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疾病分類大會決議將同性戀自疾病列表刪除。
2005年，加拿大大學教授和社會活動家路易斯-喬治·汀發起倡議，將每年的5月17日設立為國際不再恐同日。這一紀念日旨在呼籲人們關注因為恐懼同性戀、歧視性傾向而產生的一切生理和精神暴力以及不公平對待。
2020年5月17日，也就是今天，包含同性戀在內的性少數平權風潮在全世界許多地方仍然如火如荼，在另一些地方則似乎已經階段性勝利。新觀念搭建起新制度，向曾經飽受歧視、很難全然以真面目示人的性少數人群承諾出一種新生活。
「國際不再恐同日」的設立是希望喚醒世人關注對同性戀的恐懼，因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產生一切加在肉體上及精神上的暴力及不公平對待。
然而，一切遠未結束。即使在不少發達國家，反歧視仍未告罄。據一項2019年經合組織國家的調查，有三分之一的性少數受訪者因性傾向而受到歧視。此外，近年來全球保守主義呈回潮之勢。在世界不少地方，人們仍因性傾向而遭受暴力、被判有罪。歷史潮流浩浩湯湯，但若以一個較短時期為觀察對象，這種潮流也許是混沌的。這也是所有性少數者共同的隱憂。
而那些走過了平權「初級階段」的國家和地區，則有新的問題要面對。移動網際網路和消費主義削弱了舊的性傾向歧視，新的歧視鏈在性少數人群內部形成。回首這些年，「同志亦凡人」也好，「同性戀驕傲」也好，理念看似相悖，卻是同性戀平權同一路徑的一體兩面：一面對外宣示，一面自我激勵。然而，如果這條路通向的是新的歧視與壓迫，不得不令人反思未來應該如何修正方向。
十五年又十五年，反歧視今後何去何從？
撰文｜張哲
移動網際網路和消費主義削弱了舊的性傾向歧視
智慧型手機和移動網際網路勃興的這些年，塑造了年輕一代同性戀者迥異於前輩的成長經驗。
恐同的實質，是恐懼不同。
「我是怪物、變態嗎？」「是不是全世界只有我這樣？」無關生活在何處，每一個在前移動網際網路時代度過青春期的性少數者，面對當時社會上有形無形的歧視、孤立與霸凌，大抵都有過這種漫長又痛苦的自我身份認同過程。
而放眼全球，對出生在千禧年前後的不少當代年輕人而言，這份深入骨髓的恥感卻已經恍如遠古傳說。新聞和影視的激勵，公眾人物的示範，心理成型期社會風氣的整體開明，幫助他們總體上避免了前輩們面對生活曾經舉棋不定的姿態。《斷背山》那樣隱忍的生活方式與情感選擇，已經難以讓許多生活在大城市的最新一代同性戀觀眾感同身受，至多喚起他們肅然起敬的嘆惋與懷古之情。
電影《斷背山》劇照。
更關鍵的是，基於即時定位的交友App的出現，令他們不必再像公園時期和論壇時期的幾代前輩們那樣，苦苦在身份的迷霧中掙扎。他們不必扮演荒原上孤立無援的一滴水，只要他們願意，隨時可以將自己投入同類的汪洋，向陌生的身體和心靈找尋慰藉、建立交流。而此類交流幾乎是一個性少數者真正認識自己、接納自己的必經之路，也只有敢於做自己的人，才能勇敢地向性傾向歧視反擊。
當然，移動網際網路不止惠及新一代年輕人，先行者們也許曾經深陷自我懷疑的泥淖，但如今許多人已經擺脫了那份恥感，投身一種新的生活方式。2019年的阿根廷電影《世紀末》中，男主角詩人Ocho來到度假地點的當晚，就打開交友app，探索潛在的可能性。儘管本次搜尋沒有出現令他滿意的人選，但這短短一幕仍還原出當代同性戀者習以為常的生活經驗。
電影《世紀末》劇照。
《世紀末》講述了一個在回憶和幻想間漂移的三段體故事。世紀邊界的1999年，剛成年的Ocho在小樹林裡和陌生人發生了關係，這令他恐懼不已，懷著迎接末日般的心情打開桌上型電腦，搜索愛滋相關知識，誤以為自己必然中招。二十年後的2019年，當年那種方寸大亂，最終化成淡淡一句「我有吃PrEP（預防hiv的藥物）」。
這部電影的經典場景之一，是Ocho與重逢的男二Javi（已婚多年，當然，配偶是男性）在天台上喝酒聊天。他們的閒談跟恐懼和歧視毫不相干，而是輕鬆地分享感情和生活的開闊性。科技、政治的進步改變了人群的生活方式與心理狀態，《世紀末》即是明證。
而另一方面，消費主義和全球化也反制了對同性戀的恐懼和歧視。
如今在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同性戀不再僅僅是一個政治議題，更是快速向經濟領域蔓延。在平權意識高漲的國家和地區，性少數人群的購買力讓人無法小覷。即使在平權仍處於初級階段的國家，由於許多同性戀者不像異性戀同齡人那樣需要面對撫養孩子的壓力，也擁有相對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和購買力。因此，專門迎合同性戀客戶，或對其表現出友好的娛樂、影視、健身、美容、時尚、奢侈品、日用品、醫療、科技、旅遊與色情等產業，在世界各個角落興旺成長。
