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獨立運動中緬、孟兩族關係演變研究
陳真波
(貴陽學院 貴州貴陽550005)
［關鍵詞］緬甸;民族主義運動;緬族;孟族;關係演變
［摘 要］孟族是緬甸重要的少數民族，與緬族在文化上相互影響。緬甸獨立前，兩族關係較為和諧。在緬甸爭取獨立過程中，緬族民族主義者與孟族民族主義者共同反對殖民統治，爭取緬甸的民族權利。伴隨緬族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孟族民族主義也開始興起，造成了緬族和孟族關係的分化。在追求緬甸政治獨立的共同目標下，民族訴求及爭取獨立方式的差異，使原本和諧的緬、孟兩族關係惡化。
緬甸孟族的先祖是來自中國西南地區的「濮」人。大約在公元前10世紀左右，進入薩爾溫江流域的古孟高棉人與當地民族融合，發展成為孟族［1］。在英國殖民者進入緬甸之前，孟族貴族和緬族封建統治者有過激烈的爭奪，孟族人幾度獨立，但最終仍被徵服［2］。隨著時間的推移，孟族人與緬族人通婚的現象增多，越來越多的孟人講緬語。緬孟兩族在經濟生活方面逐步接近，文化上互相影響，宗教信仰上趨於一致，民族差異逐漸縮小［3］。認為孟族居住地是緬甸領土的一部分，這種觀點不僅在緬族人中流行，孟族也是認同的［4］。然而，在共同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爭取國家獨立的過程中，緬族與孟族的關係卻漸行漸遠，走向衝突，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一 緬甸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
1824—1885年間，英國殖民主義者通過三次侵略戰爭，將緬甸納入其殖民體系。英國的殖民統治客觀上促進了緬甸民族資本的形成，特別是在外國資本入侵程度相對較低的小城鎮，緬甸人 (主要是緬族)的近代工商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見表1)。
20世紀前20年，緬甸人開設的碾米廠，從1881年的2家，增加到1911年的57家，1921年更增加到224家。鋸木廠從1911年的20家增加到1921年的49家。1911年緬甸人開採的油井只有1家，1921年達到12家。在鎢、錫礦的開採中，緬甸人也取得很大成就［5］。
表1 1895年緬甸工商業情況和緬甸人佔的比例
資料來源:賀聖達:《試論殖民地緬甸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及其特點》，《東南亞》1987年第3期。
與此同時，受西式教育的影響，緬甸近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人數也急劇增加 (見表2)。
表2 20世紀初期緬甸大中學生數量
資料來源:賀聖達: 《緬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0頁。
在緬甸青年知識分子與民族工商業者的領導下，民族主義運動逐漸興起。1906年，緬族青年吳巴佩、吳貌基與孟族青年巴莫等發起創建「佛教青年會」。到1910年，「佛教青年會」成員已達346人，建立了22個分會，遍布緬甸各主要城市［6］。在隨後的幾年內，「佛教青年會」團結青年知識分子，為維護宗教、教育、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權利而努力，喚起了緬甸人民的民族意識。
1920年10月，佛教青年會改名為「緬甸人民團體總會」(以下簡稱「總會」)，孟族青年吳漆萊(U Chit Hlaing)當選為總會主席。在總會的領導下，緬甸民族主義者由保存傳統文化的鬥爭轉而開始追求政治上的權利。20世紀20年代，由緬甸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運動主要有:反對仰光大學條例的罷課運動、在農村地區廣泛開展的「不合作運動」等，「溫達努」 (意為「民族主義者」)成為當時緬甸時髦的詞語。
隨著緬甸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英國殖民當局不得不在緬甸進行所謂的政治改革，允許緬甸人通過競選進入殖民當局議會參政。在議員名額分配上，英國殖民當局採用了按民族分配的辦法。英國殖民當局的「行政改革」起到了分化緬甸民族運動領導層的作用。在是否參與議會選舉上，總會先後三次分裂，形成了吳布派、吳漆萊派、吳素登派和吳素派等四個派別。吳布派、吳漆萊派先後參加議會選舉，而吳素登則加強了與中下層僧侶的合作。後來，吳漆萊接受印度金融集團的資助，態度轉變，反對印緬分治，與其他領導成員的分岐加深;而吳素等人則接受華人社團資助，與其他領導層意見相左。由於領導層的分裂，總會影響力日漸削弱，緬甸民族運動領導權逐漸轉至更加激進的緬族青年學生手中。
