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足球為神聖事業的博羅科多在1928年對踢球的小孩（pibe）細緻入微的描述，闡釋了阿根廷足球的精髓：一個正處於人生過渡期的「pibe」形象頃刻鮮明起來，這個調皮蛋狡詐精明又魅力十足。「足球也被確立為一種可以讓童年永駐的運動，是對頑童氣質的固化，踢球者因此被免除了（成人的）責任——甚至可以說是受到鼓勵，永遠不要長大成人」
他幾乎分毫不差地刻畫了阿根廷足球的一位「pibe」，並同那首同樣寫「pibe」的探戈《孩子的夢想》一樣，預言或激勵了阿根廷偉大足球運動員的誕生。現在我們知道，這位「pibe」叫迭戈·馬拉度納。此刻，全世界熱愛阿根廷足球的人在向他脫帽致敬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京
全文約9345字，細讀約需22分鐘
孩子的夢想
馬拉度納去世的消息傳出，正是北京時間的午夜。許多阿根廷球迷的第一反應是——求證。這些年中，如同馬拉度納多次宣布退役那樣，不止一次傳出這位阿根廷球王「去世」的「消息」，最後都被證偽。此刻，求證的人中有李松。他是北京一家體育地產公司的高級經理。睡覺之前，他在一個阿根廷球迷微信群裡看到了這則過於令人震驚的消息。各種西班牙語媒體的新聞截圖被陸續放到群裡。他趕緊上西班牙語網站瀏覽新聞。越來越權威的消息發布了——這次是真的。那天夜裡，許多阿根廷球迷失眠。
我在阿根廷駐華大使館門口見到了李松。這是他第二次來這裡悼念馬拉度納。門口放滿了各種鮮花、球衣、煙、酒、留言條。李松告訴我，他所在的阿根廷球迷群，有的外地球迷沒法來北京，託人將哀輓之意送達。他給我看了一段視頻，一個西班牙語聲音深情說道：「今天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我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打擊，但從沒有一個像今天這樣。我想躲避這個消息，像你無數次盤球過人那樣。但我不能。我默默無語，我茶飯不思。我不願相信這是真的。」
李松出生於1980年，他出生的年代伴隨著電視在中國的逐漸普及，1990年，他跟隨父親目睹了電視上的「義大利之夏」。阿根廷和聯邦德國的決賽中，馬拉度納在亞平寧半島夜空下的眼淚打動了他。他成為了馬拉度納和阿根廷的球迷。他讓家人花七十多塊錢買了一隻皮質手縫足球，在一塊空地上開始了自己持續至今的愛好。這是馬拉度納帶給他的愛好。他帶著自己5歲的女兒來到大使館門前悼念之處。「我想看看她的反應，」李松接著說，「當然，她還小，對足球對死亡都不了解。」
馬拉度納深刻影響著成長於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足球迷。這一次，大都是孩子在安慰爸爸。大使館門前，張蘇也是帶著自己的小孩來懷念馬拉度納，同時也是懷念自己的青春。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正值張蘇高考衝刺時間。他沒法完整觀看全部比賽。「我媽媽當時很明智地請了一個月假，在家為我做飯，做飯之餘，她完整地看了世界盃，我回家時，她還跟我講誰贏了。從此我媽媽喜歡上了足球。」對馬拉度納的評價，張蘇媽媽說就像「老爭爭」一樣。「老爭爭」是他姥姥家的一個鄰居男孩，長得又矮又壯實。外貌平平的馬拉度納憑藉足球贏得天下名，這是一個永恆的勵志故事。
張蘇在馬拉度納悼念處完整地播放了《阿根廷，別為我哭泣》——這是阿根廷球迷耳熟能詳的歌曲，並大聲地唱出了其中段落。1986年之後，阿根廷至今未能再次捧回大力神杯。30年中，每次阿根廷的世界盃之旅幾乎都以這首歌作為結束。不管馬拉度納身處球場何處，球場、教練席、觀眾席，他都是特寫鏡頭特別關注的對象。無論場上場下，轉播鏡頭內外，阿根廷的擁躉們都期待他上帝一般的神力能讓阿根廷再次抵達冠軍之巔。此刻，他們希望馬拉度納的在天之靈保佑梅西的阿根廷隊能在卡達得償所願。
