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晉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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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德國無條件投降，歐洲的戰場在一片廢墟中疲憊地沉默下去；物理學家列奧·赫拉德請求杜魯門總統不要使用原子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國民黨在重慶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世景荒荒，炮聲如魘，在離重慶市中心約50公裡的遠郊青木關鎮，成渝公路一側的山腰上卻默默建起了幾間校舍，與公路對面的國立音樂學院相望。
4個月之後，140名6－12歲的男童陸陸續續地被送來這所學校，他們大多數是來自孤兒院、收容所的孤兒，原本都是衣衫襤褸、食不果腹。國立音樂學院的學生一有空兒，就跑過馬路來欣賞這些小孩，覺得就好像在家裡又添了一個小弟弟那樣新鮮有趣。
孩子們都尚且是黃口幼兒，有的甚至還會尿床，他們哪裡想得到自己在進入學校那一刻就被羨望著要去完成「成就國際水平的中國交響樂團」的使命——1943年，留學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歸來的作曲家、指揮家吳伯超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音樂院院長。有一次他與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會面，向陳立夫提出：「一國的音樂水平主要是看他在交響樂領域的成就。」陳立夫當即詢問如何才能提高國家的交響樂水平？吳伯超告知：首先要擁有國際水平的交響樂團，而交響樂的演奏人才卻必須是自筋骨柔和的幼年開始培養，別無他途。
青木關竟如世外悠悠
抗戰硝煙依然瀰漫不盡，誰知天下清安是何年？吳伯超帶著教育部撥款的200萬金圓券回到青木關，建校舍、買教具、聘教師，其中包括後來獲得金鐘獎的黃源澧等。然後由老師帶著考卷和器材到重慶周圍的保育機構進行挑選，而考卷是以美國音樂心理學家西肖爾和他的學生在20年代初為測試音樂才能而創作的《西肖爾音樂才能測試》為主，要求被測試者在短時間內區別兩個音在音高、時值、節拍等方面的細小差別，以考察他們的潛在音樂才能。
當初招生有兩條規矩，一是不招女生，當時一家報紙還為此發表文章質問吳伯超是不是重男輕女？據說是因為考慮到曾經有一些經過辛苦培養的女學生，剛走出校門就放棄了音樂，二是不收富家子弟，因為吳伯超考慮到多年的音樂學習恐怕是養尊處優的富家子弟難以承受的。
時年9月，幼年班如期開學，按各人的文化程度編為四個班，一、二班為高班，三班為中班，四班為小班。開設的文化課有「國語」、「算術」、「英語」、「歷史」、「地理」、「公民（即政治課）」、「美術」、「體育」等，音樂基礎開設有「視唱」、「練耳」、「樂理」、「合唱」、「音樂欣賞」等等。
專業設置完全都是為配合建立交響樂隊而設，分為弦樂組、管樂組、鋼琴組和打擊樂組——老師讓手指較短的學習小提琴，牙齒整齊的學習管樂。鋼琴則是人人都要學習的，除弦樂組式輔修鋼琴之外，其餘專業的都暫時主修鋼琴，因為鋼琴是認知和聲、復調等音樂作品的最佳途徑。
曾任中央樂團大提琴首席的馬育弟向我們回憶他在青木關的生活，說他們的生活待遇則幾乎可以用「很好」來形容，因為標準是參照當時「旨在培養未來空軍人才」的航空幼年學校而定，不僅學費全免、每年還給學生發送衣服、學習用品，夥食標準就更是好得不得了：平時每餐都是四菜一湯，周末改善夥食，月底有一次豐盛的聚餐。
那戰爭的年代，想必日色也蒼黃，風聲亦悽厲，人心稍瞬不留神便會跌入萬念俱灰的幽暗境地。青木關卻竟如世外悠悠，無有歷史，破舊留聲機裡流入孩子們耳朵裡的音樂是巴赫的《G弦上的詠嘆調》、海頓的《告別》、貝多芬的《命運》、舒伯特的《魔王》，穆索爾斯基的《荒山之夜》、裡姆斯基－科薩科夫的《天方夜譚》……雖然，唱針是竹籤式的，每過一會兒就需要用特製的剪刀剪一次才能繼續使用，發條也要經常上緊，否則音樂聲就會逐漸低下來……
