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放大歷史:微觀史學

本文原載於《歷史教學問題》2007年第2期。作者周兵，版權屬作者，圖片源於網絡，侵刪。

作者簡介：周兵，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面為世界史、西方史學史。代表作《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在《史學理論研究》《復旦學報》《讀書》《史學月刊》等期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另有譯作、書評多篇。

顯微鏡下放大歷史：微觀史學

內容提要：微觀史學興起於20世紀七十年代末，是當代西方史學新潮之一。微觀史學把研究的視線投向歷史中特定時間和空間內的個人和小的社會群體，將它們聚焦在歷史學的顯微鏡下，放大、重現和傳遞普通人生動真實的生活經歷和精神體驗，從而完成見微而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歷史認識過程。

關鍵詞：微觀史學；《乳酪和蛆蟲》；《馬丁·蓋爾的歸來》；《王氏之死》

在當代西方史學新潮之中，微觀史學可謂獨樹一幟，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微觀史學把研究的視線投向了歷史中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的個人和小的社會群體，將它們聚焦在歷史學的顯微鏡下，通過研究分析，放大、重現和傳遞普通人生動的生活經歷和精神體驗，從而完成見微而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歷史認識過程。

20世紀七十年代末，微觀史學首先興起於義大利，以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erg）、喬萬尼·列維（Giovanni Levi）等為代表的義大利歷史學家率先提出了「微觀史學」（Microstoria，即Microhistory）一詞，用來界定這種「在本質上以縮小觀察規模、進行微觀分析和細緻研究文獻資料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其後，微觀史學的影響逐漸擴大，衍伸到歐美各國，成為一股強勁的國際性的史學新趨勢，它是「針對關於大的社會群體和長期的、漸進的社會轉型研究的一次反抗。最初的微觀史家尤其不滿於佔統治地位的社會史方法，即集中於特別長時期的寬泛題材，也就是著名的長時段理論。微觀史家們還反對受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劍橋人口史小組和美國克麗奧學派等影響而日益盛行的計量方法。」本文效仿微觀史學家們的做法，由細微處入手，通過幾部主要的微觀史學著作，分析並考察這種研究取向在理論、方法上的主要特點，從中或可漸漸窺得其整座森林的概貌。

一、異端的磨坊主

1599年，在義大利北部的弗留利地區，一個名叫多米尼科·斯坎德拉（Domenico Scandella）、外號梅諾喬（Menocchio）的普通農民被宗教法庭以異端罪判處極刑，燒死在火刑柱上。在反宗教改革時期，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但這起案件卻與眾不同。不同於當時一般的農民，以經營磨坊為生的梅諾喬能讀會寫，接觸並閱讀了許多宣傳新教及異端思想的書籍，以及其它一些書籍，形成了與普通村民迥然不同的世界觀和宗教觀；而且由於出生下層，社會背景、生活經歷又不同於當時的知識階層，其思想大多形成自閱讀後的個人想像和感悟，因而顯得更加的特別。除了各種古怪的想法之外，梅諾喬還敢言善辯，一直試圖向周圍的村民宣揚自己關於上帝、教會和世界的觀點，甚至在遭到起訴後也仍然力陳己見。更為難得的是，整個案件的審判記錄被幸運地保存了下來。金茲伯格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烏迪內（Udine）的檔案館裡偶然發現了這批塵封已久的珍貴史料，「由於資料豐瞻，我們得以了解到他（梅諾喬）的所讀所言，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恐懼、希望、嘲諷、憤怒、絕望。」依靠這些資料，歷史學家得以將研究聚焦在這個歷史中的小人物身上，用顯微鏡放大和解讀他及其身處的社會和時代，為我們娓娓講述關於梅諾喬的故事。

