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龐冠群
提 要：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對於作為現代性基石的啟蒙運動大加鞭撻，指責它具有歐洲中心論、帝國主義、反女性主義等傾向，甚至聲稱它應對20世紀的極權主義、環境危機等問題負責。等到世紀之交，一批較為熟悉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學者開始反駁後現代主義對於法國啟蒙運動的批判，並試圖建構啟蒙思想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內在關聯。21世紀以來，啟蒙運動研究不僅回應後現代主義的質疑，同時也與新的史學潮流相結合。研究者從殖民帝國、奴隸制、種族問題、女性主義、環境主義等多個角度考察啟蒙運動，大大拓展了啟蒙運動史的研究視野。為了客觀評價後現代主義對於啟蒙哲人的指責，新的研究改變了社會文化史注重啟蒙運動載體與底層文人的研究取向，重新關注啟蒙大哲的思想文本。在此過程中，史學家們進一步發現了啟蒙思想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關鍵詞：啟蒙運動、後現代主義、啟蒙方案空間轉向
啟蒙運動是18世紀的一場思想盛宴，它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該運動自誕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反啟蒙文人的攻擊。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對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主義、個人主義等價值觀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形成，啟蒙運動再次受到嚴厲的批判。①21世紀以來，對於啟蒙運動的探索重新興盛，其研究圖景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既是新的史學觀念與潮流滲透入啟蒙運動研究的結果，同時也是啟蒙運動史家在回應後現代主義質疑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成果。②啟蒙運動史家如何回應後現代主義的批判?啟蒙運動研究因此產生了怎樣的改變?迄今為止，筆者尚未看到專門的論文對此進行追蹤與分析，因此本文試圖對該議題作一初步的梳理。③時下，超越國別甚至歐洲來談論啟蒙運動，將啟蒙運動視作一種國際潮流的傾向甚為明顯。④不過，題為法國啟蒙運動、德國啟蒙運動、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著述依然常見，筆者在此也保留了國別的限定，但具體論述時偶爾會超越界線。
一、啟蒙運動何罪之有?
後現代主義攻擊啟蒙運動，首先是因為啟蒙運動長期以來被視為現代性的基石，討伐現代性的後現代主義自然不會放過啟蒙運動。英國思想史專家約翰·羅伯遜曾指出，20世紀50至70年代，啟蒙運動與社會科學家口中的「現代化」過程聯繫到了一起，隨後史學家又將其與現代性掛鈎。在他看來，啟蒙運動與現代性之間的關聯是人為建構出來的，並非既定的事實。的確，啟蒙運動作為現代性的基石有一個構建的過程，哲學家和史學家共同完成了這種建構，但它也因此成為後現代主義討伐的對象。
1.「啟蒙運動成為現代性基石」的構建過程
從啟蒙運動的研究史來看，恩斯特·卡西勒(又譯卡西爾)、彼得·蓋伊等人的著作奠定了啟蒙運動作為現代性基石的歷史地位。早在1932年，德國哲學家卡西勒便在《啟蒙哲學》中指出，啟蒙運動從表面上看是一個由五花八門的思想湊成的大雜燴，但人們應該從某一中心點去考察啟蒙哲學內在的精神脈搏，去發現它真正的歷史意義。他概括啟蒙哲學的基本傾向為：不在於反映和描繪生活，而在於相信人的思維具有塑造生活本身的力量和使命。⑤該書的具體內容討論了啟蒙哲學如何從反對神學和17世紀形上學的鬥爭中誕生，從而形成了能運用到一切知識領域的分析批判的武器，進而推動了思想的世俗化進程以及科學的發展。正如評論者詹森·肯特·賴特(Johnson Kent Wright)所說，卡西勒此書要確立啟蒙運動本質上的現代性，處處強調它的新意與現實性。卡西勒眼中的18世紀是理性的時代，但這種理性與此前時代的理性是不同的，它是科學的而非宗教的，是付諸行動的而非沉思默想的，是切合實際的而非烏託邦的，總之是現代的。⑥可見，雖然卡西勒沒有明確將「現代化」或「現代性」概念與啟蒙運動關聯到一起，但實際上表達了這樣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著名的思想史、文化史專家彼得·蓋伊延續了卡西勒的思路，將啟蒙運動作為現代性的基石加以肯定。⑦蓋伊明確倡導現代化啟蒙運動論，他的經典著作《啟蒙時代》下卷第三篇的總標題即為「現代性的追求」。⑧他撰寫的是「啟蒙哲學的社會史」，展現了在啟蒙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下西方社會在自然與社會科學、文化、藝術、政治、教育等領域的轉型，並認為這種全面的轉變促進了現代性的誕生。蓋伊的觀點影響深遠。至21世紀，喬納森·伊斯雷爾和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等學者依然從塑造現代性的角度探究啟蒙運動。⑨