1995年，幼年班成立50周年的聚會上，有身在香港而不能前來相聚的同學發來電報：「我想起我們的童年，很苦，但是很快樂！因為莫扎特與貝多芬和我們在一起……」
150名童子聚在常州的廟裡
把被子撕成一條一條，偷偷買了去南陽的車票，決定帶著自己手下的「猴子」去山裡當「泰山」……這是曾任中央樂團首席大管的劉奇在常州的國立音樂學院幼年班上學時的「夢想」，那個時候風靡美國電影《人猿泰山》，劉奇當時12歲。結果這一遺世獨立的壯舉在實施過程中，被老師攔截，痛斥一頓！
劉奇的父親劉誠甫是河南師範藝術學院的校長。有一年，100多名日本兵闖入學校，正要實施燒殺搶掠，三歲的劉奇在父親的指示下，向著日本兵一邊拉二胡一邊唱戲，他可愛機靈的樣子把日本兵全都看得怔住，那些起先充滿殺伐之氣的軍心竟集體溫和退去。
對日戰爭勝利之後，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國立音樂學院及其幼年班便也須隨遷。但校舍只夠國立音樂學院大學部居住，幼年班的學生只好在1946年暑假期間遷徙到常州一座廢棄的廟宇裡，而此時在嚴格的淘汰制度之下只餘50多名學生了。
吳伯超為了穩定師生的心思，向他們強調這是一個自古有尚學傳統的魚米之鄉，而且物價比南京低廉得多。他曾指著身上的一件新袍子對師生們說：「去南京時把自己穿了8年的棉袍換成法幣，在常州我用這些錢買了一件新袍子還剩下了一小筆錢。」
遷入常州之後，由於戰時保育制度已經取消，幼年班便開始在南京、上海、常州、無錫等地以報紙新聞的形式對社會招募新生。劉誠甫把11歲的兒子劉奇送了過去，與他同時入校的有100名新生。
教育只能朝著完善的方向走，否則何以完成幼年班音樂童子的宿命？請誰來教這150多名學生呢？
廖輔叔、夏之秋、陳傳熙、潘美波等人被吳伯超請來。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盛天洞（盛中國之父）原來是國立音樂學院的學生，畢業之後就留在了幼年班做老師。他嚴格異常，為了讓學生有正確的拉琴姿勢，他吧長短適宜的竹籤削尖了架在學生持琴的左手肘處。他上課時還會拿一根筷子，哪個學生沒有把音按準，手指就會遭到筷子的痛擊。有的學生手指上的血印成年累月難以癒合，但是誰都承認盛老師教出來的學生就是比別人基本功紮實。
世界名家從車窗出入
回觀歷史，不免驚動慨嘆的是，男子要成就大志，竟是能屈膝以求全的。當時，南方的樂壇名家大都居住在上海，尤其是外籍教師更是如此，他們因為路途遙遠，不願到常州任教，有傳言說吳伯超曾不止一次地跪地相求！
幼年班的孩子們當年是何其之幼小，以為所有的老師都是天然在這兒教書的.劉奇回憶說他們當時對校長是誰毫不好奇，只記得他這個人「很矮小、很黑、一臉大鬍子。」
吳伯超為幼兒們請來的都是已經成為世界名家的外籍老師，教授小提琴的德國籍猶太人阿德勒原來是奧地利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小提琴首席，為了逃避法西斯的迫害而流落上海，在工部局交響樂團任小提琴首席；教授大提琴的佘甫磋夫當年在彼得堡音樂學院以百分畢業，時任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的大提琴首席；小提琴老師奧地利人普杜什卡曾是沙皇宮廷樂隊首席，時任上海交響樂團的小提琴首席；單簧管老師菲奧尼克是上海交響樂團的單簧管首席，還有教授長笛的美國任奧門、皮欽紐克等等……
外籍教師們每個周末都從上海趕到常州來給學生們上課，有的還要在南京國立音樂學院與常州幼年班之間兩地奔波。那個時候乘坐火車非常不容易，有時候想從火車門走上火車根本不可能，只能從車窗擠上去，而且還得有人專門負責在車窗下面往裡推。當時幼年班的學生邵根寶的父親在幼年班當校工，他專門負責從車窗接送外教。