1930年5月30日，仰光大學的一批青年知識分子成立了「我緬人協會」，協會的活動得到了包括孟族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民眾的支持。1938年，在以昂山為首的「我緬人協會」的領導下，「1300運動」(1938年是緬歷1300年)掀起了高潮。1938年1月1日，「我緬人協會」組織2000名農民在一所中學集會，拉開「1300運動」的序幕。1月8日，緬甸石油工人罷工;18日緬甸工人總罷工;7月爆發了反對穆斯林的騷亂;12月，全國性的學生罷課運動開始。隨著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 (主要是農民群眾)參加進來，而領導這批人的主要是農村的佛教僧侶。城市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逐漸被削弱，整個民族主義運動也越來越表現為大眾的宗教民族主義［7］。在一些地方，狹隘民族主義的因子也開始出現，表現在民族主義運動將矛頭對準同樣受到殖民壓迫的印度人和華人，特別是在反對穆斯林運動中，下層僧侶欠理智的行為造成了其他少數民族對緬甸民族運動的誤解。
不久，「我緬人協會」出現了分裂，一派叫「巴盛—吞歐派」，以德欽巴盛和德欽吞歐為首，包括德欽秀貌 (吳奈溫);另—派叫「出路派」，以巴莫、昂山為首，包括德欽努和德欽丹東。「我緬人協會」雖然分裂為兩派，但兩派的行動綱領和計劃並無區別。二者都主張建立革命武裝，通過武裝鬥爭爭取獨立;都決定向外國尋求援助。
二 緬甸民族主義運動中孟族民族主義的發展
緬甸的民族主義運動帶動了緬甸境內其他少數民族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20世紀30年代，「我緬人協會」就曾吸收了其他少數民族學生參加，緬甸政壇上的著名人物巴莫、吳漆萊都是孟族人。在「我緬人協會」的影響下，1939年8月6日，孟族民族主義者在仰光成立了「孟人總會」 (All Ramanya Mon Association，ARMA)。在成立大會上，吳劍 (U Kyan)當選為協會第一任主席，前「緬甸人民團體總會」主席吳漆萊為財務部長［8］。與「我緬人協會」相比，「孟人總會」的宗教色彩變淡，以孟族人為主，包括了孟族基督徒和佛教僧侶。雖然「孟人總會」成立時，孟族領袖宣稱協會的主要目標是研究孟族文字和文化，在隨後的活動中，協會也的確沒有提出孟族民族主義目標，但「孟人總會」的成立還是推動了孟族民族主義的發展。「孟人總會」成立後，孟族學者積極在仰光大學和毛淡棉大學發展青年學生參加活動，吸引了大批孟族青年學生;同時積極宣傳孟族的文化傳統和民族主義，編印了孟英字典和孟緬字典。「孟人總會」成立後不久，仰光大學的一些孟族教授又成立了「孟族文字與文化委員會」 (M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mmittee，MLCC)，專門研究和傳播孟族文化。當時在孟族人中有影響的名人幾乎都加入了「孟人總會」。1941年，一些孟族青年成立了「孟族青年組織」(Mon Youth Organization，MYO)，接受「孟人總會」的領導。在爭取緬甸獨立的方式上，「孟人總會」與「我緬人協會」已有所不同，「孟族青年組織」反對日本的侵略。
二戰爆發後，緬族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聯英抗日、促進緬甸獨立的政治主張遭到英殖民當局的拒絕，一些緬族民族主義者轉向日本，以助日反英來獲取民族獨立。緬族民族主義者與日本侵略者的合作對緬甸國內的民族關係產生了不利影響。日本佔領仰光後不久，成立了以巴莫為首的「緬甸行政委員會」政權。巴莫儘管出生於孟族，但卻希望強化緬族認同，以加強其政權的合法性。1942年8月21日，巴莫提出了「一個血統、一個聲音、一個領袖、與日本聯合」的口號［9］。這一口號反映了大緬族民族主義已經在緬族政治家頭腦中不斷強化，引起了其他民族的不安與緊張。在盟軍的支持下，許多少數民族參加了抵抗日本侵略的鬥爭，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與緬族民族主義者發生衝突。
後來，傀儡政權中的緬族政治領導人與日本侵略者的矛盾開始加深，暗中加強了與盟軍的合作。1944年8月1日，「國防部長」昂山與德欽梭、德欽丹東、吳努等建立「反法西斯組織」。「反法西斯組織」是緬甸的一個廣泛的抗日同盟，主要成員除了軍隊、緬甸革命黨、共產黨等組織之外，還有「東亞青年同盟」、巴莫領導的「大緬甸組織」、「僧伽協會」和幾個主要少數民族組織如克倫、撣、克欽、欽和阿拉幹人的組織等［10］。昂山當選為組織主席，德欽丹東為總書記。昂山等人政治立場的變化促使緬甸各族人民形成了團結一致、反對日本侵略的情勢。1945年3月27日，昂山率1萬多名緬甸國民軍向勃固進發，對駐守勃固的日本軍發起突然襲擊，奪取了緬甸南方重鎮勃固，開始了緬甸人民團結一致的反日戰爭。