1976年，金茲伯格根據梅諾喬的審判記錄發表了《乳酪和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書，後於1980年翻譯成英文出版，並被學界奉為微觀史學的經典名著。在序言中金茲伯格即開宗明義地表達了其研究視角轉向下層普通民眾的宗旨：「雖然過去歷史學家被指責只想知道『帝王們的豐功偉績』，但在今天這已不再確切了。他們正越來越多地轉向了那些被前人置之不理的、丟棄的、甚或是完全忽視的問題。」當然社會史家也提倡「自下而上的歷史」，但所看到的卻仍只是被統計數據化了的普通人，有關他們的歷史敘述常常是寬泛而粗線條的，霍布斯鮑姆就認為：「如果不作為個人，而是從集體上來看，像他們這樣的男男女女正是重要的歷史角色。他們的所作所想，是起作用的。他們能夠而且已經改變了文化和歷史的形成。」其中作為個體應有的性格和精神被某種統一的身份特徵（如性別、職業、民族、膚色等）所掩蓋，社會史家將他們歸類、標記，並賦予其某些群體性的特徵。

微觀史學則恰恰相反，它通過對史料的深入發掘展示了歷史更加真實的一面。《乳酪和蛆蟲》一書以及書中所使用的微觀分析的方法，將梅諾喬這樣一個生活在四百年前的小人物放大並活生生地展現在了讀者眼前，不禁令人耳目一新。在梅諾喬的宇宙觀裡，宇宙最初「一片混沌，大地、空氣、水、火混雜；世界即由此形成，就像牛奶做成的乳酪一樣，而蛆蟲也現身其間，這些就是天使，」而上帝也出現於其時。這種奇怪的想法早已隨著它的主人深埋進歷史的塵埃，梅諾喬不是路德、不是加爾文，他的異端思想和反教會言論沒有傳出過他的小村子，更沒有在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中驚起一絲漣漪，他只是個不為人知的小人物，同歷史上無數的普通人一樣，但他們的生活也曾經鮮活生動，雖然經歷平凡但並非毫無意義，透過他們的命運所昭示的大歷史同樣不尋常。

例如，在第一次被捕接受宗教法庭審判時，梅諾喬挺身為自己辯護，在坦白了自己的宇宙觀後，梅諾喬面對指控毫無憚言，「我確實說過，如果我無須害怕公正之劍，我會讓所有人震驚於我的言論；我也說過，如果可以被允許在教皇、或一個國王或貴族面前陳述，我也有許多話要說；即便之後會有殺身之禍，我也不在乎。」他將異端思想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天主教會，「在我看來，在我們的法律下，教皇、大主教和主教們都是那麼強大和富有，所有一切都屬於教會和教士，而他們卻又壓迫窮人，那些人如果租了兩塊地耕種，那這些地肯定就是屬於教會的，屬於某個大主教或主教。」為此他希望取消教會的特權，希望恢復到一種簡單、樸素、仁愛的兄弟般的宗教狀態，「我想讓我們相信上帝的權威，人人為善，像耶酥基督所說的那麼去做，當猶太人問他應該遵守什麼法律時，他回答道：『愛上帝及你們的鄰居。』」進而他更將這種觀念擴大為宗教的寬容和平等，使它兼及於所有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上帝的權威將聖靈賦予基督徒、異端分子、穆斯林和猶太人；他愛他們所有的人，他們都以同一種方式獲得拯救。」最後，他以一種憤怒和激動的態度痛斥審訊自己的法官，批評他們在宗教上的專橫和傲慢，「你們這些教士和僧侶，你們竟妄想比上帝更全知全能，你們就像是魔鬼，你們追隨著魔鬼的足跡，想要成為地上的神，想和上帝知道的一樣多。事實上，知道的越多就越是無知。」梅諾喬疾風暴雨式的批評並沒有就此停止，他甚至將各種聖禮都視作是教會用以愚昧、壓迫和剝削窮人的「商品」和工具，一概予以摒棄，「我相信教會的法律和訓誡都只是一種生意買賣，他們靠此謀生發財。」審訊記錄為我們忠實地保留了梅諾喬的宗教思想，他對教會的批評和對宗教的理解在有些方面不遜於任何一位宗教改革家。不過，梅諾喬畢竟只是一個地位低下的普通農民和磨坊主，在生死面前也會害怕、也會緊張，證詞常常前後矛盾、不著邊際。在法庭上有時慷慨陳辭，有時黯然乞憐，「大人們，我請求你們，以我主耶酥基督之名，快快結案吧；如果我應該受死，那就讓我去死吧；如果可以被寬恕，就放了我吧，因為我想要像個虔誠的基督徒一樣活著。」家人也四處替他活動，在第一次審判結束時，梅諾喬給法官們寫了一封長長的陳情書請求寬恕，言辭懇切，一片悔罪之心，「就像審訊記錄上所寫的，我的確想過、信過、也說過那些有悖於上帝和教會訓誡的東西。我說的話是受到了魔鬼的左右，它蒙蔽了我的心智、記憶和意願，使我去想、去信和去說那些錯誤和不正確的東西，因此我要懺悔我想過、信過和說過的都是錯誤和不正確的。因此，如果我所想過、信過、說過和做過的事情背離了上帝和教會的訓誡，我非常痛苦並且深感後悔。」最後，他懇求法庭給他寬恕和憐憫，原諒自己的錯誤與無知。

