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把《道德經》或者《易經》什麼的，拉出來與基督教文化相比較，還似可理解和接受。但如果有人把四大名著中的《紅樓夢》也扯拽出來，與基督教文化相對比和論證，自然會給人一頭霧水，不知所以。偏偏這幾天真就讀到過這麼一篇文章，而且是以論文的形式出現的，作者也是一臉的嚴肅和認真。也許是作者謙卑的話語影響了我，才使我繼續閱讀下去，否則，我就會像很多基督徒那樣，不等讀完便會下其斷語，加以堅決的否定。
且不論文中內容的是與非，也不論文中論述是否牽強，僅就作者的這番探討的勇氣和膽量，我倒覺得就應該得到讚賞和鼓勵。以文章內容來看，作者顯然不是一個信仰者，只能說是一位基督教研究學者。一部《紅樓夢》，小說家讀到的是人情世故，散文家看見的是風土習俗，詩人領悟的是奇幻美妙的意境，哲學家窺見的是洞明幽深的哲理。在一個基督教研究者眼裡，能在這部宏偉的大作裡發現其中蘊含的基督教文化元素，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其實，不但對《紅樓夢》是這樣，對其他任何一部文學作品，每個人在讀它的時候，都會有各自獨特的一圈一點。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看問題的視角，所站位置的相異，自然會產生「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情況，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因此，基督徒或者基督教文化研究者，能夠從浩瀚的古典文化中發現一些與基督教文化相吻合的元素，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也是因為，神的作為不但充滿在《聖經》裡，也普遍存在於各類文化典籍之中。因為，任何一部文化典籍都是人類社會與人生的真實反映和記錄。也就是說，神對這個世界，不但有祂對祂選民的特殊啟示，也充盈著祂給以整個人類的普遍啟示，正如保羅所說的那樣：「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當下，被神興起了一大批基督教研究學者，在基督教文化方面的貢獻是特別顯著的，如果到網絡書店去瀏覽，會看見許多基督教研究學者寫出的一些論著。這些學者，有些並不是基督徒，但對基督的理性認識卻遠比基督徒深刻的多，這就可以看出，神給以人類的恩典、給以人認識祂的機遇，並不是僅僅基督徒所獨有的。
可是，當我們這些被神揀選的基督徒，一方面在承認神的作為無處不在，一方面卻在實際的認知上否定這一點。認為只要忠於神，就應該排斥文化，認為文化是屬於這個墮落世界的，對那些非基督徒的研究學者，總是以鄙夷的姿態加以蔑視，甚至拒絕閱讀他們所出版的著述。
其實，這種「反智主義」的傾向不是現在就存在的。早在初期古代教父時代，基督徒遭遇迫害之時，就對希臘與羅馬文化持否定的態度，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北非的拉丁教父特土良。這時的基督徒普遍堅持應該效忠基督，拒絕向皇帝低頭，拒絕當兵，拒絕參與政治，拒絕希臘哲學和通俗文化。
正是這一信仰觀念的延伸與影響，使得中世紀出現了修士和修女以及隱居沙漠苦修的修士等，許多信徒逃避世界，極力追求所謂聖潔的「道場」。即便在宗教改革後，依然出現了「重洗派」與由此衍生出的「門諾會」，英國的「貴格會」信徒等，就連大名鼎鼎的俄國文豪託爾斯泰，都曾經堅持與周圍的文化完全隔離。據傳說，即使到了現在，美國和加拿大仍然存在一些堅持拒絕現代文明事物的信徒，他們拒絕用電，拒絕開車，與世隔絕，以務農為生。
這種將「文化」與「世界」等同起來，把基督與文化對立起來，對文化內在的信仰和價值進行全盤否定的主要原因，就是認為魔鬼可以利用文化，便認定文化本身必然是邪惡的。這種觀念讓基督徒的信仰，在不知不覺之中陷入一種困境之中，自以為肉身離世而居便能聖潔，卻不知道「世界」依然在他的心中，心中的那種來自原罪的罪性，更是永遠揮之不去的。