三 緬甸獨立運動中緬、孟兩族關係的惡化
二戰後，英國殖民者重返緬甸。1945年8月，「反法西斯組織」更名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以下稱「自由同盟」)，繼續領導緬甸人民爭取獨立。1945年11月18日，「自由同盟」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群眾大會，昂山提出了爭取獨立的18條主張。儘管「自由同盟」領導人提出了「廢除隔離制度，讓山區少數民族與緬族自由交流;關於緬甸與少數民族的分與合，英國人不要幹涉，由緬甸代表與山區少數民族代表之間相互談判」［11］的主張，但少數民族領導對緬族政治家的許諾缺乏信任。
在爭取緬甸獨立的運動中，孟族也加強了自己的組織。1945年11月9日，原「孟人總會」成員萊波哥 (Nai Bo Cho)組織成立了孟族第一個公開的政治性組織「孟族聯合會」(United Mon Association，UMA)，作為「孟人總會」的下屬組織。一開始，「孟族聯合會」並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而是加強了與「自由同盟」的聯繫，為緬甸人民爭取獨立而鬥爭。萊波哥與昂山、奈溫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相識，並且關係密切。由於萊波哥與昂山關係太密切，1947年吳漆丹 (U Chit Thaung)當選為「孟人總會」主席後，將萊波哥和他的「孟族聯合會」開除出「孟人總會」。被「孟人總會」開除後，萊波哥繼續向昂山領導的「自由同盟」靠攏，但在以緬族人為主的「自由同盟」中，「孟族聯合會」的影響甚微。這就使得許多孟族人開始擔心，英國人即將離開，孟族人的政治地位將得不到保證。
為了緩和國內民族矛盾，1947年2月8日，昂山等緬族代表與緬甸山區的少數民族代表在彬龍召開會議，於1947年2月12日通過《彬龍協議》。協議增加了少數民族在行政委員會中的名額，並擴大了少數民族代表在緬甸行政委員會中的權利，規定了中央政府對山區少數民族的財政援助義務，同意克倫族獨立建邦，對緬甸的未來國體進行了框定。
正當緬甸國內民族矛盾開始緩和之際，1947年7月19日，緬族政客吳素派人殺害了獨立運動的領導人昂山、德欽妙、吳巴雀、曼巴凱、吳巴溫等六名部長［12］。「7·19事件」給緬甸人民的獨立運動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也給開始緩和的國內民族矛盾增添了變數。
昂山遇刺後，吳努成為緬甸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與英國籤訂了《英緬條約》，同意緬甸於1948年1月4日獨立。獨立後的緬甸聯邦憲法以《彬龍協議》為基礎，給予少數民族上層以較大的權利，但沒有答應克倫族、孟族、若開族獨立建邦的要求，這使少數民族感覺到緬族和少數民族的權力並不相等。
在複雜的國內形勢下，孟族政治家們開始與克倫族領袖加強聯繫。1947年2月5日，孟族觀察員參加了在仰光舉行的「全體克倫人大會」。昂山遇害後，孟族代表向吳努提出了:「保存孟族文化、保證孟族最低的宗教權利和孟族自治」三項要求，但被吳努拒絕［13］。1947年底，孟族領導人在帕奧 (Pa auk)召開會議，明確提出孟族自治的目標，成立了「孟族聯合陣線」(Mon United Front，MUF)，萊拉貌當選為主席，萊桂登當選為秘書長。「孟族聯合陣線」成立後，在緬甸各地都爆發了有組織的孟族群眾示威活動。三天後，「孟族自由聯盟」(Mon Free League，MFL)在毛淡棉成立，萊巴倫當選為主席，萊山多當選為秘書長。「孟族自由聯盟」在緬甸各地積極開展政治活動。
緬甸獨立後，克倫族與緬族矛盾公開化。受此影響，1948年3月，萊拉貌仿照「克倫民族保衛組織」 (Karen National Defence Organization，KNDO)的形式，將「孟族自由聯盟」與「孟族聯合陣線」合併，建立了「孟族保衛組織」(Mon National Defense Organization，MNDO)，與「克倫民族保衛組織」之間保持著密切合作。1948年8月上旬，「孟族保衛組織」領導人萊拉貌和奈瑞金與「克倫民族聯盟」領導人蘇巴吳基在毛淡棉籤定訂了克倫族與孟族合作的四點備忘錄，決定:統一行動，在憲法內爭取民族獨立;如果在法律範圍內達不到目標，則共同採取其他行動;孟、克倫族都不單獨與政府籤訂協議;孟、克倫族享受平等權利［14］。孟、克倫兩族的聯合使得緬甸獨立後的政局更加複雜，為防止意外情況發生，緬甸政府的安全部隊於8月中旬開始在毛淡棉周邊的孟族鄉村收繳武器。8月26日，政府警察部隊對毛淡棉的「孟族保衛組織」總部採取行動，逮捕了包括奈瑞金在內的17名孟族主要領導。30日，以克倫族為主的緬甸軍事警察接管毛淡棉，釋放了孟族領導人。31日，克倫族與孟族組成臨時委員會，共同管理毛淡棉。孟族重新獲得了武器，並在「克倫民族保衛組織」的幫助下，奪取了毛淡棉周邊的木冬、吉坎眉、耶城等南方小鎮。隨後，政府軍和親政府的民兵組織展開行動，抓捕了幾百名孟族人，包括「孟族聯合會」的領導人萊波哥。1948年9月8日，經過緊張的談判，孟族和克倫族武裝撤出了毛淡棉。