儘管一再的表示悔罪，梅諾喬還是難逃悲劇的命運，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堅持著自己的信念，「我的思想崇高，我盼望一個新的世界和生活方式，因為教會並不稱職，因為世界並不需要如此浮華虛飾。」第一次審判後，梅諾喬在監獄裡關了兩年後被釋放；再又平靜地度過了十多年後，年近七十的磨坊主還是沒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和腦子裡的奇怪念頭，1599年梅諾喬再次被捕，經過短暫的審訊後即被判處了火刑。

如梅諾喬所說，他的異端思想來自於他自己的腦袋，他不是什麼巫師，更不是先知，既沒有接觸過太多基督教的異端派別，同阿爾卑斯山北邊正轟轟烈烈進行著的宗教改革運動更沒有什麼瓜葛。但他也不是偶然出現在歷史中的，在梅諾喬這個小人物背後，是近代早期歐洲社會的諸多矛盾和現實問題的糾葛：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下層普通民眾同上層貴族、教會的矛盾，經濟、政治、科學等領域的新變化，隨著古騰堡印刷術而出現的知識革命等。作為個體的梅諾喬也許只是歷史中的一個特例，他既不容於天主教會，又與周圍的村民格格不入，但金茲伯格堅持認為，「大量的人物傳記研究表明，在一個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並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備代表性，但仍可作為一個縮影從中發現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裡整個一個社會階層的一些特徵。」梅諾喬即是如此，他用當時下層農民通俗文化傳統及自己不拘一格的理解對其所讀的書籍進行解釋，而這些書籍本身又多是一種上層知識精英階層的文化成果，這就使得他的解讀大大區別於通常的那些讀者，使得他產生了某些奇怪荒誕的思想。在梅諾喬向宗教法庭交代的長長書目裡，有義大利方言版的《聖經》、薄伽丘未刪節版的《十日談》、曼德維爾的《遊記》，甚至還包括一本義大利文的《古蘭經》，以及其它一些宗教、文學、歷史的書籍。奇怪的是，梅諾喬的詮釋與這些文本中的本義大相逕庭，那是因為他將自己閱讀到的模糊的文本概念與自己生活中的實際經驗相結合，經過自己熟悉的屬於農民的大眾文化的篩濾後，再投射到自己的思想和言論之中，「正是這些印刷書籍與在他身上所體現的口述文化之間的交匯，使得梅諾喬產生了『他腦子裡的那些想法。』」

在梅諾喬這個普通的磨坊主身上，集合了當時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書寫文化和口述文化；金茲伯格在書中詳細描述了法庭上梅諾喬與審判官之間的言語交鋒，再現了16世紀主流文化和次屬文化之間的強烈對抗。其研究的最終結果就是向讀者展現了「在以印刷術傳播和宗教改革及天主教國家的反宗教改革為標誌的前工業化時代的歐洲的通俗文化（更準確的說是農民文化）。」而梅諾喬的所謂宇宙觀，正是他所屬的文化的一種反映，其實質是「一度非常普遍且在16世紀空有其名的基督教社會依然存在的泛神論的一個變種。」

二、精明的冒名者

在金茲伯格等人的積極倡導下，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們共同努力使得微觀史學的影響不斷擴大。雖然在最初他們只是認為，「微觀史學應該成為一場實驗、一項提議、一次對材料的驗證；一次空間、特性和觀點的融合。它還是那些小人物和被排斥者的歷史，當然有時也未必如此。它是特定瞬間、形勢的歷史，是在有限範圍內、經過仔細分析審視之後重獲血肉色彩的人的歷史。在錯綜複雜中對其具體背景的考察，形成了新的解釋體系、新的因果關係、新的研究領域。」但很快微觀史學就不再僅僅是一種實驗和探索了，其發展也超越了義大利的範圍，而成為被各國歷史學家所廣泛接受和採用的新的歷史研究方法。