2020年11月26日，北京阿根廷駐華大使館，一位球迷悼念馬拉度納
大使館門口，阿根廷公使胡安·納瓦羅正和歐佔明說起這幾天的悼念活動。歐佔明是阿根廷駐華使館的文化顧問，門口的那件馬拉度納親筆籤名球衣和大力神杯模型都由他擺放於此。他負責這次悼念活動。「這是今年新冠疫情以來，阿根廷大使館的第一次對外開放活動。」歐佔明說。大使館為馬拉度納降了半旗。
歐佔明近距離見到馬拉度納是在2010年。彼時，馬拉度納作為主教練率領的阿根廷隊在南非世界盃上輸給了宿敵德國隊，他辭去了教練職務，回到阿根廷，在埃塞薩機場附近的阿根廷國家隊訓練基地召開新聞發布會。歐佔明作為記者在那裡等待了4個小時。他坐在記者席正中間。馬拉度納到來後，看了臺下的記者，對著歐佔明說——那個中國人，請讓一讓，你擋著攝像機了。「當時只有我一個來自東方的文字記者。」歐佔明說，「在會場裡很顯眼。」馬拉度納沒有接受任何採訪。他說了幾分鐘話便離開。那是他作為阿根廷國家隊主教練的最後時刻。
歐佔明曾在阿根廷生活多年，他為阿根廷人對於足球的熱情所震撼，同時他也熱愛探戈，是探戈的資深研究者。他覺得理解了足球和探戈，才能理解阿根廷。「阿根廷人歡樂的時候看球，悲傷的時候聽探戈。」這兩樣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阿根廷這個國家。
在擺滿探戈書籍的書架前，歐佔明在手機裡找到一段馬拉度納演唱的探戈視頻，播放給我聽。這是1988年的馬拉度納，他非常深情而投入地唱著探戈。「這首探戈很經典，馬拉度納唱得很好。」探戈的名字叫《孩子的夢想》（El sueño del pibe），歌詞描述的是一個在郊區踢球的孩子，突然收到一家足球俱樂部的邀約，請他到球隊試訓。孩子備感興奮，覺得自己離足球明星的夢想更近了一步——
有人在陋室門口敲門
郵差的聲音可以聽得很清楚
孩子帶著所有的渴望
飛快地跑到白色小門口
毫無停下來的欲望。
「媽媽，媽媽，」他大喊著走進母親身邊
母親奇怪地從池塘邊站起來
孩子又哭又笑地對她說
「俱樂部今天給我發邀約了」
親愛的母親
我要賺很多錢
我要成為巴爾多內多（旋風競技俱樂部球星）
成為一個馬蒂諾（聖洛倫佐俱樂部球星）
成為一個博耶（博卡球星）
西部阿根廷人俱樂部的夥伴們說
我的罰球次數會比偉大的貝爾納貝還多。
你會看到
當在球場上我的罰球在喝彩時
那將是何等美好！
那晚睡覺時，小夥子做了個夢
是他一生中最美的夢
球場上座無虛席，周日晴空萬裡
他最終首發出場。
離比賽結束還有一分鐘
比分還是0比0
他拿起球，內心非常平靜
凌空一射，皮球越過所有人，直面守門員
這一腳打破了平局的比分。
馬拉度納在唱這首歌的時候，將「巴爾多內多」的名字改成了「馬拉度納」。這首探戈由阿根廷詞作家雷納爾多·伊索作於1942年，幾十年之後，馬拉度納用自己的雙腳完成了對這首歌最好的詮釋。
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阿根廷對陣比利時，馬拉度納遭遇多名比利時球員圍堵
探戈
說起足球和探戈，歐佔明便滔滔不絕，他已經翻譯了好幾本關於探戈的書，現在正在寫一本關於卡洛斯·加德爾的書。卡洛斯·加德爾是阿根廷探戈的名片，他的《一步之遙》幾乎成為了探戈的代名詞。
卡洛斯·加德爾在1935年去世，但直到現在，阿根廷主流媒體都還時不時會報導他。他的歌沒有「過時」的概念，甚至許多阿根廷人如今都還在模仿他的時尚穿著。「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歐佔明說，「最近又有歷史學者寫了一本他（卡洛斯·加德爾）的傳記。」
歐佔明會回憶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佛羅雷斯區的公寓裡聽到探戈的日子。他在那裡知道了《一步之遙》《回歸》《你愛我的那一天》。他對探戈的認識最初來自加德爾。
