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昊眼中，7年過去，華晨宇沒什麼變化，還是那個從火星來的孤獨小孩。「當年的花花，感覺他活在另外一個世界，活在一個孤島上，那個孤島上的花花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其實還是非常孤獨的。」
可慶幸的是，「他成長以後，獲得了越來越多力量以後，願意從那個島上下來，跟大家到不同的島坐一坐，跟這個世界多一點交流。」
新的家
今年，華晨宇「消失」了100天。
這100天裡，他的一天多數時候從凌晨4點開始——起床泡一壺茶，拿到陽臺上，天色正青，一邊喝茶，一邊看太陽慢慢升起。喝茶倒沒有太多講究，看心情選一個杯子，有時是普洱，有時是別的，慢悠悠喝上4個小時，720毫升的大水壺，一上午喝空兩壺。到了中午，太陽開始往西跑，他會下樓去喝杯咖啡，餓了就煎塊牛排，不餓便繼續回陽臺待著，曬曬太陽，寫寫歌，彈彈吉他，一天就這樣過去。
這種「消失」被他稱作閉關：徹底地將自己和工作隔絕，沒有演唱會，沒有廣告代言，和工作室的同事斷了聯繫。閉關在家裡，他迷上了擦地，洗一塊抹布，趴在地上，一塊一塊擦乾淨地磚，雙手因此變得粗糙，等他回來工作時，同事實在看不下去，不得不請一個美甲師給他的手做護理。
從7年前出道以來，華晨宇每年都會閉關，從最初的一個月、兩個月，到現在的100天，他罕見地掌握著一種休息的權利。《王牌對王牌》的導演吳彤說：「花花是我接觸的這麼多的藝人中，唯一一個會閉關的。」在娛樂圈，敢於休息代表著一種內心的強大。
但這種閉關並不意味著「逃離」，準確來說，是對自己生活的一種掌控，從高度緊張中抽離出來，暫時離開人群，但最終又再回到人群中。
從前，華晨宇更習慣離群索居，袁弘形容他的生活，「像山上的隱士」，是完全把自己隔離起來，除了工作，壓根就不出來，有時袁弘都納悶，「不知道他是怎麼活過來的」。好朋友左立也證實了這一點，之前租房時，華晨宇總喜歡住得離市區很遠，那些小區房齡很老，住的也多是老人，每次進去就感覺「下班了，下課了，哎呀，買好菜了，今天菜做得挺香的，就那種」。但華晨宇對那個老小區很滿意，比起呼朋喚友，他那時更喜歡一個人待在家裡，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不開火，點個外賣，什麼時間吃飯全憑心情。
這兩年，隱士願意下山了。
他的話變多了。原來在休息室、在車上都不怎麼說話，喜歡自己打遊戲機，看動畫片，曾有記者採訪他，為了暖場，問他吃飯沒，他回兩個字，「吃了」，現在，他能和記者持續地聊上幾個小時。
整個人也變得鬆弛了些。剛開始錄製《王牌對王牌》時，他總是手揣在袖口裡，面對綜藝鏡頭有些無措，開場詞也需要跟拍導演一起討論，賈玲和沈騰想盡辦法cue他，可「cue了也沒太大反應」。現在節目錄製，他可以很自如地開場，有一期節目，需要cosplay哪吒，他其實可以「意思意思」，卻偏要放開了玩，戴個假髮，畫個黑眼線，扎兩個鬏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角色設定裡。
他更願意交朋友了。因為一起錄製《明日之子》，他和宋丹丹成了忘年交，他喊她「丹妹」。宋丹丹曾經和朋友聊到，華晨宇常去她家找她聊天，有時候她想早點睡，可華晨宇還想多聊會兒，「這孩子，攆他都攆不走。」
因為錄製《旅途的花樣》，二姐張歆藝成了他的「姐姐」，她的外賣APP裡添加了華晨宇家的地址，「怕他沒飯吃，餓死了」，經常點些吃的直接給他送過去，他通常默默吃掉，毫不見外。在這個姐姐家裡，有時候華晨宇吃完飯會靜坐一會，沒有人會來問他怎麼了，就讓他自己在那兒想幹嘛幹嘛，這種空間感讓他感覺輕鬆，就像在自己家一樣。
去年，華晨宇終於在北京買了房子，因為「希望有一個地方可以落地」。新家位置不錯，不再遠離人群，但仍然非常「華晨宇」，他看第一眼就決定是它，一室一廳，很空曠，還帶個陽臺，剛好夠自己一個人住。他親自參與了裝修，把牆和地板設計成灰色，也沒買太多家具。
他開始樂意邀請朋友來家裡，儘管他招待起客人來並不熟練。搬新家第一天，來溫居的左立喝了一整瓶威士忌，喝醉了，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倆人一個睡在地板上，一個睡在沙發上。後來，他學會給大家煎牛排、烤麵包，開一瓶紅酒，一起玩遊戲，他越來越像一個主人。