然而，自20世紀中葉以來，學術界出現了對啟蒙運動越來越多的質疑之聲，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合撰的《啟蒙辯證法》(1944年完稿，1947年出版)、塔爾蒙的《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1952)等。《啟蒙辯證法》主要是一部社會理論和文化批評著作，而非史學著作。而且，他們所謂的啟蒙運動遠遠超越了啟蒙時代這個歷史時期。在他們看來，「啟蒙」意味著以工具理性為特徵的思維模式，它把理性尊為人類唯一的善行，將之上升到神話般的地位，最終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災難。⑩塔爾蒙提出了「極權主義的民主主義」，並將這一觀念追溯至啟蒙哲人盧梭的公意理論，同時建構了盧梭思想與大革命恐怖統治以及20世紀極權主義之間的關聯。(11)這些批判性的著作為後現代主義思潮質疑啟蒙運動做了鋪墊。面對這樣的指責，英國的法國史專家阿爾弗雷德·科班於1960年出版了《追尋人性：啟蒙運動在現代歷史中的角色》。他聲稱，啟蒙運動為自由民主奠定了思想基礎，恰恰將人們從法西斯主義的困境中拯救了出來。(12)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這次學術交鋒，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日後關於啟蒙運動的爭論。
2.後現代主義視域下啟蒙運動的「七宗罪」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隨著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對於啟蒙運動的批評聲不絕於耳。1996年，美國的政治學、歷史學教授詹姆斯·施密特在他編的《啟蒙運動與現代性》一書中歸納了啟蒙運動所受到的責備：一些作者認為它應該對極權主義、毀滅性的個人主義、破壞道德、元敘事、敵視他性、種族主義、男性至上主義以及要徵服自然的觀點負責。(13)在各種關於啟蒙運動的批評中，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值得關注。有論者稱，如今，格雷堪稱啟蒙運動最猛烈的對手，他反對一整套的西方現代性以及西方的思想傳統。(14)在其名著《啟蒙運動之甦醒》(1995)中，他將啟蒙運動等同於普遍的解放與普世的文明，認為它抹殺文化差異，本質上屬於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他相信這種啟蒙運動世界觀與「啟蒙方案」導致了文化貧困，已經徹底失敗了。(15)
這一階段對於啟蒙運動的批判應放置在後現代主義思潮中加以理解。新文化史(或稱社會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法國啟蒙運動的研究專家羅伯特·達恩頓把後現代主義對啟蒙運動的批判歸結為有「六宗罪」：(16)
(1)啟蒙運動所主張的普世主義實際上充當了西方霸權的遮羞布，人權為破壞其他文化提供了合法依據。
(2)啟蒙運動是喬裝打扮成高級形式理性的文化帝國主義，它賦予歐洲人「文明開化的使命」以及構建「土著人」的方法，這種構建導致了土著的沉默與屈從。
(3)啟蒙運動十分瘋狂地追求知識，以致削弱了道德準則。最終，這種狂熱助長了法西斯主義，因為它以高級的技術武裝國家並且摧毀了阻止國家權力無孔不入的道德屏障。
(4)啟蒙運動過分相信理性，由於信賴理性至上，未能建立起對於非理性事物的防範。它天真地崇信進步，遂使人類在20世紀的種種恐怖面前不知所措。
(5)啟蒙運動乃是極權主義的根源之一，它為法國革命的恐怖統治提供了理論基礎，進而又為20世紀的恐怖統治指明了道路。
(6)啟蒙運動作為應對當代問題的觀點已經過時、不適用。啟蒙哲人們堅持的工具理性觀導致了生態災難，他們還支持男性化的公民生活觀，將女人限制在私人領域。
達恩頓的歸納與施密特的總結基本吻合。不過，這「六宗罪」概括得並不全面，它沒有包括後現代主義對啟蒙運動宏大敘事的批判。利奧塔把後現代主義界定為「對於宏大(元)敘事(metanarratives)的懷疑」。以利奧塔之見，自啟蒙運動以來流行著兩種宏大敘事：其一是人類不斷解放(progressive liberation)的神話；其二是關於知識不斷被發掘並且統一的神話。(17)後現代主義就是要批判這樣的敘事。我們可以將之視作後現代主義視角下啟蒙運動的「第七宗罪」。
二、啟蒙運動史家回應後現代主義的質疑
在一段時間內，研究啟蒙運動的歷史學家並沒有與後現代主義的抨擊正面交鋒。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啟蒙運動研究被社會文化史支配，它關注的是啟蒙運動的傳播和交流，並非思想本身。歷史學家們研究啟蒙沙龍、俱樂部、咖啡館等啟蒙運動在公共領域中傳播的載體，而後現代主義批判的是「啟蒙方案」，因此二者各說各話，鮮有交集。隨著後現代主義批判的盛行，以及新一代熟悉後現代話語的學者的成長，這種局面在世紀之交出現了變化，一批學者對於後現代主義的指責進行了商榷甚至回擊。
面對後現代主義對於啟蒙運動的指責，達恩頓作為法國史專家率先作出回應。達恩頓認為，首先應把啟蒙運動看作一場致力於改變思想與制度的具體運動，不能把啟蒙運動視為西方文化的全部內容，更不能讓它來承擔西方文化的一切問題。帝國主義本質上是一種19世紀的現象，它是從浪漫派而非啟蒙哲人那裡找到了靈感。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是對個體、自由和人權的尊重，20世紀極權主義恰恰違背了這些原則。此外，啟蒙運動產生於特定的時代與文化之中，不可能預見20世紀的問題。我們在譴責越戰或美國的種族主義時，仍要依據《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所倡導的原則，因此不能說啟蒙運動的精神已過時。(18)
