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大春
日前，小說家張大春「春夏秋冬」系列收官之戰《南國之冬》出版。該作品歷時十五年創作。
《南國之冬》由傳說引入歷史傳奇，作者與眾多電影人的交往、探討，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串起歷史傳說、奇聞逸事。張大春猶如「說書人」，重述大歷史角落的小傳奇，以戲劇化的文學筆觸，持續追蹤生命中細瑣的真相，秉承中國古典筆記小說的血脈，加入現代小說敘事技巧。
隨著《南國之冬》的出版，張大春的「春夏秋冬」系列小說終於完結：
《春燈公子》借詩來編故事，是單篇構起，又似話本；《戰夏陽》用故事段子串起，是對史傳重寫；《一葉秋》從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到宋元明清，貫穿上千年的歷史。最後的《南國之冬》，故事不需要串場，「現代性」使得故事成為一體，每篇材料都完全被改寫，變成了故事發生在古代的現代短篇。
廣州日報：《四季書》的創作初衷是怎樣的？
張大春：我們都知道，義大利非常知名的作家卡爾維諾，曾經做過一件我稱之為「壯舉」的事情，他到處去搜集義大利的民間故事，把它重新整理之後出版。我看了就心一動，觸發了一個構想：中國古代的筆記小說如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如果將這些作品裡面有敘事特色、值得流傳的篇章搜集起來，整理重寫，用四種不同的形式架構在一起，不僅個人創作上是一個有趣的自我挑戰，還應該有更廣泛的文化意義。
這有一點像是在做中文圈裡面的卡爾維諾，我計劃用一年的時間完成四本書，分別以春、夏、秋、冬寓藏於書名中。
廣州日報：但這四本書跨越了15年的時間，是什麼原因沒有一氣呵成？
張大春：我想用不同的方法把它結構起來。在《春燈公子》裡，我就設了一個「春燈宴」，有那麼一個公子通過詩酒之會，號召世人來說故事。把無關的故事通過一個有心之人結合起來。這大概是最簡單的一種形式。
《戰夏陽》有一些不一樣的處置，在每一篇之間會用一種類似榫卯的方式，像接榫頭一樣地把文字勾搭起來，把不同方向的構件拼扣在榫子上，嵌合得牢固無比；
《一葉秋》，每一篇之間的榫子之外，還能把它拆出來，榫頭本身又是一個完整的東西。
到《南國之冬》，我始終沒有找到適當的或者說不一樣的短篇集的新形式，於是後來我就停頓了。
廣州日報：這種新形式後來怎樣找到的？
張大春：是策劃出版方華文天下的苗洪主編，他有一天提醒我說，你不是寫過《這就是民國》系列，為什麼不用那些素材來做做看？
我寫《這就是民國》已經是多年前了，當時我在一個出版物連載專欄，每一期寫一個近現代人物，背景就是晚清到20世紀30年代。這個專欄有一點特質，我當時寫的時候動了一些手腳，把非常多細碎的、真實的材料跟完全虛構的材料綁在一起。
經苗洪一講，我一下就被點醒了。這就是歷史的另外一種敘述方法——就是戲劇的敘述方法。
廣州日報：這種形式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嗎？
張大春：如果你從頭看下來，每一篇後面所增加的那些段落，就是旁白，比如我跟王家衛，我跟胡金銓，我跟藤井賢一，還有那幾個老導演，這些文字其實都是在幫助這部「散碎」的短篇集子擁有一個明確的敘述主題：重述歷史。就是把歷史上的那些小掌故，零碎的文字記載，或真或假的傳言，新聞報導，還有坊間一些據說是自傳性質比較強的回憶錄，把這些材料統統聚攏在一起，用做戲或者是拍電影這一種衝動去把它結構起來。
廣州日報：您的文字裡經常會使用一些生僻甚至在現代漢語中幾乎已經消失的古代書面用語，這是有意為之嗎？
張大春：在我40歲以前的作品裡的確有這個現象，到了50歲以後，我已儘量讓我的文字變得更簡單一點。但是我不覺得是「生僻」，我反對被加上「生僻」兩個字。即使在我很年輕的時候，也沒有故意去用生僻的字。也許我用詞的習慣的確跟別的作家不太一樣。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阿城、莫言三個人在三聯書店聊天，當然是公開地跟讀者見面的那種形式的聊天，阿城就跟莫言說，我使用的漢字太多，說看一下趙樹理，寫了一輩子的小說，使用的漢字沒有超過五百個。
也許用最簡單的字是一種典範，但是它絕對不是唯一。我不主張刻意用生僻的字，我也不承認我刻意用生僻的字。不過，如果用到了一般人不熟悉的字，我也只能說那是我選擇之下的結果。
【來源：尚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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