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聞人在四川13】
「朱光潛先生愛上了四川妹子，愛上了成都的花以及成都的美酒，他的蜀中之行本該是逍遙愜意的，卻不意捲入了一場與專制鬥爭的學潮，因此，他的內心同時盛滿了抗爭與逍遙。」
與川妹子相遇上海 情定巴黎
1916年，安徽桐城人朱光潛20歲，剛從中學畢業。已經接觸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朱光潛隱隱覺出「天雖好，卻不合時宜」。不過，另一件事情卻更讓他感到惱火而沮喪。就在那一年，從小教授他如何作桐城派文章的父親，給他安排了一樁媒妁之言的婚姻。他沒有感覺、沒有愛的衝動，只是迫於父親與祖父的壓力，最終才無奈屈從。不過，這位後來名揚中國的美學家，他骨子裡面的浪漫情愫卻並沒有潰敗，或許他的內心深處，還在時時地窺視著抗爭的契機。
1923年，從香港大學畢業的朱光潛應聘到設在上海的中國公學中學部作了一名英語教師。學生當中，有一位叫奚今吾的女同學引起了朱光潛的注意，這位來自四川南充的妹子刻苦好學，英文成績尤其突出，課堂上每每「發音準確，語詞流利」。平日裡，在學生面前，朱光潛總是不苟言笑的，但是對這位模樣可人，且成績優秀的女學生，他到底是多了一些關心與愛護，與她單獨相處的時間自然多了起來，也漸漸地感到了莫名的舒暢。
四川妹子奚今吾呢，自從聽過朱光潛的英語課，便與大多數同學一樣被他的才學與風度吸引了，而與其他同學不一樣是，她的內心已經有著別樣的情愫開始滋生。據《朱光潛傳》描述，那時候的奚今吾「特別喜歡上英語課，上課時眼睛發亮，注視著老師的一舉一動……」如若換成旁人，他們的愛情之花極可能就在那時候盛開了，但是朱光潛卻是有家室的，而且，就在他相遇奚今吾的那一年，他的妻子陳氏已經為他生下了第一個孩子，縱有千般愛意，萬般渴念，朱光潛還是將這份愛收拾在心上。
中國公學由於受到軍閥混戰的影響開始頹敗，於1924年9月解散，朱光潛被迫離開。他去了寧波，沿著一條煤屑路走進了著名的春暉中學。課餘，當他站在學校附近的白馬湖，他會想到同在春暉中學任教的朱自清寫下的描寫白馬湖的散文麼？「山的容光，被雲霧遮了一半，仿佛淡妝的姑娘……」 朱自清細膩的筆觸觸動過他的內心麼？
是的，他的愛情的希望確實太渺茫。因為在1925年的夏天，他通過了英國庚子賠款基金會的考試，即將出國留學，經此一別，遠隔著浩淼無際的大海，他與奚今吾終歸是有緣無分了。出國之前，不知道是親自去找過奚今吾還是轉託於人，他將一張為出國而照的標準照鄭重地送給了自己的紅顏知己。
朱光潛出國留學前贈奚今吾照片
照片上的朱光潛西裝革履，秀氣俊雅，鏡片下的眸子充滿對即將留洋的期盼，同時也暗含了幾多惆悵。他用毛筆在照片上題寫了贈詞：「乙旦夏將有英倫之遊，造像贈令吾以為永念。光潛。」 他告訴她「永念」二字，不啻是說我們倆永遠不會再見面了，只能在心中永遠掛念，永遠懷念了……但是，人生卻偏要峰迴路轉，奚今吾也要去歐洲留學。幾年之後，在浪漫之都巴黎，他又一次邂逅奚今吾。
朱光潛是1925年秋到達歐洲的，先後輾轉於愛丁堡、倫敦、巴黎、斯特拉斯堡之間。奚今吾大約在1928年去的歐洲，在巴黎大學學習一般女生望而生畏的數學專業。他們是在巴黎哪個地方，是在哪一天相遇的呢？現在已無法確知，也許是在春日的某一天，也許是在巴黎大學教學樓的長廊中、在塞納河旁邊的咖啡館、在艾菲爾鐵塔之上……命運讓他們又走到了一起，不管這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雖然二人已經分別了幾年時間，卻一點沒有生疏之感，卻益發地覺出相互之間磁石般的吸引力。而遠離了家庭的藩籬，朱光潛的身心也輕靈起來，他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情懷，向楚楚動人的四川妹子表達了他的愛情。四年之後，當他們共同留學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時，一朵並蒂蓮盛開了……從此以後，朱光潛與奚今吾相濡以沫，共同走過了將近60年的歲月。
朱光潛1946與夫人奚金吾於成都少城公園合影。圖據詩詞園