但是，達恩頓只是做了原則上的回應。2001年出版的兩部文集非常重要，從兩個方面體現了歷史學家對後現代主義的攻擊作出回應的集體努力。
1.闡釋啟蒙運動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關聯
2001年，研究18世紀政治文化的凱斯·貝克與啟蒙運動專家賴爾合編了一部文集《啟蒙運動留下了什麼?——一個後現代的問題》。(19)該文集的主要論調是，後現代主義對於啟蒙運動的印象是刻板的、僵化的，其批評是漫畫式的、誇張的。同時，不應該將啟蒙運動與後現代作簡單的二分，只看到二者的對立，而應該從更為複雜的角度審視啟蒙運動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關聯，啟蒙運動內部實際上也存在著一些被視為具有後現代性特徵的因素，後現代主義的一些批評其實存在誤解。(20)具體而言，文集中的作者大衛·霍林格捍衛了啟蒙運動的認識論遺產，認為它是接受和實現那些重要的自由價值觀念不可或缺的基礎，若與相對主義結合則是將權利置於危險之境。(21)此文集還收錄了理察·羅蒂所撰寫的文章，他被看作當代美國著名的後現代哲學代表人物。有趣的是，羅蒂反對貼在自己身上的後現代主義標籤。他說，後現代主義意味著在政治上的無望感，20世紀60年代革命者的期望被挫敗，尤其催生了這樣的態度。依照羅蒂之見，啟蒙運動所留下的遺產正是它向前看的抱負，即通過實踐行動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人類社會的抱負。他還指出，要將啟蒙運動的政治方案從其過時的認識論基礎中脫離出來。(22)
此外，在該文集中，科學史家洛蘭·達斯頓撰寫了《啟蒙運動的恐懼，對啟蒙運動的恐懼》一文。作者揭示了兩種相關的恐懼：啟蒙哲人懼怕科學事實的脆弱性，而我們當代人懼怕科學事實的專制。他指出，在啟蒙思想家看來，錯誤觀念有許多來源，如感覺本身、偏見、誤解、強烈的激情和想像等；我們確立了科學事實的專制統治，而這絕非啟蒙運動的遺產。(23)就此而言，啟蒙運動的恐懼與後現代主義有著相通之處。勞倫斯·克萊因的文章《作為交談的啟蒙運動》，則把啟蒙時代作為人類交流史上的重要時刻。作者指出，在這場啟蒙運動中科學不是肆意蔓延，而是臣服於社交的紀律；科學主義不是啟蒙運動的唯一遺產；後現代主義者常常強調交談、對話的價值，其實這正是啟蒙運動的遺產。(24)德娜·古德曼撰寫了《差異：一個啟蒙運動的概念》一文。她認為雖然「普遍主義」是啟蒙運動中的重要概念，但這並不意味著啟蒙運動不承認差異，恰恰相反，差異也是啟蒙運動中的重要概念。比如《女權宣言》的倡導者奧林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1748—1793)提出女性不僅擁有與男性一樣的政治權利，同時也具有值得保護的特殊要求。這其實是尋求對差異的認可。在啟蒙時代的沙龍之中，男性和女性共處，有著不同社會地位與身份的人可以平等交流，他們之間的差異被教養克服了。(25)總之，古德曼認為，啟蒙運動強調普遍主義的同時，並沒有忽略差異的存在。上述這些作者都力圖證明，啟蒙運動的遺產與後現代主義的理念並非勢同水火，而是有相通、相容的一面。
2.糾正後現代主義對於啟蒙運動的曲解
同樣在2001年，一批既研究18世紀又了解後現代主義學術傳統的年輕學者合出了一本文集，題為《後現代主義與啟蒙運動》，正面回擊了後現代主義的挑戰。這些學者明確了後現代主義審視啟蒙運動的局限性，當然他們也不是毫無保留地崇拜啟蒙運動。其總的基調是：啟蒙運動可能並不充分，不能為我們所有的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案，但它的確為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指明了方向。(26)
該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批駁了後現代主義強加於啟蒙運動的錯誤觀念，比如將伏爾泰視為反猶主義者，認為啟蒙哲人們相信歷史的進步可以解決社會發展的一切問題，以及堅稱啟蒙運動應為殖民主義問題負責，等等。其中，羅納德·謝克特通過研究伏爾泰的通信糾正了關於伏爾泰反猶的錯誤認識。他指出，伏爾泰在批評聖經的時候說古希伯來人是野蠻、迷信的，至於對啟蒙時代猶太人的批評，只是在伏爾泰大量通信中有一封信提到猶太人很無賴。因而，總的來說，伏爾泰對猶太教和聖經中的猶太人的抨擊是中傷教會的策略，教會才是其真正的敵人，攻擊猶太人只是為了攻擊教會。(27)文集編者丹尼爾·高登對於後現代主義認為啟蒙哲人強調通過歷史進步可以解決社會發展的一切問題這一說法提出異議，認為這主要體現在孔多塞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而像孟德斯鳩這樣的哲人對商業社會中貴族美德的衰落是表示憂慮的，同樣，盧梭也並不迷戀進步觀念。(28)針對啟蒙運動促使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發展的批判，馬利克·加舍姆力圖重估啟蒙運動對於殖民主義的影響。他發現，在18世紀七八十年代，法國殖民地聖多明各的法學家們深受孟德斯鳩的影響，他們力圖使當地法律法典化並融入法國的法律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性知識」對於形成當地的法律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當地居民完全能夠意識到其特殊的認同。(29)這一研究實際上表明，殖民地的居民並不只是沉默的和被動屈從的。
