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變了,地產商的足球生意尚能繼續否?

2020-12-24 齊魯壹點

近幾年,房地產商已經成為中國職業足球最重要的「金主」。2020賽季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簡稱「中超聯賽」)的16支參賽俱樂部中,有15支俱樂部的主贊助商有房地產背景,其中11支球隊的贊助商以房地產為主業。中超聯賽也一度被戲稱為「中國房地產聯賽」。

房地產業的資金密集特徵,頗為適合當下足球產業的高投入。此外,出於維護地方政府關係、傳播品牌形象目的,乃至投資者個人興趣使然,也使得房地產與足球的結合成為時下的潮流。

但如今,情況可能有變。

近期,中國足協推出一系列改革新規。其中規定,足球俱樂部名稱中不得含有俱樂部任何股東、股東關聯方或實際控制人的字號、商號或品牌名稱,也不得使用相似或相近的漢字或詞組。也即,俱樂部名稱要「中性化」。

足協還規定,中超一線隊國內球員年薪不超過稅前500萬元,平均年薪不超過稅前300萬元,外援年薪不超過稅前300萬歐元。這也被稱為「限薪令」。

這兩項規定的推出,令贊助商喜憂參半。一方面,「限薪令」將使得球員的工資支出大為減少,有助於俱樂部健康運營;但另一方面,中性化的俱樂部名稱,將使贊助商的品牌宣傳效果大打折扣。

足協此舉的目的,是為了遏制中國足球虛假繁榮的泡沫,促進聯賽健康運營,提高中國足球水平。但從現實角度,贊助商顯然更加關注球隊的成績和自身的權益。

大局與小利,最終將如何協調?

「房地產聯賽」的興起

房地產商對足球的投資由來已久。建業、綠城、亞泰等房企自上世紀90年代就投資足球,並運營至今。萬達也曾是中國足球最早的一批投資者,2000年曾一度退出,2011年再度回歸。

總體來看,早年間,足球俱樂部的贊助商頗為多元,除了少數幾家房地產商外,還有來自製造業、能源、貿易等領域的企業。

房地產企業大舉進入足球領域,是最近10年的事情。從2012年開始,監管層逐漸釋放出對足球產業進行改革的信號。2015年,《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印發,提出中國足球將通過「三步走」,最終達到亞洲一流水平。在這個過程中,足球產業化的發展和足球社會形象的提升,都蘊含著巨大的商機。

近些年來,恆大、富力、綠地、華夏幸福、佳兆業等一批房企紛紛投資足球,並成為中國足壇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勢力。

房地產與足球的「聯姻」,有著重要的時代背景。一方面,中國足球進入「金元時代」,算上引援、後勤保障、梯隊建設等,中超俱樂部每年的實際投入超過10億元,數倍於往年。此外,贊助商還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這讓傳統製造業企業望而卻步,而對於以資金密集為特徵、以百億為量級的房地產業來說,並不會帶來太大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資本聯盟副理事長柏文喜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指出,房地產業急需的良好社會形象和政府關係,都可以藉助足球來得到滿足。而政府部門也可以藉助房地產資金,來樹立城市的足球品牌。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了解到,一家北方房企在2015年投資足球前,當地政府部門曾多次接洽,並表示出希望其接盤的意願。

2019年,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演講中也提到,「在市委市政府再次邀請下,萬達同意接手一方足球俱樂部……」

當然,投資人對足球的熱愛也不容忽視。除王健林外,在房地產界,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富力集團董事長張力、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都是著名的球迷。甲A時代,王健林還曾在教練席上親自指揮比賽。

品牌效應與虧損悖論

從商業的角度,房地產商投資足球,主要看中其帶來的品牌知名度傳播,以及良好的政府關係。

2011年,恆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曾算過一筆帳,「我們每場比賽只給廣東體育4萬元的轉播費,但是換來的是90分鐘的品牌曝光機會。大家如果有印象,可以看到恆大主場的廣告牌是裡三層外三層,很多贊助商都希望能通過恆大比賽的直播,做到品牌的溢出和美譽度的提升。要知道,央視的廣告是一秒15萬,而我用4萬就能換回來這麼多的回報,你說這個投資值不值得?」

但作為足球俱樂部本身,盈利仍是奢望。

2015年11月6日,廣州恆大淘寶俱樂部在新三板正式掛牌上市,股票簡稱「恆大淘寶」,成為亞洲首家登陸資本市場的足球俱樂部。透過財報,不難看出俱樂部運營中的困境所在。

2015年到2019年,恆大淘寶始終處於虧損狀態,虧損額分別為9.53億元、8.12億元、12.39億元、18.04億元、19.43億元。虧損的主因在於,球員和教練的薪酬、轉會費居高不下,而門票、廣告等收入增長乏力。