赴蜀任教是朱光潛的宿命
1982年的秋天，朱光潛在北京家中熱情地接待了一位叫張文達的客人，他是朱光潛在成都任教時的學生。對於朱光潛而言，這位學生與其他學生不一樣，看見他，朱光潛便會在記憶深處打撈出幾十年前驚心動魄的舊事，那些舊事與抗戰有關，與成都有關，也與中國第一位牛津大學博士張頤有關，而這位客人，正是張頤的兒子。
抗戰爆發前夕，四川敘永人張頤就任國立四川大學的代理校長，甫一上任，他便給遠在北京的老同事朱光潛發出邀約，請他來成都執掌川大文學院院長一職。為了進一步說服朱光潛來川大，張頤還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及文學院院長胡適寫了一封信，請他們放行朱光潛，支持他這個校友的工作。信中說「弟在此倘以無人相助塌臺，亦非北大之榮事也。」
得到邀請函，朱光潛起初並沒有起心赴蜀，然而當時發生的幾個事件湊在一起，仿佛註定了他去成都的宿命。
那時節，正當他猶豫之際，日寇已兵臨北平，北大面臨解散，看到張頤信中誠懇的言辭，他便下定了決心，而且，妻子奚今吾為蜀人，其父還是四川有名的士紳，為家庭考慮，去成都也應該是不錯的選擇。此外，還有兩件事情也使得他正好與成都結緣。彼時，張頤是在川大鬧過一陣劇烈風潮之後倉促接任的，而北大決定南遷雲南昆明時，朱光潛已經答應了張頤的邀約。朱光潛研究者王攸欣便感慨說：「如果戰爭沒有發生，朱光潛恐怕不會離開北平和北京大學，如果四川大學晚一些時候發生變故，朱光潛也許會隨校遷至昆明，到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1937年8月12日清晨，穿一身灰色大褂的朱光潛與沈從文、楊家聲等人從北平的晨曦中出發，開始了他的赴蜀行程。其間的辛苦是這位長年埋首書齋的羸弱書生難以忘懷的，很少提筆寫散文的朱光潛來到成都之後，寫了一篇《露宿》，描寫了流離之路的況味，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寒夜的感覺，別離和流亡的感覺就都來臨了」 、「馬路兩旁站著預備衝鋒似的日本兵，刺刀槍舉在手裡……我們的命就懸在他們的槍口刀鋒之上……」 好在有驚無險，經天津、濟南、南京再折道上海，大約在1937年的某一天，朱光潛終於遙望到古錦城的城牆，他穿過城門洞，抖落掉旅途的塵埃也抖落了一路艱險，再將他的雙足踏在了四川大學的校園之中。
川大新任校長張頤敞開心扉擁抱了朱光潛，給予了他罕見的倚重。除了要他擔任文學院院長，張頤還任命他擔任了「除體育委員會、儀器委員會、衛生委員會以外的學校13個委員會的委員及出版委員會主席委員、圖書委員會常務委員、《國立四川大學學報》主編」， 甚至史學系主任一職也讓他兼任，而對於史學，作為美學家的朱光潛其實並不擅長。
得到如此的器重，朱光潛自是不敢怠慢，他上任之後便立即著手充實文學院的師資，通過自己的影響力與學術圈中的人脈，先後聘請了幾位頗有實力的教師，史學家徐中舒、心理學家葉麐、文學家卞之琳以及羅念生、顧綬昌等名家即是在此期間應聘到川大的。那時候，四川大學被譽為是全國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國立大學，而同城的教會大學—華西協合大學也匯集了一批流亡的知名學者，這些學者不乏同時在兩校授課的，一時間，川大與華大成為當年中國文化教育的重鎮，四川的文化學術可謂異常繁榮。
在這樣的氛圍中，朱光潛登臺授課，他講授的是19世紀英文詩選。校長張頤的兒子張文達那時候從北平流亡回川，就讀於川大外文系。幾十年之後，他評論朱光潛當年講課的情形說：「朱先生學貫中西，教學經驗豐富，在教學方法上，深入淺出，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他精心備課，無一贅言，使我們聽之入神，獲益匪淺。」 在這樣的境遇中，第一次擔任行政領導的朱光潛也一定充滿了信心，懷揣著一展才華的願望。他在全校大會上發表演說，談到四川大學在戰爭期間的辦學優勢，希望學生們珍惜這種條件，不辜負國家培養人才的宗旨，他還闡述了自己的辦學理念，「對於中國大學教育，要做長久的計劃，極力培養中國文化的生命與元氣，中國是不會遽然滅亡的，落實到每一個同學身上，就是要培養強健的體格和健全的人格」。
