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地時間7月21日,美國悍然要求中國72小時內關閉駐休斯敦總領館。「反華急先鋒」、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更是煽風點火,妄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是中國在美的「龐大間諜中心」。7月24日,中國外交部通知美方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對等要求72小時內撤離。 實際上,美國才是全世界「間諜大國」,其國家安全局不僅監視著政客們所認定的「敵人」,對「自己人」也不放心。 下文摘錄自法國學者克勞德·德萊斯《美國國家全局》一書,以饗讀者。
【文/克勞德·德萊斯】
自1952年美國國家安全局成立以來,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該局隨之更加重視外交情報和對外政策。美國擅取了自由開展間諜活動的權力,以滿足其在全球範圍內推行其價值觀的狂妄野心。其另一個更務實的目標是在捍衛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正義旗號下,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本國利益。
1945年4月,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堅持下,來自50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共議世界和平這一偉大命題,接待地點是舊金山歌劇院。美國情報人員因而能夠輕易地監視各國代表,攔截他們的通信。代表們的電報遭到實時破譯,然後發送給美國談判代表。
對於70年後的巴拉克·歐巴馬及其團隊而言,信號情報對於主導國際或雙邊談判依然至關重要。俄羅斯、中國和古巴是必須監視的目標,巴基斯坦被稱為「無法破解的目標」,朝鮮被認為難以窺探。華盛頓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探明金正恩的真實意圖,評估朝鮮的核計劃和飛彈計劃。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分析師們不得不面對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世界。交流互通的加速、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爆炸、媒體影響力的普及推動了全球合作聯盟關係的重組。各國政府朝秦暮楚,迅速地變換著面孔:今天是盟友,明天可能就是敵人;現在猶豫不決,未來卻又堅定不移。外交官和戰略家都非常清楚:情投意合不會是永遠不變的。美國國家安全局深信這一點,因此全速開動機器和大腦,目標是為美國提供各種具有戰略意義和預判價值的信息。
高級軍官、政府官員、操作員肯定留戀那個相對有序和舒適的兩極世界,因為現今的世界各類威脅複雜交錯,識別威脅變得更為複雜。來自國家層面的威脅或以軍事力量和硬實力等傳統模式,或以更加狡詐的形式,氣勢洶洶而來。許許多多的組織和個人擁有影響其他國家及其國民安全的力量,但它們的利益目標複雜多樣,其意圖對部分人而言可以是人道的,而對另一群體而言卻可能殘忍粗暴,難以一言蔽之。而公民本身也有權通過社交網絡採取強有力的單獨行動或協同行動。鑑於這一形勢,通過直接行動或與其他部門合作來滿足客戶情報要求的美國國家安全局變得至關重要。
國家安全局受五角大樓的領導,遵守著基本的軍事原則:工作效率、情報搜集和通信安全。美國首條遠程電報線路鋪設於南北戰爭期間,在二戰和冷戰期間,遠程通信技術取得實質發展。此後,加密、解密和監視技術的應用已不分戰時與平時。自成立以來,美國國家安全局始終致力於信號情報和反情報工作,確保決策和指揮系統的安全,此外還必須不斷自我革新。傳統的對稱衝突已讓位於騷擾戰、伏擊戰、恐怖主義行動、城市遊擊戰以及電子戰和數字戰。
衝突地區的指揮官和戰鬥人員更加倚重作戰情報和戰術信號情報。美國國家安全局在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受到嚴峻考驗,發展出機動性很強的通信攔截和傳輸能力,但敵人亦不好對付,他們難以捉摸,往往消息靈通,善於挫敗監聽計劃,有時甚至會使用傳統的反制措施,如使用獵鷹來反擊。在衝突地區,加密和保護己方的電子通信,同時攔截和破解敵方的信息對於戰爭結果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先進的信號情報技術並不能保證系統性的高質量情報工作,可靠的局勢分析、監控情報和事件預判還需依賴高素質的語言專家和分析師。同時,戰區往往還有非軍事人員,包括人道主義非政府組織或私人準軍事組織,情報工作因此也更加複雜。