10月，吳努政府任命「地方自治諮詢委員會」，由6個克倫族人、6個孟族人、5個若開族人、7個緬族人和4個其他邊區少數民族代表組成，吳努希望通過委員會「探求一種滿意的方式方法，沒有障礙地滿足少數民族團體的法律熱望」［15］。吳努的做法引起政府內部緬族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他們甚至稱吳努為「克倫努」。但實際上，「克倫民族聯盟」曾提出三個要求:(1)建立一個克倫邦;(2)享有隨時脫離聯邦的權利;(3)克倫邦應包括勃固、德林達伊和伊洛瓦底地區。吳努只答應第一項，堅決反對第二項，至於第三項，吳努內閣表示遵守「劃界委員會」(Boundary Commission)的意見［16］。
撤出毛淡棉後，孟族組織繼續與吳努政府進行談判，萊拉貌和萊波哥提出:建立獨立的孟邦，其範圍應包括德林達依、勃固和伊洛瓦底地區，大致相當於古代孟國的統治範圍。吳努的答覆是:孟族和緬族是同一民族，區別孟族認同是不可取的。吳努的態度激怒了孟族領袖，在農村地區，「孟族保衛組織」的隊伍不斷壯大。1948年12月底，政府宣布「孟族保衛組織」為非法組織，並再一次逮捕了其領導人萊拉貌和奈瑞金，但「孟族保衛組織」在萊班達的組織下，達到了400人的規模。
1949年2月19日，吳努政府的「地方自治諮詢委員會」公布了其少數民族政策，建議組建獨立的克倫邦，而忽略了孟族和若開族的建邦要求，這招致了孟族更大的不滿。從1949年開始，孟族與政府軍和親政府的民兵組織之間的衝突更加頻繁，孟族領袖萊山多、萊桂剛在毛淡棉被人暗殺，孟族領導萊巴倫的父親也被緬甸志願軍綁架。萊拉貌被捕後，「孟族聯合陣線」選舉萊達寧為主席，領導「孟族保衛組織」。1950年4月，萊達寧在妙瓦底參加克倫軍事會議時，被政府軍殺害。萊頓生當選為孟族領袖，此時，孟族武裝已達到3個營，武器主要是由「克倫民族保衛組織」提供和在泰國黑市上購買。1950年8月12日，克倫族領袖蘇吳巴基被殺後，孟族武裝開始與政府進行談判，吳努政府釋放了萊拉貌，並與萊拉貌、萊波哥達成停火協議。但由於吳努政府不願意建立獨立的孟邦，孟族的武裝反叛仍在繼續。
四 關於緬甸境內緬、孟兩族關係演變的思考
緬甸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素有「民族熔爐」之稱。在緬甸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緬族領導人希望通過不斷強化民族認同，實現民族獨立，增強國家凝聚力。然而，由於多方面的原因，緬甸國內的民族問題並沒有伴隨著緬甸的獨立而得到改善。孟族與緬族的關係分化表明，在多民族國家內，進行民族國家建構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第一，民族整合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構建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十分關鍵。在獨立運動中，緬族精英一直都期望利用緬族文化來培養全民共同的民族意識，增加國家認同感，甚至提出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血統」的口號，希望將全體緬甸人民團結起來。與此相反，這個口號不僅沒有團結緬甸各族人民，反而使緬甸少數民族對緬族產生了新的不信任感。緬族精英希望用緬甸的傳統文化來取代殖民主義文化，增進國家凝聚力。然而，因為殖民化的過程十分複雜，抨擊和譴責外國統治者或外國資本很容易，但要準確指出哪些價值觀、制度和身份認同是純粹外來的，哪些是本國固有文化的一部分，極為困難。即使能夠成功地指出其中某幾項，它們也已和本土那些相容的部分交織在一起，以致無從分解［17］。
緬甸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從根本上說有利於緬甸的國家構建，但由於英國在緬甸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緬甸資產階級的成長不足，突出表現在緬甸國內各個民族的經濟聯繫還不夠緊密，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構建。最終，這種以種族、職業和各自文化背景區分的社會集團加深了社會對立，導致了當地土著人民的排外情緒甚至仇外行動［18］。正因為如此，在國家構建問題上，緬族精英已經與少數民族代表產生了相當大的分歧。
