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寄生蟲》橫掃本屆奧斯卡以來，關於影片討論的聲音從未停歇。
前段時間，川普更是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對《寄生蟲》獲獎的強烈不滿。
負責《寄生蟲》的北美發行公司則在社交媒體上回應川普：「可以理解，他不識字。」
無論外行還是內行，無論北美還是他國。
人們即便對韓國電影獲獎有再多的偏見，找出多麼刁鑽的批判視角，但依然無法忽視韓國電影產業發展的蓬勃之勢。
《寄生蟲》不過是這種勢頭的代表之一。
2020年，韓影同樣驚喜不斷，今天聊的這部尤其如此——
南山的部長們
The Man Standing Next
影片《南山的部長們》此前連續兩周蟬聯韓國電影票房冠軍，是今年韓國賀歲檔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現象級佳作。
在韓國Naver網站上，觀眾給它的評分是8.48。
豆瓣評分8.2。
雖說影片的整體質量並不能達到《寄生蟲》的高度，但這部電影的尺度卻十分驚人。
這讓鄰國的我們，在驚嘆之餘又不得不服氣。
而這種創作的自由度，恐怕連美國同行們也是望塵莫及。
電影《南山的部長們》根據同名紀實小說改編而成。
原著小說於1990年起在韓國《東亞日報》連載了長達2年2個月，後集結成冊出版，在日韓地區成為暢銷書。
作者金忠植曾兩次獲得韓國記者獎。
故事講述的是韓國歷史上震驚世界的「暗殺樸正熙事件」——
1979年10月26日，時任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的金載圭在首爾宮井洞暗殺時任韓國總統樸正熙及其親信車智澈等人的突發事變。
這起事件看起來並不複雜，但其背後的原因卻引發諸多思考。
殺人者是被害者的親信，一切都是那麼突然。
或許正是這種原因，才為後世的小說與影視化改編提供了諸多的想像空間。
影片《南山的部長們》以刺殺事件為依據，重新創作了事發前的故事。
雖說創作者聲明了其中的想像成分，但這部影片的寫實感依然很強。
影片背景設置在了1961年，這一年，樸正熙通過發動政變當上了韓國總統，自此開始了他長達18年的執政生涯。
在樸總統掌權的同時，他建立了一個情報機構——中央情報部。
中央情報部具有凌駕於憲法之上的絕對強權，其部長直接聽命於總統，是大韓民國的二把手，被人們稱為「南山的部長們」。
影片開始的時間點即是刺殺事件發生的前40天。
流亡海外的韓國中央情報部前部長樸龍閣現身美國華盛頓。
樸龍閣以證人身份出席了聽證會，他聲稱自己掌握了韓國總統的大量罪證，要將其罪行書寫出來，公布於眾。
此時，現任的韓國中央情報部金部長已是焦頭爛額，他準備前往美國低調解決此事。
金部長與其上一任樸部長是當年一同打江山的戰友。
在金部長的勸說下，樸部長將其書寫的罪狀手稿交給了他。
這部手稿總共只有兩份，另一個備份在美國FBI的手中。
樸部長正是出於絕對的信任，才把自己的手稿交給金部長。
他深信自己不會死在金部長的手中，可結局卻出人意料。
這次會面，樸部長還道出了另一則內幕。
他向金部長透露，樸總統還有個私人的情報處，負責替其洗錢及處理一些隱蔽事務。
樸部長說，外界普遍認為中央情報部長是二把手，事實上另有其人。
因為樸總統並不信任他們。
金部長回國後的經歷似乎也印證了樸部長的說法。
因為，他很快就遭到排擠。
總統警衛室長郭中領是個典型的大老粗，遇到問題只會想著以暴制暴。
由於職位的原因，他日常會跟隨在樸總統身邊，兩人關係也日漸密切。
郭中領時常在公開場合對金部長的工作指手畫腳。
加之總統被竊聽等事件的發生，讓郭中領抓住了金部長工作上的短板。
郭藉此質疑金的工作能力，並經常在總統等人面前對他破口大罵，侮辱其人格。
此外，郭中領還安插了很多自己的親信在總統身邊，遇到商討問題時，金部長几乎沒有任何發言的機會。
郭中領和樸總統甚至會當著他的面說悄悄話，此中滋味，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金部長還被人利用，成了權力階層借刀殺人的工具。
在處理前中央情報部樸部長的問題上，樸總統以談心的方式示意金部長要有所作為。
金部長為了挽救自己被日益邊緣化的危機，搶在郭中領之前，派人殺害了樸部長。
然而，縱使金部長出賣了戰友的性命，也未能換得樸總統賞識。
後者反倒在事後責怪他的所作所為。
影片通過兩任情報部長的相似遭遇，刻畫出掌權者的醜陋和陰險。
「你身邊不是有我嗎？按你想的做。」
一句本該讓人感到信任的話語，實則是掌權者欺騙下屬的「金句」。
同時，也把無知的被欺騙者推向了不可逆轉的人性深淵。
此後，金部長的處境愈發艱難。
樸總統的公開活動不帶他，私下聚會也躲著他。
郭中領憑藉和總統的親密關係，表現得越來越囂張。
在重要的決策會議上，將金部長說得一無是處。
在身負多重壓力之下，斯文儒雅的金部長最終還是爆發了。
1979年10月26日，樸總統邀請金部長和郭中領一同參加晚宴，想藉機緩和兩人之間的矛盾。
樸總統覺察到了金部長近段時間以來的情緒波動，也想寬慰一下對方。
在舒緩的歌聲中，金部長與樸總統回憶起當年的雄心壯志。
而郭中領卻仍在一旁罵罵咧咧。
金部長忍無可忍掏槍射向郭中領，隨後又將槍口對準了總統。
事件發生後，經過當時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場意外事件」。
據說，直到今天，韓國國內對這起事件依然有不少陰謀論的說法。
但除了「意外」，所有的假設都是無據可循的。
影片在表現殺人動機方面沒有刻意渲染當時的時局因素，而更多的是從細微之處刻畫出了這起激情殺人事件的始末。
此外，本片中的一些劇情設計看似是電影化的表現手法，實際上也能找到現實依據。
像對前情報部長被殺細節的展示等。
這些細節一方面讓人重溫了歷史，一方面也能讓觀眾通過事件去反思一個時代。
要做到這一點，毫無疑問，創作的自由度對於一部影片來說將至關重要。
2019年，韓國電影迎來了自己100歲的生日。
恰逢此時，影片《寄生蟲》先後在坎城和奧斯卡摘得大獎。
這份至高榮譽不僅屬於電影主創，它更是對韓國電影人一百年來不懈努力的認可。
文在寅在青瓦臺宴請《寄生蟲》主創時就表示：
「支持的同時，絕對不會幹涉。」
在韓國電影步入嶄新的一百年之際，這句話猶如官方給創作者們打的一管興奮劑。
難怪大家笑得那麼開心。
看著他們的電影業蒸蒸日上，說不羨慕，那是在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