普杜什卡的口袋裡總是揣著糖果，學生表現得好了就能得到糖果作為獎勵，其他外籍老師也攀比似地紛紛帶來糖果，給他們的學生。馬育弟記得佘甫磋夫每次來總是帶兩顆糖，一顆給他，一顆給盛明耀。不光如此，當他們得知幼年班的學生除了練習曲譜之外，沒有足夠的音樂作品樂譜，就親自動手給學生抄寫了很多樂譜。
外籍老師來上課都是由廖輔叔一個人擔任翻譯，好在音樂教學是可以通過示範來實現，而且術語一般是義大利語，馬育弟說他的老師佘甫磋夫就只會說「慢點慢點」這一句中文，但是中國所有拉大提琴的人都可以說是佘甫磋夫的學生——馬育弟這樣說。
解放之後，這些逃避法西斯迫害來到中國的外籍藝術家紛紛回到自己的祖國。阿德勒回國前與學生合影，一個學生因為沒有上好專業課而自責地哭鼻子，阿德勒緊張極了，合影過後一再解釋：「我沒有罵他……」
馬育弟有一次遇到一個修琴師傅，師傅對他說：你的老師佘甫磋夫曾經來找我修琴，他的琴盒裡面放著你們的照片。馬育弟說：由此可見，這些外籍老師是從心裡頭愛學生，雖然幼年班的學生們在常州的生活待遇已經不太好了，一年只發一套衣服，孩子們的頭髮裡都有蝨子，但老師們對學生就好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並非簡單的同情之心。
最困難的時刻
1947年11月，幼年班赴南京和大學部的同學一起參加學校舉辦的秋季音樂會，當時管弦樂隊一共52人，其中幼年班同學就有44人，演出曲目包括《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歡樂頌》、柴科夫斯基的《弦樂小夜曲》、歌劇《卡門》選段《鬥牛士之歌》和《哈巴涅拉》等等。
但是當國民黨兵敗並逃往臺灣之後，幼年班也失去了經濟支持，學生們衣食無著落，學習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幼年班將有家可歸的孩子遣散回家，無家可歸的孩子留在常州。
院長吳伯超籌劃將學校遷往臺灣，可在他乘「太平號」渡海時，不幸沉船身亡。
物價飛漲，「金圓券」以驚人的速度貶值著，黃源澧帶著兩個稍長的孩子去南京領回一大麻袋不值錢的紙幣。四處都是逃難的人群，有時車廂都實在無法擠進去，黃源澧和孩子們就爬到車頂上，抱著整麻袋的錢。火車穿越山洞，他們就匍匐在車頂之上……
兵荒馬亂，上課的先生們都漸漸地走得快沒有了，琴房是四年前蓋的茅房，屋頂被風颳得沒有了，門也拆下來做了裝器材的木箱，已經長大了的孩子們還穿著小時候發的舊棉衣，已經短小得衣不蔽體。飯，也漸漸地吃不飽了，一天三頓都是稀飯，孩子們都摸索出規律：第一次盛飯時只裝半碗，才會給第二次添飯留下時機，如果一開始就裝一整碗，吃完再去加飯的時候就沒了……
幼年班的鄭華彬老師是印尼華僑，他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放棄了生意回到祖國。1948年的時候，鄭華彬不知為何出家去當了和尚。當學校裡的人都走得快差不多了的時候，學生們給鄭華彬寫信：「你快回來吧，我們沒人管。」他便買了一條船劃回來，帶領一小隊年紀稍長的學生從常州步行到無錫的一座廟裡，與那裡一個相識的和尚打好招呼，說假如常州遇到戰亂，就由這一隊大孩子領路帶著幼年班的學生到那廟裡去避難，那廟裡的長老答應給孩子們一塊地，讓他們種菜謀生。
當然，衣食住行都是成年人的苦惱，小兒哪知生計愁，劉奇說到那段經歷，卻只說是「愉快」！他依舊是每天樓上樓下地和同學玩「官兵捉強盜」，到農民地裡偷黃瓜，帶著一幫「猴子」扮「泰山」。他還記得他們1949年在常州迎接解放軍的演出中，他扮演蔣介石，記不住臺詞，提詞的人比臺上的他聲音還大，他還是緊張得一個字也聽不到――從此在幼年班落下笑柄。
1949年4月，幼年班的部分同學參加了上海音樂教育協進會主辦的「第一屆兒童音樂比賽會」，小提琴、大提琴等多個項目的前兩名都被幼年班的學生奪得，僅鋼琴第一名的得主是劉詩昆。
那個時候，中央音樂學院在天津籌建，常州幼年班最大的願望就是等待著去天津，等待新的學習生活，以及無需恐懼飢餓與寒冷的日子……
1950年4月，幼年班的40多名師生才抵達天津，最大的17、8歲，最小的12歲。國立音樂學院派了好多人到火車站，想像著要分頭把幼年班的幼兒們抱下火車。等火車抵達，幼年班的學生們走下火車時，他們驚呆了，哪裡是幼兒？分明已經是幾乎跟他們差不多高的一群少年郎！