探戈讓布宜諾斯艾利斯充滿往昔的懷舊氣息。
英國著名足球記者喬納森·威爾遜第一次去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便被此氛圍所打動。「這座城市有一種褪色的輝煌，時刻渴望著能夠舊日重來，哪怕魂牽夢繞的往昔大半已被神化。」
他享受那裡的美酒佳餚，並對當地人討論足球的方式深感興趣。「大多數阿根廷人消磨時間的方式似乎就是喝咖啡或飲馬黛茶，還喜歡邊喝邊侃侃而談，一切都逃不過他們的理論分析：政治、文學、足球……對許多人來說，僅僅取勝是不夠的，勝利的方式還必須符合特定的理念。」
他開始研究阿根廷，回望阿根廷在一張白紙上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國家。「理想主義的出現因此不可避免，而理想在現實面前的幻滅同樣不可避免——阿根廷搖搖擺擺於烏託邦主義與犬儒主義這兩個極端之間。」這是威爾遜的觀察，他不只是一個足球記者。
深入阿根廷的威爾遜有了新領悟：足球是這一個過程的核心，因為長期以來，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西班牙人還是義大利人，猶太人還是阿拉伯人，左派還是右派，對藍白間條衫的支持是團結社會各階層的惟一因素。「只要談到阿根廷民族性，國家隊的風格表現便成為了無可迴避的關鍵話題。」也許不僅在阿根廷如此，比如在我國，「懷念馬拉度納」讓年初因為疫情而撕裂的微信朋友圈暫時驚人地獲得了某種意見相似的「彌合」。
1982年，西班牙，馬拉度納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在與巴西隊的比賽中，馬拉度納因犯規吃到紅牌被罰下場
足球從來就不只是足球。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阿根廷的《圖片報》就提出過這樣的觀點：足球在阿根廷國民性格成型過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國民性格對阿根廷足球風格的影響。這很像歐佔明跟我多次提到的探戈對阿根廷國民性的塑造。這是深及靈魂的兩種阿根廷元素。
我聽了許多次歐佔明發給我的那首《孩子的夢想》。在西班牙語裡，孩子被稱為「pibe」。這是一個親切的稱呼。
大衛·戈德布拉特在他的經典著作《足球是圓的》裡說：「它（《圖片報》）經常語帶說教，每每發人深省，且自覺地使用新式詞語。最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種從歷史角度、用比較方式進行體育報導的新聞模式。」威爾遜激賞這樣的修史一般的寫法。在他看來，當歐洲的報紙只是在寫周末的一項取悅大眾的運動時，《圖片報》卻像是對待作家作品一樣對待一場比賽。
從1920年代開始，探戈在阿根廷進入了「新時代」，也被稱作「德卡羅時代」。探戈的經典之作開始形成並流傳。與此同時，阿根廷的媒體同樣在「靈魂」的深度上探討阿根廷足球。
彼時，《圖片報》的主編是烏拉圭人裡卡多·洛倫索·羅德裡格斯，他的筆名——博羅科多——更為人所知。拉普拉塔河位於烏拉圭和阿根廷之間。博羅科多研究足球多年，形成了拉普拉塔河足球發展的理論。1928年，他曾在文章中寫道：「隨著時間的流逝，盎格魯—薩克遜人在足球界的影響力完全消失，冷漠的黏液氣質被更加激動不寧的拉丁氣質取代，這是合乎邏輯的……拉丁氣質與英國氣質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那麼一成不變、紀律嚴明、有條不紊，因為拉丁人不會犧牲個人主義來維護集體價值。」
20世紀20年代，美國處於大蕭條時期，好萊塢電影提供了某種逃避現實的手段。在世界範圍的工業化進程中，足球在阿根廷的作用和許多足球強國相似——個人可以藉助足球場作為造夢之地，暫時逃離枯燥的工廠生活。這就是為何工業發達的地區會有更多的踢球者，貧民窟更多足球愛好者。