例如,為了驗證在推特上流傳的信息,美國國家安全局、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德國聯邦情報局通過監聽俄羅斯指揮中心之間的通信,確認了在烏克蘭有400名私人安保公司——「學院」(Academi)的僱傭兵。「學院」公司的舊名——「黑水」(Blackwater)更廣為人知。這些曾在惡劣的條件下受過訓練的僱傭兵與烏克蘭士兵和警察並肩作戰,在斯拉維揚斯克飛地周圍協調和指揮對抗親俄分裂分子的遊擊戰行動。社交媒體對戰爭場景的宣傳能夠提供有用的信息,但如果社交媒體被敵對黑客所控制,用於發動進攻,情況則會變得十分棘手。此外,許多敵對黑客迷失在最激進的極端主義中,網絡成了他們散布威脅信息或宣傳布道的場所。懷有敵意的移民甚至嵌入了社會的心臟。
Academi人員在射擊 該圖為Academi臉書上公開圖片
由於行動域(陸地、海洋、空域、乙太網、網絡)的影響,戰爭日趨複雜,不再受限於地理區域。政府人員、僱傭軍、罪犯、恐怖分子、各種反對者一旦進入網絡空間並暢遊其中,風險就會成倍增加。麥可·羅傑斯身為美國網絡司令部、中央安全局和國家安全局的掌門人,必須肩負與其諸位前任同樣的使命,研判未來的電子戰,制訂反擊和攻擊行動計劃,確保國家安全。其麾下數萬名部屬的任務是有效實施攔截通信、偵察、電子諜報和反諜報活動,確保軍政通信和信息系統的安全,保護國家重要基礎設施。敵人可能出現在境內、境外、網絡空間,無處不在。
國家安全局在網絡安全方面的首要行動目標是提供高質量的情報服務,以檢測、預防、弱化、抵禦攻擊,防止信息或系統遭到篡改或破壞。對關乎國家利益的敏感基礎設施的控制系統實施攻擊能夠使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一個社會陷入癱瘓。羅傑斯認為,網絡威脅與日俱增,攻擊者不僅要幹擾系統,還想長期影響這些網絡系統。某些攻擊者與國家勢力如伊朗、俄羅斯、中國等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如2015年初,美國公開譴責朝鮮襲擊索尼影業。國家安全局還十分關注在美國和英國設有子公司的巴基斯坦信息安全諮詢公司Tranchulas,該公司自稱「正義黑客」,宣稱自己修補了計算機系統的漏洞,而非製造漏洞。但Tranchulas為巴基斯坦當局提供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防禦的諮詢服務,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令人擔憂,該公司似乎還與印度軍事管理和組織部門的計算機系統中毒事件相關。
超級大國美國為獲取情報的主導優勢,投入了巨大的資源。為契合政府的重大關切,情報機構2013年預算草案側重於五項任務:政治、經濟和社會預警情報任務獲撥201億美元,用於服務政治和軍事決策者以及民事當局;常常被引為行動旗號的反恐任務獲撥172億美元,僅排在第二位;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任務獲撥67億美元;網絡行動任務獲撥43億美元;反間諜事務獲撥38億美元。
2014年4月,巴拉克·歐巴馬在出訪馬尼拉期間成功延續了美菲兩國於1951年結成的政治和軍事聯盟。菲律賓是美國的傳統盟友,面對在亞太地區影響力較強的中國,美國愈加希望留住這一盟友。2014年5月8日的《世界報》透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名單上出現了兩名菲律賓要員的地址」,然而「這兩個人的履歷似乎對華盛頓無絲毫威脅」。相反地,他們捍衛著與前殖民者模式非常相近的體制,其中一位是2010年當選菲律賓副總統的傑喬馬·比奈(Jejomar BINAY),比奈是經濟界人士,曾長期擔任大馬尼拉地區商業中心——馬卡蒂市的市長;另一位是內務與地方政務部長曼努埃爾·羅哈斯(Manuel Roxas),他曾是參議員和商業銀行家,此前反對與中國籤訂公共事務合同,尤其是涉及電信領域的合同。
