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德建交40周年：從「邊緣」走向「中心」
1972年10月11日，中國外交部長姬鵬飛和聯邦德國外長瓦爾特·謝爾在北京分別代表兩國政府正式籤署中德建交公報，由此迎來了新中國建國以來與西方國家建交的第三次熱潮，同時，也拉開了我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全面正常化的序幕。
在過去的40年裡，描述中國與聯邦德國的關係呈現了這樣的軌跡：最初從謹慎小心接觸開始，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開始積極主動，上世紀末中國通過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加入世貿組織後逐漸融入國際經貿體系，本世紀初在和平崛起的基礎上開啟文化外交……，兩國關係的發展既有風調雨順之時，也有摩擦風雨之季，目前，在「四十而不惑」之際，通過雙方多年的共同努力，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以深入廣泛的「戰略夥伴關係」為合作框架
中國與聯邦德國關係的快速發展，與源遠流長的中德往來及兩國始終自強不息的努力密不可分 早在明末清初，中德便已有民間的文化和經貿來往。1861年，清政府與德國正式建交後不久，這個歐洲中央之國因在德法戰爭中獲勝並使國家統一，在華夏大地被冠以「有德」和「有志」之名，成為中國首次現代化運動中洋務派人士極力推崇的學習楷模。然而，19世紀末已成為當時世界科教中心的德國實行殖民擴張政策，在20世紀上半葉先後兩次挑起世界大戰，使得中德關係極度緊張甚至中斷。二戰後兩國遭受分裂，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初期僅與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與聯邦德國的關係因其「西傾」外交和堅持「哈爾斯坦主義」，直到1971年中國成功重返聯合國並與美國開啟「桌球外交」後，有鑑於勃蘭特政府試圖通過「新東方政策」來改善與東歐國家的關係，並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以及為「經濟奇蹟」後的聯邦德國經濟開闢國際市場，也有鑑於當時中蘇分歧公開化及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的疏遠，才開始有了轉機
建交至今，兩國關係先後經歷了小心慎重接觸、快速發展、短暫冷卻、再度恢復與發展、反思轉變，至現在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六大發展階段。1975年，新上任的聯邦總理施密特首次來華訪問，與毛澤東和鄧小平進行會晤。嗣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兩國高層開始頻繁互訪，並先後籤署了一系列雙邊協議。當時急起直追的中國被西方國家視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改革開放的成功範例，一度被聯邦德國稱為「天然同盟者」。在科爾執政的16年期間，雙邊關係雖然因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及1996年聯邦議會出臺「改善西藏人權狀況」決議兩度遭受巨大波折，但總體仍然得到大踏步的發展。1993年，科爾政府首次提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亞洲政策。
如果說鄧小平時代推動了中德關係的逐步開展，那麼，上世紀末以來兩國關係在新一代領導人的推進下，則是更上了一層樓。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德國對華政策轉向以西方價值觀為導向，對於中國人權、法制和民族等問題予以更加關注，並時而加以幹涉和指責。然而，德國政府始終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並對二戰和國家分裂進行深刻反思，通過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來促進歐洲各國的和平共處與合作，為中國的持續穩定發展樹立了榜樣，由此也使得中德先後於1999年和2000年決定開啟人權對話和法治國家對話，並在大力促進經貿合作的基礎上，有鑑於國際格局的變化，於2004年5月在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下建立起「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2010年又升格為「戰略夥伴關係」。
近年來，兩國政府不僅積極促進雙邊關係，同時也更加注重在國際舞臺上的合作。雙方領導人通過聯大、亞歐會議、中歐論壇、八國集團和20國峰會等平臺及熱線電話，就雙邊關係頻繁交換意見，並就應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地區和平穩定、消除貧困等全球性問題加強溝通和協調立場。2006年以來，兩國現任總理先後六次互訪，開創了歷屆政府最為頻繁互訪之篇章，並使兩國關係從默克爾上任初期因過度強調價值觀外交及「達賴事件」陷入低谷後再度轉向務實與深化。與此同時，兩國議會的合作與交流也於2005年起開始機制化。2011年6月，雙方在已有逾40個雙邊對話機制的基礎上又創建了中德政府籌商，為具體及時和有效地規劃與落實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搭建了更為夯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