這本文集不僅想要反駁後現代主義的啟蒙運動批判，同時也力圖表明這種批判實際上並不新穎。詹森·肯特·賴特寫作了一篇題為《卡爾·貝克爾的前-後現代主義》的文章。作者揭示了後現代主義對啟蒙運動的批判與《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以下簡稱《天城》)一書的關聯。(30)賴特指出，在啟蒙運動研究領域一直都被視為經典的《天城》一書，應該被看作是後現代主義批判啟蒙運動的先聲，這一點一直未受關注。《天城》一書是由貝克爾於1931年在耶魯大學發表的系列演講構成的，它是在當時美國比較安全的環境中誕生的，作者對德國思想界的情況不感興趣。這部著作文筆非常優美，吸引了幾代人。然而，在其華美的文筆背後，立場相當模糊。它的核心觀點是，啟蒙哲人受了基督教哲學很大的影響。這實際上是否定了啟蒙運動的現代性。貝克爾要證明的是18世紀的思想具有前現代的特徵，啟蒙運動本身是陳舊過時的，是玄學體系。(31)賴特指出，如今，《天城》一書中的思想智慧在當代的思想文化中頗為流行。它為後現代主義對啟蒙運動的批判提供了思想源泉。此書時常流露出戲謔、譏諷、尖酸、憂鬱的筆調，這也正是後現代的那種筆調。賴特指出這種關聯也是為了說明，所謂後現代的立場和現代的立場是很難區分的，後現代主義的啟蒙運動批判並不新穎。
最後，這本文集的編者高登提出，啟蒙思想是勝過後現代主義的，回歸18世紀的思想才能使我們超越當下的思想潮流。與後現代主義思潮相比較，啟蒙運動是更為成熟的一個運動，啟蒙哲人們比那些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們更為積極地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後者只是生活在學院裡。但是，後現代主義也有其後見之明的優勢。法國革命、兩次世界大戰、種族滅絕的極權體制都是在啟蒙哲人身後發生的事情。認為啟蒙運動要為這些災難負責是把問題簡化了，但也不能說啟蒙運動與這些問題一點關聯都沒有。(32)
概言之，彼得·蓋伊是絕對擁護啟蒙運動的，不允許它與任何負面的問題聯繫在一起。高登則認為日後對於啟蒙運動的研究還是應該吸收後現代主義的一些觀點，從而勾勒出更完整的畫面。上述兩部文集的觀點主要是為「啟蒙方案」進行辯護。隨後一些學者更多地在史學層面對啟蒙運動展開具體研究，使啟蒙運動真正回歸歷史。
三、後現代之後啟蒙運動研究的新視野
21世紀以來，帝國史、全球史、科學史的蓬勃發展，為從新的視角反思後現代主義的啟蒙運動批判提供了契機，由此出現了一些具有紮實、嚴謹特徵的著述，法國啟蒙運動研究出現了明顯的「空間轉向」或者說是全球轉向——轉向海外殖民地，轉向啟蒙運動與他者的交流、互動。此外，後現代主義關於啟蒙運動破壞環境、貶低女性等問題的指責，也為學者們重審啟蒙運動提供了話題。
1.殖民帝國與啟蒙運動
近年來出現了一些著作、文章探討殖民話語、帝國觀念、科學知識與法國啟蒙運動的關聯。2003年，桑卡爾·穆圖出版的《啟蒙反對帝國》一書主要分析了狄德羅、康德和赫爾德等人反對帝國的政治思想。作者區分了啟蒙運動與「啟蒙方案」，他認為啟蒙思想非常複雜，應該對於啟蒙運動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能把啟蒙思想都塞到一個宏大的方案裡去。換言之，啟蒙運動不是鐵板一塊。這本書討論的反對帝國的思想只是當時各種相衝突的觀點中的一種。那種認為啟蒙運動重視普世價值、犧牲了文化多樣性的觀點，其實遮蔽了18世紀思想家論爭的複雜性，他們針對人性、文化差異和歐洲人民與非歐人民的關係問題進行了許多討論。(33)
2009年，丹尼爾·凱裡和林恩·費斯塔共同主編了學術會議文集《後殖民的啟蒙運動：18世紀的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理論》。兩位編者指出，過去30年，後殖民批判歐洲帝國主義的實踐，這改變了我們對於後殖民意識形態、抵抗與文化接觸的理解。啟蒙運動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複雜的角色，「它既是殖民統治的先驅也是解放的化身，既是靶子又是盾牌，既是陰影又是光明」。此文集將18世紀研究與後殖民理論這兩個領域並置在一起，以便在早期歐洲的殖民野心與後殖民對於帝國方案的質詢背景下拷問啟蒙運動的角色與名聲。(34)卡西勒、彼得·蓋伊、福柯、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都沒有分析過18世紀的殖民計劃，而這正是此論文集的貢獻。可以說，後殖民理論重塑了啟蒙運動研究，在18世紀研究中加入後殖民理論，有助於闡發土著的抵抗實踐以及性別、種族和民族等問題。
2.科學話語與啟蒙運動
最近，關於啟蒙運動研究的一個熱門領域為啟蒙時代的科學話語和科學實踐。(35)大衛·艾倫·哈維於2012年推出了《法國啟蒙運動及其他者：滿大人、野蠻人和人的科學的發明》一書。作者指出，18世紀法國的集體想像是由大量關於異域他者的描繪構成的：關于波斯人、中國人、大溪地人的描述很多，政治思想家運用跨文化比較，討論東方專制主義(孟德斯鳩)、高貴野蠻人(盧梭)、儒家官僚體制(魁奈及重農學派)，進而涉及治理、自然法、人性等更為寬泛的問題。此書考察了法國啟蒙運動中對於人類多樣性的興趣，也就是說，啟蒙運動對人的科學進行了較多的探討。這種人的科學要把世界上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人都納入考察範圍。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和布封等人都參與到對這門學問的構建中來。哈維此書的核心目標是，通過以歷史學的方式詳察法國啟蒙運動對於人類多樣性這一問題的討論，來重塑具體歷史語境中關於啟蒙運動普世主義和所謂「啟蒙方案」的爭論。(36)作者試圖揭示，當時許多思想家致力於發展一種關於社會的科學(a science of society)，它在範圍上應該是普世的，但是他們也意識到，如果這門科學受限於當時的歐洲，它必定是不完整的、地方性的。因此跨文化比較研究，對於探尋這門科學而言非常重要。