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臨床患者真實需求，為更多患者帶去生命之光，才是我們不斷努力創新技術和產品的動力源泉。」
「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
創新，源自患者需求。浙大二院王建安教授的創新源泉，來自患者對生命無限渴望的真實需求。
從學習微創換瓣技術，到形成「杭州方案」，王建安教授帶領團隊一路「跋山涉水」，用創新技術和產品，勇敢迎接中國瓣膜介入浪潮。
7月27日，CHINA VALVE(HANGZHOU)2020大會現場，王建安教授直播——「聽全球名家講瓣膜創新的故事」。
「快不行了，我們真的不抱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了。」2013年，浙江嘉興的費大伯被送到浙大二院時，已命懸一線，女婿講起當時發病的情形，依然感慨萬千。
「患者被送來時非常脆弱，是家屬抬進醫院的，人很消瘦，整個皮膚是黃的，腹水導致肚子很大，全身浮腫。預計生存期可能也就3-4個月，可以說已經被下了死亡判決書。」王建安教授回憶道。
當時，費大伯的身體很差，不但白天不能平躺，連晚上也需要靠坐在床上，全身浮腫和黃疸，身體多處潰爛，已經無法接受外科手術治療，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但人生就是這麼奇妙，就在費大伯絕望之時，他遇到了王建安教授團隊，事情出現了轉機。王建安教授團隊運用了一種前沿的手術方式——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TAVR)，及時挽救了他的生命。
主動脈瓣是人體最大的血管——主動脈與心臟連接的門戶，這扇「門」每天開閉約10萬次。「門」在長年累月的使用下，「折舊」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打不開或關不攏的情況。「門」一旦壞了，直接影響到血流通暢，加重患者心臟負擔，最後引發心力衰竭。
按常規治療方法，這些「心門」損壞的患者需開胸進行瓣膜置換手術，但有不少患者因身體狀況原因，不適宜接受外科手術。
2010年，王建安教授得知歐洲開始了一種新的技術，他告訴患者：「國外有技術了，我們總有一天會掌握。」
但還是有很多患者在等待的過程中，離去了。「當患者需要你救他時，你卻沒有辦法。」這可能是作為醫生最大的「痛」。
與死神搶時間、為患者謀福祉的緊迫感，驅使王建安教授迫切地想要掌握這項技術，並下決心要把國內的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做起來，為患者帶去重生的希望，帶去生命之光。
2010年，王建安教授在英國倫敦橋邊上的一家醫院裡第一次觀摩了一場瓣膜介入手術。「連續呆了兩三天，一有手術就在旁邊琢磨、觀看。」王建安教授說，「從倫敦回來後，我們想更早開展，但當時國內拿不到器械。直到2012年底，終於拿到了器械。」
成功沒有捷徑可走，唯有不斷地磨合和練習。
經導管換瓣是一整個團隊的工作，需要心血管內科、心臟大血管外科、超聲科、放射科和麻醉科等多學科團結協作，事先制定周密的診治計劃。儘管在歐洲觀摩學習過，但畢竟沒有實踐經驗，對於一個團隊來說，開展一項全新的技術，從病理分析、影像到操作的每一步都要保證不出錯，是非常難的一個過程。
「記得在第一臺手術之前，我們練習了幾十次，每一個角色都充分磨合、預演，這種反覆推演的過程是確保手術成功的最重要『法寶』。」
「我們通過血管介入，解決了過去需要開胸破肚才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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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教授說，通過導管建立通路，把瓣膜放入恰當的位置，很神奇地就把「心門」換了。
這是王建安教授帶領團隊做的第一例TAVR，這種具有創傷小、風險低、恢復快、無疤痕等優點的技術，為心臟瓣膜病患者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治療方法和選擇，為失去外科手術機會的患者帶來了重生的希望。
7年沉澱，TAVR在浙大二院快速發展。
「患者的支持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王建安教授感慨，「有些患者很脆弱，家屬就對我們說，無論如何只要你們積極搶救，我們就值了。這是對我們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
為了能更好更快地救助患者，從早期一臺手術需要兩個多小時，到現在正常只需要二三十分鐘，王建安教授帶領團隊攻堅克難、勇往直前。
「要根據中國人的解剖特點和現有的社會架構，研發比較適合中國人的瓣膜和技術。」
時代是出題人，我們是答卷人。把解決患者需求當成一場大考，答好「更好為患者服務」這張考卷。
如今，王建安教授的團隊相互之間充滿默契，團隊成員抱著齊心合力為患者服務、減少併發症的目標，制定了一套簡之又簡、精之又精的流程，並為之全力以赴。
雖然團隊成員來自不同崗位，日常工作任務繁重，但只要有患者需要做TAVR，團隊成員就會克服工作上的困難，匯聚起來迎接「戰鬥」。
在手術過程中，王建安教授常感覺不太順手，瓣膜會往下滑。「後來就琢磨不對，兩個門葉和三個門葉不一樣，我們學的都是西方人的經驗，他們的患者大多是三個瓣葉，很多方法對中國患者來說並不適用。」