從緬族與孟族的關係演變來看，民族主義首先是基於「刺激—反應」模式的社會心理活動。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行為，它在社會心理層面多表現為過度的民族尊嚴感和民族至上觀念;在行動層面則一般呈現為具有極端自我保護意識的攻擊性防禦行為。在緬甸獨立運動後期，各個派別和政治組織之間完全缺乏政治對話，緬族民族主義者不承認民族問題的存在。曾經是緬甸各民族團結象徵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由於少數民族代表的退出，成為了一個緬族政黨。由於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缺失，不僅少數民族先後捲入叛亂，就連緬族內部也無法達成一致，最終使得民族整合目標無法實現。
第二，多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是一個不斷增進權力共管、國家統一、文化同質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只有保證全體公民政治權利的平等以及對民族個性的尊重，才能建立長期穩定和諧的民族關係。
妥善地處理多民族之間的關係，進行有效的族際整合，是多民族國家政治體系能夠維持的重要條件。從總體上說，多民族國家的族際整合即族際一體化，是一個協調各民族之間關係、加強各民族之間聯繫和加強整體性的過程［19］。多民族共存具有多文化並存的內在含義，而多文化並存必定伴隨文化上的相互容忍與相互適應。這種容忍與適應又必定有其共同的基礎，亦即文化上的互通互融。國家的獨立和民族國家的建立僅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增強國家認同感、大力推進政治文化的建設，在法治的軌道上達到各民族利益的平衡，發展各民族地區的經濟，為政治轉型、社會改革和現代化打下充分的基礎。
緬甸政府作為全國各民族的代表，應承擔起維護領土完整、維持國內地緣政治的法治狀態、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維護少數民族權利等多重任務。
在緬甸，少數民族的最高利益是:贏得政治權利的平等、民族個性的尊嚴和經濟的發展。而其中經濟的發展是最根本的，經濟發展了則意味著更大的經濟需求、各個民族之間更多的文化交流、更多的民族獨特文化和傳統習俗的展示平臺、更多的個人和民族的政治參與、更大的包容性。只有通過經濟的發展，才能提高生活水準，為民族進入現代文明社會打下基礎。但是由於戰亂，政府提出的經濟建設計劃無法實現，外國的經濟援助往往被用來擴充軍備或分配給緬族聚居區，少數民族地區得到的份額很少。
實現民族認同向國家認同的轉變過程是民族集團、主權國家政府協調個人、民族和國家利益的過程。當這些利益相牴觸時，民族集團、主權國家政府應當遵循的原則是:儘可能兼顧和協調三類利益。在這一個過程中，主體民族必須不斷完善自己，使自己有能力採取向非主體民族傾斜的政策，並為各族共同利益的發展做出必要的讓步，使多民族國家獲得生存的基本條件［20］。從緬甸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來看，一般以傳播和保存本民族文化作為民族主義運動的開端，繼而提出政治上的要求，最後落實在經濟利益上。緬族的民族運動是如此，孟族的民族運動也是如此，所有民族都是如此。
第三，在構建多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防止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避免社會動蕩和流血衝突是保持社會平穩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
緬甸民族國家建立之時，其民族整合過程遠未完成，其居民除了「具有先天上顯著不同於外國人的共同性」之外，並未形成那種兼具民族性與公民性的民族意識［21］。