視足球為神聖事業的博羅科多在1928年提出，應該為踢球的小孩（pibe）建一座塑像，而且，他對塑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個pibe，臉蛋髒兮兮，滿頭梳子無法馴服的亂發；眼睛像是會說話，眼神聰慧，狡猾，左顧右盼，注目的時候眼內波光流動，似乎預示著即將發出惡作劇般的大笑，然而唇間卻不露笑意，嘴裡細碎的牙齒可能已被隔夜（幹硬）的麵包磨損。他的褲子上粗糙的補丁疊補丁；背心則是阿根廷的藍白間條，領口很低，因為穿得太久，出現無數鼠咬般的小洞。一條綁在腰間的布料像肩帶一樣穿過胸膛，用作褲子的背帶。膝蓋上布滿結痂的傷口，沒有感染全靠老天眷顧；赤著腳，如果有鞋的話，那麼腳趾上的破洞證明他穿這雙鞋射過太多次門。他站立的姿勢必須很特別，看起來好像正在盤帶一個破布球——這很重要：不能是別的球。必須是碎布做成的球，最好用一隻舊襪子捆起來。如果豎起這座紀念碑，一定會有很多人向它脫帽致敬，好像進入教堂要脫帽致敬一樣。
喬納森·威爾遜認為博羅科多細緻入微的描述闡釋了阿根廷足球的精髓：一個正處於人生過渡期的「pibe」形象頃刻鮮明起來，這個調皮蛋狡詐精明又魅力十足。「足球也被確立為一種可以讓童年永駐的運動，是對頑童氣質的固化，踢球者因此被免除了（成人的）責任——甚至可以說是受到鼓勵，永遠不要長大成人。」
看到這裡，我們會被1928年的博羅科多所震驚，他像從未來回來一般，幾乎分毫不差地刻畫了阿根廷足球的一位「pibe」，並同那首同樣寫「pibe」的《孩子的夢想》一樣，預言或激勵了阿根廷偉大足球運動員的誕生。現在我們知道，這位「pibe」叫迭戈·馬拉度納。此刻，全世界熱愛阿根廷足球的人在向他脫帽致敬。
1986年6月29日，阿根廷隊在墨西哥世界盃決賽中以3比2戰勝西德隊，馬拉度納（中）高舉大力神杯
自由人
現在來看看這位出生於1960年的「pibe」對於童年踢球經歷的描述：
我從小就喜歡踢球，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喜歡玩球，的確不知道。我踢球是從踢後衛開始的，我從小就喜歡當「自由人」，即使現在也喜歡踢「自由人」，儘管現在人們擔心我的心臟會出問題，不讓我碰球。當「自由人」你可以從後場看到一切，整個足球場就在你的前面，你控著球，「往左！」我們就跑向左邊，「往右！」我們就跑向另一邊，你就是全隊的靈魂。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們管他媽什麼「自由人」不「自由人」，就是一個勁地跟著球跑，把球控在腳下，踢它。對我來說，踢球是唯一的樂趣。這種感覺我一直都有，直到現在也是這樣：給我一個球我可以盡興地去玩，我要宣洩自己，要取勝，要踢得漂亮。
此時的馬拉度納有的是「pibe」對足球的天性，但他身處的環境無限地激發了這樣的天性。這有足球的環境，也有阿根廷的環境。
他小時候在回家的路上，總在那「七個小球場」踢——那是幾個大的牧場。雖然是泥地，跑起來灰塵飛揚，但就好像「我們在溫布利球場頂著濃霧踢球」。他的父親所在的紅星隊和另外一支三面旗子隊就在這裡踢球，就像「博卡和河床」。
馬拉度納感激自己的父親，不只是足球。「我很感激自己的父親，我從來沒有缺少吃的。所以我才有健壯的兩條腿，儘管我比較瘦小。我們那裡的許多家庭的孩子不是每天都能吃飽肚子的，他們比我更容易感到累，這樣我就顯得與眾不同：我吃得飽，我的雙腿很有力。我沒有想過，從來沒有想過，我生來就是踢足球的，會成為我現在這個樣子。的確，我有我的夢想，我夢想出現在電視上，當我已經有名的時候我說我的夢想是踢世界盃，要讓阿根廷隊成為世界冠軍。但這是所有孩子的夢想。」
