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看起來很高深，其實可以進行很簡單的理解。
入正題之前，首先要講清楚兩個問題。一是生命的目的是什麼，答案是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二是哲學的目的是什麼？答案是講清楚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和情形。例如「什麼是幸福」、「怎樣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等等。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幸福，但講不清楚或者人言言殊，哲學就是這種「講清楚」的試圖和努力的結果，說得裝B一點，就是「澄明」。（生活的裝B說法是「存在」）
理學就是最大道理或者根本大法。怎樣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不同哲學家提出不同的看法，孔子他們提出「仁義禮智信」等原則（即「五常」），基督教的上帝借摩西之口提出「不可殺人、姦淫、偷盜」等十誡，佛教提出八戒。到了宋朝（其實從中唐開始），中國的哲學家開始覺得這些五常都是道理，而這些道理應該可以用一個最大道理或者根本大法統一起來（所謂的「本體論」，儒學的這個本體論、系統化衝動也來自佛教。佛教自成體系，並有本體論，也就是說其所有理論都可以一言以蔽之。韓愈斥佛，當他耒陽縣鱉口寺住持如何是佛法大意時，禪師回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就是一言以蔽之的回答。為了和佛教抗衡，從韓愈開始，儒生們便開始試圖將儒學本體化）。這個想法就是理學。理學就是想總結出一條能使大家過上幸福生活的道理，能夠把那些「五常」、「十誡」統一起來的最大道理，其名字自然就叫「道學」或者「理學」，後來就慢慢統一成「理學」。
哲學是「講清楚」的學問，其核心內容是講清楚有關生活的2個大問題（每個大問題又包括2個小問題）：「是什麼」和「為什麼」，「要怎樣」和「為什麼要這樣」。怎樣才能過上幸福生活？孔子的回答是要「仁」，但「為什麼要仁」，孔子講得很少或者沒有講清楚。在《論語》中，學生問什麼是仁的時候，孔子要麼回答「愛人」，要麼回答「克己復禮」等等，至於為什麼要仁，學生沒有追問，孔子自己也沒有進一步說明。只說明「是什麼」沒有說明「為什麼」的學問，就是「斷言」，只有斷言的哲學是不完整的哲學，所以孔子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
宋代的理學家並沒有比孔子更加優秀，他們想解釋清楚「是什麼、要這樣」，但好像解釋得越來越複雜，他們也沒有講清楚「為什麼是這樣、要這樣」，所以理學家也不是真正意義上是哲學家。
宋明理學把「是這樣」解釋得很複雜。宋明理學的最大貢獻是斷言式地總結出一個幸福生活的總秘訣——「理」。朱熹說，「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熹把幸福總秘訣——「道理極至」——稱為「太極」，其實這個說法不僅僅是幸福總秘訣，而是宇宙的總秘訣，從天到人，這是理學的邏輯起點，也就是天理說），但實際上他們對宇宙總秘訣的解釋並不多，而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們主要講的還是為人處世的生活總秘訣，所以我們不管理的宇宙這層意思）但什麼是理呢？這又很難講清楚。他們首先提出，理就是仁。仁的主要意思是愛他人，只有有一個愛心，人就會講義、講禮、求智、講信，就可以過上幸福生活。後來理學家又覺得這樣的推理有些牽強，他們又提出仁就是生。「生」是什麼呢，就是生命、生活、生機、活力……朱熹說，「仁字是個生底意思」，程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他在易經找到這句話）……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矣。」他們還說，杏仁、桃仁為什麼叫「仁」呢，因為這些都是種子，可以「生」（石子不能叫「石仁」，因為不能「生」，筋骨麻木不仁就是沒有「生」的衰退）。再後來，理學家又覺得把「理」解釋為「生」還是不周全，他們又提出理是心（王陽明「心即理」）。王陽明說的心是善心，良心，即「良知」，只要每個人都顆善心，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加美好幸福。現在看來，這些解釋和孔孟相比似乎沒有什麼進步：把「仁」解釋為「生」，給我們的感覺是說了等於沒說：理是生，so what？把「仁」解釋為「善心」、「良知」，這和孔子的「愛人」有什麼區別？
