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國家大事，今年又是基本建成之年，作為上海市金融學會，理應系統地作出總結，並從理論高度研究探討未來發展之路。
金融中心源起及核心功能毋庸置疑，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明：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
金融中心顯然是金融行業聚集而形成的。金融是資本密集、信息密集、技術密集的行業，天生就需要聚集在一起才能發展得更好。金融行業聚集起來可以產生更大的規模效益。
城市的發展、工商業發展對於金融聚集非常重要。城市裡專業化分工更細，工商業更加發達，客觀上更加需要金融支持。中國自秦漢以來，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總體上一直是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缺乏誕生金融中心的土壤環境。重農抑商在先秦就有，但不普遍，比如齊國在管仲治理時期，就非常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對前來齊國經商的商人大開國門，接待規格非常高，甚至專門建立款待外國商人的客舍，相較現在各地招商引資的力度也不小。但是自秦漢以降，重農抑商政策日益加強，商人地位不斷被貶低。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天下已平，（漢）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西漢年間賈誼的《論積貯疏》更是把重農抑商的觀點論述得非常清晰，被統治集團廣為接受，遂成為西漢以後國家治理的一項基本國策。因此，金融中心的起源更多從歐洲自由市場經濟去尋找。早期的金融中心都是國際貿易和航運比較發達的城市，比如佛羅倫斯、威尼斯、阿姆斯特丹，還有倫敦。
國際金融中心的確立則與一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與後來英國的強盛密不可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倫敦頭號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最終會被紐約所取代，根本原因就是美國經濟實力已經遠超英國。而美國2008年發生嚴重金融危機，嚴重削弱了紐約的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美國產業空心化，金融發展賴以生存的國民經濟肌體出了問題。當然，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競爭涉及方方面面因素，包括人才、法律、營商環境等都會有一定影響。
金融中心一項核心功能是資源配置。首先是資源在時間上的配置，典型表現在對科技創新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科創產業一般資金需求大、周期長、投資風險高，資本市場通過將未來的預期收益折現，運用股票等工具吸引大量資金投入，使資源配置向科創產業傾斜，有效支持科技創新，帶來生產力的集聚發展。這當中會產生過度投資或投機泡沫，比如2000年的網際網路泡沫，但回頭來看，當時的網際網路估值預期基本實現了。
金融中心還可以通過市場價格信號的傳導以及其他方面綜合性信息的引導，優化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典型表現為輻射帶動城市群的發展。從地理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城市群的發展有利於形成經濟增長極，比如說形成長三角經濟增長極。增長極理論最初是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Francois Perroux）1950年提出的，後來很多學者進行了擴展。一般認為，廣義增長極不僅包括先導性產業、城市群，也包括制度創新。長三角等經濟增長極的形成有利於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金融中心資源配置功能能否有效發揮，取決於要素的自由流動。必須打破限制資金等要素自由流動的藩籬，建立起一個高效的統一大市場，同時可以使各類信息迅速集中上來，形成共同認可的價格等信號有效傳導出去。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成就及短板中央歷來高度重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1986年，國務院批覆上海城市總體規劃中提出「金融中心」，當時還提出要把上海建設成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經濟貿易中心之一。1991年2月，小平同志在浦東視察時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儘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2002年11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參加十六大上海代表團討論時指出，「要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加快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建設，努力發揮經濟中心城市配置資源的集聚和輻射作用。」2004年7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指出，「希望上海人民繼續努力，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2007年9月，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調研金融市場時指出，「今後五年，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時期。要做大金融市場，做強金融機構，加強金融監管，推進金融創新，推動金融業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努力開創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新局面。」2009年4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位造業 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國發〔2009〕19號文），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2017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上海自貿試驗區金融開放創新，增強證券、外匯市場功能，推動上海建成以人民幣產品為主導，具有較強輻射能力的國際金融中心。」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表示，「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不斷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上海時指示，上海要「強化全球資源配置功能，積極配置全球資金、信息、技術、人才、貨物等要素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上海不僅要強化國內資源的配置，而且要強化全球資源的配置。