1982年，由美國歷史學家納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擔任歷史顧問的一部法國電影在坎城電影節上產生了不小的轟動，電影以16世紀法國農村社會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第二年，戴維斯用更為研究者熟悉的歷史學家的語言重新對這個故事進行了分析和講述，出版了《馬丁·蓋爾的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一書，在當時的西方史學界掀起了一股「馬丁·蓋爾熱」。

這同樣是一個典型的微觀史學研究例證，故事發生在16世紀法國南部一個叫做阿爾蒂加的小山村。失蹤多年一直杳無音信的馬丁·蓋爾突然回到了村子，村民、家人雖然深感驚奇，但仍然欣喜地歡迎他的歸來，他不僅清晰地記得故人舊事、過去的點點滴滴，更從原本內向怯弱的男孩長成了一個強壯成熟的男人、體貼的丈夫和慈愛的父親，在外的漂泊和歲月的滄桑給他的相貌、性格帶來了不少變化，但似乎並沒有人懷疑他的身份。這個馬丁和妻子貝爾特朗德相親相愛，與其他村民也相處融洽。但他不久開始出售家產，甚至要求叔叔皮埃爾歸還自己離家期間暫管的財產，甚至威脅要提出控告，這些做法引起了皮埃爾的不滿，因而逼迫貝爾特朗德對馬丁的真實身份提出了控告。雖然地方法院因證據不足裁定馬丁無罪（150個證人中，有60人不確定馬丁的真實身份，其它肯定與否定者大約各半），但皮埃爾又上告到土魯斯（Toulouse）的高等法院，由於馬丁的身份始終真假莫辨，審判陷入到僵局。最後法庭根據注重「品質而非證人的人數」、「寧可錯放有罪，也不可誤判無辜」等原則，以及由於法官讓·德·葛哈斯（Jean de Coras）同情新教的立場，即將準備駁回訴訟時，一個拖著木腿的陌生男子出現了，他自稱是真的馬丁·蓋爾。家人、村民都立刻認出了這個馬丁，他的出現戳穿了冒名頂替者的假面具，也完全改變了法庭的裁決。冒充馬丁·蓋爾的阿爾諾·居·迪勒以冒名頂替、竊取財產和通姦罪被判處絞刑。

關於馬丁·蓋爾的這個離奇故事在當時便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趣，有關審判以及真假馬丁的傳聞在當地廣為流傳，事後不久就有兩部關於此案的書問世。此案的主審法官葛哈斯更為後人留下了第一手的記錄，他將案件的整個過程詳細記錄下來發表，其中包括所有證據、證詞、法庭的辯論和判決，以及他本人的評論等。同一時期的另一位作家吉約姆·勒修爾（Guillaume LeSueur），也在其地方史裡，記錄了這起案件，在史料上印證和補充了葛哈斯的記載。此外，像蒙田等當時著名的文人也都曾對此發表過評論。即便在400年後的今天，在事件的發生地——位於庇里牛斯山區的阿爾蒂加村一帶，當地人對馬丁·蓋爾的故事仍然耳熟能詳。此外，先後還有一部話劇、兩部小說、一出百老匯歌舞劇和兩部電影改編自這個故事，激發戴維斯寫作這部歷史的靈感亦來源於此。