《世界報》還描述了另一個例子,主要涉及工業間諜。大型企業和社團會定期在名勝區舉辦研討會,美國國家安全局常常利用這一機會實施監視,例如在宏都拉斯特拉市的恩塞納達度假村舉辦的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的與會者主要包括農產品加工、衛生健康、製藥等行業的高管以及氣候變化專家,此外還有許多來自拉丁美洲的參會者,如宏都拉斯寶馬子公司的老闆,以及阿斯利康、阿索法瑪、法國拉法基集團等跨國公司的高管。主辦方在接待設施上採用了各種技術,為與會者提供便利。美國重點監視了科學家和科研機構,如位於義大利的裡雅斯特的國際理論物理中心,該中心將幫助巴基斯坦建設國家核研究中心。
任何可能直接或間接威脅美國安全或阻礙其科技或經濟野心的個人或組織,都是信號情報工作關注的對象。儘管會有某些勇敢的人站出來指責美國國家安全局濫用職權,但它的全球監視網絡籠罩著一切,無一漏網。它以軍事和安全目標為由,大肆實施經濟間諜活動,甚至還監視公民。
國家安全局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組織,其使命任務已有了進一步發展,但面對日益複雜的環境以及內外部的限制,它不得不妥協,尊重美國憲法和法律,並向國會報告。它與設定其發展方向的白宮和國防部關係密切。它必須讓客戶滿意,為他們提供信號情報,或提供密碼技術和信息安全保障。美國公民是該局的間接客戶,他們所要求的是安全。國家安全局還必須與外國長期或臨時合作夥伴處理好關係,它還需要尋找資源,解決人才與資金問題。此外,為了求得生存與保證效率,國家安全局還必須高度重視創新,它還有眾多實力雄厚的供應商,同時還招募了數千名敏感度不一的軍人和文職人員。儘管來自私營部門的競爭十分激烈,但它仍然必須努力去吸引尖端人才,有許多僱員以為國效力為榮。格倫·格林沃爾德引用了國家安全局一名資深黑客和科研人員的內部演講,他介紹了美國在全球監視中必須佔主導地位的3個動機:國家利益、金錢、自我。他說道:「哪個國家不希望世界變得更好……至少是對自己而言。」美國通過制定標準和規範,主導和塑造著網絡世界,謀取了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並享受著由此產生的豐厚利潤。
防務和防務諮詢公司以及私營監視部門是此過程中的首批受益者。「9·11」事件後,這些單位的實力變得十分雄厚,它們致力於用自己的技術去撬開利潤豐厚的市場。在愛國主義和實質利益的雙重驅動下,它們不斷開發安全技術,並將之推向市場,同時也為全方位的多媒體監控提供了便利。它們與國家安全局合作,共同投資認知科學和預測科學領域的研究。美國國家安全局非常依賴於這個強大的私營系統,系統中的關鍵人物與權力圈、情報部門,甚至是外國情報部門都保持著非常緊密的聯繫。公眾需要對它們保持警惕,以維護數字時代的民主。
國家安全局已習慣於與電信運營商和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打交道,不管是願意合作的還是趨於保守的。但自2013年以來,這種關係逐漸冷卻了下來。2015年初,微軟、蘋果、雅虎、臉書、推特、維基百科等40多家高科技公司和協會向國會和歐巴馬政府發出一封公開信,要求不再延續對國家安全局大規模收集電話和計算機元數據的授權。歐巴馬總統於2015年6月籤署了《美國自由法案》。該法案將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同時,更好地保護美國公民的自由權。但誰能保證該法案的落實?世界上其他公民的境遇又將會是如何?
「稜鏡」計劃的披露者愛德華·斯諾登曾是美國安全局外包技術員 該圖為《衛報》視頻截圖
自《英美協議》達成以來,國家安全局以納入和排除為原則展開行動。掌握數據和信息者在交流中佔據上風,而且還能為自己謀取利益。未能控制信息的國家則盲目而脆弱,因此,獲取全球資訊,剝奪對手獲取信息的能力,甚至操縱信息,至關重要。有鑑於此,某些國家開始致力於自主研發,以逐漸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收集電子情報和衛星圖像是風險較低、不損聲譽的系統性數據收集技術手段,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指出,這種手段有別於間諜活動,間諜活動在傳統意義上是招募特工,這種搜集情報的方式往往導致醜聞發生,極大地損害了與友好國家的關係。他認為,所有國家都在開展間諜活動,所有國家都藏有激怒合作夥伴的秘密。那麼,為什麼具備強大科技實力的國家安全局要低調行事呢?許多人,尤其是政治人物,始終不明白沉默是金的道理,使用私人信箱處理公事的希拉蕊·柯林頓就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布熱津斯基還認為,美國身負全球責任、關切全球利益,所以它希望成為「超級情報大國」是很自然的。確實如此,但為何要採用系統化入侵的秘密技術手段,而且還將其當作外交和經濟工具呢?很多新入編的中央情報局秘密特工不再是人,而是一個個植入電腦的補丁。這些惡意軟體能夠滲入網絡或入侵藏身於壁壘森嚴之處的機器。取代人工的技術和軟體正在一點點吞噬著全球的電子隱私,將這種高度複雜的間諜活動推向了極致。
