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這張圖，大家一定都看過。
膚色不同的兩個孩子，
親密的擁抱在一起。
社會學家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色盲」
——意思是孩子的眼裡沒有種族的區別。
但是，迪肯大學的種族關係學教授兼負責人尹·帕拉迪斯（Yin Paradies）認為，孩子其實是可以注意到的。
除了從看到家人受到不公平對待，或者在電視上聽到或看到某些事情，從而吸收周圍的環境因素外，帕拉迪斯教授表示：
「證據表明……三個月大的嬰兒從視覺上會偏愛某些種族的面孔，而種族歧視的態度、反應和行為從早年就開始養成。」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社會研究與方法中心副教授內奧米·普裡斯特（Naomi Priest）表示，自從新冠疫情暴發全球大流行以來，亞裔群體成為了種族歧視的目標，連兒童也不例外。
一篇發表在《澳大利亞醫學雜誌》上的論文闡述稱，這一次新冠疫情的爆發導致的種族歧視對他們的傷害，會在他們的心理、社交、情感和身體健康上有更深遠的負面影響。
「我們聽到了兒童被直接當作針對目標或被告知……他們感染了病毒的故事……攻擊者可能是其他成年人或兒童，」普裡斯特博士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表示，「種族歧視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甚至導致兒童生病。」
「我們的最新研究發現，澳大利亞小學適齡在遭受種族歧視後在炎症、血壓和肥胖方面面臨更高的風險，這些都是已知的晚年心血管代謝疾病的標誌，如糖尿病、中風和心臟病。」
「種族歧視的經歷實際上會影響兒童的身體健康、免疫和炎症系統……以及精神健康問題，如抑鬱、焦慮、行為問題，甚至自殺風險。」
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告訴ABC，自二月初以來，近三分之一的種族歧視投訴都與COVID-19有關。
研究表明，對亞裔亞裔兒童的歧視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2017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針對10至15歲的4600多名澳大利亞學生進行了一項關於種族歧視的研究。
結果發現，40%參與研究的亞裔澳大利亞學生遭受過來自同齡人的種族歧視，近20%的歧視行為來自他們的教師，超過40%的歧視在社會上發生。
在東亞背景的學生中，超過65%表示遭受過種族歧視，60%來自南亞背景以及56%來自東南亞背景的學生也都表示曾遭種族歧視。他們中的許多人出生在澳大利亞，父母都是澳大利亞人。
尹博士認為，種族主義是一個強烈的情緒化問題，源自於人們對「有別於自己」這個事實的恐懼。
尹博士說，自新冠疫情以來，有關亞洲人種族歧視的報導不斷增加，但這些情緒並不新鮮。他補充道，這些情緒源於先前即已存在的恐懼、焦慮和成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的對話應該關注在大流行病的更廣泛背景，以及歷史上它們在在哪些地方出現過……流行病的出現並不歸咎於特定的種族群體，任何人無論哪個種族，都可能感染和傳播COVID-19。」
普裡斯特博士說，與孩子們談論我們共同的人性是很重要的。他認為，家長、學校都應該應該向所有兒童談論種族歧視，而不僅僅是那些直接經歷過種族歧視的兒童。
「我們需要教會孩子們從小就認識和拒絕種族歧視，教給他們公平、同情和正義的概念，」她說。並且教會他們看到種族歧視現象時如何回應。」
那麼，對於家長來說，他們具體應該怎麼做呢？什麼時候開始教育孩子關於種族歧視的問題才合適呢？
海外的家長可能都遇到過這減稅：某一天，你的孩子會好奇的問你，自己為什麼和朋友們長的不一樣。
這其實就是一個個很好的教育時機。
對於墨爾本媽媽漢娜·羅伯特來說，她7歲的孩子就曾這樣問過他。她趁機對兒子展開了一次教育對話：
「我的方法不是從譴責種族主義者的角度出發，而是告訴他這些想法和語言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但使用它們與否是你的選擇……但如果你使用它的話，你就會造成傷害。」
事實上，對於種族歧視的良好教育，可以使孩子在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上更加自信。
在克魯斯四歲的時候，父母第一次跟她談到種族歧視問題。
她的父親是斯裡蘭卡人，母親是希臘人。到現在，她都清晰的記得在她四歲時父母第一次和她談論種族歧視。
「我記得在幼兒園的時候，當我接觸到其他孩子的時就意識到]，我和別人不一樣，」她說。
「我媽媽認為她應該和我談談，因為孩子們已經開始羞辱我了。」
「所以她向我解釋了我的傳統，這就是為什麼我與眾不同，也是為什麼我會說另一種語言……我記得這是一件積極的事情，直到我上小學，欺凌變得極端。」
「但我始終都能夠處理的很好，這也讓我免受了很多傷害。」
克魯斯自稱為「棕色女人」，自那以後，她一直直言不諱地談論種族問題，現在正與一家為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社區提供信息資源的機構合作。
有人說：「聰明的父母，會把所有的事情和孩子開誠布公的談談，而愚笨的父母，則會因為各種原因對孩子遮遮掩掩，『一刀切』進行教育」。
希望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種族歧視終能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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