當年14歲的劉奇記得抱他下車的師兄問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長大了想幹什麼？」他回答說：「當音樂家。」師兄說：「不對。應該是為人民服務！」
幼年班完成使命
幼年已成少年，幼年班在天津改名為「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而在第二年，這些還沒來得及升入本科的少年就不得不被頻頻投入到國家的外事活動中去。
1951年，第三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在柏林舉行，文化部從全國57個單位召集了222位成員，成立中國青年文工團，其中幼年班的學生去了20多個。然後又是長達13個月不間斷的出國演出，共走了152個國家。劉奇說，幼年班的孩子因為吃不飽，很多人只長到1米5幾就不再長了，他自己在出國之前本來也只有1.56米，趁著演出在國外猛吃猛喝，別人吃一份餐，他連要7份，回來之後個頭就竄到了1.76米。劉奇說那些沒有機會出國的幼年班同學因為長期缺乏營養，大部分都停留在了1米5幾的個頭上。
那出國演出所受到的待遇，真是棒得不得了！每個人發8套毛料子的衣服，20件襯衣，6雙皮鞋，20雙襪子，還有風衣、雨衣、皮大衣……皮大衣是外面呢子，內襯羊羔皮，領子則是水獺皮。到莫斯科的要坐10天火車，途徑7、8個大站，所以起碼要受到7、8次的重大歡迎，動輒就是上萬群眾的隊伍……那歡呼！那友好！嘖嘖……剛到德國時，領導囑咐說這裡情況複雜，有很多間諜，不能一個人單獨行動。所以，在馬恩廣場，樂團成員就真的畫了一個圈，大家都站在圈裡。大熱的天，外國人都穿著背心吃冰棒、喝汽水，還不停地擦汗水。可是，站在圈裡的中國樂團成員都穿著正牌的中國毛料制服，人人汗流浹背，後來有人熱得撲通一聲暈倒在地。
在國外演出時，外國人首先是來看女孩子們的腳：「怎麼不是三寸金蓮？怎麼不是順拐？怎麼和《胡桃夾子》裡的不一樣？」然後看中國人穿的衣服：「怎麼比我們穿得還好？怎麼襯衫竟然是12支的棉紗？」再看節目：「為什麼要槍斃黃世仁？楊白勞欠錢本來就是應該還錢啊！」
世界巡演歸來之後，吹巴松的劉奇說：「我在國外見到人就求教。憑良心告訴你，我1952年回國的時候就是全國第一了。」與他同道的那20多名幼年班同學也在這巡演的機會裡得到了長足的進步。
因此，當中國青年文工團在上級指示之下變成中央歌舞團，其中的管弦樂隊又在1956年分離出來組成「中央樂團」的時候，幼年班的學生就是其中最骨幹的力量。終於，中國人自己培養的第一代交響樂人才組成了新中國第一個交響樂團。而在1957年7月，少年班改為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黃源澧成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第一任校長。
而在接下來綿延的歲月裡，幼年班的很多人都成了中央樂團、中央歌劇院、中國電影樂團、上海交響樂團等藝術團體的聲部首席，例如小提琴演奏家張應發、高經華、梁慶林、阿克儉、殷汝芳、蔡紀凱、朱信人、黃柏榮、朱工七等；中提琴演奏家岑元鼎等；大提琴演奏家胡國堯、馬育弟、盛明耀等；長笛演奏家李學全、大管演奏家劉奇、圓號演奏家謝厚鳴、打擊樂演奏家方國慶等，還有作曲家田豐、金湘等，指揮家張子文、王恩悌等，還有很多人進入教育領域，他們常常是向自己的學生說起青木關、常州，還有牽引他們走上音樂道路的老師吳伯超、廖輔叔、阿德勒……
可嗟人世荒唐的是，那一日去拜訪馬育弟，他指著一位老友說：「他曾經是我們中央樂團合唱團的隊長，那又如何？現在還不是一個糟老頭子，哈哈，我們都成了糟老頭子。我們這些糟老頭子都沒有上臺的機會啦，但現在樂團那些年輕人，他們的演奏水平，唉。他們一心想著的就是錢……」
（本文由《生活》雜誌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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