前一陣子，2013年《快樂男聲》的總導演馬昊也去了華晨宇的新家，一進去，「房間特別簡單，空空的，不像個家，像白色的博物館」，但馬昊依然很高興，認識7年，他們合作不斷，私交也很好，這是華晨宇第一次邀請她去家裡做客。
在她眼中，7年過去，華晨宇沒什麼變化，還是那個從火星來的孤獨小孩。「當年的花花，感覺他活在另外一個世界，活在一個孤島上，那個孤島上的花花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其實還是非常孤獨的。」可慶幸的是，「他成長以後，獲得了越來越多力量以後，願意從那個島上下來，跟大家到不同的島坐一坐，跟這個世界多一點交流。」
躲起來
08042號選手總是找不到人，《快樂男聲》導演的喇叭喊了7遍「08042在不在」，那個穿著白T恤的男生才晃晃悠悠地被鏡頭捕捉到。
7年過去，左立至今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08042號選手的情景。那是長沙賽區的錄製現場，導演組規定每個人都要帶自己的家屬過去，現場很熱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家人或者戀人陪著，「有一個人穿著拖鞋，拎著一把特別大的電鋼琴，從計程車上下來，低著個頭，特別喪，熱鬧的人群中，就他一個人孤單地走。」
在參賽之前，08042號就是個神秘的人。那時他在武漢音樂學院念大四，都快畢業了，同學對他也沒什麼了解，他不住學校，自己在校外租房，比起上課，他更喜歡一個人在琴房待著，偶爾來上課，老師同學評價，「像一陣風一樣，飄到最後一排坐下」。
當年快男武漢賽區的選角導演是個執著的姑娘，她聽說武漢音樂學院有個男生，「唱歌唱得特別好，但是你找不到他」，輾轉打聽到了這個人的住所，一次次去敲門。去的次數太多了，這個人實在是不知如何拒絕，答應了錄一支視頻——一架電鋼琴，一面白色牆壁，一個男孩在彈唱。
視頻很簡陋，但馬昊第一次看到這個視頻就感覺撿到了寶貝，「這個小孩在發光」。她做選秀多年，也是2009年「快樂女聲」的總導演，但她覺得，從未見過唱歌如此特別的人，竟然可以把口腔完全張開。這位導演用一種驚奇的語氣向《人物》描述：「你知道嗎？他唱歌的時候你是可以看到他的小舌頭的。」
23歲時，08042號選手藏不住了。第一次面對鏡頭自我介紹，他有點結巴，「我、我、我叫華晨宇。」第一次登臺，他對評委說，可能要用一種火星文的形式來表達，然後唱了一首原創，沒有歌名，也沒有歌詞，是他在家關了半個多月寫的旋律。
聽完歌，那一屆的評委尚雯婕誇讚他「是個天才，天生會用音樂表達情緒」。他們一起唱了無字歌，蔡國慶評價他們的合唱，「這是我聽過最神的曲子」。陶晶瑩也說，「他的狀態是我看過所有年輕人裡最獨特的，最讓人想繼續看下去的」。
回頭去看，那次表演其實挺青澀的。華晨宇從沒錄製過節目，第一次登臺，一位評委給了通過燈，他站起來，以為可以走了，等到所有燈亮起來之後，他也不確定，話筒是要自己拿下去還是留在那兒，手伸出去，又縮回來。可他一點都不怯場，在音樂製作人龍隆看來，「華晨宇是天生屬於舞臺的」。這樣的人很稀缺，許多人暈舞臺，暈鏡頭，會怯場，越想表現得好，壓力就越大，「但是花花這點是異於常人的，他越到（臺）上面，表現會越自如」。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08042號成為了冠軍，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以及他的故事。
華晨宇兩三歲的時候父母就分開了，成長的世界裡幾乎只有父親，他從小就很怕父親，跟他講話都會用敬語，「爸爸，您好。」因為父親工作忙，經常不在家，他從五六歲開始就經常獨自在家，白天其實還好，主要是晚上，因為擔心有怪獸和妖怪，他會把超人、蝙蝠俠、蜘蛛俠全都放在床上，如果特別怕，還會抱一把玩具槍睡覺，那樣會有安全感一些。
今年10月，在北京五環外的紅磚美術館裡，《人物》試圖讓華晨宇回憶一些童年的場景，他想了很久，想起來小時候看別的小朋友一起玩彈珠，自己會在旁邊站著，遠遠地看他們玩，但並不靠近。如果也想玩，就自己買彈珠，在家裡面嘗試自己跟自己玩。