然而朱光潛「要做長久計劃」的思想卻在一年之後破滅了。
朱光潛1930年歐洲留影。圖據詩詞園
領導川大風潮，錯失延安之行
1938年歲末，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加強對大學的操控，任命原中國駐德國大使程天放為四川大學校長。這一任命沒有任何先兆，代理校長張頤尚在按部就班地主持著川大的運作，在報上聞聽此訊，頓感茫然而突兀。作為校長的有力副手，又受到知遇之恩的朱光潛當然不會坐視不管，當即拔劍相助，迅速聯絡了眾多教授，展開了一系列的拒程行動，成為這次風潮的領袖。
朱光潛寫就了一篇川大教師的公開宣言，共有56位教授籤名表示支持。但是事態並未按照他們的意願變化，民國政府教育部的正式任命公文不久即函達成都，朱光潛再次召集80餘名教師聚集文殊院商討對策。會上，朱光潛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在他的提議之下，最後一致決定於該年12月23日起罷教。
那一天，或許是朱光潛41歲生涯中最心緒難平的一天。在此前的生活中，除了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讀書時由於不滿教師的低劣水準，他給有關當局寫過一封信表達自己的不滿以及在香港大學參加過一次罷課行動外，身處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他始終是一位安靜而本分的讀書人。
但是這一次，這位安靜的書生一反常態，在風潮中他不僅是領袖，還親自擬寫了大部分的抗議電文，言辭之激烈，文筆之犀利，滿紙都充溢著不可凌辱之氣。這此次反抗最終以他離開川大而告終，但是冤家路窄，後來他在搬遷到樂山的武漢大學任教時，又一次與陳立夫和程天放有過一番較量。
對朱光潛而言，武大教務長一職或許並非他的初衷。當年他憤然離開川大的時候，其實原本有另一條路在等著他。這條路不是通往樂山，而是通往另一條洋溢著紅色希望的路，目的地是——延安。
大約在1938年的秋天，已經對國民黨感到極度失望的朱光潛曾經向左翼文人卞之琳、何其芳、沙汀等人談起過欲去延安的想法。他的意向很快便傳到延安，當時在延安的周揚表示歡迎他，並給朱光潛寫了一封信函，但是這封信卻來晚了，信件寄到成都時，朱光潛已到了樂山武漢大學執教。後來信函轉到了樂山，朱光潛看過之後給周揚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說：
「假如它早到一個月，此刻我也許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們在一塊了。」
對於延安的嚮往，他是這樣表述的：「延安回來的朋友我見過幾位，關於敘述延安事業的書籍也見過幾種，覺得那裡還有一線生機。從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頭，所以寫信給之琳、其芳說明這個意思。我預料11月底可以得到回信，不料等一天又一天，渺無音息。我以為之琳和其芳也許覺得我去那裡無用，所以離開川大後又應武大之約到了嘉定教書。」
對於未能去到延安，他遺憾地說：「你的信到了，可以想像我的興奮，但是也可以想像我的懊喪。」遺憾之餘，朱光潛仍希望去那個許多人嚮往的地方看看，「無論如何，我總要找一個機會到延安來看看，希望今年暑假中可以成行，行前再當奉閱。」
朱光潛最終沒能在暑假的時候去延安。四川之行，是他人生的一個岔口嗎？直到1949年之後，這位美學家才終於領略到了何為延安精神。
【人物簡介】
朱光潛（1897年-1986年），安徽桐城人。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1937年流寓成都，擔任國立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1939年初赴樂山武漢大學執教，1946年8月離川。
雷文景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