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對說唱絲毫不感興趣的人，看到下面這些歌詞時，也一定會心尖一顫。
這兩天，《書院來信》從一眾戴墨鏡掛金鍊、唱蹦迪與女人的過往說唱作品中，突然殺出了圈子。
歌手聖代用藏頭詩的方式，為三年來始終使人心痛的豫章書院事件又喊了一次——
「我被關在小黑屋裡，他們每天都打我，爸媽快來救救我。」
「我想離開這裡，我真的不想活了，爸媽快來救救我。」
「快點讓我解脫好嗎，爸媽別來救我了。」
01
在如今的說唱節目裡聽到這首歌的人，註定會驚詫。
一是驚詫於會在光鮮舞臺上看到隱隱牽動所有人的社會事件。
二是驚詫於這次的表達方式能如此直白。
回憶回憶公眾輿論場上那些義憤填膺的討論，我們或許早已習慣了這樣的模式：
事件被報導、輿論逐漸發酵、人們為此大吵一架、下一天的熱搜榜單又會將前言完全覆蓋、再出現新的爭論。
就像豫章書院事件，2017年被曝光後沉寂，2019年曝光志願者們收到死亡威脅後又再度沉寂。
為社會問題爭辯的空間，通常限縮在熱點新聞下的評論場裡。
而當新聞從熱點中撤下，發聲與表達也就隨之「退居幕後」。
娛樂舞臺與社會新聞被人為地、默然地區分成了仿若兩個世界，一邊是甜膩、曖昧、陽光與強調自我的情緒，一邊是膠著、糾纏、矛盾與外化爭端的現實。
《書院來信》毫無徵兆地成為了最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聚光燈交錯的玻璃舞臺上突然讓人們想起——
「噢，舞臺上可以有現實。」
關照真實生活的音樂作品，近年來也不是沒有。
只不過它們要麼小眾到少有人知，比如歌手法老的《AFK》，質疑楊永信的網癮學校屢被報導但仍未關停。
要麼習慣於用更為隱晦的方式去傳遞，比如蔡依林與阿信合作的《玫瑰少年》，不少聽眾以為這又是一首天后slay全場的酷歌。
實際上，它是為紀念因舉止女性化而遭受校園霸凌致死的男生葉永志。
也只有歌詞直白到刺痛雙眼、毫不遮掩的《書院來信》，像是終於點燃了煙花的引線，在黑夜的街道上空炸開，讓越來越多的人停下來看了一眼：
「真的不敢再打碎玻璃製品」，對應豫章書院事件中試圖摔碎杯子、用碎片自殘的受害者，被「老師們」用細鋼筋體罰。
「喝不慣食堂的鹽水」，對應書院事件中學生們疑似因吃帶魚導致食物中毒，學校卻僅給予喝鹽水作為治療。
藏頭歌詞從「快點來救我」，到最後一段「爸媽別來救我了」，傳遞的絕望層層遞進。
再用一句「如果你們愛我，那就從『頭』看一遍」，把整首歌的立意完全挑明。
倘若從所謂的文學修飾性上分析，這樣的歌詞似乎太平鋪直敘，近乎吶喊。
可回頭想想現在的喧鬧舞臺上，能被吶喊的除了「我愛你」，少有其他。
在《書院來信》的直白面前，「藝人就該好好唱歌，別碰國事」的明哲保身訓言，顯得有些蒼白無力。
大半個月前，刺蝟樂隊在音樂節上表演最初名字為《他殺死了地球上最後一個醫生》的新歌時，中間還插播了社會新聞，傳遞了這首歌的創作動機——
它源於2019年底的一起殺醫事件，歌手希望把模糊的情緒與反思，在歌曲裡找到一個釋放的出口。
都說藝術來源於生活，可重要的是，生活不止是個人的一畝三分地，不止是深夜枕邊的一滴迷茫眼淚，也不止是年少輕狂地炫耀與憤怒。
還可以有對社會生活的外向反思。
02
與《書院來信》爆紅脫不開關係的，是反差。
在網友印象中，近幾年的演藝圈的確已經少有尖銳的態度，大眾歌曲裡也少有對社會現實的關照。
容祖兒和希莉娜依高在《我們的歌》第二季中演唱張惠妹的《母系社會》，一首帶有女權色彩、曾入圍金曲獎年度最佳歌曲獎的歌，被現場嘉賓評為「炸場」。
可隔著屏幕欣賞這首歌的觀眾們，只能尷尬而沉默地看著被修改到摸不著頭腦的歌詞。
「生個兒子」變成了「身各而至」。
難得一次「言之有物」的表達，最後呈現出來，依舊被修飾成了虛浮的無病呻吟。
倘若回憶上一次值得反思的大眾歌手舞臺，或許還得追溯到2013年辛曉琪在《我是歌手》上唱《親愛的小孩》，為了紀念「長春3.04偷車事件」中的小浩博。
當年，嬰兒被隨車盜走的新聞驚動全國，吉林全省搜救，次日偷車者自首，表示已將嬰兒謀害埋於雪中。
演唱過程中，辛曉琪在臺上痛哭落淚，這不是《親愛的小孩》被演繹的最完美的一次，但對不少觀眾來說，或許是最有記憶點的一次。
因為一首歌裡的情感，有了可以寄託的實物。
而那些被推到聚光燈下、被大肆傳唱的男歡女愛、年少輕狂與被消磨成苟且的「遠方」，對比之下難免單薄。