這是60年代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在足球夢想上，跟現在沒有太大差別。「去一趟布宜諾斯艾利斯，如果不看一場球賽，跳一場舞會，還真是白去。」歐佔明說。
足球和探戈是最容易讓阿根廷人追懷過去的憑藉，並以此確立「現在」。用喬納森·威爾遜的話說則是——阿根廷籠罩著一種「本來可以這樣闊」的追悔，籠罩著因預期的榮耀未曾發生而引起的沮喪和悲涼。「事實上，唯有在足球領域，阿根廷早期表現出來的潛力才未被辜負，或許這正是阿根廷人嗜球如命的根本原因。」威爾遜的分析獨到而精闢。
儘管阿根廷已經30年未嘗世界盃冠軍之味，但放到更長的時間和更廣的領域中，足球確實並未辜負阿根廷太多。一個2500萬人口的國家，拿過兩屆世界盃冠軍、3屆亞軍，14次美洲杯冠軍。在俱樂部層面，也曾24次舉起解放者杯。在世界範圍內，被稱作「球王」的原本只有貝利和馬拉度納，現在有了第三個——梅西。
2010年7月3日，在南非世界盃四分之一決賽後，阿根廷隊主教練馬拉度納（左二）在比賽後安慰球員梅西（右二）。阿根廷隊以0比4負於德國隊，無緣四強
球王梅西和球王馬拉度納在阿根廷人眼中，還是差著量級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梅西沒為阿根廷捧回過世界盃冠軍。尤其是像1986年那樣，以「一個人的世界盃」的方式捧回冠軍。這樣的奪冠方式放到全世界足球運動員中都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一個國家因為足球而獲得了一切。
而在此之前，馬拉度納在和梅西相仿的年齡，卻沒能跟隨主教練梅諾蒂參加在阿根廷本土舉行的1978年世界盃。「我媽媽在哭，我爸爸也在哭，我幾個弟弟和姐姐都在哭。他們對我說，我是所有人中間踢得最好的，他們讓我不要著急，說我以後將會踢上五屆世界盃……說歸說，但是他們還是在哭。這是最令我傷心的事，那一天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悽慘的一天。我發誓，我一定要勵精圖治，進行報復。」
雖然無法贊同「瘦子」教練梅諾蒂在1978年的選擇，但馬拉度納欣賞梅諾蒂的執教風格，並認為這就是阿根廷的風格。這是博羅科多在20世紀20年代就曾描繪過的風格。
「阿根廷足球自成風格，而這種風格迫切地需要我們去恢復。我將阿根廷風格簡單定義為梅諾蒂風格。我想說的是，當我們真正開始能夠和國際上其他強隊抗衡的時候，正是梅諾蒂開始認真帶隊的時候，那是在1974年，也就是說在1978年世界盃前就已經開始了。」這是馬拉度納的回憶。
彼時的阿根廷正處於軍政府時期。足球受到軍政府關注。軍政府認為勝利能夠提升愛國主義。「軍政府不喜歡探戈，庇隆下臺後，探戈在走下坡路。」歐佔明說，「你知道阿根廷的『骯髒戰爭』麼？許多阿根廷人都消失了，更別說探戈了。」
1978年阿根廷世界盃前的梅諾蒂，對球隊周圍的口號感到不安。他強調：「我們只是踢球，不是保疆護國。」他覺得最重要的是為阿根廷偉大的足球傳統而戰。
梅諾蒂在一直倡導阿根廷足球風格的《圖片報》上闡釋了他的足球理念：
我們不能有這種觀點，那就是要贏球，我們必須像歐洲人那樣踢。認為我們的體格不足以應付他們是錯誤的。當我們和他們踢友誼賽的時候，我們注意到我們的防守在他們技術球員的進逼下苦苦掙扎：我們缺的不是速度或力量。
我決心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塑造球隊：控球、輪換和無休止的進攻，並以一名極其聰明的中場指揮家來平衡……沒有進攻意願的防守毫無難度，你龜縮在後場就是了。我們不打算僅僅踢一屆世界盃，我們要贏一個世界盃。
