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全國中醫藥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傳達學習了習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強批示。中醫藥學包含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瑰寶，凝聚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中醫在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中扮演過怎樣的角色？觀察者網就此採訪了史丹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北美中醫史專家謝爾頓（Tamara·Shelton）女士。】
觀察者網：謝爾頓女士你好，很高興有機會對你進行採訪。你把十九世紀末美國的中醫發展史作為中西文明碰撞的樣本，選題非常有吸引力。你認為旅居北美的華僑人群中，中醫大夫是個比較特殊的群體，對此可否再具體闡述一下？
謝爾頓：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有一個詞形容19世紀末的美國，那就是「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用「進步」這個詞形容這個時代，某種意義上有其合理性，那就是科學技術在飛速發展，人類徵服自然的能力越來越提高，宗教的地盤在退卻，人類的理性被置於前所未有的高度。工業文明給人類的帶來了對未來世界的無限樂觀。這個時期，也是美國國力急速上升的時候，正朝著世界工業實力第一的寶座發起衝擊，可以這麼說，1880-1900是孕育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的時代。
但「進步」這個詞有兩面性，他掩蓋了工業技術主導的意識形態霸權的產生，出現了文明話語權的戰場。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在1882年，也就是在「進步時代」的美國出臺了《排華法案》，這個法案是符合當時美國精英白人的「進步」理念的，那就是「文明」壓倒、消滅 「野蠻」。
中醫大夫Ing Hay，是中醫在北美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基於對這個歷史背景的大概了解，我們發現北美華人中的中醫醫生確實是個較為特殊的群體，比如他們往往能團結一個華人社區，中醫館往往是華人社區籌劃議事的地方，比如Ing Hay創立的Kam Wah Chung中醫館，Foo Yuen和Li Wing合辦的東方醫學中草藥公司（Foo & Wing Herb Company）等，而且這批華人往往也是第一批能體面賺錢致富的一群，而且因為他們的職業特殊性，在《排華法案》頒布之後，往往能躲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清洗和迫害，而且還能保全整個社區。
觀察者網：有關中醫醫生在19世紀晚期美國的生存環境，你經常提到的一個詞是「美國東方主義」（American Orientalism），這股思潮在「進步時代」又是如何影響中醫在美國的發展的？
謝爾頓：東方主義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其實由來已久了，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但是近代以來的東方主義被賦予了新的色彩，尤其在19世紀晚期的美國，牽連到對文明優劣坐標的認定，其中摻雜了大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因素，這是古典東方主義所沒有的。
簡單來說，美國19世紀晚期的東方主義，不但判定華夏文明圈在文化上處於全面的劣勢，而且整個東亞人的人種也是劣等的。當時的中國人被描繪成對現代文明一無所知的異類，單調野蠻，而且中國男性缺乏男子氣概。美國早期東方主義眼中的那種「異國情調」（exoticism）情緒迅速讓位給了種族優越感（ethnic superiority）。
中醫學在這個歷史背景下，被當成了中國文化和種族劣勢的一個論據。曾在中國當過傳教士的Rev. A.W. Loomis 在《醫學藝術中國季刊》（Medical Art in the Chinese Quarter）上撰文，認為中醫主要基於迷信和神秘主義，認為中醫醫生對古老經驗方術的尊敬遠大於對現代科學的求知慾，而且中醫對人體器官、神經、血管顯得非常迷茫，無所適從。總之，在他看來，中醫是無法納入現代科學醫療體系的，而且Loomis還斷定，中醫在北美大陸沒有生存空間，將會很快在現代醫學的衝擊下死亡。
19世紀末美國中醫館內陳列的對人體器官的描述圖
1875年，《利浦科特雜誌》（Lippincott's Magazine）的主編J.W. Ames曾在警察的護送下，進入舊金山一家Li Po Tai醫生開的中醫館調研。中醫館的陳列和平平無奇的裝飾一開始讓他很震驚，更讓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當他打開中醫藥櫃的時候，發現藥材整整齊齊在每個小屜中擺了四種，有犀牛皮、虎骨、鹿角和一些蟲子的屍體，很多獸骨堆到有他的下巴那麼高，掌柜Li Po Tai在半挽著袖子熬製某種湯藥。當他身邊的警察打開更多藥櫃的時候，Ames嚇得奪門而逃。可以預料他之後在雜誌上怎麼形容中醫：一種魔法和巫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