他曾向我們展示過一塊額頭上的疤痕——小時候看見好多卡通形象額頭上都有一個紅點，他感覺很帥，於是找了一塊圓形的紅鐵片，拿502膠水粘在額頭上，過了兩小時，他又後悔了，打算把它撕掉，撕不掉怎麼辦呢？只能強行摳下來，流血了自己擦乾淨，慢慢就結了疤。
他也曾在童年受過一些傷害，還是父親後來透露的。那時他7歲，幾個小孩把他摁在地上打，說他是野孩子，他回家就哭了，一直問，「爸爸，你為什麼不管我？」後來，在那一屆快男8進7的比賽中，導演組為華晨宇選了一首《親愛的小孩》，演唱前，在一分半的獨白中，華晨宇說道：「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離開過家，我卻覺得家離我很遠。」
幸好還有音樂。那時他經常一個人在家裡，看著牆壁發呆，一坐一整天，7歲那年，他無意中在電視裡聽到了一首交響樂，那是三寶寫的《嘎達梅林》交響專輯的最後一曲，後來被張藝謀拿來做電影《我的父親母親》的配樂，當時他就聽哭了，覺得音樂特別好玩，「因為我可以在音樂裡面得到一種釋放、自由，太奇妙了」。
某種意義上，音樂讓華晨宇找到了庇護所，他也很自然地躲了進去。他學長笛，學鋼琴，11歲時，剛學會一點鋼琴伴奏，就開始嘗試寫歌，他曾在《歌手2018》中說，「我最早寫歌的時候是一種發洩，自己在一個房間裡面，很瘋狂地彈琴，瘋狂地唱，自己很爽……沒有人來關愛我的情況下，我需要自己來救自己。」
精神力
快男出道後，華晨宇為自己的第一張專輯取名《卡西莫多的禮物》。他喜歡卡西莫多，那位雨果筆下巴黎聖母院裡的鐘樓怪人。卡西莫多有幾何形的臉，四方形的鼻子，向外凸的嘴，是被命運所背棄的人，卻有著一顆善良的心。
對華晨宇來說，這些和音樂有關的靈感來源很豐富，可能是一幅畫，可能是一個瞬間，也可能只是一個夢境。他曾因為很喜歡宮崎駿的動漫《幽靈公主》裡那隻神鹿，做了個夢，夢見自己穿過黑暗看見了一群白色的天使在跳舞，醒來便寫下了《巨鹿》。
這樣的感知力，有時候是和年齡不太相符的。導演吳夢知至今還記得一個瞬間，那是拍攝《花兒與少年》時，華晨宇在歐洲街頭，走著走著突然杵在那兒不動了，他看見了什麼呢？一個很普通的街頭藝人，在那彈著琴，唱著一首歌，他就站在那兒聽，聽著聽著，眼淚「譁」地就流了出來。「我就會覺得這個人他得有多麼深的感受能力，才會在那麼熙熙攘攘，挺吵的地方，突然一下被那樣打動。」
華晨宇寫了很多歌，其實都是在唱自己的內心世界。樂評人黃雯曾經這樣評價華晨宇的演唱，「人家都是在背歌，他是在訴說，而且是非常尖銳和神經質的訴說……」鄭楠是華晨宇現有的4張專輯的音樂製作人，在他眼中，華晨宇在音樂上的想法一直很明確，每寫完一首歌，他都有自己想表達的東西，知道這首歌需要什麼樣的歌詞，什麼樣的畫面，這麼多年，他沒有改動過華晨宇寫的任何一首歌。
雖然選秀出身，但華晨宇和許多選秀歌手是不同的，這一點，樂評人鄧柯印象深刻。他覺得華晨宇無需面臨靠翻唱參賽、圈粉出道後需要重新定位、構建音樂形象的窘境，因為在出道前，華晨宇基本已經有了自己一整套的藝術理念和表達方式。
作為歌手，華晨宇有許多自己的原則，他不寫情歌，曲風多元，喜歡做各種實驗性的嘗試。鄧柯認為，一個偶像歌手不去按部就班地唱情歌，而是去探討世界、生死、客觀規律，這其實是件很難得的事情，「他其實也可以迎合觀眾的喜好，雖然他不會直接說要拔高一點觀眾的審美，但是他確實是這樣做的。」
出道以來，華晨宇從不假唱，也拒絕利潤可觀的巡演，每年只做兩三場「最厲害、最好的」演唱會。導演吳夢知記得，有一年湖南衛視的跨年晚會，她在後臺遇到華晨宇，一首歌時長四五分鐘，可能要被剪短，華晨宇很堅持，如果不能完整地演唱，他寧可不唱，最後是導演妥協了，讓他完整唱完了這首歌。
許多人誤以為，華晨宇走到今天是因為他是個天才。馬昊分享了一件7年前被忽略的小事。在當年選秀的舞臺上，華晨宇的形象一直是個酷愛吃肉、天天都在睡懶覺的天才選手，他幾乎每一場比賽都是第一名，但每天早上都要睡懶覺，怎麼喊都喊不醒。過了好些年，總導演馬昊和華晨宇聊到「天才」這個話題，她才知道，當年比賽時，因為不習慣和別人共享練習室，華晨宇每天晚上都會等大家都睡下了，悄悄起來獨自練習，直播的攝像頭夜裡12點便關閉了，但他總是練到天快亮才睡下，沒人發現他的秘密。
在音樂的庇護中，華晨宇始終展現著一種強大而穩固的精神力，即便在他還不是歌手的時候，也是這樣。
大學時，他曾遇到一位不是很適合自己的主專業老師。老師希望他學習最正統的發聲方式，他練了一段時間，感覺不適合自己，他不想只用一種音色唱歌，而這與老師的教學理念完全相悖。