作者還指出，所謂奠定現代性本質的「啟蒙方案」的一元性，是個哲學問題，而不是史學問題。這種抽象問題，對於從事經驗研究的史家而言既無法承認也無法否棄。(37)在此書結論部分，哈維還直接回應了約翰·格雷的啟蒙運動批判，認為格雷所謂的「啟蒙方案」——創造一種「基於普遍人性與理性道德的普世文明」——過度簡化了孔多塞的「進步的普遍主義」，而且孔多塞的理論絕非啟蒙運動的整體性特徵。法國啟蒙思想家就人性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明與原始主義(primitivism)各自的優點、奴隸制與殖民主義的合法性、跨文化碰撞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展開了廣泛的爭論，這些爭論並沒有明確的結論，但圈定出了此後人的科學要討論的問題領域。總之，啟蒙時代關於人的科學的話語既是普世主義的又是相對主義的，既是歐洲中心的又是世界主義的。(38)
3.奴隸制、種族問題與啟蒙運動
二戰後，法國經歷了非殖民化的浪潮，這直接推動了對於啟蒙時代奴隸制問題的思考，人們注意到，正是在啟蒙時代，非洲黑奴的買賣以及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制度臻於鼎盛。法國學者(同時也是一位記者)伊夫·貝諾(Yves Bénot，1920—2005)是反殖民主義的積極分子，一直在法國殖民史領域默默耕耘。(39)2005年，題為《啟蒙運動、奴隸制和殖民化》的文集出版，其中匯集了伊夫·貝諾的大量作品，主要展現了啟蒙時代法國反對殖民主義與奴隸制鬥爭的思想根基以及大革命中廢除奴隸制的進程。(40)與貝諾不同，法國的政治哲學家路易·薩拉-穆蘭致力於揭示啟蒙思想是如何維護奴隸制的。他於1992年出版了《啟蒙運動的苦難》，聲稱要從奴隸的角度看啟蒙運動，揭露啟蒙哲人為奴隸制辯護的一面。(41)2006年，此書的英譯本《光芒的陰暗面：奴隸制與法國啟蒙運動》面世。薩拉-穆蘭代表了從殖民主義和奴隸制問題批評啟蒙運動的潮流，這其實也正體現了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視野下的啟蒙運動批判。根據這股潮流，啟蒙哲人對於奴隸制的批評軟弱無力，他們在實踐層面接受了這一制度，更顯圓滑虛偽。甚至有人抨擊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從奴隸貿易中獲利。面對這種傾向，法國的孟德斯鳩研究專家讓·埃爾阿德於2008年推出了《啟蒙運動與奴隸制：殖民地奴隸制與18世紀法國的公眾輿論》一書。作者力圖回應這些過於簡單化，甚至歪曲事實的觀點，呈現了18世紀心態與意識形態層面的複雜性，描繪了殖民地奴隸制問題因何逐漸在當時的思想界浮現出來，以及相關論爭如何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及道德問題纏繞在一起。在埃爾阿德看來，那些啟蒙哲人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時代偏見，但是他們都在原則上拒絕奴隸制，承認人人生而平等，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也絕沒有染指過奴隸買賣。(42)
2011年，安德魯·柯倫出版了《剖析黑人特性：啟蒙時代的科學與奴隸制》一書。他認為，此前的一些研究更多地把啟蒙運動當作時代背景，而沒有把奴隸制和啟蒙運動的本質問題聯繫在一起。通過解讀時人的旅行記錄、博物志、哲學論文等文獻，柯倫勾勒了啟蒙時代歐洲人思想中的非洲黑人形象，展現了18世紀的個體如何參與到對於非洲話語的建構之中。他指出，啟蒙時代博物學對於黑人的認知包含了一些荒誕的觀念(如黑人具有黑色的血液)，不過，著名博物學家布封承認黑人與白人都是人類種族中的一員，都有同樣的潛能。英、法、德反奴隸制的思想家都引用布封的觀點，然而，支持奴隸制的人也引用博物學觀念。通過分析18世紀的黑人觀念，柯倫發現了啟蒙思想的複雜性，並試圖把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從被描繪為鐵板一塊的思想體系中解放出來。(43)
4.女性主義與啟蒙運動
在抨擊啟蒙運動的問題上，女性主義者一直與後現代主義者處在同一陣營，認為啟蒙運動的根本承諾與女性主義的基本理論相悖。(44)最近幾十年，關於啟蒙運動中女性的研究集中於沙龍研究領域。據稱，已約有2000種著作、論文專門討論法國17、18世紀的沙龍和沙龍女主人。(45)來自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啟蒙運動批判推動了對於啟蒙時代性別問題的探討。2005年，薩拉·諾特與芭芭拉·泰勒主編了題為《女性、性別與啟蒙運動》的文集。這部700多頁的文集匯聚了啟蒙時代各國關於女性與啟蒙運動關係的討論，其中有好幾篇涉及女性與法國啟蒙運動的主題。該文集的結論部分指出，女性主義哲學關於啟蒙運動的論述，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過於簡單；後現代主義的批評將會發現其斥責的啟蒙運動在整體上更為複雜，而且在某些方面還和後現代觀念是意氣相投的；其實，正是在啟蒙時代，女性在身體和精神層面與男性的差異才被認真對待。(46)
該文集中詹尼·曼德所撰寫的《法國啟蒙運動人類學中的女性形象》一文，正揭示了啟蒙時代科學話語中的性別差異觀念。作者所謂的人類學要放在18世紀的歷史語境中理解，主要指對人類身體的研究。這篇文章聚焦於狄德羅的《論婦女》一文，以此為例分析法國啟蒙時代的女性觀。文章指出，在狄德羅看來，女性充當了一個社會的「寒暑表」，女性的行為以及她們被男性對待的方式反映了一個社會在文明之路上已經走了多遠。(47)狄德羅還認為，女人無法使其心智擺脫身體的影響，她與世界的關係以及她在社會中的角色主要是由其身體決定的。在此方面，狄德羅與伏爾泰、盧梭的觀點是相通的，都認為女人受其生理特性(比如懷孕、生子、哺乳等)的束縛。狄德羅同情女性，聲稱如果他是立法者，他會補償女性的犧牲，他認為社會發展將改善女性地位，但不會帶來顛覆性變化。(48)由此可見，啟蒙哲人是從兩性的生理差異出發理解女性特徵，並同情女性的社會處境。(49)