阿根廷人在雪花飛舞一般的紙片中第一次捧回了世界盃。奪冠之後，梅諾蒂辭去了國家隊主教練職務。接替他的是比拉爾多。這是兩位足球哲學迥異的教練。「整個國家都忙於掃除軍政府統治下的實用主義，以一種理想主義的態度擁抱民主政治，國家足球隊卻改弦易轍，從梅諾蒂（公開承認）的浪漫主義，轉向一個只顧結果、不擇手段的人。」這是威爾遜的分析，「從各方面看，比拉爾多上任後的八年是阿根廷足球苦苦掙扎的八年。國家隊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十年的勝率像1981-1990年間那麼低——但就在這十年內，阿根廷兩次打入世界盃決賽，一次奪冠。」
取得不可思議成績的關鍵人物顯然是馬拉度納。如同許多次世界盃一樣，1986年的阿根廷隊在賽前並不被看好。唯一的變數就是馬拉度納。要知道，當時正從肝炎中恢復的馬拉度納已經有三年沒代表阿根廷國家隊踢過球。但比拉爾多則確認，馬拉度納是墨西哥世界盃唯一肯定首發的球員。
阿根廷與英格蘭的四分之一決賽成為了世界盃史上最著名的比賽，被不同國家的解說員用不同語言傳頌至今，成為足球運動最為精彩的瞬間。馬拉度納後來是這樣說的：
儘管我們在這場賽前常說，足球與馬爾維納斯群島的那場戰爭沒有任何關係，但是，我們知道許多阿根廷年輕人死在了那裡……我們這場比賽是一場報復……在某種意義上是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我們在比賽前都表示，不要把兩件事混淆起來，然而，這是自欺欺人。我們不能不想到這件事。
連過五人的進球，是馬拉度納在孩童時代就夢寐以求的。「我們在農村小球場做類似的動作時，我常說，這樣我們就會讓對手暈頭轉向，神魂顛倒……事實是，我也說不清楚，當我再回過頭來看這個球的時候，當年的夢想實現了，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馬拉度納實現了一個個「報復」之舉，他登上了墨西哥世界盃的冠軍領獎臺，他將足球帶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了那個在幾十年前被足球和探戈共同預期的「pibe」。
1990年8月7日，1990年義大利世界盃決賽，阿根廷0-1不敵德國，馬拉度納試圖突破布赫瓦爾德（左一）和馬特烏斯（右二）的防守時被絆倒
一步之遙
1986年，在時任阿根廷總統阿方辛的安排下，馬拉度納手持大力神杯，在玫瑰宮的陽臺上跟民眾見面，他感到自己就是胡安·多明戈·庇隆。「一直以來我都是庇隆的支持者，為了繼承我母親的遺志，也為了艾薇塔，我也會一直支持他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由於我們有些大男子主義，所以我們所有人都只是在說庇隆這樣，庇隆那樣，我們卻忘了艾薇塔也是偉大的人物，非常了不起。」馬拉度納曾在他的自傳裡回憶。
馬拉度納熱愛庇隆主義，他說，「如果哪一天我從政了，我一定會選擇這個陣營。」
在北京三裡屯的一家火鍋店，歐佔明說起了庇隆主義。「阿根廷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這個國家的政權在左右搖擺，一會兒左，一會兒右。現在阿根廷的政府是左翼，上一任政府是中右翼。阿根廷最核心的意識形態是庇隆主義，一直被解釋為第三條道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外的道路。這是阿根廷特色。庇隆在1946年上臺，二戰期間，推廣他的意識形態。庇隆主義是要扶持工人階級，主張增加福利，企業賦稅很重。強烈的保護主義，保護本國的企業和勞動者。阿根廷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工會的權力非常強大。強大到只要工會開口，企業就沒法不聽。阿根廷的罷工特別多。」
馬拉度納喜歡跟底層人站在一起。他會說自己代表「南方」。他在俱樂部取得巨大輝煌的那不勒斯隊是南方的球隊。「對於強大的義大利北方來說，我和那不勒斯隊簡直對他們出了一記重拳，可以算是一場暴擊。不止那不勒斯，一直往南，整個義大利南部都愛我。所有貧窮的南部人民都愛我。我就是他們的旗幟，一面代表貧窮的南方對抗強大的北方的鮮明旗幟，這面旗幟代表著貧窮的南方人打敗了富有的北方人。」