在一間小小的音樂教室裡，他很平靜地和老師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想法，他說，「老師，如果我繼續學這種唱法的話，我可能就不想再學音樂了。」那一瞬間，他捕捉到了老師震驚的神色。雖然內心自責，他依然認為自己的告知是正確的。不久，他便更換了一位主專業老師。
後來真正做歌手，製作第一張專輯時，他又換掉了音樂製作人。
那時他剛奪冠不久，公司為他找了一位很資深的音樂製作人，對方先幫他編了3首歌，他一聽就知道不是自己想要的。那張專輯中，他寫了一首《why nobody fights》，整首歌就一句旋律，一句歌詞，對方表示理解不了，他便打電話給之前就認識的鄭楠，拜託對方幫忙編出《why nobody fights》的半成品帶去公司，然後主動找那位資深音樂製作人攤牌，「我把錢給你，但是你的編曲我不要了。」
某種程度上，這些都是讓對方很難接受甚至有些難堪的決定，華晨宇也明白，但他對音樂有自己的堅持和理解。從小到大，一些重要時刻，他幾乎從不找人商量，從小就習慣了自己做決定。「我大部分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都是自己跟自己建立的，所以我很依賴我自己給自己建立的這個體系，那我當然會很相信自己的判斷力。」
其實，每次面對華晨宇寫的歌，鄭楠心裡也會猶豫，他並不確定每次都做這麼不接地氣的東西，對華晨宇的發展是好還是壞。鄭楠曾多次在接受採訪時提起，他問過華晨宇，「要不要把有些歌編得稍微通俗一點？」華晨宇拒絕了。「他每次都會講說，沒關係，我就是做這樣的（音樂），他們願意聽就來接受我。」
出道至今備受爭議，但這並不妨礙華晨宇成為90後中最具實力的歌手。他出道5年便能在北京鳥巢連開兩場演唱會，去年的3場萬人演唱會，首場演唱會門票3秒售罄，加場5秒售罄，再加場7秒售罄，全新創作專輯《新世界NEW WORLD》銷售額達1.8億，一首付費數字單曲《好想愛這個世界啊》購買人數破767萬，銷售額突破6652萬。這在唱片業衰落的今天，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接受騰訊娛樂採訪時，龍丹妮曾談過華晨宇為何這樣受歡迎。她說，現在的90後，特別獨立，極度自我，但是又極度自卑，當華晨宇這樣的孩子出來的時候，他們會想，「他家裡這麼富裕，可是他還是能找到自我的歸屬感，這就是整體90後的現狀，追求自我人格和獨立精神世界的強大，同時又急需尋找到一個內心投射的影子，偶像就是一個自我投射面的認知。」而華晨宇在舞臺上的極度自信、極度享受，也會讓喜歡他的人感覺，「哇，我多麼希望我也可以像他一樣。」
這種來自時代的認同，也再次反饋給了華晨宇一種安全感。這些年，華晨宇每次演唱會的第一句話都是，「歡迎回家，」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說，自己很喜歡那種被上萬人包起來的感覺，「就好像小時候用傘把自己圍在中間，很溫暖很安全。」
唱歌的時候，他能感受到大家的氣勢，聽見他們喊自己的名字，他感覺幸福，歌迷與他有一種奇妙的默契，他們穿著顏色統一的紅色衣服，舉著紅色的螢光棒，知道何時揮舞手臂，何時歡呼，何時保持安靜。歌曲的間隙，華晨宇會和他們聊天，那時的氣氛像是家庭聚會，他們是朋友也是家人，大家從世界各地趕來，只為了今晚的歡聚。
擠壓與適應
參加快男之前，華晨宇的處世邏輯很簡單，就是「躲起來」。他將此歸結為小時候的膽小，「我不想傷害任何人，但是我也不想任何人來傷害我，所以我就躲起來，我唯一能想到的辦法是，我不跟他們接觸，就不會有任何事情。」
後來，他躲進了音樂裡，但也正是音樂，讓他無法再躲下去——他成為了一位歌手和明星。
成為明星到底意味著什麼，法國社會學家埃德加·莫蘭曾有過非常形象的描述——「經過無數次的配製、鑲嵌、組裝、篩除與挑選，他們成為明星。明星的私生活必須被公開，雜誌、訪談、聚會、自述，要求明星展示自己，展示他們的舉手投足，展示他們的個人喜惡。明星無處可逃……」導演吳夢知的敘述則更直接，「明星是一個作品，他所有的東西都是顯性的，上上下下，一言一行，他的每一個東西都在被傳達，今天沒做好，明天可能就消失了。」
這種來自明星身份的擠壓，早在快男錄製時，華晨宇便已經感受到了。