就像義大利微觀史家們所說的，在微觀史學實踐中，「名字」（包括人名、地名等）常常是「引導研究者走出檔案迷宮的阿里阿德涅的線團」，通過「聚集到名字和從名字發散開的線索，交織組成了一張嚴密的網，為觀察者提供了一個社會關係網絡的圖像，而個人便處於這個網絡之中。一方面，通過縮小範圍，在許多情況下它（微觀史學）使得在其他史學門類中難以想像的『真實生活』能夠得以重建。另一方面，它提出了去研究那些能夠反映人們鮮活生活經歷的無形結構。」戴維斯對馬丁·蓋爾的追蹤正是循著這個人物而逐步展開的，她不僅對其主要資料來源細加考查，對其版本、文字等進行了嚴格的考證，對其中的真實性交叉驗證；而且還對大量間接的歷史證據進行了搜集和整理，如對法國南部山區的實地考察和訪談，對當地相關歷史檔案資料的收集，從而在總體上理解作為歷史背景的16世紀法國南部農村的社會組織、經濟結構等情況，以及當時人們普遍的生存狀況和精神世界。她回憶道：「自始至終，我都像一個偵探一樣在工作，確定我的原始資料和它們的構成原則，把從許多地方得來的線索整合在一起，確立一個能對16世紀的證據最合理的、最可能的推測性論點。」

整個馬丁·蓋爾的故事，主要圍繞著三個人物間的關係而展開的，分別是出走失蹤的馬丁·蓋爾、冒名頂替的阿爾諾·居·迪勒和先被拋棄再受「矇騙」的妻子貝爾特朗德·德·羅爾，戴維斯非常細膩地為我們描繪了這三個不同的人物。

真的馬丁·蓋爾性格內向、軟弱，他的離家出走是整起事件的起因。戴維斯把他描述成一個經歷了不快樂的童年、不愉快的婚姻，又不甘心平凡的農村生活，「夢想擺脫小麥、磚窯、家產以及婚姻」的青年農民。馬丁從小隨家遷居異地，生長在一個全新而陌生的環境裡，缺少同齡的玩伴，在家中也因是獨子只能生活在一群姐妹中間，因此非常孤獨和內向。青春期剛剛來臨，另一個女孩又闖入了他的生活，父母為他包辦了婚姻大事。與貝爾特朗德婚後又遲遲沒有生育，因而又成了當地村民的笑柄，村裡的年輕人「一定曾經塗黑了臉、穿上女人衣服聚集到蓋爾家門前，敲打酒桶、搖鈴敲鐘、把劍碰得嘎嘎作響。」雖然經過不斷的求醫問藥、虔誠的祈禱禮拜，馬丁的不育終於得治並有所生育，但在此期間馬丁一家在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壓力可想而知。其後，馬丁悄然離家出走，他的失蹤及他與貝爾特朗德在性和感情上的不和諧，為日後的事件埋下了伏筆。

在馬丁失蹤八年後，冒名頂替的阿爾諾·居·迪勒出現在了阿爾蒂加。究竟出於什麼目的，阿爾諾要冒充另一個人的身份呢？他又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同馬丁一樣，阿爾諾也是個不安現狀的年輕人，只是他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來改變命運。阿爾諾出生於朗格多克當地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但卻「能言善辯」，有著「令演員嫉妒的記憶力」，而且是個「放蕩的」、「生活糜爛」、「沉迷於每種背德行為」中的年輕人。為了尋找更加刺激冒險的生活，他也選擇了離家從軍，並通過某種途徑知道了馬丁的身世等各種情況。之後，經過「煞費苦心的準備、推敲、背誦、排演」，「捏造出新的身份與生活」，阿爾諾改頭換面以馬丁·蓋爾的名字重新出場，他幾乎騙過了所有的人，使人們對他的謊言信以為真，最重要的是，連貝爾特朗德也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個丈夫。在故事中，女主人公貝爾特朗德是一個至為關鍵的人物，作為女性的她也自然受到了女歷史學家更多的關注。從最初的描寫中，就可以感受到她是一個非常獨立和有主見的女性，對於父母包辦的與馬丁並不快樂的婚姻，她默默地、矜持地接受了，在那個時代丈夫不是一個女人能夠自主選擇的；當這場婚姻由於馬丁的不育出現危機時，她卻堅持拒絕解除婚約，而是想方設法去除「巫咒」，用懷孕生子擊退了流言蜚語；在馬丁離家失蹤後，她完全可以離開夫家，帶著自己的嫁妝擇人另嫁，但她卻選擇了貞節地留下，寧願一人帶著孩子度日。很難相信，這樣一個女人會連自己的丈夫和一個陌生人都分不清楚。戴維斯認為，貝爾特朗德過早地與馬丁開始了一段並不幸福的婚姻，雙方缺乏理解、信任，以及和諧的性生活，加上因丈夫出走而遭到離棄，又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等待，這使得「貝爾特朗德夢想一個全然不同的丈夫或情人的歸來。」阿爾諾的出現正迎合了她身心長期壓抑的需要，令其沉寂的心靈重新燃起了火焰，「或許有明確的約定，或許只是心照不宣，她（貝爾特朗德）幫助他（阿爾諾）成為了自己的丈夫。貝爾特朗德從新馬丁那裡得到的正是自己的夢想成真，一個可以平靜而友善並且充滿激情地共同生活的男人。」之後的三年裡，這場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婚姻」甜蜜而美滿。阿爾諾一改紈絝本性，顯得本份老實，處處盡到丈夫的責任，與村民的相處也非常融洽；貝爾特朗德先後生下兩個女兒。作者用許多細節為描述了這段感情：當後來阿爾諾暫時獲釋回家時，貝爾特朗德熱情地歡迎他的歸來，「遞上乾淨的白襯衫，親手給他洗腳，把他迎上自己的床榻；」當皮埃爾·蓋爾帶人襲擊阿爾諾時，又是貝爾特朗德挺身而出，「用身體隔開雙方，」為阿爾諾擋開了拳腳；在法庭上，阿爾諾每次提到貝爾特朗德，總是「柔聲細語」；甚至表示願意將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給貝爾特朗德，如果她發誓說自己不是她的丈夫，他情願「慘死上一千次」。在冒名頂替的過程中，連阿爾諾本人都開始信以為真，漸漸地把自己當成了真正的馬丁·蓋爾，當成了蓋爾家的合法繼承人。謊言越編越大，不論是阿爾諾還是貝爾特朗德，都在盡力維護著暫時的歡愉。