馬拉度納是拉美許多左翼領導人的朋友。他的胳膊上文著切·格瓦拉，腿上文著菲德爾·卡斯楚。
他喜歡古巴，喜歡哈瓦那。他在那裡戒毒、減肥，重新回歸生活。他的回憶錄都是在哈瓦那開始寫的。「晚上，當我學著抽哈瓦那雪茄的時候，我便開始回憶過去。當一個人心境坦然，儘管犯過錯誤卻不感到後悔的時候，回憶往事是件十分愜意的事。」
2005年10月26日，古巴哈瓦那，菲德爾·卡斯楚在錄製阿根廷足球明星馬拉度納的電視節目「十號之夜」時與他一起玩球
馬拉度納對第一次和卡斯楚的見面記憶猶新：1987年7月28日星期二。卡斯楚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接見了他。「我當時緊張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卡斯楚對馬拉度納講了一件令他吃驚的事：他說他當年踢足球時，是「極右」（註：踢的右路）。於是，馬拉度納對他開玩笑說：「怎——麼？你是『右派』，你應該是『左翼』嘛。」卡斯楚送給了馬拉度納他戴的軍帽，並籤上名字。
這些交往更能影響馬拉度納。他的感性遠遠高過理性。每次世界盃他都在看臺上供應各種「表情包」和誇張的動作。他是一個情緒奔湧之人。
1994年美國世界盃小組賽D組阿根廷4-0擊敗希臘，馬拉度納和雷東多慶祝進球。這也是他在世界盃上打入的最後一個進球
2014年，是阿根廷國家隊在馬拉度納退役之後，離世界盃冠軍最近的一次。超過十萬名球迷去往鄰國巴西觀戰，總花銷約為2億美金。這對於債務累累的阿根廷來說，外匯儲備因此進一步縮減，對比索的匯率造成極大壓力。
在過去的這些年，投資者拒絕接受阿根廷政府債券違約造成的巨大損失，同時，阿根廷政府也不肯免去他們多年的盟友古巴的債務。
在馬拉度納剛開始為足球之路努力的1973年，菲德爾·卡斯楚領導的古巴政府從阿根廷借款12億美元，用於購買阿根廷生產的汽車。由於資金缺乏，古巴很快就停止了償還債務。利息越滾越大，而古巴在1984至1989年間又借了更多的款項……
不知道馬拉度納在跟他的左翼領導人朋友們交往的時候，會不會想到這些數字。他的一生看上去對比分牌上的數字更敏感。這些複雜的數字大概超出了他理解的範圍。他可能連自己私生子的數字都不太清楚。在他死後，他的私生子們又開始冒了出來，就像他會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將皮球一次次送入球門。
北京的冬天，太陽過早地西墜了。看著手機裡不斷更新的馬拉度納去世的新聞，就像阿根廷作家羅伯特·阿爾特筆下描述的那些渾濁而迷人的片段：「一束陽光從半開著的鑲著不透明玻璃的門射進來，仿佛一條硫磺棒，將黛青色的氛圍切成兩半。」
在結束這篇告別馬拉度納的文章之前，我又聽了一遍《孩子的夢想》和《一步之遙》。馬拉度納的人生仿佛從前者開始，終結於後者。
《一步之遙》（Por Una Cabeza）的音樂穿過窗戶，漫入一片黛青色：
神氣的馬兒總是一馬當先，
不緊不慢，先行一段，
當它回頭時，
似乎要說：
別忘了，哥們，
你知道，賭博這玩意兒可不能玩。
……
受夠了跑道，
一個賭局完了，一個鬧騰的結局我已經不去看了。
但是如果還有哪匹馬在周末能讓我贏一把，
我將押上全部身家。
要不然我還能做什麼！
馬拉度納如同不羈的馬兒，用盡各種技巧，跑完了他真實的一生。再見，迭戈·阿曼多·馬拉度納。
（參考資料：《我是迭戈——馬拉度納自傳》《馬拉度納自傳——我的世界盃》《探戈——社會見證者》《探戈藝術的歷史與變革》《髒臉天使——足球阿根廷史》《阿根廷正義主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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