那時，參賽選手去醫院是常事，饒威被油漆灼傷，歐豪被鋼管劃傷了手，張陽陽被蹦床弄傷了腰，白舉綱傷到了腿坐在輪椅上。身體上的疲憊還是次要的，素人進圈，最難適應的是無處不在的鏡頭。
在《我就是我》這部紀錄片中，華晨宇和他的快男兄弟們，或多或少都表達過對這種擠壓的不適應。於湉說，「攝像機天天對著我們，洗澡也拍，吃飯也拍，睡覺也拍，這本來就夠壓抑了，然後有時比賽不好，挨老師罵，回來想發洩，昨天小強哭得特別嚴重，當時那個攝像師，太殘忍了，他就在旁邊拍啊拍……」白舉綱感覺，「現在是被人推著走，自己走不動了，你沒辦法走了。」華晨宇自己說的是，「就覺得很壓抑，不是人的生活。」
他如何一點點適應這種被擠壓的生活？在左立的印象中，2014年的華晨宇是很沉默的，「很沉默很沉默，又變回了比賽之前的那個樣子，也不太愛出來，甚至有段時間一個人都不見，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特別冷清，那個時候我覺得他肯定是很孤獨、很哀傷。但是你懂的，他難受的時候很少和我們分享說他為什麼難受，或者說他為什麼要一個人。」
但經過了這個階段之後，左立感覺到了華晨宇的變化，最明顯的感覺是，「越來越坦然，越來越坦然。」對於那個沉默的過程，左立的定義是，「修煉出關了。」
2017年，華晨宇曾為電影《悟空傳》寫了主題曲《齊天》，他很喜歡孫悟空，各種版本的孫悟空的故事，甚至包括外傳，他都看過，但通過這首歌，他想表達的是，孫悟空是一個骨子裡很自由的人，無奈天庭的體系和規矩卻困擾著他，他努力地掙脫過，但是一個人的能力對抗「規矩」太渺小了，最後的結尾，大聖用了自己的方式「順應」了體系，他改變了自己的心態，在這個環境下生活，他仍然是快樂的，自由的。
現在看來，這更像是華晨宇對「修煉出關」的一種回應。也是在2017年前後，樂評人耳帝對華晨宇有了新的認識，覺得「他整個人都活出來了」。在一篇文章中，耳帝寫道，「他不再是當初那個羞澀、呆萌、憨實、要用一個『傻』的外殼來保護自己的華晨宇，而是變成了一個敞開、自信、輕盈、聰明甚至幽默的華晨宇。」
同樣是那一年，張歆藝與華晨宇相識於一檔旅遊體驗綜藝節目。她記得其中有一站，當地大使館招待大家一起吃飯，因為大使表演了節目，就有人提議華晨宇也唱一首歌，張歆藝記得，「花花本來在吃東西的，他笑了一下，然後就沉默了」，就坐在那兒低著頭，看著盤子裡邊的菜，也沒動筷子，就那樣看著。張歆藝一下就捕捉到他那種困難勁兒，「這孩子肯定是不想湊這個熱鬧啊，他這樣的性格去做綜藝吧，其實還是有點難為他的那個時候。」
故事的結局是，華晨宇還是唱了歌。唱完之後，張歆藝給他點了一個冰淇淋，他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吃了冰淇淋，好像又開心了起來。
馬昊也給《人物》分享了一個關於「歌單」的故事，以此來論證華晨宇的「成長性」。
在快男錄製期間，每場直播完才能選下周要唱的歌，每次選歌，龍丹妮、馬昊、當期導演和音樂老師都會坐在一起討論，選手先自己提供歌單，華晨宇總是拿著同一張紙，上面寫了一堆英文歌，多是他喜歡聽的迷幻搖滾，Radiohead、MUSE、30 Seconds To Mars，「哪怕現在，過了七八年了，用戶都不一定能夠get到，怎麼可能讓他唱這些歌呢？」
可華晨宇很執著，賽程10個星期，他每周都拿著那張歌單來，最後一周，他又拿來了，央求大家，「丹妮姐，昊姐，能不能讓我唱一首啊？」其實當時馬昊已經被他說服了，「但龍老闆非常堅定」，就跟他講道理，「她說以後我們也做你，等到你發片的時候，你要怎麼樣都可以，但現在是在一個比賽。」後來，華晨宇唱的都是大家幫他挑選的歌，《親愛的小孩》《我》《假行僧》《海闊天空》——這些歌曲適合比賽，容易讓觀眾共情。
2017年，馬昊請華晨宇去《明日之子》做導師，跟他聊到現在很多小孩從小聽著英文歌，在這種音樂環境裡面長大，但比賽的時候唱英文歌真的很吃虧的。華晨宇當時就說，「哎呀，沒事，昊姐，你讓我來跟他們聊一聊，我是過來人。」他告訴選手，不管你喜歡聽什麼樣的類型，你唱任何的歌，都可以在中文語境裡找到你想唱的音樂風格，語言一定不是障礙。這讓馬昊非常驚訝，「過了三四年，他整個就轉變了，你想，當年他是拿著一張全英文歌單給我們的，但他自己成為老師的時候，他去教他的學生，就換了一個維度。」
追尋愛
10月26日，在能看到秋景的玻璃房裡，華晨宇和《人物》分享了一個和父親有關的故事。
