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教到佛教，動蕩不安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何宗教發展如此蓬勃？

道教和佛教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兩個主要宗教。而道，佛兩教更是中國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兩個宗教，那麼研究佛道兩教的起源和發展對我們了解並研究歷史有著深刻意義。

道教在魏晉南北朝的興起，發展和衰落

道教是形成於東漢中後期的本土宗教，漢末至東晉，太平道和五鬥米道由北方傳入江南，且二者不僅僅在民間傳播，也向高層發展逐漸滲透，相較於以往，信奉天師道的士族在東晉明顯增加。東晉初，葛洪將東晉前的神仙思想加以概括精煉，並確立了第一套較為完善的神仙道教理論體系，並將金丹派的煉丹術發揚光大。

葛洪認為，人長生不死登臨仙界是可以通過修道實現的，其在煉丹過程中，積累了很多有用的古化學知識。東晉中葉以後，天師道在江南盛行，並且發展出了上清派和靈寶派。到了南朝，陸修靜為道教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完善了道教的齋蘸儀範，並且將道教典籍加以整理。陶弘景在南朝中期隱居於茅山，廣收門徒傳播上清經法，並建立了道教完整的神仙體系。

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改革了天師道，使其完全迎合統治階級的需求，為統治者所用。但是北魏以後，由於佛教的興起，道教逐漸衰落。北齊甚至不認可道教，只有北方的樓觀道仍在發展，並在隋唐盛極一時。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的興起，發展和衰落

古印度的佛教，在西漢就已傳入中國，然兩漢時期，佛教都沒有較大發展。直至漢末的戰亂，給佛教的傳播提供了發展的養分，使其開始紮根於中國。故漢末三國時期，佛教這棵小樹苗在中國開始茁壯成長。中國人朱士行首次西行求經便發生於此時。

至西晉時，般若學更為流行。

由西域取回的《放光般若經》在僧侶，士人中廣泛傳播。隨著佛教的發展，佛經被廣泛的需要。竺法護翻譯的佛經在西晉翻譯的佛經中最多也最重要，這些佛經包含了大乘佛經的重點內容，並成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打下了夯實的地基。西晉時，佛教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從廟堂之上到江湖之遠，從京城到邊境，都有佛教的信徒。持齋和設齋會已經在民間普及。

佛教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進入大發展階段。後趙，前後秦和北涼在北方十六國中有著突出地位，他們對佛教文化有著不一樣的情感。後趙的幾位統治者都是佛教的忠實信徒，並將漢魏時期不準國人出家的規矩取消，這使得佛教快速壯大。

前秦時，其學術顧問和政治顧問道安是一名得道高僧，深得苻堅信任。他在長安宣揚和傳播佛學，並組織大規模的譯經，且在譯經的過程中，對古時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創造出了一套譯經的準則，一直沿用至今，有著深遠的影響。道安不僅是一位傑出的佛經學者，亦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大師。他的徒眾甚多，且因其將其弟子有意分散於全國各地，使得佛學在全國範圍內廣泛的傳播。

後秦姚興對佛教更是尊崇，西伐西涼只為了迎來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引來鳩摩羅什後，以國師之禮待之。有了姚興及其幕僚的支持，鳩摩羅什致力於譯經，其翻譯出的經書質量極高，令人驚嘆。及至後世，學者也認為其在譯經的技巧及內容方面無人出其左右。其弟子僧肇所著《肇論》對魏晉以來的的佛教與玄學加以精煉，建立了一個大致的宗教哲學體系，對後世有著深刻意義。

後秦，北魏和東晉設置了僧官以管理全國僧人，這是前所未有的。北涼天竺僧曇無讖所譯《大般涅槃經》使學者們的研究從般若學轉至涅槃學。東晉時，由於玄學和般若學的融合，談玄論釋在士族風靡一時，且皇權中落，使得東晉諸位帝皇信奉佛學，因此佛學高僧更是地位尊崇。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形成了具有我國特色的般若學，並且出現了六家七宗的不同派別。這標誌著有著我國特色的佛教逐漸誕生。

道安的弟子慧遠在廬山隱居三十年，與廬山弘揚佛學，時期成為了一個佛學中心。慧遠的思想對後世許多教派的誕生有著重要意義。

至東晉後期，西行求法成為當時一股風潮，法顯便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位。他從天竺各國帶回了許多深合當時需要的經書，法顯回國後，編撰的《佛國論》為後人研究五世紀初，西域，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的地理，提供了第一手實時記錄。

至南朝，諸位帝王對佛教甚為崇信，其中以梁武帝，宋文帝和齊竟靈王蕭子良最為典型。宋文帝不僅自身極為推崇佛教，對佛教在管理社會的作用更是有著其自身的深刻理解。齊竟靈王蕭子良，廣招名僧弘揚佛法，傳抄佛經，為經文的流傳做出了極大貢獻。梁武帝由道教皈依佛教，而後將佛教視為國教。

晉末宋初，佛法的研究和宣傳有著較大的變化，由般若學轉為涅槃學，竺道生在這一轉變中起了極大的作用。道生曾一度引起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而被守舊派僧人所不容，直到由曇無讖從西域傳回的經文中，有著與道生一致的佛法，他的學說才為眾人所公認。

竺道生的兩種學說在中國佛教歷史和藝術長河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南朝時，佛教的傳播以僧導及其弟子為主，他們受到歷朝歷代君王的禮遇。此時南方的禪學還不甚發達，直至北方禪師慧思南下，弘揚佛法，至此，南方禪學開始興盛。南朝之譯經，以宋代及梁陳之時較為突出。梁陳之際的譯經，主要以僧真諦所譯為主。

而後經歷兩次大型滅佛運動，佛教的發展有些停滯。

到了魏宣武帝永平初，有天竺僧前往洛陽譯經，而後佛教形成兩大派系。至北魏，觀世音信仰更為盛行。北魏建寺甚多，魏末有寺廟三萬餘所，僧人200萬之多。魏獻文帝時，設置佛徒戶，由罪犯和官奴組成，實為寺廟之努力，更設有僧只戶，每年皆需向僧曹納稅。北魏設置僧官，並有一套完整的僧人管理體系。石窟在北朝建有許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

兩次滅佛運動

魏太武帝時滅佛，與其崇信天師道的崔浩有著較大干係，其滅佛手段也及其殘暴。然則魏太武帝滅佛後不久即去世，佛教又再次盛行。周武帝滅佛手段較為柔和，先與佛教眾人爭辯後，方才廢除佛道兩教，並無大肆殺戮。這兩次滅佛以及後世的唐武帝滅佛，因其在位者的諡號或廟號皆有「武」字，而稱為「三武滅佛」。

通過對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兩教的深入探究，我們能夠了解到魏晉時期的許多特點。佛道兩教的傳播，皆是因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多發，使得中原沒有穩固的宗教信仰。且統治階級多為教派的信徒，使得其在上層階級廣為流傳。在教派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統治者支持的身影，並且許多當時民間觀念的記錄在經書的字裡行間裡流傳下來。由此，我們可以更好地通過時人記錄的第一手資料更好的了解歷史，研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