但與此同時，貝爾特朗德的態度又是非常矛盾的，感情也相當複雜，她被包圍在各種矛盾的旋渦中。她屈從於皮埃爾同意向法院提起控告，但內心又希望己方敗訴；她一面暗助阿爾諾補充記憶、串通供詞，一面又在自己的證詞裡小心翼翼、不露破綻；當真馬丁出現後，她表現得完全象一個上當受騙的柔弱女子，「開始渾身戰慄、低頭哭泣，立即跑上前去抱住他（馬丁），請求他寬恕自己的過錯，原諒她因無力抗拒阿爾諾·居·迪勒的詐術和勾引而犯錯。歷數出許多事先準備好的藉口：你的妹妹們太輕易地相信了他，你的叔叔也接納了他；而我望穿秋水一心盼夫歸來，因而才相信了他，特別是他還知道那麼多我的私事；當我認清他是個騙子時，我恨不能立刻去死，要不是敬畏上帝，我早就自盡了；我一發現他玷汙了我的貞節，我就把他送上了法庭。」在此，戴維斯對人物的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戴維斯從一個微小的案例出發，通過對三個主要人物的關係及其命運的分析，將讀者帶到了16世紀的法國鄉村社會，抽絲剝繭般地再現了法國下層農民的生活狀況、經濟活動、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以及當時的司法體系和審判制度。在這一特殊而微小的事件背後，是16世紀法國乃至西歐社會的大背景——宗教改革運動的暗流、新教和異端信仰與天主教會的對抗、不同民族和文化間的衝突、年輕一代與保守勢力的矛盾、經濟生活和土地制度的變革、以及屬於農民的大眾文化中的諸多儀式和習俗。儘管作者沒有對此逐一地加以細述，但仍能強烈地感受到這些問題對普通人生活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因此唐納德·凱利（DonaldR.Kelly）評價指出：「對於戴維斯來說，農民，尤其是農村婦女，是既有著經濟的動力也有著性的衝動，以及有著在大多數正統歷史學家眼中被忽視的有著文化傳統和能力的人。這一側重從因果分析向重建社會模式、從量化到定性評價的轉移，其代價是視野的縮小和視線的放低；但它也為歷史認識重新恢復了深度，以及人性和色彩。」

