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女士是本次調研的訪談對象之一，她祖籍天津，在來到日本之前，曾在湖南某高校裡擔任了七年講師。1998年，由於丈夫的工作調動，她跟隨丈夫來到了日本，至今已有二十一年。初來乍到之際，由於語言不通，再加上需要照料孩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家庭瑣事，C女士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待業的狀態。
「我日語是一個字都不會就來了，所以當時最重要的事情就要先學語言，不然在超市連洗髮水都買不了。我跟大家說，可能大家會笑，我當時學日語的一個重要渠道是NHK電視臺專門面向聾啞人的手勢窗口，它有字幕出來我也聽不懂，但是我看得懂（手勢）啊，對吧？」今天，C女士已經能夠以自嘲的方式輕描淡寫剛來日本時所經歷的語言難關，但個中辛酸卻是無法輕易抹去的。
前往池袋的電車。本文圖片均由南京大學「中國人在日本的社會適應與社會融入狀況調查」科考隊提供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赴日華人的數量逐年攀升，然而尚未建立起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華人同鄉組織。在池袋，沒有親戚朋友的支持，也沒有來自團體與組織的關懷，當在生活上遇到困難時，C女士只能和丈夫兩人共同承擔。
「我們來日本是外國人，要比日本人付出十倍的努力才能和他們過同樣的生活。」C女士坦言，自己作為日本社會中的「他者」，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克服制度上的障礙，以維持較為穩定的生活。為了降低孩子融入的客觀阻力，也為了下一代更為長遠的發展，她最終還是選擇了歸化，加入了日本國籍。
當談話進行到這裡時，她長嘆了一口氣。「當時選擇真的是很難，那個時候就想，我換了日本國籍不成日本人了嗎？心裡的結一直解不開……現在我想開了，我是日本國籍，但是我是中國人……在中國長大的，所以我們對中國的感情那是移動不了的。我是中國人，我到哪裡都是說中國人。」
社會學家吉登斯曾言，當全球社會以理想化的民族-國家形態進行秩序的整合時，假使國家、民族、文化三者的邊界都彼此重合，個體在進行自我歸類的過程中就可以免遭所謂「本體性安全危機」。
然而現實世界中的地理與文化邊界之間往往存在著實然上的錯位，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當下，個體跨越傳統的地理疆界進行自由遷徙逐漸成為一種常態。與此同時，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傳統敘事逐漸被消解，以民族國家為參照系的公民身份也因此越來越受到侵蝕。
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提出，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身份不再僅僅指代由公民權利確立的身份，同時也指文化民族的歸屬感。前者沿襲了公民身份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強調公民面對國家政權系統或統治組織所享有的權利以及承擔的義務，而後者則強調公民自身在文化與心理屬性上的偏好，更多的是對歷史命運共同體的一種眷戀與認可。
實際上，當前也有許多像C女士一樣完成國籍身份歸化的在日華人，他們對於自身的身份認同更多地還是立足於某種文化層面的親和性，制度層面的身份變更更多地是為子代未來順利在日本發展做鋪墊。當然，也有少數受訪者表示，選擇歸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
時至今日，C女士已經順利完成了生活和角色的過渡與轉換，並開始在中日友好協會擔任中文教師，教當地的日本居民一些簡單的中文。
她表示自己從事志願者活動的動力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我不能夠給中國人丟臉」，因為她認為個體的每一次交談與行動都會形塑當地人對華人群體的印象。另一個則是善意的循環，C女士在初來乍到的困難時期，得到了一些日本人的幫助，「我現在有餘力了也該去幫助別人。」