美國國家安全局必須密切關注網絡空間的敵人,實施全方位的監控:從國家元首到恐怖分子、從律師到激進分子、從非法商販到網絡黑客,從公民到企業主。它向元數據和通信發起攻擊,永不滿足地吞噬著元數據:何人在何時何地使用何種機器與何人通話了多久,所有的細節它都想知道。國家安全局還能查看電子郵件及其附件、監聽電話和在線聊天、查閱瀏覽和搜索歷史記錄、通過後門軟體竊取計算機數據、追蹤網絡空間的敵軍、通過情報蜘蛛網實施激進的計劃。
這種大規模數據收集活動使國家安全局瀕臨技術混亂的邊緣。它在技術和人力上力不從心,難以存儲,甚至難以暫時存儲和分析所有數據,且大多還是加密數據。密碼技術最初是一種隱秘的技術,主要是外事和軍方人員在使用。經過20年的發展,它已經變得十分普及,成為國家安全局的心頭大患,例如來自黑客和相關協會的反抗,它們最早採用密碼技術來確保通信安全。國家安全局已意識到人才在這場爭鬥中的關鍵作用,開始制訂和實施網絡技術培訓計劃。
國家安全局雖然難以處理所有數據,但它希望始終把控著數據的訪問入口。面對各國網際網路和光纖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它不得不尋求與全球電信運營商和有線通信運營商展開合作。
它深刻意識到未來威脅將嚴重阻礙其情報活動,因此希望藉助計算機專家、信息專家、電子專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神經學家和語言學家,以內部建設和分包合作的方式,應對這場不斷升級的技術挑戰。然而人才流失的風險一直存在,某些專家會厭煩部門的濫權行動,某些甚至會變節或者被條件更為優渥的私營部門所吸引。但是,一些科技開拓者過度的自我意識確實大大推進了技術的進步。國家安全局和社會之間最嚴重的脫節並非僅僅出現於科幻小說中,我們能夠想像這樣一個失控的情報機構嗎?它由機器大軍統治,人工智慧優於人類智慧。「技術奇點」或許將不是一個空想。人類社會是否已做好接受這一事實的準備?蘋果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也表達了同樣的擔心:「計算機將接替人類。國家安全局的行政和技術官員是否會考慮這樣的問題?如果機器人獲得控制權,掌握了地球上所有的個體包括政治、軍事和情報等相關人員的信息,世界又將會怎樣?
數位技術的進步在短時間內已製造了一個互不信任的氛圍,2013年以後,這種氛圍變得更加濃厚。公眾反對情報機構以公眾利益為名隱秘行事,將公眾蒙在鼓裡。但歐巴馬政府和麥可·羅傑斯卻認為,情報工作必須完全保密,信息的洩露會影響防禦能力,進而破壞國家安全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當然,國家安全局局長偶爾也會試圖通過接近記者來提高部門的透明度,以獲取美國公民的信任,但這些絕無僅有的舉措只是簡單的公關策略。當接到國會聽證會傳召時,作為軍人的國有安全局局長往往會以危及國家安全為藉口洗脫自己。「我不能多說」,布熱津斯基如是說。然而,自斯諾登洩密事件發生後,國會的壓力大大增加。歐巴馬要求解密某些秘密文件,在法律框架內向公眾通報國家安全局的任務及運作情況,但他也公開強調,保密是情報機構的內在要求,完全透明工作就無法開展。當然,歐巴馬承諾加強立法工作,但信息技術和美國公民對數字世界的依賴顯然發展得更快。2014年1月17日籤發的第28號總統政策指令(PPD28)明確規定,信號情報搜集必須具有憲法和法律的授權與引導,必須考慮到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信號情報收集僅可用於滿足外國情報或反情報需要,不可用於打擊批評者和反對者,或出於種族主義或歧視目的,也不得用於支持美國企業的商業利益。維持個人自由和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是可能實現的,一可限制數據的收集,二可根據數據的敏感度、存儲量、收集方法與原因等限制數據的獲取和使用。至少官方說辭如此。
公眾始終無法獲得一個滿意的答覆。難道是公眾的問題不夠合理?沒錯,情報部門需要保密,但國家安全局究竟是如何處置個人數據的?它在什麼條件下以什麼形式將個人數據發送給了什麼人?個人數據是如何被存儲和刪除的?一個老實的公民究竟需要哪些具體的擔保才能不被列入黑名單?這些數據是否安全,是否只有授權人員能夠訪問,而不會落入不負責任的僱員或分包商手中,甚至是被黑客惡意利用?當公民因此而面臨壓力、勒索、操縱或歧視風險時,能尋求哪些援助?