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多開始於以大民族為核心的民族主義運動，但在國家的建立過程中，決不能以民族為單純界限。實現緬甸國家重建的基石在於各族必須完成從民族認同到國族認同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主體民族必須不斷完善自己。本來各民族語言、習俗、文化、宗教各異，而統治階級又推行大民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岐視政策，造成各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水平上出現不平衡，這一直是引起民族矛盾、民族衝突的重要原因［22］。在民族主義、主權和公民權之間存在一系列的聯繫和張力，它們的發展方向取決於理念導引的路徑。如果民族主義基本上導向主權，尤其是在民族國家遭受侵凌爭奪的環境中，或者在國家強烈地整軍備戰之時，民族主權情緒可能發生一個排外的轉折，即強調這個「民族」的超乎對手的優越性。於是公民身份權利就可能發育孱弱或者受限制，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更有可能大受蔑視。如果公民身份權利實質性地扎了根或者實現了，它們就會在一個相反的方向上影響主權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刺激民族主義感情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23］。
一些緬族領導人認為，各個少數民族同化到緬族文化中去是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最佳途徑。受到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影響，緬族領導人都比較傾向於利用國家暴力解決問題。我們知道，暴力強制是國家權力的重要形式，但並不是惟一形式。如果把暴力強制看作惟一的形式，必然意味著政府動作的成本高昂，並會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如社會反抗、社會動蕩乃至政權被顛覆［24］。以前的民族整合主要依靠暴力，而現代國家的國族認同則應該依靠自然融合。
現代國家需要對公民提供身份，以政治的方式加以確認。這種民族 (國族)身份是給予共同體所有成員的，意味著共同體的所有成員之間在對共同體的關係上一律平等［25］。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實現從民族認同到國族認同的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少數民族應該擯棄那種激進、排他的民族主義，在法制的框架內解決本民族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要求。因為既然組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政治共同體，就有責任維護其主體性和合法性。
【注 釋】
［1］何平:《孟高棉語民族的起源與北方孟高棉語諸民族的形成》，《廣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2］陳真波:《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下緬甸的民族與民族關係》，《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
［3］賀聖達: 《緬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4頁。
［4］黃祖文、朱欽源編譯《緬甸史譯叢》，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1984年，第2頁。
［5］同 ［3］，第306頁。
［6］賀聖達:《當代緬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頁。
［7］宋立道:《佛教與民族主義》，《佛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13頁。
［8］Ashley South，Mon Nationalism And Civil War in Burma，the Golden Sheldrake，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94．
［9］U Maung Maung，Burmese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1948，Scotland:Kiscadale，1989，p.50．
［10］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44．
［11］祝湘輝: 《山區少數民族與現代緬甸聯邦的建立》，廣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第72頁。