三十多年來，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相關各方共同努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創造了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一個奇蹟。以我國經濟實力為支撐、以長三角和國內為腹地、以服務「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新發展格局為己任、以人民幣資產配置為特色、面向全球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正悄然崛起。按照GFCI的排名，上海從2009年3月的第35一路上升到今年9月份的第3名。對照19號文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要求，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和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前期開展了專業評估，上海市金融工作局也做了深入研究，大家認為，從各項指標綜合來看，「基本建成」的論斷是可以下的。
目前上海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金融市場體系。2019年的上海金融市場交易總額達到10年前的7.7倍。上交所股票市值位居全球第3，中國債券市場託管規模位居全球第2，場內現貨黃金交易量連續13年位居全球第1，推動證券市場「滬港通」、「債券通」成功運行和「熊貓債」發行。形成了境內外廣泛參與的金融機構體系。2019年末，各類持牌金融機構1600多家，其中外資金融機構517家（佔比31%），外資控股證券公司、外資獨資保險公司、外資獨資壽險公司、外資控股合資理財公司等率先落地上海，公募、私募、保險資管等資產管理布局走在全國前列。形成了國內外人才各盡其能的金融人力資源體系，金融從業人員超過47萬人。形成了不斷強化金融改革創新能力的制度體系。從原油期貨、利率期權等一系列產品創新，到科創板等市場創新、金融科技公司等機構創新，再到依託自貿區及臨港新片區金融改革，推出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等一系列金融政策和管理制度創新。形成了持續優化的金融營商環境和法治環境。上海率先在全國設立了唯一的金融法院，出臺了全國首部地方綜合性信用條例，集聚了一大批金融專業服務機構；上海營商環境改革成效突出，助力中國在全球排名連續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第31位。形成了支持金融科技加快發展的體制機制，為金融科技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政策條件和發展環境。形成了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的初步框架，「上海金」等「上海價格」影響力日漸提升，人民幣金融資產避險功能初步顯現。形成了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較為適配的金融服務體系。2019年，上海金融市場直接融資額12.7萬億元，佔全國的85%，金融支持科創等重點產業、民營小微企業發展的能力不斷增強，金融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的水平持續提升。
中央銀行對於一國金融中心建設具有重要作用。一直以來，人民銀行堅決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大力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1995年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帶頭遷入浦東，帶動一大批金融機構在陸家嘴集聚。2005年人民銀行上海總部成立，接著總行又陸續把清算所、票交所、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公司等機構設在上海，加上原有的外匯交易中心、中國銀聯、黃金交易所、徵信中心等金融基礎設施，促使全國金融要素市場進一步向上海集聚，推動上海股票、債券、同業拆借、票據、黃金等市場發展。近年來，人民銀行又以上海自貿區為載體，先後會同有關部門推出了支持上海自貿區建設的「金融30條」和「上海金改40 條」；進入決勝階段以來，人民銀行牽頭相關部門在2019年初發布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2020年初又牽頭五部門發布了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30條意見，為最後衝刺按下「快進鍵」。在這些政策的指引下，上海創設了自由貿易帳戶體系，率先實現了宏觀審慎的本外幣境外融資制度，率先推出國內首批掛鈎LPR的利率期權產品，率先推動首家外資獨資壽險公司、外資再保險法人機構、外資控股合資理財公司等新一輪對外開放項目落戶上海。
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上海與全球頂級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上海作為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確定無疑，但服務全球、輻射全球的功能還需提高。
一是上海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不高。外資投資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的佔比不高，境外企業尚不能在境內發行上市，很多中資企業在境外發行股票的國際路演甚至都沒有上海一站。高端國際人才不多，雖然也有很多國際金融人才在上海工作，但很多核心人員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境外地區。由於稅收等因素，薪酬也不在境內發放。資金自由流動還不太容易，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高。根據紐約和倫敦經驗，作為大國經濟，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要以中國經濟和人民幣作為支撐，要建成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必須要實現較高程度的貨幣國際化。
二是定價權和輻射力不強。國際市場對「上海價格」的認可度不高，上海還主要是價格接受者而非價格決定者。金融衍生品很少，市場發展緩慢，境外投資者由於缺乏有效風險對衝工具而被阻在門外。保險市場發展相對靠後，2020年3月的國際金融中心指數（GFCI）對金融行業的細分排名中，上海保險業排在第10位。
