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清交替時，一批中國文人留居日本，他們的學問和人格頗受日本知識界的尊重，從而樹立了中國文人的君子形象，其中對日本思想文化影響最大者當屬朱舜水。
在日本期間，朱之瑜著力傳播「經世致用」的儒學思想，對當時日本的教育、文化、社會風氣產生深刻的影響，有「日本的孔夫子」之稱。
梁啓超曾說：「舜水之學不行於中國，是中國的不幸；然而行於日本，也算是人類之幸了。」
人物生平
朱舜水出生在大明國運日漸式微之期，四十歲時，他的淵博學識與卓越才幹為朝廷所知，但他拒絕與其他所有佞臣同朝為仕。他有志於匡復明朝皇室當朝天子的江山社稷，於是前往安南、暹羅和日本尋求可能的軍事援助，但都尋無所獲。
明朝皇室落入清軍手中之後，朱舜水於1659年再赴日本，始居長崎。1665年，在德川光圀藩主的再三聘請下，朱舜水接下了編撰《大日本史》的這一歷史使命，並留在了水戶，直至1682年逝世。
朱之瑜在世撰有《中原陽九述略》，去世後，弟子整理其書信、文稿，編為《朱舜水先生文集》28卷、《朱徵君文集》10卷。清末，日本學者稻葉巖吉將上述兩本書籍合刊為《朱舜水全集》。
在朱舜水的思想中，他特別注重「踐履」。
在寓居日本期間，他指導日本人繪製學校、廟宇、殿堂等房屋的結構圖，並據圖建造，1670年，朱舜水還依照餘姚學宮的基本格局撰寫了著名的《學宮圖說》；
他還傳授日本人製造古祭器、古尺、古升等器具的方法，例如，有關重心與平衡的「周廟欹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朱舜水乃「依圖考古，研核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
朱舜水還精於衣冠裁縫，向日本衣工講明中國的服飾及其製作；
朱舜水也很熟悉農業生產技術，曾非常具體地向當地人傳授整田技術，以及根據地域的氣候、地理等特點而從事園圃農事的建議；
他還向日本人介紹了中國的祭祀儀禮、醫術、兵學、動植物等多方面知識和習俗。
藉此，他向世人說明了何謂「實學」的真諦，即對生活、對社會發展有實用的知識。
而他關於教育的若干看法也是建立在「踐履」這一基本觀點之上。
論學校教育
科舉制度在明朝採用八股取士的辦法，並使學校成為科考的必經之路，從而迫使士子畢生為舉業所累。
朱舜水從明亡的現實中深切地體會到重八股的嚴重後果，他尖銳地指出，明末日趨腐敗的官僚政治和士大夫的腐敗無能都源於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他說：「以八股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祿，不過藉此幹進。彼尚知仁義禮智為何物？不過鉤深棘遠，圖中試官已耳，非真學問也。」
朱舜水認為，通過八股取士所選拔的人才並非是真正的賢才，相反，這些官僚士大夫不行輔君興利除害之政事，專營圖謀私利、欺君害民之邪惡。
正是他們的腐敗無能和殘酷剝削，敗壞了社會道德風尚，破壞了封建社會秩序，激化了整個社會矛盾，最終導致國家政權的覆滅。
因此，他提出要興學校以培養能真正治國、建國的賢人，「庠序學校為天下國家之命脈，不可一日廢」。
不僅如此，興學校還是恢復「聖人」之學的主要途徑。
他說：「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於聖教之墮廢。聖教墮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
這裡的「聖教」就是指「聖人」之學，即未被統治者改造過而保留其本意的孔子之學。
如此看來，朱舜水的意思是通過興學校，倡導「聖學」，並進而培養具有真才實學的有用人才，這種人才既重修身又博學多才，「所貴乎儒者，修身之謂也。身既修矣，必博學以實之；學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以此人才去除腐敗無能的貪官汙吏，達到經世致用、治國安邦的目的。
可見，朱舜水對學校教育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通過它培養賢才、治理國家，並維繫政權的存在。
論治學之道
鑑於朱舜水對「實理」之學的重視，在他倡導「聖賢」之學之際，自然非常講究「實學」，這也成為他「治學」的方法。
這一方法包含兩方面： 首先，朱舜水認為要從經學和史學入手，對於經史的閱讀，他要求先讀史後習經。
在致奧村庸禮的信中，他講了孫權勉勵部將呂蒙讀書的故事，並建議奧村庸禮從閱讀歷史書入手，「中年尚學，經義簡奧難明，讀之必生厭倦，不若讀史之為愈也。《資治通鑑》文義膚淺，讀之易曉，而於事情又近。日讀一卷半卷，他日於事理吻合，世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由此而《國語》，而《左傳》，皆史也，則義理漸通矣」。
朱舜水還進一步指出，史後讀經要讀原文，而且要不拘於後人的注釋，如此，方可有自己的見解。
其次，朱舜水認為「治學」的訣竅在於「踐履」，即把理論和實踐結合在一起。他說：「學問之道，貴在實行」。
從「實行」的思路出發，朱舜水對程朱「知」、「行」相割裂的觀點進行批判，反對先「知」後「行」，這表明，他主張「知」、「行」兩者須緊密相連，絕對不能分割。
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實理實學」的主張，即認為理論的價值須與實際效果結合起來看，凡是能取得實際功用與事功的就是實理，否則，理論便是流於空疏。
論道德修養
關於道德修養，朱舜水大力提倡孔孟的道德觀。他說：「仁義禮智積於中，恭敬溫文發乎外，斯誠國家之至寶，而聖帝明王之上珍也。」
他把仁義禮智當做治國的「至寶」、明君的「上珍」，可見他對德治的重視。朱舜水以為明中後期國運日衰的主導因素是「不念經國大猷，事事廢弛……民風澆薄，弱肉強食」。因此，他強調「治國以教化為先」，把政治統治和道德教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做到「積德累仁」，以「勤民為賢」，即帝王要想國運隆盛，須以身作則，以德治國，唯此，才能真正地穩定人心，維護社會秩序。
鑑於朱舜水對道德教化作用的認識，他非常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根據「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的道理，朱舜水指出道德修養應以「敬」為根本，他說：「敬為德之聚，是敬乃德之本也。」這就是說，「敬」是德的核心，而且，應該以「敬」處理人際關係——即愛人，敬人。
此外，他還貫徹「踐履」之精神，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實踐向世人展示其奮鬥不止、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光復大明王朝為己任。
朱舜水以「敬」為本的道德修養學說，對其弟子，乃至整個日本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日本民眾「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日人文教，為之彬彬焉」。與朱舜水倡導的「敬」之學說有直接的關係。
朱舜水在日本講學20餘年，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栽培了很多有識之士，對日本的教育作出重大貢獻。他的社會啟蒙思想對日本的社會文化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波及以後的明治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