三、私奔的婦人

金茲伯格喜歡把微觀歷史學家比作一位藝術史家、一位精神分析學家或是一個福爾摩斯式的偵探，上文中戴維斯也對自己的研究有過類似的比喻。事實的確如此，「微觀史學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樣的線索、符號和象徵的手段來說明我們如何可以獲得對過去的知識這個問題。」上文中二例微觀史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著豐瞻的歷史資料而得以完成，包括稅收記錄、出生登記、公正契約、法庭案卷、地方史志等。與保存完善、內容豐富的近代歐洲史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卻常常由於資料的限制而難以將視線聚焦到比較微觀的層面。然而，這種情況並非絕對，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的作品《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不論從其研究和敘述的手法，還是成書的年代（1978年），都正順應了微觀史學崛起的潮流，堪稱又一部微觀史學的代表作。

該書把研究視線投向了1668到1672年間的山東郯城，一個普通的中國北方小縣，雖然時有天災饑饉，但也沒有發生什麼重要的事情，但卻成為了作者關注的中心。書中「所聚焦的是當時當地非知識精英階層的老百姓：農民、田間傭工，以及他們的妻子，這些人在困難的時候得不到社會的幫助，也沒有強有力的家族組織的支持。」講述的是一些非常平凡、瑣碎的小事，「把這些說成是『小事』是因為相對於整個歷史背景而言，而對於那些實際身在其中的人來說，這些事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中譯本特意在書名中加上了一個副題「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也在一定程度上點出了該書微觀分析的特點。

史料總是微觀史學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史景遷非常清楚這一點，也看到了中西歷史研究在此的異同，「從過去的窮人和被遺忘了的人的生活中總是很難得到什麼的；中國有完整的國史和縣誌編撰工作，但大多數的地方資料卻沒有被保留下來。找不到類似驗屍報告、行會活動記錄、詳盡的土地租約或教區人口出生、結婚和死亡的登記材料，而這樣的材料已使人可以非常詳細地了解中世紀後期的歐洲了。」他因此不得不獨闢蹊徑，其在資料的選擇和使用上頗有值得借鑑之處，他所用的史料主要有三種：一是清初由當地士紳馮可參主編的《郯城縣誌》；二是曾任郯城知縣的黃六鴻所撰的詩文筆記《福惠全書》；三是蒲松齡的小說集《聊齋志異》。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組合，官方的記載和士大夫的抒懷，再加上文學的傳奇，從中竟能夠窺見清初社會裡普通百姓的人生命運。

對於王氏的大部分身世，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史景遷復原的也只是一個大致的輪廓。1671年底，郯城郊外的一個貧困農婦王氏突然離家出走，與姘夫私奔；但逃亡不久，她就被情夫拋棄，不得不又折回了村子，因為害怕回家，她暫住在村外一座叫三官廟的小道觀裡，得到了道士的收留。王氏的丈夫任某知道後趕往道觀，與道士發生了口角，前來上香的鄰居高某上前勸架，任某又與其發生了衝突而被打。任某因此懷恨在心，雖然之後王氏終於被送回了家，但他仍然對此事耿耿於懷。1672年1月，任某與王氏發生爭吵後將其掐死，趁夜把王氏屍體移至高家附近；天亮後即到縣衙狀告高某與王氏通姦並殺死王氏。知縣黃六鴻經過勘查和審訊發現了真實的案情，並對殺人、誣陷的任某做出了應有的懲罰。

黃六鴻斷案為官的筆記為歷史學家提供了一個個鮮活具體的案例，成為寫作的基本素材；清初的地方志又勾畫了一個社會在處於急劇動蕩轉型時期的種種殘酷現實：地震、災荒、盜匪、兵禍。但這種「較為偏重史實和官府的記述」似乎還無法反映出普通人身上更為細膩、更為情緒化的生活經驗，「雖然馮可參和黃六鴻令人驚奇地讓我們接觸到當地佔很大比例的個人憤怒和痛苦的故事，但是他們卻不想深入了解也是郯城人生活內容的孤獨、性愛和夢想。」因此史景遷試圖更進一步，他藉助蒲松齡文學作品中對人性的深刻解剖，來揭櫫郯城人內心的精神世界，「我以為，如能用蒙太奇的方式將某些形象串連起來，我們也許可以越過那個遺失世界的其他資料，更好地表達王氏去世之前的睡夢中可能想到的東西。」於是乎，史景遷在書中整段整段地引用蒲松齡的文字，用近似快速晃動轉換的電影鏡頭的方式，來表現王氏死前的最後一次夢境：「世上這是冬天，但這兒很溫暖。荷花在冬天的綠水裡綻放，花香隨風而來，有人想把花摘走，但當船過來時，荷花飄走了。她看見冬天的山上布滿了鮮花，房間裡金光耀眼，一條白石路通向門口，紅色的花瓣灑落在白石上，一支開著花的枝頭從窗外伸進來。她要回答，但是她的嘴被土塞住了，她被釘住了，被纏在身上的蛇釘得動彈不得，她努力掙扎，她的身體在水裡擺動，她可以聞到水裡的臭味，人們擁擠在河邊，他們看著，笑著，他們應該幫她，她必須叫出聲來，否則他們不會幫她。」