三是金融營商環境有待進一步完善。金融相關法律法規與國際通行規則存在脫節，跨境交易的法律適用和管轄權問題也需要深入研究，加快解決。律師事務所、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評級機構等中介組織仍需加快發展。上海的稅負高於多數國際上的金融中心，需要對跨國公司、涉外業務、海外人才實施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遠景設想及關鍵環節在2019年第11屆陸家嘴論壇上，劉鶴副總理強調，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要服務於國家戰略和國民經濟發展大局，努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加快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進程」。易綱行長明確指出，上海要以「五個中心」（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人民幣金融資產風險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優質營商環境中心、金融人才中心）建設為重點，進一步加快以人民幣金融市場和資產管理為基礎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2020年陸家嘴論壇上，上海市委李強書記表示，上海將繼續按照中央要求，持續提升服務能力，朝著具有更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金融中心邁進。
綜合考慮，未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是與我國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相匹配，成為具有更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排名穩居前三的頂級國際金融中心。從全球24小時金融交易不間斷考慮，倫敦、紐約已經位列全球金融中心前兩位，短期內在各自時區的地位難以撼動，東八區附近必然也要有一個與之可匹敵的國際金融中心，其中東京、香港、新加坡、雪梨、孟買、上海都有可能，最終花落誰家，則要靠實力和競爭勝出，上海應努力爭取。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中央運籌帷幄，特別是在幾個關鍵環節加強頂層設計。
（一）資本項目可兌換
不少學者認為，資本項目未能實現可自由兌換，上海就難以成為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大家對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期盼很高，歷次有關中央文件也都有提及，但是實踐中推進的難度不小。
如果按業務流程粗略劃分一下，資本項目管理大致可分為交易環節管制和資金匯兌環節管制。前一環節就是通常所說的資本項目對外開放的管理，即資本項目交易是否允許外資進來和內資出去。後一環節則是與之相應的幣種兌換管理和資金匯出入管理，這一環節由於涉及本幣與外幣（比如美元）之間的匯兌，會引起諸如匯率、外匯儲備變化等複雜問題。當本幣是國際貨幣且被廣泛接受時，資本項下跨境資金若大多都以本幣計價結算，則對匯率、外匯儲備等問題的顧慮就會大大減少，資本項目可兌換就可以著重考慮資本項目開放問題。
2016年IMF正式認可人民幣是國際可自由使用貨幣。作為國際貨幣，人民幣已具備作為我國國際收支主要幣種的條件。在人民幣框架下，即可不用考慮匯兌環節，則資本項目可兌換就轉化為資本項目開放這一相對單一的問題。很多企業在跨境貿易結算和融資中願意並正在接受人民幣，但是由於商業習慣改變需要一個時間過程，更重要的是人民幣的回流和投資渠道存在障礙，降低了企業持幣意願。中央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應加快解決好人民幣回流和投資中存在的不便利和種種障礙，加快形成人民幣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增強全球配置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意願，使資本項目開放在人民幣框架下再向前推進一大步，為以後徹底解決匯率和外匯儲備的顧慮爭取時間和創造條件。當然，人民幣框架下資本項目開放，要與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程度相適應，如果人民幣離岸市場深度不夠，人民幣出去稍多一點就會影響離岸匯率，離岸匯率反過來又會影響在岸匯率。人民幣離岸市場越發達，資本項目開放力度就可以越大。
當前人民幣國際化處在關鍵階段。《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指出，截至2019末，人民幣儲備規模佔全球外匯儲備的1.95%，居第5位，是人民幣加入SDR以來的最高水平。
下一步，要進一步落實好「本幣優先」原則，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繼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進一步順暢境外人民幣回流渠道，讓大家拿到人民幣後願意且能更加便利地持有人民幣資產，在跨境貿易投融資活動中更多使用人民幣，讓人民幣更加自由的「出得去」「回得來」。（二）資本市場發展
黨中央高度重視資本市場建設。2017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把發展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2019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建設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把好市場入口和市場出口兩道關，加強對交易的全程監管。
資本市場是配置金融資源最直接的地方，涉及大量企業、投資者、各類金融中介機構。資本市場在現代經濟金融運行中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必定是高效的投融資中心、強大的資金配置中心，必定有一個開放的、國際化的資本市場開展跨境資源配置。《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指出，證券投資已經成為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增長的主要力量。因此，上海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強化「四大功能」，必須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紐約資本市場很發達，上海近年來資本市場發展也很快，包括科創板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還有很多需要完善和突破的地方，包括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不斷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和高水平中介機構，加大對資本市場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加強投資者保護和信息披露，促進資本市場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尤其是支持科創產業發展，以及支持境外企業到境內上市，允許居民個人投資境外股票，等等。
（三）保險市場發展
建設上海國際保險中心是2014年提出的，目前保險業的發展短板還比較明顯。2019年，中國原保險保費收入為4.26萬億元，僅為全球第一的美國的40%，保險密度、保險深度也只是全球水平的58%和75%。這也意味著我國保險市場還有很大發展潛力。建設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國際保險中心，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重點著力：
