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全媒體記者 劉宜慶
天才如何利用時間是一個謎。五十卷的《張煒文集》由灕江出版社出版,堪稱煌煌巨製,這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一個精神的高原,更是文學創作的一座高峰。從有限人生創造無限的可能。張煒之於我們這個時代,是思想的標杆,是文學的純粹。
近年來,張煒的文學創作,形成了一個詩學專著系列,解讀歷史上偉大的詩人,賞析永恆的經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解讀蘇軾的詩學專著《斑斕志》,本報記者專訪張煒先生,請他談一談創作的歷程,蘇軾帶給今人怎樣的人生智慧。張煒透露,他一直堅持在方格稿子上筆耕不輟。拂去灰塵一樣的喧囂,走進詩人蘇軾的精神世界,走進作家張煒的文學版圖。
關於《斑斕志》
一場熱烈的講授形成了文字，需要冷卻的時刻
記者:您的詩學專著已經出版了《也說李白和杜甫》《陶淵明的遺產》《楚辭筆記》《讀詩經》,以及今年夏天出版的解讀蘇軾的這部《斑斕志》,您在什麼樣的契機下,開始詩學專著的創作?
張煒:我們這一代寫作者在最能閱讀的時候,讀了大量翻譯作品。特別是小說作者,就尤其是如此。將世界文學的窗口打得更開,直到現在來說仍然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但是,當一個寫作者認識到民族文學的源頭力量以及這種迫切需要時,一般都是年過四十以後。這幾十年裡我一直在為自己補課,雖然自小就讀過一些傳統經典,但真正深入下去,能夠系統地讀,還要靜下心來,拿出大量的時間。
因為這些年要在書院和一些大學裡講課,所以談古詩人比較多。這是個好好學習和討論的過程。我選擇這些內容主要還不是因為講課的需要,而是讀的古詩多了,體會多了,有話想說。這是閱讀古典的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單純的「備課」式的閱讀,在我這裡是不多的。我沉浸在中國傳統經典中的時間越來越多,心裡的感慨不由自主地就積累了許多。這會影響到自己的寫作,尤其是詩的寫作。
記者:去年夏天,在魯東大學貝殼兒童文學周,我有幸聽您的講座,近距離感受您演講的風採:才情如大地噴泉,噴薄而出,妙語連珠匯成江河,汪洋恣肆。讓我想起古代高僧講佛法,頑石點頭。我看後記介紹,這本《斑斕志》是根據您講蘇軾的系列講座而成,從講座的語言,到書稿文本,這樣的轉換是否會把講座的現場感丟失?在轉換為書稿文本時,增加了什麼內容?
張煒:現場講出的內容,特別是進入討論之後的思想煥發,是安靜的個人工作中難以出現的。但一場熱烈的講授形成了文字,還要有一個冷卻的時刻。在講的時候或者會遺漏一些重要的東西,少了點嚴密的學術性,甚至是表述的錯誤。如篇章中的一些細部勾連、一些更準確的表述,都要好好斟酌一番。有些引用的詩句,也要在後來找好的版本加以確定和補充。
人在討論中,在深入的言說中,思維容易被激活,所以落到文字上往往是活潑和外向的。書面閱讀的要求則有些不同,其特徵恰好是要有更多的內向性,是細細地貼緊文本咀嚼。文本一旦喧譁了是不好的,這和現場聽講互動的效果有所區別。所以有時候現場效果極好,落實到文字上反而不好,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演講稿、講課稿,一旦形成電子稿放到案頭上,就要將其當成一本書一篇文章,以這種心態去對待它要求它。要好好研究自己在熱情交流時,在面對一場聽眾時,都說了些什麼、怎樣說的。即便如此,口中吐出的文字和一支筆寫下的文字,氣息還是大有不同。二者的長處結合起來是最好的。我不知自己做到了沒有。
我察覺到,自己儘管在講授時並沒有居高臨下,而是平等探討,但這時的口氣和伏案工作時仍舊不同。教導他人的姿態會排拒讀者,這也是事後檢查文字時應該注意的。讓聽者的熱情感染自己,這是極大的幫助。沒有熱情的聽眾,或者他們精神渙散,一場講授將沒有深度和神採。但訂正錄音稿時,卻要儘可能地冷靜,旁若無人。
記者:每一講中的小標題,都很吸引人,具有文學的趣味,是詩意的表達。這些小標題就是全書的脈絡,是您妙手偶得、靈光一現的產物,還是深思熟慮、仔細斟酌出來的?