對於大多數受訪者而言，他們對於中國依然保有深厚的情感，這種文化背景也成為了他們在身份認同、人際交往和社會生活中做出選擇的重要動機。
已經選擇歸化的華人也大多沒有刻意淡化自己的華人身份，而是在積極地調整自身的生存姿態以適應當下的現實處境，並且用具體的行動繼續發揚自己的中國品格。
國籍與文化：對身份認同的代際期待具有雙重特徵「我們這一輩人的一種情感，但是孩子那一輩又是另外一回事。」C女士在談到子女時如此說道。
「我們住的那個小區華人很少，他（C女士的孩子）班上絕大多數都是日本當地的學生，他的朋友也幾乎都是日本人。」「現在孩子整個交往的圈子就和我們那時候完全不一樣了，他的生活方式和一些做事的方式方法越來越向日本社會的年輕人靠近」「可能有的孩子語言的sense（感覺）比較好，但我們家的就不太行，他說溜了日文，中文就說不利索了。」在池袋進行實地調研的過程中，類似的表述曾反覆出現。
科考隊員走訪池袋途中從居住空間、交往對象、語言工具乃至到生存策略層面，年輕一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都被日本文化所浸潤。父母在面臨這種全新的生活形態與成長軌跡時，似乎都流露出了「無法幹預」的情緒感受，即便想對子女的生活有所介入，也往往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無奈。
因而，與受訪者對自己身份認同持有相對明確且堅定的態度不同的是，在對於子代的身份期待上，他們大多保留了一種較為開放的話語。C女士在談到孩子未來的國籍認定以及可能的發展時，表示自己會充分尊重孩子的自我選擇，「順其自然就好，他自己可以決定。」
另一位受訪者L先生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祖籍浙江的L先生目前在日本從事汽車貿易方面的工作，同時經營著一家中華武館。多年的海外打拼經歷使他對於身份議題的思考跳脫出了傳統的非此即彼式框架，他認為，這個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他們想成為什麼就成為什麼。」
如果以前文論述的政治與文化兩個角度來看待這種代際期待，父母的開放態度主要集中在政治認同的層面上，子代身份議題的「兩難處境」在這樣一種開放式的話語體系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消解。而當我們將關注點轉向文化場域，移民家庭中的代際期待又出現了變化。
在訪談中，我們發現移民家長們對於子女學習中文這件事有著近乎苛刻的態度。C女士坦言，自己的家庭對於孩子接受中文教育可謂不遺餘力，「為了讓他學習中文，採取了很多辦法，比如說中文才能吃飯，各種方法都試了。」
除了軟磨硬泡之外，有些家長也會制定更為嚴格的「紀律」，例如規定在家裡只能說中文、必須學習中文書法和背誦古詩等。
這些看似刻板的中文研習要求恰恰反映了親代在尊重子女選擇的背後潛藏著某種隱性的文化承襲訴求。他們積極地進行著各種形式的探索與實踐，希望將自己的文化基因傳承給子代。
每年寒暑假，大批的在日華人都會選擇將孩子帶回國內與親友團聚，讓他們和親戚的孩子們一起用中文交流，在中文的語言環境與文化環境中感受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也有訪談對象表示，自己會鼓勵孩子回國進行學業交換和求職。
這些移民家長都在通過自己的努力，主動建構出一個又一個連接兩國社會的「微觀跨國主義情境」，不僅使其自身對於祖國的眷戀最終得以棲身，同時也使得這種情愫在下一代身上得到綿延。可見，移民家庭中長輩對於子代的認同期待是一套極為複雜的情感體系，他們既希望年輕一代擁有自由的生活、靈活的思想以及多元的朋友圈，同時又不忘提醒他們正視與繼承血脈裡流淌著的傲然思想與民族精神。
結語從訪談中我們發現，移民經歷和國籍對經營者的身份認同的塑造力不強，受訪者的身份認同幾乎在移民的生命事件發生以前就已經定型。加之本次調研的訪談對象基本均為華人經商人士，這也使得他們除了經濟需求外，並沒有強烈的社會融入需求，因此在歸化與否的問題上，更多地會從經商便利或子代福利方面進行考量。
而且，隨著華人地位的逐漸提高，他們也無需再為融入當地社會而刻意改變自身原有的身份屬性和文化背景。
（文中出現的人名均為化名。本文由趙敏、丁志陽執筆，整理自吳嘯風、熊恩鶴、徐在、尹嘉懿、趙敏小組與丁志陽、全超琪、劉星妤、王書言小組調研報告。）(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