一是把握本土保險需求加速期，順應養老保險等系統性改革的發展機遇，探索打造保險資金運用中心。2019年，中國平均保險密度約為3000元/人，相當於發達國家上世紀70年代水平。與此同時，中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基於全球保險業發展的一般經驗，中國正處於保險加速發展的啟動階段。從全球看，人壽保險為保險業主體，從中國看，伴隨經濟發展和人口變化，未來養老與健康等人壽保險將是保險業主戰場。當前，中國養老金資產儲備較少，低於GDP的10%，而美國是131%；另一方面養老金收益回報低，作為第一支柱的公共養老金2012-2018年實際年化收益率僅為0-0.5%。應把握本土保險需求啟動機遇，積極打造保險資金運用中心，促進保險市場與貨幣市場、資本市場深度融合和協調發展，推動保險資金深度參與重點產業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
應探索發行跨境人民幣保險資管產品，提升保險資金境外投資能力。可考慮構建養老金融示範區或專業園區，聚集各類養老保險專業機構，鼓勵開展養老保險、養老金融領域創新試點，比如在稅收優惠、參與產品、投保退稅流程等方面進一步優化。
二是打造高效多元的保險交易平臺，發展符合產業需求的離岸保險業務。上海擁有全球為數不多的保險交易所，具備為全行業、全市場提供信息撮合、數據供給等基礎性服務能力，可大幅降低全行業交易成本。應充分發揮其保險資產交易平臺和再保險平臺功能，積極研究探索巨災期貨期權等保險衍生品、保單貼現轉讓等創新業務。發展離岸保險業務的出發點不應是追求稅收優惠或規避監管，而應立足產業根本。一方面，上海發展離岸保險具有一定的產業基礎，上海自2010年起就是貨櫃吞吐量世界第一港和中國造船的中堅力量。另一方面，國際航運中心建設需要依託高度發達的航運金融服務體系，上海有必要充分利用國家給予的自貿區或臨港新片區的制度優勢，探索發展離岸保險業務。
（四）金融科技中心建設
未來全球金融增長點和競爭力將主要體現在金融科技。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離不開金融科技的支撐。目前國際上普遍看好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在中國則首先看好上海。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視金融科技發展，將建設金融科技中心作為新時代深入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新內涵。2020年年初市政府專門印發了《加快推進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設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力爭用5年時間，將上海建設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上海建設金融科技中心具有金融和科技方面的獨特優勢。上海有完備的金融市場、產品和機構體系，能夠為金融科技提供豐富的應用場景；同時，上海還有眾多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業，以及張江等高新技術園區，眾多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陸續在上海設立金融科技公司，使得上海具備將最新科技創新成果迅速轉化為金融科技應用的能力。此外，上海還有全國唯一的金融法院，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也設在上海，為金融科技規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推動建設金融科技中心方面，上海還可以發揮以下幾點優勢：一是發揮好試點優勢，以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工作常態化為抓手，推動形成一批技術和業務創新的「上海標準」；二是發揮好科創板優勢，為優質的金融科技企業創造良好融資環境；三是發揮好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優勢，更好整合長三角三省一市優勢金融科技資源，依託G60科創走廊等深化金融科技產業集聚，加快推動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設。
（五）金融法治體系建設
金融法治體系是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是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際投資者十分看重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的關鍵變量。金融法治的國際認可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金融中心的國際化程度。隨著上海金融中心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在法律適用和管轄權方面將面臨越來越多的現實需求。可考慮在臨港新片區設立金融法治試驗區，設立適用境內外法律的國際金融審判機構或國際金融審判庭，專門服務於涉外金融糾紛，
研究「判例法」在金融領域運用，探索運用國際慣例等審判涉外金融糾紛，推動最高院發布專門的金融指導案例，加強國際化金融法治人才培養引進等。
（六）臨港新片區金融先行先試
臨港新片區建設有三個關鍵點，一個是前沿產業，一個是現代化新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制度創新。新片區不僅要加快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更要形成新的增長極，推動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尤其是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上大有可為。在金融方面，除了加大金融支持新片區重點產業發展、形成更多增長點外，還要加大金融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創新力度，為全國金融改革開放探索經驗。臨港新片區金融發展不僅體現在金融業產值做大，更體現在金融制度創新，發揮好先行先試作用，形成制度樣板，更好地與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等形成優勢互補。
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必然要求金融制度創新。創新都是有風險的，需要加大風險壓力測試。臨港新片區可以發揮「特殊經濟功能區」和「特殊綜合保稅區」的「雙特」優勢，按照習近平總書記「五個重要」的目標定位，強化「四大功能」，把新片區打造成為高水平金融改革開放風險壓力測試的先行區，對標《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高階標準規則，與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等既相互借鑑又各有側重，進一步促進經常項目便利化，實施更高水平的資本項目開放，更好促進新片區投資自由、貿易自由和資金自由。
（本文原題為《關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若干思考》，作者金鵬輝，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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