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車諾比核電站的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車諾比災難的影響波及全世界，對野生動物、人類和環境造成了長期影響。
災難發生後，蘇聯政府對爆炸和隨後的火災釋放的大量輻射的危險，輕描淡寫，造成了廣泛的錯誤消息的傳播。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快就發現了車諾比災難的嚴重性。但對於那些最接近危險的人來說，這個消息來得太晚了。事件發生幾十年後，儘管該地區在某些方面恢復了生機，但有害的影響依然存在。
那些在核電站工作或居住在周邊地區的人們，講述了車諾比災難剛發生時的故事。他們中的許多人把自己的回憶都寫進了諾貝爾獎得主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所著的《車諾比之聲:核災難的口述歷史》(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一書中。
核電站的工作人員繼續工作，而輻射仍在不斷湧出
車諾比核電站最初的爆炸，發生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點30分左右。核電站的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而大火也立即發生，兩名男子在混亂中喪生，其中一人被埋在廢墟中，至今仍在那裡。
儘管最初的事故非常激烈，但工程師錯誤地認為反應堆的堆芯沒有受損，沒有暴露在外。因此員工們繼續工作，而消防隊員在沒有防輻射裝備的情況下，也趕到了滅火現場。
與此同時，大量輻射從爆炸的反應堆中噴湧而出。超過100人受到急性輻射中毒，數十人在幾個月內死亡。核輻射繼續從堆芯洩漏，並通過風擴散到周邊地區。
當局沒有立即疏散附近城市的居民
在這場核災難發生後，根據協議要求疏散附近的社區，包括普裡皮亞季市。但當局並沒有遵守協議。作為政府努力掩蓋的一部分，蘇聯政府讓普裡皮亞特市民對他們所處的危險一無所知——甚至在當晚受損的反應堆隨後發生的爆炸之後，也是如此。
當戴著防毒面具的警察出現在普裡皮亞季的街道上時，市民開始報告症狀，這引起了廣泛的焦慮和混亂，但疏散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開始——那時事件發生已經超過24小時。
Lyudmilla Ignatenko回憶說：
那天的一個晚上。在街道的一邊，有數百輛已經在為疏散做好準備的公交車，而在另一邊，則有數百輛消防車。整條街都覆蓋上了白色的泡沫。
收音機廣播告訴我們，他們可能會撤離這座城市三到五天，並提醒歐美帶上保暖的衣服，我們將暫時住在森林裡。在帳篷裡，有的人甚至很高興——因為這是一次野營旅行！人們準備好了烤肉架。有的人帶著吉他和收音機。
政府官員試圖掩蓋爆炸的嚴重程度
掩蓋車諾比事故嚴重程度的行動立即開始，命令來自最高層：米哈伊爾 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這位蘇聯領導人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次爆炸，但沒有告訴國際社會爆炸已經釋放了大量的輻射。
直到4月28日，在瑞典測出的放射性物質可追溯至車諾比之後，蘇聯才最終承認了這次爆炸，但他們尚未承認其嚴重程度。由於對核電站仍在釋放的放射性物質，政府選擇保持沉默，並阻止其他國家——以及本國公民——調查該核事故的真實後果。
一名公民回憶說：
我們在電視機前坐了好幾天，等著戈巴契夫對此事件發表講話。但當局什麼也沒說。直到國際社會開始關心，戈巴契夫才站出來說：「同志們，別擔心，局勢在控制之中。」
一些專家認為，這種掩蓋行為標誌著戈巴契夫國際信譽的終結，因為這位在競選中倡導「開放」的人，在關鍵時刻沒有坦誠。
「清掃人」來清理混亂
車諾比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沒人知道如何清除輻射。蘇聯政府的答案是，以所謂的「清理者」的形式，投入大量人力來解決這個問題。據估計，清理者的數量在60萬到80萬人之間，但這些人在清理受影響地區時，所承擔的風險並沒有被明確告知。
清理者可能是士兵、消防員、礦工。而那些參與建造混凝土「石棺」，以覆蓋暴露的核心部分的人在拯救生命方面，發揮了最直接的作用，但所有的工人——無論是撤離村莊還是用水管清洗街道的人——都冒著足夠大的生命危險。
