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翼裝女孩劉安生命中的最後一跳，讓翼裝飛行進入了更多人的視野，也帶出近乎半數的惡評。
很多人這樣評論甚至痛罵：
是有錢人的任性、空虛的燒錢行為；是對父母的不負責任自私行為；是對生命的不懂珍惜的行為；這是作死啊！
甚至因此引發了是否要禁止「瘋狂人士」極限運動的討論——真的是這樣嗎？真的要這樣嗎？
其實很多人去學跳傘，除了一些有錢有閒的富人和中產，還有很多是攢錢實現夢想的普通人，如果一定要給他們貼一個標籤，不應該是有錢有閒，而是勇於挑戰自己的人。
他們中不少人一邊在跳傘基地做兼職，一邊練習跳傘——那是熱愛，不是無聊。
有跳傘人士算了一筆開銷：考傘證需要3000多美元，單次跳傘費用30美元，全新的高空寶需要8000美元，翼裝需要1500美元，翼裝教練一天600美元——全部費用加一起大約在15萬人民幣左右。
這個價格適合全球的中產階級，並不是富人的專屬遊戲，然而即便如此,願意挑戰的人也只是小眾裡的小眾，因為徵服恐懼比花些錢實在是難多了。
劉安的這次事故，很多人說她是翼裝飛行的大神級別，這屬於高風險的送命運動，幾位圈內人受訪並不能認同。
首先，劉安不屬於大神級別，嚴立恆認為安安的水平屬於剛剛脫離了翼裝新手狀態。她的500多跳經驗中，其中300屬於高空跳傘，200屬於高空翼裝飛行跳，並且都在杜拜。（杜拜是沙漠地形，視野極為開闊，並且配備更加專業，很多人一天跳5次、6次，用來刷等級證書。而天門山卻是山地地形，亂流飛旋多，地理位置海拔高差變化多，降落風險大。）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天門山的這一跳對她來說是個非常大的挑戰。
2019年，她在社交平臺上寫道：想嘗試speedfly，想抱著裝去跳大山。也許是前面的跳太順利了，這次她有些輕敵了。
其次，翼裝飛行發展了20多年，死亡率已經從最初的30%降低到0.5%了，遠低於車禍的概率。有的家庭，父母和孩子一起去跳，甚至有些殘障人員坐著輪椅去跳。
最後，業內人士推測安安的死因，也許是突發情況的經驗不足
安安落到地面後，降落傘未被打開。安安背的高空傘包，有自動開傘設置，那為何落地了還沒有被打開呢？
業內人士分析安安的死亡原因也許是這樣的，安安飛出機艙後，因為氣流影響，突然掉了一些高度，立刻變成了一個低空航線，安安應該是發現了自己無法飛過眼前的山體，試圖打開降落傘，但是開傘需要減速，再拉開引導傘，然後拉開翼裝手臂和腿部的拉鏈，否則手臂無法往上拉住操控降落傘的手柄，如果經驗不夠，就可能失去打開傘包的機會。
可惜的是，原本降落傘AAD的自動激活裝置，設定的是降落地點的200-300米，但眼前的山體卻是海拔900米，所以自動開傘失效，這也許成為安安死亡的重大原因，也為以後的安全設計增加了一個新的課題。
安安走了，不要再對她進行一些無端的指責，給她的家人造成二次傷害。
達文西說：當我認為我是在學著生活的時候，我不過是在學著怎麼去死罷了。這個年輕的女孩短暫的生命如夏花般燦爛，死在自己摯愛的運動中，未嘗不是一種好的歸宿。
如果她的死可以給予我們一些警醒的話，應該是更嚴謹的對待我們的冒險，而不是就此放棄挑戰。
一、我們前腳剛跟隨了《攀登者》，後腳別再踏回被窩!