小時候他害怕父親，會迴避，一直等到18歲，才敢和父親正常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那年，他從武漢回到十堰，主動約了父親一起聊天，面對這個突然的提議，父親一開始很驚訝，很快又恢復到原本的狀態，他回屋拿了一瓶珍藏很多年的好酒，兩個人邊喝邊聊，聊了很多，那天晚上，也是父親第一次跟他解釋許多他小時候不理解的事——父母為什麼要分開，為什麼要用那樣的方式教育他。
天色暗下來，玻璃房的桌上點了一盞橘黃色的小燈，華晨宇用一種非常輕的語氣講述著。故事的最後，他管父親要了一支煙，父親笑了，這是屬於他們父子間的默契——一個偷偷學會了抽菸的兒子，和一個一直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父親。
在參加快樂男聲之前，華晨宇從未得到過父親的肯定，小時候他考了班上第一名，父親從來不會表揚他，經常強調的一句話就是，「不要指望我教你任何東西」。2013年快男冠軍夜，父親第一次表揚華晨宇，在全國直播的舞臺上，父親說，「這一次我想說，你是我的驕傲。」
當年快男的音樂指導老師陳秀珠曾說過，華晨宇參加這個比賽，最後要做的事情，其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不是追名利，不是去追冠軍，「一個賽程紛紛擾擾到最後，他需要面對自己的心，我覺得他最想要的就是向他父親證明，他是一個值得被愛的人，證明他是一個可以被相信的孩子。」
這種對於愛的追尋，馬昊也是認同的。
當時，華晨宇穩穩地進入了全國前十名，但他卻因此超級崩潰——這意味著要和其他人住在同一棟「城堡」裡。此前，華晨宇從未和別人住過一個房間。住進城堡的日子越臨近，他就越惶恐，他實在沒有辦法想像跟其他人一起住是什麼樣子，最後找到總導演馬昊，想要退賽。
作為一個極有經驗的選秀導演，馬昊沒有說「不可以退賽」，而是建議他，「花花這樣好不好，你可以退賽，我完全理解你也支持你，但是你可不可以相信我，咱們把這個星期比完，如果這個星期結束了，你還想退，那你就退，我不會阻攔你。」時隔多年，馬昊在電話那頭對《人物》說，華晨宇最終沒有退賽，是因為觀眾的力量。
那個年代，大家追星還喜歡寫信，愛的表達通過信件源源不斷地寄過來。信是很真實的，拿在手上，白紙黑字。一開始，華晨宇還以為那些信是導演組找託兒寫的，等成百上千封信遞到他手上時，他知道，自己不能退賽了，要為了那些喜歡自己的人比下去。
「以前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不關心別人愛不愛他，可能是因為得不到，所以他就乾脆放棄了，就不對人類對他的愛予以任何期待，但其實心裡是很渴望愛的。」馬昊說。
幾乎每一屆選秀，馬昊都會把華晨宇的故事說給新人聽，選秀後一夜成名，許多年輕人容易迷失，他們會因為被人喜歡，慢慢覺得這種喜歡是理所應當，「但花花不是，對他來說，被人喜愛是一件很珍貴的事情，他很珍視，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和快男兄弟們的友情，對華晨宇來說，也是愛的一部分。和今天綜藝節目的精緻不同，7年前的選秀，保留著一種原始而粗糙的真實感，大家在城堡都是純素顏，華晨宇臉上還帶著胡茬和痘痘，燈光一照，滿臉油光。左立是他的第一個室友，那時的華晨宇還不會與人相處，他怕熱，房間空調最低能開到5度，他便調成5度，整個房間像冰箱一樣，他把整個人蜷縮在被子裡。
當年快男兄弟12個人裡，一大半都是在校大學生，大家都是20歲出頭的大男生，生活在一起，儘管習慣不同，但很少計較，很自然地有了一種兄弟情誼。比賽結束後，男孩們一起北漂，他們稱呼彼此「快男兄弟」，每個人都有稱號，寧桓宇是桓桓，華晨宇是花花，左立叫做左大爺。剛進娛樂圈，也不知道和誰交朋友，幾個兄弟就在一塊，「想說啥說啥，想懟誰懟誰」，只要有時間就聚在一起。
花花和桓桓比較愛喝酒，兩人就經常約酒，酒喝到位了，便開始聊一些平時羞於啟齒的話題——如果回到古典音樂那個年代，你覺得你是哪種風格？華晨宇喜歡巴赫，說自己研究十二平均律，想去找第十三個音，寧桓宇批評他，瘋子，不可能。寧桓宇喜歡貝多芬，因為覺得浪漫。等到兩人酒醒了，誰也不提這茬，「平時聊這個，那有點太裝了。」