這種寫作方法別出心裁、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在此，歷史學家的描述和推測完全藉助於想像而非任何科學的手段，因此這又常常成為微觀史學受到批評的一個地方，伊格爾斯（GeorgIggers）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書中將針對微觀史學的種種批評，歸納了主要的四個方面：「（1）他們的方法以及他們對小規模歷史的專注，就把歷史學歸結為對軼聞逸事的發思古之幽情，（2）他們把以往的文化浪漫化了，（3）因為他們著意要研究相對穩定的文化，他們就沒有能研究以迅速變化為其標誌的近代和當代世界，以及（4）就此而言，他們便沒有能力研究政治。」這也反映出微觀史學作為一種新興的歷史研究方法所引起的爭議。

認識微觀史學當然不能忽視來自反面的意見，微觀史學也絕非盡善盡美，包括上述三部著作亦都有各自的問題和不足。微觀史學最初是對抽象的、量化的社會科學史學的反動，它針對傳統歷史的宏大敘事，還原和再現了個人的經驗和情感，這對史學的進步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法國歷史學家雅克·雷維爾（Jacques Revel）在談到法國的微觀史學時，就提到它對法國史學的推動意義，「求助於微觀分析首先可以理解為對已被普遍接受的社會史模式的脫離，後者從一開始即或明或暗地嵌入到一個宏觀的結構中。這一脫離使得有可能擺脫陳規舊習，並批判地看待社會歷史分析的手段和方法。此外，它還（跟隨一些人類學家的引導）在歷史分析中為用新的焦距審視規模的問題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史學途徑。」但是，某些「最為堅定的微觀歷史學家們認為，只有微觀歷史層面和個人層面才是具有研究價值的層面，因為正是由此而派生出宏觀歷史問題（如體制問題、社會階層的意識問題等等）和社會關係的總和問題。」這又不免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微觀史學的研究對象總是那些史料最為豐富的個人和社會群體，材料的多寡起了決定性作用，不論是梅諾喬、馬丁·蓋爾還是婦人王氏，雖是普通人但又都是非典型性的例外，其特殊性使得他們難以真正成為一種普遍性的代表。此外，個人的經驗終究無法代替社會的、集體的經驗，單個的人也無法反映一個社會組織中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因此微觀歷史的研究分析對於普遍的社會歷史的重建也沒有太大的助益。因此，如何更好地結合微觀與宏觀、局部與整體、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將兩種視域的研究相互補充和融合，應該成為微觀歷史學家和其他歷史學家們的共同課題，「（理想的微觀史學著作）它能夠以其趣味性吸引讀者；它傳遞了活生生的經驗；它既立足於現實的基礎之上，又通過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區而發散開去；它指向了普遍性。」這既是一種理想，也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一個目標。

微觀史學是相對於宏觀史學而言的的歷史研究。

微觀史學多指對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種組織或制度等等所做考證、排比、敘述性的歷史研究。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具體的、局部的和專門的。它在研究對象上與宏觀史學的差別並不是主要的，二者有可能出現重疊；但主要差異在於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因為微觀史學的主要任務在於闡述史實。如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如果是從背景到戰爭經過再到後果的事無巨細一概論之的編年式研究，即屬微觀史學；而若從政治、經濟、文化、中外關係的發展來看鴉片戰爭在整個近代歷史的地位，則屬宏觀史學。一般說來，像「論明代內閣制度」、「論漢武帝削藩」或「論美國內戰原因」這類題目，均屬微觀史學。但歷史的微觀研究是宏觀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