它們並非毫無道理、又或是不該存在，只是在有重量的現實面前顯得輕飄飄的，像一個虛構的精緻烏託邦，浮於真實的人間疾苦之上。
當直白尖銳《書院來信》讓所有觀眾開始讚嘆，文藝創作就該敢於挖掘人性陰暗面、「言之有物」時。
這讓人不免開始思考，創作表達是不是必須與具體的社會事件關聯才算好？是不是情緒一文不值？
其實也不盡然。
刺蝟樂隊的那首新歌的歌詞，乍一看歌詞只是個人情緒的宣洩。
最珍貴的部分，是這夾雜悲憫、憤怒與迷茫的情緒來源於對外界的觀察與共情。
而不是僅僅滿足自身優越感的，「追逐音樂夢想」「夠前衛夠酷」。
誠然，從商業功利的角度來說，批判社會事件是再危險不過的事。
在流量與熱度的加成下，網際網路上隨時能打響一場以「觀點消滅觀點」為目標的無聲戰爭。
可當舞臺上只剩下小確幸與小迷茫，不再包容批判與諷刺。
這樣的文藝創作，到底是虛構繁華中欺騙人的工業代糖，還是它本義「對真實生活的側寫與思考」。
03
網友們在稱讚《書院來信》時，最頻繁用的一個詞，是「敢」——
「敢在歌裡談社會事件」
對這一行為用「敢」來描繪，足以證明在人們的印象中，歌曲早已被劃分為輕鬆娛樂的範疇，而大眾舞臺上，亦少有批判現實的視角。
問題，就出在這個「敢」字上。
為什麼我們會默認在文藝作品中批判直指社會現實，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呢？
雖然汪峰如今流傳度最廣的，是《飛得更高》等勵志歌曲。
但最初令他一夜成名的，是《晚安北京》《無主之城》等等，裡面全是初代北漂視角下的迷惘與沉思。
與汪峰境遇相似的是，雖然羅大佑傳唱度最高的歌曲是《光陰的故事》與《童年》，但他本人身上最深刻的印記一定是「熱衷針砭時弊」。
羅大佑1982年首專《之乎者也》的同名單曲，「歌曲審查之／通不通過乎／歌曲通過者／翻版盜印也」而被審查員駁回，羅大佑故意將這段改寫成「眼睛睜一隻／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歡喜也」。
名曲《鹿港小鎮》，取材自一位前往臺北打工的貧窮小鎮青年，快速膨脹的城市與依舊落後的農村，是那代人必須直視的割裂與傷痕。
那首幾十年來以「公益歌曲」傳唱的《明天會更好》，還有一紙更尖銳深沉的原版歌詞：
嘶啞著你的咽喉 ——唱出你的熱情
發出一陣怒吼 —— 伸出你雙手
讓我們撕碎這舊世界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們重構美麗新世界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這些如今看來也會被稱讚為「敢寫敢唱」的歌曲，對於世紀之交時期的歌手們來說稀鬆平常。
雖然在彼時，這些歌曲依舊會引發質疑與圍堵，但還不至於被冠上一個「敢」字。
一方面，在三四十年前，搖滾、公共事務、城鄉差距帶來的諸多陣痛的確是時代底色，人們需要在社會的大變革中找到情緒的宣洩口，去講述歷史車輪下小人物的故事。
物質條件與社會福利提升後，這樣的訴求開始變弱、變少。
另一方面，成長環境的代際差距，決定了這屆年輕人更強調自我、看重個人小情緒的表達，並追求理想主義的構想。
當個人選擇趨於多樣多元，人與人之間的共性減少，共情也在削弱。
於是細膩與溫柔成為最撫慰人心的特質，當我們試圖開口表達，最熟悉的一定是「幻想掙脫、孤影自憐」式的自我感受。
2012年甦醒的專輯主打歌《心世界》，集中寫下了那幾年震動人心的現實新聞——
小悅悅事件、老人摔倒沒人敢扶、郭美美事件、藥家鑫事件……
那時這首歌因歌詞尖銳一度被禁播，而看到歌詞內容的聽眾們，也逐漸開始誇一個「敢」字。
但慢慢到現在，這個字所稱讚的內容，似乎變得「貶值」了起來。
當歌手對自己曾接受的指責進行自嘲和diss back，也被稱為「好敢唱」；
當歌手在歌詞中只是表達出了一些「老子最強什麼都不care」的我行我素，也會被贊為「好敢唱」……
「敢寫、敢唱」，好像越來越只是指向敢表達一些和大眾期待中不太一樣的聲音而已，亦或是粉絲對偶像一種比較別致的讚美。
這次《書院來信》明確向一件廣為人知的社會事件開火，倒是讓全網統一了聲音——
「這才是真的敢唱。」
可是，值得深思的是。
當社會痛點被搬入文藝作品時就足以被驚嘆「敢」，當尖銳與批判的態度就足以被視作莫大的勇氣。
是不是，這才是最大的不對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