［12］林錫星:《揭開緬甸神秘的面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頁。
［13］Ashley South，op.cit.，p.105．
［14］Ashley South，op.cit.，p.107.
［15］Richard Butwell，op.cit.，p.104．
［16］U Nu，U Nu Saturday's Son，London: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168．
［17］許寶強、羅永生:《解殖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75頁。
［18］同 ［7］。
［19］周平:《民族政治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0頁。
［20］劉泓:《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民族學視野中的阿富汗國家重建》，《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21］陳衍德:《對抗、適應與融合: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族際關係》，嶽麓書社，2004年，第1頁。
［22］左曉安:《民族、民族關係與國際關係》，《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
［23］〈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第317頁。
［24］周尚文、郝宇青:《合法性視野下的蘇聯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頁。
［25］徐迅:《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49頁。
Study of the Evolvement of Burmese-Mon Relationship in Myanmar's Nationalist Movement
Chen Zhenbo
(Guiyang University，Guiyang 550005，China)
Keywords:Myanmar;the Nationalist Movement;Burmese;Mon;Relationship Evolvement
Abstract:Mon is an important minority in Myanmar．Mon and Burmese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culture．Before the independence of Myanmar，their relationship is harmony．In the proces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Myanmar，they rebelled against the colonial rule jointly，to fight for the national rights of Myanmar．With the Burmese nationalist movement development，Mon nationalist had risen，which caused the relations of Burmese and Mon differentiation．The two ethnics had the common goal of the independence of Myanmar，but they were different in aspirations and the way of fighting for independence．Because of these，the original harmony relationship between Burmese and Mon became deteriorative．
［中圖分類號］D733.7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099(2013)01－0010－07
［收稿日期］2012－06－18
［作者簡介］陳真波，博士，貴陽學院副教授。
［基金項目］貴州省2012年度社科規劃課題「緬甸獨立以來民族國家的構建與民族整合研究」(12GZYB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