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為了彌補文化上的鴻溝，好萊塢有意識地讓演員、主創等人員背景更加多元化。根據影視垂直媒體「壹娛觀察」梳理，1996-2004年間，54%的好萊塢電影中至少有一位外籍主演，並且34.6%的好萊塢電影選擇外籍導演執導。
但好萊塢實行製片人中心制，外籍導演或主演撼動不了高層決策。當年張藝謀在接受關於《長城》的採訪時亦直言：「這種爆米花電影真沒啥意思，而且劇本寫得還很老派，寫得中國也不像中國，而且沒法改，也沒這權力。」
歸根結底，好萊塢所謂的「多元化」努力，只是一層表面功夫，啟用女性、黑人、亞裔主演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最終還是製片人們說了算。其他參與者們只能眼睜睜看著項目往奇怪的方向跑去。
沒有人可以窺見製片人們腦子裡在想什麼，但數據能夠說明一些問題。根據「壹娛觀察」總結，在450多名好萊塢高管中，96%是白人，87%是男性，年齡大部分在50歲以上——這和實際的人口比例發展是背道而馳的。2016年的人口普查中，白人佔比已經下降至61.3%，有色人種已經增長至將近40%。
也就是說，一幫老派白人，正在決定其他文化群的故事應該怎麼講，怎麼拍——依賴IP，敘事傲慢，不願意深入理解文化，啃透一個時代，還得面對政治正確的窠臼。如此繼續，好萊塢的命運恐怕不容樂觀。
好在，中國觀眾隨著經濟上的崛起，文化上也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一套審美體系。梳理去年票房數據，2019年，中國電影票房共收入641億人民幣，其中三分之二由中國本土電影所產出，其中《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躋身票房前五。反觀好萊塢電影，僅有《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和《速度與激情：特別行動》兩部作品躋身前十。
作為好萊塢在海外的最大票倉，倘若失去中國市場，對於製片人們而言，後果是難以接受的。好萊塢恐怕到了不得不做出改變的關鍵時刻。
【來源：新聞晨報】
聲明：轉載此文是出於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註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繫，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郵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