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項清理計劃，包括化學工程師伊萬·尼古拉耶維奇·季希科夫(Ivan Nikolaevich Zhykhov)，他回憶道：
我有碩士學位，因此我在一家大型生產設備的實驗室裡當主任。他們讓我做了什麼呢？他們遞給我一把鏟子——而這幾乎是我唯一的工具。我們的防護裝備包括呼吸器和防毒面具，但沒有人使用它們，因為外面是30攝氏度，如果你戴上它們，你會被熱死。
蘇聯將最極端的報導，歸咎於西方的宣傳
當其他國家開始懷疑車諾比發生了可怕的事件時，蘇聯官員堅持聲稱事故已經完全得到控制。有報導稱放射性雲正在降落到歐洲，核反應堆可能已經發生熔毀，但蘇聯政府稱這只是西方的宣傳。
官員們將這一事件與1979年三裡島(Three Mile Island)的事故進行了比較，並暗示西方試圖利用這一情況玷汙蘇聯的國際聲譽。但在接下來的幾周裡，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欺騙性變得清晰起來。
蘇聯也欺騙了自己的公民。政治家Vladimir Matveevich Ivanov回憶道：
我們收到中央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的電報，他們告訴我們：你們必須防止恐慌。的確，恐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只有在戰爭期間，他們才像當年關注車諾比的新聞一樣，如此關注前線的新聞。有恐懼，有謠言。人們不是死於輻射，而是死於這些謠言。因此我們必須防止恐慌。
人們「暫時」撤離，場面一片混亂
當疏散普裡皮亞季和附近其他社區的命令終於下達時，居民們才開始意識到已經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但他們仍然不知道核電站到底洩漏了多少輻射。
在爆炸的消息被隱瞞了一天多之後，當局在大約一個小時前，就通知普裡皮亞特的居民做好撤離準備，並讓他們打包準備三天的旅行。幾乎沒人想到他們會永遠的離開自己的家，有些人甚至認為這只是一次度假。
當地居民Nadezhda Petrovna Vygovskaya回憶說：
他們整天在廣播上告訴人們，為撤離做準備：要帶我們離開三天，洗乾淨所有東西，並檢查一切。孩子們被告知拿走他們的課本。儘管如此，我丈夫還是把我們的結婚照放進了他的公文包。而我只帶了一條紗巾以防天氣變壞。
核電站屋頂的輻射水平，導致機器人出現故障
蘇聯政府曾試圖使用機器人來幫助清理受影響的地區，但面對這樣的輻射量，它們並沒有起到作用。試圖移除反應堆頂部洩漏物質的機器人，在幾分鐘內就崩潰了，所以清理人員只能親自接手了這項任務。
三個人排乾了冷卻池的水，避免了另一場災難
悲劇事件往往會產生一些虛構的故事，車諾比也不例外。一個廣為流傳的傳說是，一群人承擔了一項危險的任務，將核電站下面的一池水排乾，防止蒸汽爆炸將更多的放射性物質擴散到整個歐洲大陸，從而「拯救了歐洲」。
車諾比保護協會的Sergei Vasilyevich Sobolev回憶說：
有一段時間，存在核爆炸的危險，他們必須把反應堆下面的水釋放出來，這樣鈾和石墨的混合物就不會進入其中，因而水也不會形成臨界質量，也就不會產生爆炸。如果發生爆炸，這不僅意味著基輔和明斯克，而且還有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將不再適合居住。你能想像嗎？這是整個歐洲的災難。
所以任務是這樣的：需要有人潛入那裡，打開安全閥。政府承諾給他們一輛車，一套公寓，一棟別墅，幫助他們的家人直到生命的盡頭。之後他們尋找志願者，並成功的找到了！不過最終只拿到了7000盧布的獎勵，忘記了承諾的汽車和別墅。
這次清理行動，很像是在潮溼的地下室裡趟水，而進行清理的人所面臨的輻射中毒風險，並不比現場的其他清理者高。儘管如此，排乾水池還是避免了災難性的爆炸。
清理者殺死了帶有放射性的寵物
車諾比的災難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而動物們也受到了傷害。為了防止動物逃離隔離區和擴散放射性物質，一些清理人員被派去消滅它們，包括被遺棄的寵物。
一名被要求射殺貓和狗的人描述了這個任務：
他們很高興的看著我們，並跑向我們。我們在房子裡、穀倉裡、院子裡向他們開槍。我們把它們拖到街上，裝上卡車。它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殺它們？當然，它們也很容易被殺死，畢竟是家庭寵物。他們不害怕槍和人，只知道尋著我們的聲音跑去。
工人們試圖掩埋放射性表層土
車諾比災難中最不有效的清理方式之一，是試圖將放射性土壤埋在更深的地下。
環境檢查員Zoya Danilovna Bruk描述了這一過程：