張煒:成文之因只是講下去,圍繞一個方面,講清楚了再移向另一個方面。平時閱讀經典也會有些手記。讀和講、最後訂正,都有可能擬出標題,它們的作用是條理化,將漫開的思緒歸攏起來。這就使講述能夠層層推進,並呈現出這種層次感。它們之間似乎是分離的,實際上卻有內在的緊密聯繫,有感性和理性的邏輯。這些標題攜手一起,合成了一種內在的推動力。
如果不是因為表達對象的複雜難言,儘可能不要意象式的標題去統領。標題實一些更好,貼切,具體,突破了平均化和概念化的習見,就會顯出詩與人的本來面目。詩學研究面對的任務,主要是進入詩的內部,而不僅是外部的考證和索隱。當然這也是必須的,是基礎。不過在這方面用力太猛,就會出現過度詮釋的問題。審美詩學,這在研究中始終應該是個大方向。但是做好這個工作需要的條件比較多,因為遠不是資料的分撿歸攏就可以辦到的。
關於蘇東坡
這個生命太有趣了，全部文字都通向了他這個人
記者:《斑斕志》全書分為七講一百二十餘題,每題都有洞見和卓識,比如,在談到烏臺詩案時,您認為正是它的煉獄之火成就了詩人:「這一場文字獄、一場曠世冤案之後,這位天才人物的心靈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就在這裡,他攀上了詩與思的最高處,那是窮盡一生才能達到的高度。」我感覺您解讀蘇軾,調動了您的生命閱歷和體驗,站在人性的高峰,觀照蘇東坡,更加懂他了?
張煒:有關蘇軾的文字太多了。現當代這方面的文字,從林語堂的那本傳記出來以後,蘇東坡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他,包括學術上的大致走向,也就在某個層面上形成了。蘇東坡作為一個形象,在人們心目中是相當固化的。當然,許多出色的蘇東坡研究也出現了。我不是,也不想寫一部蘇東坡的傳記文字,更不是寫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文字。一個當代寫作者對一個古代寫作者的全面接觸,包括通常意義上的學術及其他,都要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讀作品最終還是讀人,蘇東坡的全部文字都通向了他這個人。就文學來講,古人的寫作和今天有許多相同與不同。相同的地方很多,比如詩意的生發和表達,手與心的距離,生活與想像的關係,詞語的使用調度,都有寫作學的基本規律存在。離開了這個基礎,就不好談了。但時代環境變了,表達形式變了,現代主義詩學的觀照下,視角也將有改變。抽離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因素,也就走向了另一種刻板和膚淺。這是我必須理解的。事實上,關於蘇東坡的文字再多,也會發現留給後來者做的事情還有很多。詩學和寫作學方面,思想方面,現代價值觀與儒學證偽、傳統仕人的兼獨道路,等等。我們不能過於滿足蘇東坡的一些通俗故事,其實他的真實面目,詩與思的面目,卻常常被這些東西所遮蔽。
記者:《斑斕志》不僅打通古今,也有中西文化視野的關照。一本書,熔鑄詩學、寫作學、文學批評、作品鑑賞、歷史鉤沉等,呈現斑斕之美。您給讀者介紹一下好嗎,為什麼起名《斑斕志》,是象徵蘇軾的淵博嗎?