西方國家接受TAVR的患者中，僅有3%至9%的患者存在二葉式主動脈瓣狹窄的情況。不同的是，我國此類型患者佔比高達40%至50%。
在傳統的TAVR中，如果說瓣膜是「心門」，瓣環就是「門框」，醫生會按照「門框」大小來選「門」的尺寸。但臨床實踐中，這樣選定的人工瓣膜，為二葉瓣患者置入後，瓣膜周圍常常出現漏血，或需要安裝起搏器，甚至導致患者術後死亡率上升。
擺在王建安教授面前的難題是：要麼放棄這部分患者，要麼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一個重要的發現，往往都是當初一剎那間的想法改變。王建安教授選擇了迎難而上。他把過往的全部病例拿出來研究。
「之前我們是按照『門框』來選的，這是不對的，應該按照『門框』上面的大小，因為不太可能把『門框』上面那麼重的鈣化打開到和『門框』一樣大，比『門框』小，就會擠。」
「不按門框選，那按哪選？」 王建安教授的學生問。
「門框上面怎麼評估？」王建安教授說道。
發現問題後，王建安教授和團隊將二葉瓣患者手術的技術突破，作為科研主攻方向，想方設法開展方案評估門框上的結構大小，產生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
2018年，王建安教授團隊首次在國際上提出「基於瓣上結構的選瓣策略」，這就是讓中國引以為傲的「杭州方案」，非常有效地解決了相當一部分二葉瓣患者的問題。
「『杭州方案』還需要不斷完善，對二葉瓣當中的一部分患者非常合適，但仍有一部分患者的問題解決不了，還在不斷的改進當中。」 王建安教授說。
「研發能夠回收置入的瓣膜，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夢想。」
醫生很多時候需要有發明家的思維。現代醫學的進步都是「腦洞大開」帶來的，很多傑出的設計來自工程師人才和醫生的理念碰撞，從而產生了很多新產品、新方法。
一個靈感的觸動，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設計理念，在手術方式上可以有很多思考，其中down size就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理念。down size是瓣環選擇縮小，實時用球囊去評估瓣上結構，可能會使得尺寸選擇更加合理。它有一個非常好玩的地方是釋放點和以往不太一樣。
目前，國內所有的上市瓣都是一代瓣，所謂一代瓣就是只有一次機會，一旦打開，不可能收回，如果不合適，只能釋放，所以萬一沒有能夠一擊而中就要套第二個進去，形成瓣中瓣，這個過程當中會產生很多風險。
基於此，王建安教授團隊和工程師團隊一起努力，開始研發中國的第二代瓣膜。研發過程是艱辛的，任何一個新產品從發明到臨床都需要無數次的模型試驗、動物實驗，白天工作忙沒時間，很多實驗只有晚上做。反反覆覆經過無數次實驗，直到臨床應用之後，還在不斷改進。最終，王建安教授團隊成功研發出了中國首個可回收瓣膜系統VenusA Plus。
「對我來講，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思考怎麼把病人治好，把手術做好。」
王建安教授團隊的每次正式亮相，一定能夠有新的東西讓大家眼前一亮。對於王建安教授來說，創新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對更多治療形式和手段的勇敢探索。
就在7月23日，王建安教授帶領團隊成功完成全球第一例經股靜脈二尖瓣修復（Dragonfly）手術，標誌著我國在二尖瓣介入治療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人要經常覺得自己不行，才能更快進步。」王建安教授對年輕醫生建議道。
把學術的變成大眾的，把傳統的變成現代的，把經典的變成流行的，把民族的變成世界的。
一個小時的「聽全球名家講瓣膜創新故事」直播，讓我們感受到10年的中國瓣膜路，以王建安教授為代表的新時代心臟瓣膜人他們自身就有著一種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感。
「學術是交流起來的。」
CHINA VALVE(HANGZHOU)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臺，讓大家在這裡能學有所成、學有所獲，激發起對研究的熱情。
CHINA VALVE(HANGZHOU)是世界級的學術盛宴，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應，越來越能夠築巢引鳳，讓更多優秀的專家願意到這來展示自己。
「可以說全世界最好的中心都來進行手術演示，全世界最好的專家在線做了分享，大家共同獻藝、獻技，這是難得的機會，大家一定不要錯過。」王建安教授特別強調。
希望CHINA VALVE(HANGZHOU)能夠為那些準備開展瓣膜介入的中心帶來全新、系統的培訓機會；對已經開展心臟瓣膜介入的中心能夠帶來技術快速提高飛躍的機會；更要為那些已經成熟的心臟瓣膜介入中心帶來更多經驗分享和技術交流的平臺，最終讓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瓣膜病患者因此而受益。
關山初度塵未洗，策馬揚鞭再奮蹄。中國瓣膜經過10年發展，已經煥發出了蓬勃生機，但仍需鼓足繼續「跋山涉水」的精氣神，創新前行。
文章來源 | 嚴道醫聲網
編輯監製 | 浙大二院 宣傳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