女性在法國革命中沒有獲得公民權，一些學者提出這是啟蒙運動的缺陷造成的，正是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女性觀導致了女性政治權利的缺失。對此，林·亨特明確表示，人們經常討論法國女性沒有在大革命中獲得公民權，女性被進一步限制在家庭之中，認為這似乎是啟蒙思想導致的，但實際上，20世紀之前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賦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權利。(50)林·亨特的言外之意是，不能太苛求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
而要關注啟蒙運動中的女性，不僅要考察這個時代對於女性的認識，更要看女性自身的所思所想。2013年出版的文集《啟蒙運動婦女的政治思想》正是要完成這樣的任務。該文集導論指出，社會史、後現代主義和婦女史相互交織，導致了將女性作為社會行動者來研究的傾向，並注重性別話語的普遍特徵，但是忽略了作為個體的女性的思想文本。(51)該文集還力求關注被傳統思想史忽視的女性的政治思想與哲學觀念，展現女性對於男性思想家的回應。由此，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啟蒙時代婦女的壓抑，而是知識女性群體的思想活力。
5.環境主義與啟蒙運動
一般而言，科學革命導致形成了一種機械論的自然觀：自然界如同一架按照自然法則運行的龐大的機械裝置。啟蒙運動進一步傳播了科學革命的成果，鞏固了機械的唯物論精神。因此，自然界似乎成了可被任意控制與奴役的對象。當代環境主義對這樣一種自然觀念頗為不滿，並遷怒於啟蒙運動。針對這種不滿，劉易斯·欣奇曼與桑德拉·欣奇曼於2001年共同發表文章，題為《環境論者應拒絕啟蒙運動嗎?》。文章指出20世紀90年代激進環境主義者完成了不少反啟蒙運動的著述。他們認為正是啟蒙運動產生了人可以為了自身目的奴役自然的想法，從而導致生態災難，因此環境主義者普遍反對「啟蒙方案」。但依這兩位作者之見，激進環境主義者實際上沒有看到啟蒙運動主題與當代生態哲學之間的重要關聯：公共領域的環保實踐、世界主義觀念、多元文化主義和對於市場的懷疑精神，都是秉承啟蒙運動而來，並進入了當下的環保理論和實踐活動中。兩位作者強調，的確，大自然在啟蒙時代被祛魅化了，但是被驅走的是預兆、惡魔和各種神靈，留下的是完整、穩定和美麗的自然；我們應當把環境倫理在一定程度上視作啟蒙運動與蒙昧鬥爭的勝利果實。(52)
2011年，納撒尼爾·沃洛什出版了《啟蒙運動中的歷史與自然》一書。作者雖然沒有像劉易斯·欣奇曼與桑德拉·欣奇曼那樣建立環境主義與啟蒙運動的積極關聯，但也明確拒絕以環境主義的慣有立場批判啟蒙運動。作者指出，過分強調環境史的視角並不妥當，在這種視角支配下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乃是濫用自然的罪魁禍首。他的研究盡力避免這種價值判斷，而致力於揭示吉本、伏爾泰、雷納爾神甫(Abbé Raynal)、休謨等18世紀的知識分子如何將徵服自然當作衡量文明進步性的重要標準。(53)無疑，作者還原至歷史語境中思考這一問題，而不是憑藉後見之明進行譴責和批判。
20世紀70年代以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路徑支配著啟蒙運動研究，它關注啟蒙思想的傳播而非思想本身，它重視社會底層文人而非啟蒙大哲。這種取向使得啟蒙運動研究者無法回應後現代的質疑。(54)21世紀以降，啟蒙運動研究在回應後現代主義質疑的過程中，在與新的史學潮流結合的過程中煥發出活力，新著作層出不窮。當下的轉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全球轉向(空間轉向)，即關注啟蒙時代的海外殖民地與奴隸制問題，轉向啟蒙運動與他者的交流、互動；二是重新回歸對於思想問題的闡釋，即不再像社會文化史那樣關注底層文人的啟蒙運動，而是重新關注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等大哲的思想。如今思想史側重於啟蒙大哲們關於女性、猶太人、黑人、奴隸制、人的科學等問題的論述，不再聚焦於反宗教狂熱、分權制衡、公意、社會契約等問題。隨著殖民、科學等問題被置於討論的中心，布封、雷納爾神甫等早先不太受關注的啟蒙思想家也變得頗受重視。
在新的研究圖景中，啟蒙運動之多樣性與同一性的問題再次得到凸顯。早就有觀點認為啟蒙運動內部觀點駁雜，很難說是一場統一的運動。而卡西勒等人曾努力尋找啟蒙運動精神的內核，為我們塑造了啟蒙運動的內在同一性。今天，面對後現代主義的質疑，歷史學家又重新強調啟蒙思想的複雜性與多樣性，這當然符合客觀事實，但是如何認識啟蒙運動的同一性仍然是一個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歷史學者對於後現代主義的回應，也體現了史學與哲學的互動。啟蒙運動不僅是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同時也是哲學領域討論的重要問題。「啟蒙方案」的說法形成於哲學領域，後現代主義思潮下的啟蒙運動批評也多受哲學家的影響。因此，關於啟蒙運動的批評並未停止，質疑與回應的對話還將繼續，史學與哲學的互動也會進一步深入。