張煒:這是其中一章的題目而已。「斑斕」這個比喻其實很直接,因為蘇東坡的人生,比其他詩人更加呈現出斑斕多彩的特徵。他和一般人的確是大不一樣的。看看他一生做下的事情、達到的水準、踏入的方向,都會有這樣的感嘆。這個人太豐富太有趣了,絕不貧瘠。有的詩人或藝術家,或生活中的其他人,也很專注很深入,但就多彩多姿這一點來說,還遠不足以使用「斑斕」二字。有人可能覺得這個詞用到其他人身上也勉強可以；不,用到蘇東坡身上才最為貼切。如果強化這種感受,最好的辦法就是深入閱讀蘇東坡,讀他所有的文字。千萬不要止於有人連綴給我們的那些通俗故事,它們看起來生動,其實有許多是表面化概念化的,而且不求甚解。真實的生活與人性,更有蘇東坡這樣的特異人物,並不是那樣的誇張趣味。他是深邃難言的「平易」,是一樁「個案」。有人以自己的理想和志趣來解釋蘇東坡,好像也不對榫。有一些通常的做法,就是利用古人寫出自己,這是不太好的習慣。
記者:蘇軾通達於儒釋道,縱浪大化,他的生命智慧對於今人有什麼啟示?
張煒:他一生恪守儒學,對釋和道既不特別深入,也不信服。他只是像對待學問和知識一樣去關注它們,只有那樣的興趣,但並不作為信仰。他對佛和道這兩界中的朋友來往不少,友誼深厚,那是因為覺得他們有色彩有格調。他對所有個性人物都很好奇很親近,而佛道二界中有一些人疏離於生活,往往更獨立更有真趣。他和他們的友誼、與佛道原理的接近,都是這樣的意義。在唐代,白居易兼收並蓄儒釋道,韓愈則不然,後者與釋和道界的人物都有交往,但一生都是一個堅拒佛道的人。蘇東坡和韓愈差不多。蘇東坡因為堅守儒家的入世精神,並不輕信佛道,所以坎坷很多,一生有這麼多劫難。說到底,這是由他的儒家世界觀決定的:兼治和獨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比較其他人,如白居易,吃了虧則能通融,然後儒釋道並用,所以後半生就順利了許多。蘇東坡作為一個古代大政治家和文學家,強烈的入世治世責任,對真理的追求,對勞民的關切,是最讓人感動的方面。
關於創作
我在方格稿紙上寫作，反覆修改
記者:您在演講中說過,天才們怎樣使用時間是一個謎。去年在萬松浦書院參觀,走進您的書房,看到書櫥裡陳列的一排一排您的著作,了解這句話的涵義。同時也很好奇,您是怎樣支配時間的?列夫·託爾斯泰只在早晨寫作,他認為在早晨才能使人保持一種清醒的批判精神；福樓拜夜裡通宵寫作,書房裡不眠的燈,甚至成為塞納河上船夫的航標。巴爾扎克寫作時喝咖啡；海明威用一隻腳站著寫。您在什麼時間段寫作,有沒有什麼寫作習慣?
張煒:我如果有寫作的衝動,就會在白天寫三個小時左右。晚上不寫。寫的時間太長了不行,思維的力度和新鮮感都會降低。平時佔最多時間的是閱讀。讀書是一種奢侈的享受,尤其是現在。要拂去灰塵一樣的喧囂。我不太看網絡螢屏上的東西,它們耗人且得不償失。寫作當然要依賴衝動,沒有衝動而寫是沒有必要的。
我發現國內外從古到今,非專業寫作者寫得更好。這是因為他們保證了創造動機的純粹性。我學習他們,儘量找一些日常的職業化的工作去做,有了寫作欲望才閉門造車。在電子傳播時代,紙質書變得更加可愛了。它們印得越是講究,就越是可愛。貯存許多好書,這是一種夢想的高尚生活。一部分人的夢想,就是過高尚的生活。有人從小追求這種生活。但到現在為止,我的存書還是不夠多。平庸的書太多,不能存。設法存很多好書,這是非常困難的。就因為好書不像想像的那麼多,所以任何人要過上一種高尚的生活,並不容易。我在方格稿紙上寫作,反覆修改,如果改得太亂就抄清再改,一般要經歷四五遍。最後再變成電子稿,保存和郵寄就方便了。
記者:郭沫若著有《李白與杜甫》,林語堂著有《蘇東坡傳》,稱得上才情與學識兼具的經典。您的詩學專著中有《也說李白和杜甫》,也有解讀蘇軾的這本《斑斕志》,在寫作上,是不是可以看作超越前賢的嘗試?