另一種觀念是，認為基督就在文化之內，文化與教會之間完全可以互相融通，認為可以透過基督來詮釋文化，或者透過文化來認識基督。這種觀念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主後3世紀出現的「諾斯底主義」。他們將基督教變異為一種哲學的思想體系。宗教改革後，採取類似立場的思想家很多。比如英國著名的洛克，還寫出一部惶惶大作《基督教的合理性》一書。
再一種觀念認為「基督在文化之上」，如二世紀的革利免，十三世紀的阿奎那等。認為基督並不與文化對立，而是利用文化中的優良成分作為工具，來達成他的目的。阿奎那一方面接受基督與文化，但又堅持基督遠在文化之上。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哲學體系和人的理性，都是神的恩賜，應該毫不猶豫地接受。
但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認為，神是全善的，人類和文化卻是罪惡的，而基督徒正活在這兩者之間，處於一種「悖論」的張力之下。基督徒既是罪人，又已被算為義人，既相信，又有疑問。既有得救的確據，又好像沿著不確定的刀鋒上行走。在基督裡一切都變成新的了，可萬事又好像與起初沒有什麼兩樣。由此，基督徒既是神國的子民，又是人類的一份子，既屬於這個文化，也無法置身事外。基督徒有責任同其他人共同參與這個墮落世界所必須奉行的制度和事務。但不是因為這個制度和事務的完美，而是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儘管這裡含有罪的汙染。正是在馬丁路德這種觀點的影響下，鼓勵基督徒參政從軍，去做各種工作，投身於社會之中。
但在對文化的闡述方面，奧古斯丁和加爾文的觀點，倒是應該成為我們的借鑑。他們認為，文化雖是墮落的，卻是可以被轉變的，甚至有可能籍著神的能力和恩典被救贖。也就是說，文化雖然有汙點，但其本質並非是罪惡的，而歷史展示的正是神在轉化及更新人類與文化上的一道景觀。
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從創造論角度上看，神所創造的萬物，包括文化，原來都是美好的，雖然它們被罪侵蝕，但基督的「道成肉身」在人類的文化中，就是在繼續這種創造的工作。第二，從人的墮落性角度上看，文化是因人的罪而受到了汙染，但其本質並不是惡的，神自然要救贖它，而不是取代和毀滅它。第三，從歷史的進展角度上看，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神的作為與人的響應交融在一起的宏偉圖畫。這裡展示的是神救贖的心意和對人類的期待。
神不但要救贖人類，也期待文化和社會風氣等都得到救贖和更新。耶穌告誡我們基督徒在這個有限的世上要做「光和鹽」，讓我們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轉換成一個特定的角色，來彰顯他對世人的愛和期望人類都得到救贖，因其有了基督的影響，這個世界的文化是都可能被轉化和改變的。
而我們所稱謂的「基督教文化」，其實就是在基督教信仰影響下的產物。這一產物，是由歷代基督徒在長期的信仰生活中逐漸累積形成的一種文化，並構成了基督教文明的主體。所以，基督教是這個產物存在的基礎，如我們對上帝敬拜的禱告詞、讚美詩、講章及一些論著、聖經中的精神價值和道德倫理觀念等。正是這一文化形態構成了基督教獨特的神學理論、哲學思辨方法、語言表達形式和文學藝術風格。
由此而觀，基督教文化已經成為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強大動力，讓整個人類更加文明和富庶。因此，我們在對待那些非基督徒研究學者，應該秉持尊重和推崇的態度，鼓勵和讚賞那些主外人士對基督教文化發展所作的努力和貢獻。因為，一切社會形態和發展都是神的作為。如果用句哲學用語「存在即合理」，那麼，我們的愛心與寬容，就更容易接近基督所教導的境界。
但有一點是需要我們清楚的，就是那些非基督徒研究學者的關注點，主要落定在對基督教思想和文化上的興趣上，缺乏深刻的宗教信仰體驗，靈性生命很難得到重生。這也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最鮮明的一道分水嶺，所以，絕不能苛刻地以基督徒的標準來衡量非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