總而言之，後現代主義那種徹底否定啟蒙運動的做法已經遭到了拋棄。當然，我們也需承認，這種激烈的批判明顯刺激了史學家的神經，為更新啟蒙運動的研究圖景做出了貢獻。
注釋：
①關於反啟蒙的問題，國內研究可參張智：《略論法國舊制度末期的反啟蒙運動》，《世界歷史》2008年第6期；石芳：《反啟蒙運動的兩種範式——反啟蒙思想與反哲學運動》，《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3期。格雷姆·加哈德追溯了18世紀至今的反啟蒙運動潮流，參Graeme Garrard,Counter-Enlightenments,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②需要說明的是，21世紀以降，後現代主義思潮出現了明顯的退潮現象。有學者乾脆稱，發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標誌著後現代的終結(參傑拉德·德蘭迪、恩靳·伊辛主編：《歷史社會學手冊》，李霞、李恭忠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283頁)。近年來，學術界產生了「post-postmodern」「post-postmodernism」等術語，可將其直譯為「後-後現代」「後-後現代主義」(比如《後-後現代主義：方向與質疑》，載南希·帕特納、薩拉·富特等主編：《史學理論手冊》，餘偉、何立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1-554頁)。但是，筆者感覺這樣的表達略顯拗口，故本文採用「後現代(主義)之後」這一更為通俗寬泛的說法。
③近年來國外的啟蒙運動綜述評論文章中，有兩篇非常值得關注。一篇為《啟蒙運動的回歸》，作者指出，21世紀初啟蒙運動研究強勢回歸，新的研究頗為強調思想的首要地位，並且出現了啟蒙思想史與科學史的結盟。該文章重點梳理了科學史視野下的啟蒙運動研究。參Karen O'Brien,「The Return of the Enlightenment」,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5,no.5(December,2010),pp.1426-1435。另一篇為《啟蒙運動的政治主張：從彼得·蓋伊到喬納森·伊斯雷爾》，作者重點勾勒了啟蒙運動與現代化及民主制度的關聯是如何在史學研究中展現的。參Annelien de Dijn,「The Politics of Enlightenment:from Peter Gay to Jonathan Israel」,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5,no.3(September,2012),pp.785-805。
④比如，有研究者指出，現在學者首先強調的是啟蒙運動的國際規模，啟蒙運動不僅盛行於其發源地英格蘭和法國，而且遍布全歐洲，還延伸到了北美殖民地。參彼得·賴爾、艾倫·威爾遜：《啟蒙運動百科全書》，劉北成、王皖強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頁。又如，康拉德撰寫了《全球史中的啟蒙運動》一文，參Sebastian Conrad,「Enlightenment in Global History:A Historiographical Critiqu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7,no.4(October 2012),pp.999-1027。
⑤E.卡西爾：《啟蒙哲學》，顧偉銘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頁。
⑥Daniel Gordon(ed.),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New Perspectiv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1,p.166.
⑦彼得·蓋伊1923年生於柏林，1938年移民美國以逃脫希特勒的統治。他關於啟蒙運動的重要著作包括：Voltaire's Politics:The Poet as Realist(1959); The Party of Humanity:Essay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1964); 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1966); The Enlightenment:the Science of Freedom(1969); The Enlightenment: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1973)。