左大爺性格比較悶，加上結婚早，沒那麼多時間和他們廝混在一起，桓桓和花花最愛玩的遊戲，就是騙左立出來。假裝打架了，假裝被警察抓了，「各種奇奇怪怪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傻的那些梗。」
在快男兄弟面前，華晨宇會展現出一種「幼稚」的狀態，表現之一是「極度耍賴」。《格鬥之王》有很多熱門的版本，左立玩1999和2000很厲害，華晨宇打1997很厲害，他就只和大家打1997。玩遊戲輸了，本來說好誰第一個沒命就發一個1000塊的大紅包，他一進場就沒命，群裡都在@他，兄弟，轉錢，兄弟，轉錢，他倒好，甩了兩個100的紅包就開始裝睡。
另一種則是依賴。和左立約在一個地方吃飯，明明左立直接過去更近，華晨宇卻一定要左立先來自己家，再一起開車過去。這兩年，華晨宇迷上了騎共享單車，就更不得了，一次左立剛演出完，穿著西裝，露著腳踝，就因為他一句「晚上騎一下共享單車不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嗎」，兩人吭哧吭哧一起騎著共享單車去吃飯，第二天左立就感冒了。
過去幾年，寧桓宇時常在半夜12點多收到華晨宇的微信，「睡了嗎？」還沒等他回復，後面會跟兩條，「我剛落地」，「聚一下」。如果不是第二天有工作，寧桓宇會直接回一句，「在哪兒？」這樣的深夜相聚其實不一定會聊什麼，以他們的個性，真的見面了，也不會問，「咋了，心情不好嗎」，嘻嘻哈哈開幾句玩笑，玩玩遊戲，不知不覺天就亮了。
2018年，左立要結婚了，他很想在群裡把快男兄弟們都叫來，又不好意思說，華晨宇的電話就打來了，他說，「我靠（笑），你要結婚了，為什麼都不告訴我？」還沒等左立開口，他又加了一句，「我肯定要來當伴郎啊。」
左立在群裡問大家有沒有時間，華晨宇是第一個接話的人，有幾個兄弟說有工作、挪不開時間。左立還記得那個下午，他正好在華晨宇家裡，看到他進房間打了幾個電話，過了大概半個小時，出來說，搞定了。
這些年，華晨宇不管是上綜藝節目還是開演唱會都經常帶著左立，向他學習吉他，稱他「左立小課堂」。其實左立心裡明白，華晨宇身邊吉他彈得比他好的人很多，但左立也從來沒問過他為什麼。
寧桓宇說，每次兄弟們聚會，華晨宇往往是開玩笑開得最過的那一個，「因為他會覺得，我再不開開玩笑，你們會不會敏感地覺得，我是不是不一樣了？他可能還是想像六七年前大家啥都還不是的時候那樣。」
7年的時間，當年二十出頭的男生大多年近三十，有人結婚了，有人做了爸爸，更多的人也開始面對和接受命運的無常，花花也曾經面對家人生病的困境，少年們在彼此的陪伴下成長。一次，華晨宇和寧桓宇聊一些家裡的事情，聊到一個節點時，一抬頭，發現兩個人眼睛都是紅通通的。寧桓宇記得那個畫面，「好像電影啊，兩個大男人彼此眼圈泛紅地看著對方，我懂他有多難，他懂我有多難，我倆一杯酒下去，就真的那種感覺，好希望對方好啊。」
親密
回到那些閉關的日子，華晨宇並不是與世隔絕，他有時候也會出門，騎一輛共享單車，去朋友家坐坐，或者去附近的小酒吧喝杯雞尾酒，不必化妝，戴上帽子和口罩就好——30歲，他已經不再是那個唱著《卡西莫多的禮物》的孤獨男孩了。
這種孤獨有了別的色彩。在那些獨行的日子裡，華晨宇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張歆藝和袁弘家，他甚至把自己的新家買在了離這對夫妻不遠的地方。
在那檔給大使唱歌的綜藝之後，張歆藝邀請華晨宇來家裡吃飯，一打開門，華晨宇戴一頂黑色的漁夫帽，壓了半邊臉，腳上穿了一雙「好像10塊錢還是5塊錢的」塑料拖鞋，一進門就把帽子摘了，問了句「火鍋在哪兒」，然後開始一直吃，一直吃。
後來來的次數多了，華晨宇穿得也越來越隨意，「恨不得跨欄背心大褲衩子就來了」。張歆藝家小區門口那個保安，一看到那個露出半張臉、像竹竿一樣瘦的人來了，就會默默給他開門—你是去張歆藝家吧？
《人物》問華晨宇，為什麼那麼喜歡去張歆藝家？他的回答是：「因為感覺幸福。」
第一次去張歆藝和袁弘家，他就感覺很治癒，他很少見到夫妻是那樣一個狀態，「一種你包容我、我也包容你的感覺，但是卻會互相開玩笑，彼此非常需要對方，但是又很和諧。」他愛他們一家人，感覺美好的就像一幅畫，他甚至會悄悄追他們兩人上的綜藝節目。這種場景寧桓宇也經歷過，華晨宇每次來他家裡吃飯，家裡的阿姨都會做滿滿一桌子菜，他吃得特別香，吃完飯在院子裡抽菸時，會不住感嘆，「哇，太有家的感覺了，太舒服了。」