自由與安全之間難以取得平衡使公民社會與國家政府之間出現了一個根本的矛盾。這場經典辯論蔓延到了網絡空間——一個為集體行動提供了無限可能的場所。在此背景下,斯諾登事件很可能「重新定義情報部門的優先使命,使其脫離所有民主辯論」,而抗議者則將背負破壞「民主國家基礎的風險,儘管他們的個人自由權是歷史發展所賦予並獲得統治者認可的」。因此,在真實威脅與感知威脅之間必須找到「社會共識」,目前可行的措施必須是合乎情理且能夠獲得公民與行政、司法和情報當局的一致認可。顧此失彼肯定不是解決方法,而選擇絕對透明或絕對保密更不是解決之道。
美國國家安全局打著捍衛民主和公民自由的旗號,應對著各種各樣的敵對行為,它陷入了形象之戰,並捆綁了歐巴馬政府。這場激烈的辯論具有法理基礎,但卻隱藏著更多潛在的風險。政治與情報之間的權力關係拋出了一個關鍵問題:誰在利用誰?如果美國落入獨裁者或極端主義軍政府手中,會有什麼結果?此外,蔓延全球的私人極權體系也可能構成威脅。作家喬爾·德·羅斯奈(Jo l de Rosnay)所說的「信息資本主義者」(Infocapitaliste)迅速擴散,他們或與軍工聯合體的尖端企業合作,或與外國合作夥伴結成引人非議的聯盟,開展秘密或可疑的任務。他們常常譽滿天下,輕而易舉地推廣自己的技術。他們熟諳入侵性營銷技術,深耕社交網絡,不斷收集所有用戶的特徵,操縱廣告的所有符號學代碼,並將資料庫出售給受價者。他們是信息戰中的專家,暢遊於雲譎波詭的權力圈、媒體圈,周旋於商務外交以及各類商務談判、標準制定談判、智慧財產權談判中。除系統可能遭受黑客入侵外,他們不會受到任何處罰。他們讓人們信任其安全解決方案,相信他們是造福於民的。數字社會的發展以及民眾對數字世界的依賴可能進一步刺激他們對權力的欲望。谷歌在華盛頓擁有很強的影響力,是2012年歐巴馬總統競選中僅次於加州大學和微軟公司的第三大貢獻者,它主要投資於健康和國防等領域。國會被這個高科技巨頭的遊說者和情報部門的前僱員們滲透。當人們發現這樣一個國會在負責討論《美國愛國者法案》和信息共享的相關改革時,難道不應心生不安嗎?
在強烈譴責美國國家安全局前,每個人是否都應考慮一下自己的上網習慣,在網際網路上提交個人信息時,是否應採取一個更負責任的態度?2015年,法國通過新情報法案,法國民眾也開始意識到隔牆就是美國的「大耳朵」。但是如果只抱怨不行動又有何用,尤其是當前黑客犯罪群體的實力與數量也在迅速膨脹,情況更是不容樂觀。職業機構與私營部門之間的互通合作增加了經濟間諜活動的風險,每個人都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國家和競爭企業精心策劃的政治或工業黑客行動的棋子。國家安全局在這方面非常活躍,同時在地緣政治領域也未曾放鬆,它不顧一切緊盯著中國、俄羅斯、以色列、朝鮮和伊朗,而這些國家似乎在網絡空間能力上也並不需要畏懼美國,它們擁有千錘百鍊的黑客和令人生畏的情報部門。未來世界是否會發生災難性後果,抑或相互威懾,達到平衡?
儘管愛德華·斯諾登竊取和曝光了許多文件,但全球各國的民眾還是繼續漠視著網絡空間軍事化以及許多其他隱秘的問題。美國國家安全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實現技術領先和信息控制,但它並非孤軍奮戰。其競爭對手兼合作夥伴——中央情報局不久前完成重組並藉機創建了數字創新部,專門負責佔領網絡間諜技術的最前沿。某些人認為這是美國情報界競爭加劇的表現,而其他人則認為這是美國當局長期推動的跨部門合作以及信號情報和人工情報的良性融合。現行體制是否會更有效率呢?
斯諾登事件將作為一場危機被情報界的歷史記錄,但也僅是其中的一場而已。美國國家安全局身披堅硬的鎧甲,它是美國政府的武器,其存在的必要性並未受到質疑,但它是否能夠在最嚴厲的批判聲中重獲信任,是否還能為美國政府及其合作夥伴提供他們所期待的用於保護未來世界的最終情報?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美國國家安全局》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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