⑧劉北成和王皖強在譯者序中指出，在冷戰的背景下，現代化理論興起，啟蒙運動被描繪為西方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階段，蓋伊便是現代化啟蒙運動論的主要倡導者。參彼得·蓋伊：《啟蒙時代(下)：自由科學》，王皖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⑨Jonathan Israel,Radical Enlightenment: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1650-17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Israel,Enlightenment Contested:Philosophy,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1670-175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Gertrude Himmelfarb,The Roads to Modernity:The British,French,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New York:Vintage,2004(該書中譯本為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現代性之路：英法美啟蒙運動之比較》，齊安儒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⑩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J.F.塔爾蒙：《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孫傳釗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實，在塔爾蒙之前，弗裡德裡克·沃特金斯在1948年出版的《西方政治傳統——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研究》(中文本由黃輝、楊健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已提出盧梭的社會理論與大革命恐怖統治和20世紀極權主義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繫。
(12)Alfred Cobban,In Search of Humanity: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London:George Braziller,1960.
(13)詹姆斯·施密特：《什麼是啟蒙?問題、情境及後果》，載詹姆斯·施密特編：《啟蒙運動與現代性：18世紀與20世紀的對話》，徐向東、盧華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施密特還列舉了抨擊啟蒙運動的各種研究，如貝雷爾·郎建構了啟蒙運動理想和納粹大屠殺之間的聯繫(Berel Lang,Act and Idea in the Nazi Genocide[Chicago,1990])；理察·波普金討論了種族主義與啟蒙運動的關聯(參Richard H.Popkin,「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Modern Racism」與「Hume's Racism」，載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San Diego，1980])，參《啟蒙運動與現代性》，第32頁。關於女權主義者對於啟蒙運動的批評，參羅賓·梅·肖特：《啟蒙運動的性別》，載《啟蒙運動與現代性》，第475-491頁。
(14)Graeme Garrard,Counter-Enlightenments,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p.117.
(15)John Gray,Enlightenment's Wake: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New York:Routledge,1995,2007,pp.viii-ix,195.關於「啟蒙方案」的概念，是由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於30多年前率先提出，後來廣為流傳，甚至被濫用。對於麥金太爾而言，全部的啟蒙方案就是將理性思維運用於人腦中的陰暗區域，那裡潛伏著威脅性的、分裂性的力量，它們源自偏見、宗教、迷信、不可控制的以及無法想像的情感，源自一切使自主的個體失去自我認知、自我控制的事物。參Anthony Pagden,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1-12。當然，對於啟蒙方案的理解，各家不盡相同。
(16)「六宗罪」的內容參Robert Darnton,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2003,pp.12-19。該書中譯本為羅伯特·達恩頓：《華盛頓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紀指南》，楊孝敏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4-30頁。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與表述習慣進行了翻譯。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0年，張芝聯先生就撰文介紹了達恩頓所總結的這「六宗罪」，並且評論道，將這些錯誤都歸諸啟蒙運動其實違背了歷史主義的原則，犯了時代錯位的毛病。參張芝聯：《關於啟蒙運動的若干問題》，載陳崇武主編：《法國史論文集》，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頁。
[ 責編：秦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