張煒:每個寫作者都會有自己的局限,如果在學習中看到了他人的局限,既要諒解,也要在工作中避免。這樣,寫出的文字才會謙虛誠懇,會有意義。通過努力學習,找出自己的不足,這就是謙虛；也正因為謙虛才能有所發現。沒有發現就沒有事業上的遞進,工作是無意義的。這只是一種認識,要做到並不容易。當我發現他人因為過分的社會性和現實性,或者因為努力寫出自己,甚至為了追求小說的通俗性和生動性,為這諸種原因造成了偏頗和失誤時,就變得十分謹慎了。
我不是為了和前人不同才要出版這些新著,而是想寫出貼近詩人的著作。我的局限也會被他人發現,那時候他們的工作就有了自己的意義。有一顆平靜樸實的心,才能從事研究的學術的工作,因為一使性子,事情就會辦砸。寫作者要經受許多誘惑,戰勝它們並非易事。因為求真和深入而沉迷到一個世界裡,不在乎世俗的臉色和口味,既困難,又是起碼的工作態度。比如蘇東坡,哪裡僅僅是什麼有趣和好玩?又哪裡僅僅是什麼有才和樂天派?他經歷的愛欲洗禮,他在苦海裡的浸泡,他的韌頑和軟弱,我們作為讀者還需做好全面接受的準備。
記者:您近年的文學創作,是不是偏重於兒童文學和詩學專著?
張煒:我一直在寫兒童文學,基本上沒有停止。古典文學特別是詩學,也一直在學習和探究。各個階段的計劃安排會有不同,做完一些計劃,再著手幹別的。總之,寫作仍舊是有無衝動的問題,這種勞動需要衝動,有了衝動才會做好。這是很奇怪的事情:會在某個時候寫詩、小說或散文,或與愛好者一起討論問題。這是不同的需求和勞作。
我其實一直用心的是直接寫詩,而不是詩學研究。這是從啟步時糾纏的心念。我的代表作,也許會是詩。我明白這是較為純粹的求索,並無什麼功利來擾亂自己。兒童文學同樣是因為它的純粹性吸引了我,而不是其他。好的寫作者一般都嚮往好的兒童文學。
關於《張煒文集》
這是一個難得的自我檢察和總結的時刻
記者:五十卷的《張煒文集》由灕江出版社出版,堪稱煌煌巨製,這已經超越了著作等身,堪稱一座高峰,宛如泰山孤拔。請您為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這套文集吧。
張煒:寫作的數量很重要,但這隻對一小部分寫作者來說是這樣,對大多數寫作者並不重要。因為文學創造從來重質不重量。我希望數量對我是重要的。我這裡的意思是,只有寫得足夠好的人,數量對他們才重要,不然就越多越壞。我常問自己:這一次寫得足夠好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會立刻停止寫作,該幹什麼幹什麼。寫作是極有分寸感的一種工作,是很自尊的一種工作。這種感受一旦喪失,寫作就該終止。
我寫得不算多。因為這套文集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我在教學中形成的文字。我一直將這種職業色彩較重的工作,當成現實生活中的所謂「分工」。坐在鬥室裡的創作,比如小說之類只佔了一半多點。我主張以非專業作家的心態去努力寫作,並取得專業作家的技能,而不是反過來。反過來的情形並不少見,我會避免。
每個寫作時間較長的人,都希望有機會集中印出自己的作品,我當然也不例外。這是一個難得的自我檢查和總結的時刻。
張煒簡介：
張煒,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省棲霞市人。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2020年出版《張煒文集》50卷。作品譯為英、日、法、韓、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羅、意、越、波等數十種文字。著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刺蝟歌》《外省書》《你在高原》《獨藥師》《艾約堡秘史》等21部；詩學專著《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產》《楚辭筆記》《讀詩經》等多部。作品獲優秀長篇小說獎、「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茅盾文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特別獎、南方傳媒傑出作家獎、京東文學獎等。近作《尋找魚王》《獨藥師》《艾約堡秘史》等書獲多種獎項。新作《我的原野盛宴》反響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