他們起草了掩埋放射性土壤的協議。簡單說就是把表層土埋在更深的土裡。根據指示，我們應該進行地質調查，在沒有地下水的地方挖4到6米的坑，並在坑壁和底部的內襯聚乙烯薄膜。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很是不同。在沒有進行過地質調查的情況下，他們會用手指著任意一塊地方說：「在這兒挖。」挖掘機問：「挖多深?」「誰知道？」「那我一碰到水就停下來了。」
直升機飛行員，向放射性的火災中撒沙子
試圖撲滅車諾比肆虐的大火的行動，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其中包括一項計劃，讓直升機在現場上空飛行，向大火投擲數千噸沙子、鉛和硼酸。然而解決方案沒有奏效，直升機只是讓更多的人暴露在高水平的輻射之下。
政府官員知道死亡人數，Sergei Vasilyevich Sobolev回憶道：
想像一下當沙袋從上面落下時下面會發生什麼。輻射活動值達到每小時1800倫琴，而飛行員還在空中的時候，就開始感覺到它了。為了瞄準一個熾熱的火災坑，他們從機艙裡探出腦袋，用肉眼觀察。在政府委員會的一個會議上，每天都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說法：「我們需要為此犧牲兩到三條生命。」
受汙染的產品，被運出隔離區
輻射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所以在車諾比一定範圍內的所有物品都受到了輻射，包括肉、牛奶和羊毛這樣貴重的產品。其中許多最終被運往蘇聯各地，除了莫斯科以外，因為莫斯科是大多數政府官員居住的地方。
前核工程師Marat Filippovich Kokhanov回憶道：
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在講座中使用了來自羅加喬夫牛奶廠的奶粉和罐裝濃縮牛奶作為標準輻射源的例子。與此同時，它們還在商店裡出售。當人們看到牛奶來自羅加喬夫時便會停止購買，這時突然出現了沒有標籤的罐裝牛奶。不過我不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沒紙了。
車諾比人，因為被認為具有放射性而受到排斥
車諾比事故後，受害者們並不總是能得到蘇聯同胞們的同情。許多人都說自己受到了排斥，比如從普裡皮亞季撤離的難民佩特羅夫納·維戈夫斯卡婭，她說：「從一開始我就覺得我們是車諾比人，我們已經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民族。」
記者Anatoly Shimanskiy分享了一些謠言：
車諾比核電站附近生產的孩子體內沒有血液，而是一種未知的黃色液體。有些科學家堅持認為，猴子變得聰明是因為它們生活在輻射附近。而這三四代出生的孩子，就是愛因斯坦。這是一個正在我們身上進行的宇宙實驗。
放射性物質仍在燃燒
車諾比核電站最初的爆炸，形成了大量的核燃料和融化的混凝土，這些物質仍然在4號反應堆下，而且它仍然具有很強的放射性，只要暴露5分鐘就能致人死亡。
物質繼續燃燒，從核電站的地下室一直燒到地下，而終有一天可能會汙染到地下水，引發一場與車諾比事故相關的新的健康危機。
有些人從來沒有離開過禁區
並不是所有住在車諾比隔離區的人，都遵守了疏散命令，許多人很快就回到了家中，重新在這裡安置。有些人寧願死於輻射中毒，也不願放棄他們的土地，還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有關輻射危險的報導。雖然一些留下來和部分疏散的人死於與輻射有關的疾病，但也有一些人活得很好。
居民Nadezhda Afanasyevna Burakova解釋了她決定留下來的原因：
我們本可以離開，但我和丈夫考慮了一下，決定不走了。在這裡，我們都是車諾比人…我們有共同的回憶。我們有著相同的命運。在其他地方，我們受到了各種排斥。每個人都習慣了這些詞，車諾比，車諾比兒童，車諾比難民。但你對我們一無所知。你怕我們。因此你可能不會讓我們離開這裡，如果有辦法的話，會設置警戒線，這樣就可以讓你冷靜下來。
對車諾比災難造成的死亡人數各不相同。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聯合國(United Nations)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估計，約有9000人的死亡與輻射有關。其他組織估計這個數字則更高——多達100萬——儘管這個統計數據存在廣泛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