這是一種類似於自然法則般的存在——無論是歌手還是明星，終歸都無法擺脫身為自然人的需求，在世俗的快樂和幸福面前，沒有人能夠免俗。
在這個家裡，華晨宇願意將自己最隱秘的事分享給張歆藝。有一次他有點喝醉了，講了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從獨自成長，講到音樂學院，再到快男，乃至出道後，張歆藝就抻著胳膊聽，講了快一小時，華晨宇突然停下來，他很認真地說了幾遍，「姐，我不是喝醉了才跟你說這些事的，我就是想跟你說，這些都是我自己從來都沒有跟人講過的事情，我現在都講給你聽。」
在張歆藝看來，「如何去愛一個人，以及如何很好地去愛一個人」，可能是華晨宇自己將來的一個課題，這是他自己要去學習的東西，比樂理、五線譜、創作要難多了。
在《歌手2018》中，華晨宇也剖析過自己：一個小孩子，他最需要親近的是餵他食物的人，這個人是他的父母，但如果父母很長時間不在身邊的話，他會覺得從最信任的人（身上）都得不到關愛，那從別人身上更難去得到關愛。明明其實很渴望有人來愛我，但是自己又會去排斥身邊的人。其實很痛苦的。
他承認，對於張歆藝和袁弘的生活狀態，自己多多少少在內心的某一刻會有點羨慕，但至於自己是否能走入一段美好的親密關係，擁有像他們一樣的幸福，他並不確定，「我覺得我成為不了，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就看看就好。這個行業，我覺得遇到一個喜歡的人很難，久而久之也就不想了。」
很多次的深談讓張歆藝覺得，孤獨感或許會像宿命一樣籠罩著華晨宇。她這樣對《人物》形容那種宿命感，「就是這種，我有時候覺得他沒有地方去，你知道嗎，我覺得他沒有地方去，然後也沒有地方回，就這種感覺。」
過去，華晨宇和幾個快男兄弟一個月至少會聚一兩次，空閒的時候，曾經連續十幾天天天待在一起。但現在，除了華晨宇，大家都漸漸走入家庭生活，聚得也越來越少。用寧桓宇的話來講，「這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也許會變成一個，每天可能時不時地想到你一下，但是互相不打擾的狀態，我們大家都得習慣這個事情。」
如今，陪伴華晨宇最多的是一隻貓。那是朋友送來的一隻德文，它有一張小精靈一樣的臉，耳朵大且尖，好奇心重，熱愛人類。小貓剛送來，就把他一個很貴的手辦弄壞了，朋友想，這隻貓怕是待不久了，結果他還是原諒了這隻小貓，給它取名叫「perper」。
一開始，華晨宇是拒絕perper進入自己臥室的——在這個家中，那是只屬於他的禁地。白天，臥室的門總是關著，perper進不去。到了晚上， perper總要黏著他睡覺——短毛貓怕冷，喜歡人的體溫，沒辦法，他只好把perper抱在懷裡，窩在客廳那張只能容下一個人的沙發上。睡了沒兩天，渾身酸痛，「撐不了了」，宣告投降，perper每晚相當自然地跟著他回房間睡，10秒鐘不到便開始發出均勻的呼吸聲。
一人一貓的相處，剛開始好像是perper需要他多一些，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華晨宇發現，其實自己也很需要perper。有時候他感覺自己像只貓，和perper既親密又相互獨立，需要的時候去找對方，不需要的時候就各做各的。特別讓他驚喜的是，perper能聽懂他在叫它，他們一起在陽臺曬太陽，他喊「perper」，小貓會馬上轉過頭望向他，然後靠近他。出差工作時，他常常衝著手機揮手，大喊「perper，perper」，旁人問他在幹什麼，他頭也不抬，「我在和我的貓視頻」。
等關掉視頻，他的手機屏保又露了出來——一個白茫茫的世界，有一個人在裡面行走。這是他無意中看到的圖，存下來設置成了手機屏保，這張圖很簡單，又有一種說不上來的孤獨感。他覺得每次點亮屏幕，他都能從這張圖裡看見自己，這是他保留的內心世界一角。
這像極了當年拍快男紀錄片時發生的一個場景——導演範立欣想拍一下華晨宇的內心世界，問他，「你內心世界什麼樣？」華晨宇回答說，「其實在我心裏面，我覺得我內心世界是透明的，但你一定要讓它塗個顏色的話，我寧願它是一個純白的顏色。」
後來，在紀錄片裡，範立欣帶華晨宇去了雪山，沒有舞臺，沒有燈光，風雪裡，他一個人，在白茫茫的雪地裡獨行。
--- 以上摘自《人物》之《華晨宇 下山，離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