根據年報,2019年,恆大淘寶的廣告收入為5.66億元人民幣,佔總營收的比重在7成以上。其中,恆大地產集團貢獻了4.63億元,是俱樂部最大的客戶。同期,門票和球迷商品收入等商業化運營收入的佔比,不足13%。

從世界範圍來看,足球俱樂部普遍面臨盈利難題。但目前,運營良好的大型豪門俱樂部仍能做到收支平衡,甚至獲得盈利。

根據畢馬威的一份報告,足球俱樂部的營業收入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比賽門票收入,二是廣播電視和網絡的轉播收入,三是商業廣告收入。歐洲豪門俱樂部的主要收入來源為商業廣告收入,但佔比很少超過6成,其餘主要靠門票和電視轉播收入來支撐。中小俱樂部則以廣播電視和網絡的轉播收入為主,這部分收入與球隊成績息息相關。

此外,為規範俱樂部的運營、遏制「軍備競賽」,歐足聯於2010年出臺財政公平法案,規定球員和球隊工作人員的收入總和,佔比不能超過俱樂部總收入的70%。

相比之下,中國足球俱樂部的收入中,商業廣告佔比過大,門票和電視轉播收入較小,收入來源單一。有分析認為,這反映出中國足球俱樂部運營的市場化水平不高。

同時,各俱樂部的引援和薪資支出居高不下,大大抬高了成本。今年12月14日,中國足協公布的數據顯示,中超俱樂部2019賽季平均薪金支出11.779億人民幣。其中,國內球員平均收入553.5669萬元人民幣,外援平均收入5847萬人民幣。

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表示,「我們俱樂部的投入,是J聯賽(日本職業足球聯賽)俱樂部的3倍多,是K聯賽(韓國職業足球聯賽)的10倍多,球員薪酬是J聯賽的5.8倍,是K聯賽的11.7倍。」

事實上,由於累計虧損過大,並導致俱樂部的淨資產為負,從2018年5月3日開始,監管部門對恆大淘寶實施風險警示,其股票簡稱也變為「ST恆寶」。

熱情尚在否?

中國足協啟動的此輪改革並非心血來潮。過去兩年來,相關的改革措施一直在醞釀,比如設置「工資帽」、將投資強制下沉到青訓領域,規範俱樂部中性命名等等。

這輪改革的原因在於,雖然俱樂部在國際賽場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各級國字號隊伍的成績仍然沒有提升,中國足球的水平沒有真正提高。與此同時,不斷升級的投入使球員的身價虛高,俱樂部也不堪重負。

一家中超俱樂部投資人曾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各俱樂部在內外援上的投入不斷提高,使球隊面臨「不進則退」的困境。為了保持球隊競爭力,俱樂部不得不加大投入。

因此,「限薪令」得到了投資人的一致支持。有業內人士估算,如果「限薪令」能夠徹底執行,俱樂部在球員薪水上的支出將減少近一半。

對於俱樂部名稱的中性化,投資人的態度不一。

2019年5月,大連一方職業足球俱樂部將名稱變更為「大連人職業足球俱樂部」。2020年12月,廣州恆大淘寶足球俱樂部去掉了名稱中的恆大、淘寶,更名為「廣州足球俱樂部」。

但目前,仍有一些球隊希望在俱樂部名稱中保留投資人的字號。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了解到,北方某俱樂部正在向足協提出申請,希望考慮到「球隊的傳統」,保留原有的名稱。

無論如何,此輪改革將使得房地產企業投資足球的「玩法」發生變化。柏文喜認為,新規可能導致投資人群體出現分化,「那些只是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的房企,可能不會繼續投資足球;為了維護政府關係,或者對足球有喜好、有情懷的投資人,則會繼續玩下去。」

總之,中性化的要求,「肯定會影響一部分開發商贊助球隊的熱情。」

一家中超俱樂部內部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透露,從前幾個月開始,俱樂部就著手為新規做準備。雖然對「限薪令」頗為認可,但俱樂部仍然擔心薪水下降造成優秀外援流失,進而影響球隊成績。至於球隊名字的中性化,只能「儘量爭取保留原有名字」,但同時也做好了備選。

該人士表示,新規有望改變以往的「燒錢式」投入,減輕俱樂部的運營負擔。但不可避免地,會以球隊成績下滑、聯賽觀賞性下降作為代價,如果「陣痛期」過長,就有可能影響到投資人的熱情。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智庫中心總監嚴躍進也認為,在多年的高投入之後,開發商投資足球的熱情會逐漸減退。除了此輪改革的影響外,近年來房地產調控政策不斷加碼,「三條紅線」等政策的出臺,對企業的融資、投資、運營等策略都會造成影響。

他向記者表示,不排除一些房企縮減足球投資,或者藉機退出的可能。(21世紀經濟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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