這種經濟模式散發出新鮮而誘人的彩虹色光澤，正是在其映照下，一種新的男同性戀形象範本浮出水面，並逐漸固定成型。有別於過去那種陰鬱、女性化、神經質、天然和愛滋病掛鈎的刻板印象，它是陽光、樂觀、健康、年輕、品味良好且男性特徵鮮明的，因而也更易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在一片稱讚、祝福甚至歆羨中，它當仁不讓地為所有性少數者代言，仿佛可以庇佑他們遠離過去那種基於偏見的歧視與恐懼，並為他們提供一種寶貴的群體歸屬感。上月告結的美劇《摩登家庭》最終季中，中年男同夫夫Mitchell和Cam參加一個泳池派對，結果放眼望去，泳池內外全是精緻帥氣、身材完美的年輕小夥子。而每年泰國宋幹節前後的航班、夜店、餐廳和酒店，時常出現清一色鬚髮精緻、短褲大胸的華人男遊客，則是男同性戀樣板的東亞版本。
新的歧視鏈在性少數人群內部形成
無論外部社會還是自身內部，性少數都漸漸被視為一種常態，這不能不說是過去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悲劇被流行歌手唱成金曲，成為後來者不該遺忘也不必重蹈的歷史教訓。而包含流行語在內的許多同性戀文化元素早已出圈，成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認知。
不過，舊歧視正待退場，新歧視卻乘虛而入。消費主義出於營銷策略所樹立的那種新形象被目為同性戀樣板，不僅損害了這個群體的性多樣性，將他們生硬地推向主流社會接受的性標準，與此同時，許多不符合這一樣板的性少數者也在無聲中淪為了受害者。
於是，老、胖、醜、娘、艾、0、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身份特徵，非但要承受來自社會大眾的普遍歧視，就連在性少數人群內部，也跌至歧視鏈的較底層。他們被忽視，被貶損，甚或被踐踏。Mitchell和Cam原本奉行「不要在乎別人怎麼看待你，重要的是你怎麼看待自己」，但在泳池派對上持續被那些年輕男性視若空氣，最終自信崩塌，倉皇鑽進一間房間——結果那裡躲著許多和他們一樣上了年紀、身材糟糕、舉止陰柔的男同性戀。
《深夜食堂》中的同性戀酒吧工作的小壽壽靠在黑幫大佬阿龍肩上的一幕，被認為是劇中「最有愛」的鏡頭之一。
本質上，這份歧視與自我歧視，仍是對「不同」的恐懼。香港社會學學者江紹祺在其採寫的口述史《男男正傳》中，將那種新生同性戀樣板稱為「良好消費公民」，並認為它「不但沒有提倡團結與身份認同，反而將那些無法達到這種理想條件的人與那些符合其條件者加以區隔」。在江紹祺看來，新興的同志世界比先前的同志環境更缺乏包容性，它「依照階級、年齡、性別、性、種族以及身體類型而運作」。
這本出版於2014年的《男男正傳》記錄了江紹祺對十二位香港年長男同性戀者（時年63歲至89歲）的採訪，藉由口述文字回顧他們一生的故事。根據這些受訪者的觀點，在香港社會，同性戀曾是有罪的，出櫃更不可能，但他們並不認為過去太過壓抑，甚至還可以從聚居的家庭及公園、廁所等公共空間裡創造出私密的樂園。相反，他們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儘管男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同志場所也日益完善，但這些空間「都存在著階級和年齡歧視」。
受到《男男正傳》啟發的香港電影《叔·叔》，便刻畫了兩位年長男同性戀者的情感生活。他們暮年相識，想要擁抱來之不易的愛情，卻又無法拋開家庭與傳統道德觀的牽絆。這部電影參加了去年柏林電影節泰迪熊獎的角逐，並在本月剛剛舉辦的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由主演之一的太保斬獲最佳男主角獎。
《叔·叔》在影迷中受到關注和熱議，或許恰好反過來說明了這類電影此前十分匱乏，甚至幾乎是空白。老年同性戀者從來也難於進入社會甚至性少數人群自身的法眼。畢竟，有多少人會真心想觀賞兩副衰老的面孔與肉體旁若無人地糾纏、摩擦呢？
電影《叔·叔》劇照。
香港的例子，也可以折射出其他商業社會的情形。無怪乎臺灣作家郭強生在小說《斷代》中要語帶冷峻地感嘆：「這個世界到今天只走到了青春健美的男孩們高呼同志無罪，沒有人可以告訴他們接下來該怎樣面對老與醜，病與殘。」
彩虹，本應是參差的色彩。重新向性少數內部尋找精神資源，接納不同，擁抱多樣性，拒絕整齊劃一的標準，並時時反省。如此，或許終能走出隧道，到達彩虹的一端。
作者 | 張哲
編輯 | 李陽 何安安
校對 |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