宋明理學跟孔孟一樣，也沒有解釋「為什麼要這樣」。理學家們覺得「本來就是要這樣」、「每個人都會這樣」，所以就不用解釋「為什麼要這樣」了。理學家們把理又叫做「天理」、「天者理也」，老天就是這樣，這就無須解釋了。王陽明說，善心每個人都有，如果一個小孩馬上要掉進井裡了，我們每個人都會去阻止，這就是善心。正是因為這樣，所以王陽明說「滿街都是聖人」。楊簡是陸九淵的粉絲，當他當縣官（富陽主簿）的時候，問陸九淵什麼是「本心」（也就是什麼是「理」）時，正好中途碰上一個有關扇子的案件，楊簡判決後，陸九淵就說「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本心」，楊簡追問說：「止如斯耶？」陸大聲曰：「更何有也！」楊頓悟，乃拜陸為師。這種棒喝、頓悟式的啟發式教學是中國哲學的一條重要理路。
這正是現代人很難理解理學的重要原因。在科學主義的教育下，沒有論證過程的主張很難引起現代人的共鳴。理學是儒學在宋明有了重大發展，所以儒學可以分為孔孟儒學和宋明理學。事實上，所有的儒學，包括孔孟儒學和理學都缺少直接的、專門論證過程。孔孟儒學還是比較好理解，雖然它沒有提出一個總道理，但對於仁義這些分道理而言，即使沒有論證過程，我們也可以很容易腦補出來。例如陸九淵論證為什麼要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原文是解釋孟子的「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這個論證過程讓我們腦補出做人應善的論證過程），但是對於「理」這個總道理而言，論證的難度就太大了。理學的論證過程是：天——理。世界的本體是天（太極），天至仁至誠，這是天之理，所以人也要至仁至誠。這種「天人感應論」在現代科學面前是破綻百出的（邏輯學人類類比不是論證方法）。作為現代人，我們應該如何幫助理學呢？我們可以說，理學大師們啊，這個世界最大的道理是利大於弊原則啊。儒家理學所追求的是最大道理，在解釋時卻總是得出分道理，這些分道理總是針對於一定的情境和對象而言的，各分道理只有特定的適用範圍和適用對象，並且分道理之間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怎麼可能「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呢？例如，把理解釋為「生」，生命就是欲望，生命力越強，欲望越大，那和「克己復禮」、「滅人慾」的矛盾該怎麼處理呢？所以，為人處世之理不是在「天下之物」，而是在王陽明所說的「心」，但又不是全部的心，而是「心」在為人處世時所採取的利大於弊這個權衡的策略（也就是原則、方法論、價值觀），這個策略才是脫離了具體的情境和對象，才是形而上的根本大法。這個策略好像說了等於沒說，誰都不是傻瓜，誰不會追求利益最大化啊？當然，個個都懂利大於弊，但有不少人在權衡時對什麼是「利」、什麼是「弊」判斷不夠清楚準確，例如，小偷覺得偷利大於弊，這就是錯誤判斷。所以孟子要求「從大體」，不能「蔽於物」。
此外，儒學理學和現代人還有一個代溝，那就是追求幸福生活的社會取向和個體取向的問題。本文老是強調，人類生活的終極目標是幸福，儒家是在人類在初級文明階段所採取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認為社會安定、天下大同了，我們就幸福了（儒家的表述僅止於大同，而沒有提出幸福，上文經常說儒家也是為了人類的幸福，是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但現代人已然享受了安康的社會，文明開始進入高級階段，他們認為幸福的意義還要加上個體的意願，例如自由、平等這些內容，所以，儒學理學再也不可能擁有江湖霸主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