歐美的探險精神一直優於亞洲。也許是大航海時代，成為亞洲和歐洲探險意識的分水嶺。
在15-17世紀，早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發起了跨洋活動，後期則是英法的海上霸權時代，直至現在，英國依然是探險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早期的探險讓他們積累了長時間不能撼動的世界霸主地位。
但是亞洲人的探險精神卻在長久的農耕文化中蟄伏下來，直至二戰之後，才陸續被喚醒。保守意味著什麼，對於那一代人，對於我們依然清晰、深刻。
伴隨思想深處的覺醒，我們首選了雪山，所以我們才有了第一批《攀登者》，那個時候，攀登雪山成為我們必須要戰勝的榮譽與精神，而今天也一樣。
然而，探險背後，總是累累屍骨。攀巖雪山更不例外，從攀登者的死亡名單上可以看到，先是日本探險意識的崛起，再到韓國，然後才是中國——赤腳走進荒野的國人會越來越多，他們是勇士，不是無知！
2018年被多位翼裝飛行的圈內人稱作為國內翼裝飛行發展的元年。
在2017年，張樹鵬在翼裝飛行世錦賽上獲得亞軍後，發酵了一年。2018年，學習翼裝飛行的人突然多了起來。從最初的一個兩個到杜拜的跳傘基地中「近一半的中國人」，這不是「玩命」，而是一種煥然一新的朝氣和勇士精神。
即便如此，到目前為止，國內能夠玩翼裝飛行的卻只有幾十人。
張樹鵬說：希望有更多人參與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運動中來，這是一件好事。
二、不冒險才是更大的冒險
每天出門溜娃，我總會聽見類似的聲音：寶寶，不要去碰滑梯，髒啊；不要跑，容易摔跤；不要靠近貓貓，它們身上有細菌......他們保守、害怕冒險，也不願意讓孩子去經歷一丁點冒險，希望把自己和家人都裝進一個安全的玻璃盒子裡。
我仔細地觀察過這些孩子，我原本以為他們從一生下來就被束縛住，一定會很脾氣暴躁，結果，並不是全部，很多孩子在這樣的教導中慢慢地失去了活力，她們不愛和同伴玩，總是遠遠地看著。
有天，我帶著自己的孩子去觀察七星瓢蟲，旁邊4歲的女孩大聲地喊：「阿姨，不要走那麼近，那是會咬人的蟲子！」我說：「它不咬人，還有美麗的翅膀，你來看看.....」
小女孩一邊搖頭一邊後退，但眼裡分明流露出羨慕的眼光，那種夢想和勇敢被「閹割」掉的身體姿態，特別彆扭，讓人心疼。
家庭如此，學校亦是如此：為了避免學生們玩耍引起的意外傷害，老師們要求孩子課間除了上廁所，不可以出門，只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要麼寫作業，要麼和同桌聊聊天，他們被工整的擺放好，像一顆顆沒有靈魂的螺絲釘......
全國人大代表孫維，在調研中發現，某三甲醫院心理科門診未成年人就診比例，從2018的11%提升到了今年1-4月的17%。
未成年人抑鬱、焦慮、自殘行為變多，為什麼？
當保守變成了社會共識，孩子們的天性就失去了精神家園，而國家就失去了朝氣。
著名的兒童安全研究專家Joe Frost說：合理的冒險對於兒童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
皇后毛德大學兒童早期教育系教授Ellen Sandseter在全球權威刊物《進化心理學》上發表一文《從進化視角看兒童德冒險玩耍——刺激性經驗的翻恐懼影響》中總結到：孩子有嘗試危險和刺激的天然心理需要。
Ellen Sandseter把冒險稱之為需要。因為Sandseter教授發現，如果孩子沒有機會用社會可接受的方式體驗冒險，有些孩子可能會轉向更魯莽、極端的行為，比如暴力傾向、嗑藥、酗酒。
Sandseter教授提出7個孩子們應該接受的七大冒險行為：
1、探索高度，或者得到「鳥兒的視角」；2、拿危險的玩具，例如鋒利的剪刀或刀子等；3、接近危險的地方，例如湖泊、池塘邊；4、混打遊戲；5、速度；6、迷路和尋找方向；7、獨處。
保守派是不是每讀一個選項，就會嚇出一身汗？然而教授認為，這樣的冒險，讓孩子在未來的社會更安全。
歐美很多家庭在還在高中和大學之間，都有「gap year」，即「休息一年」的習慣。這一年父母希望孩子能夠獨立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提前了解社會、進行自主生存一年，然後再回到校園。
無論是從孩子自身發展還是社會需要來說——不冒險才是最大的冒險！
三、探險精神一直深埋在人類基因深處——沒有這種精神就沒有今天的我們
「為什麼要登山？」「因為山在那裡。」
英國著名登山家喬治.馬諾裡這樣詮釋登山的意義。「山在那裡」，而「夢想」與「徵服」是人類最寶貴的驅動力，它讓我們區別於世間其他物種。
「徵服」是人類不變的話題，為了徵服疾病，神農嘗百草；為了徵服天空，我們有了飛機；為了徵服海洋，我們有了潛艇......每一件奇蹟都始於夢想，也會伴隨犧牲。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教育總是把冒險精神視為異端和危險。然而回眸人類發展的歷程，如果哥倫布沒有冒險精神，就不會發現新大陸；如果神農沒有冒險精神，就沒有本草綱目；如果諾貝爾沒有冒險精神，就不會有新型炸藥，總而言之，沒有冒險，就沒有今天！
是的，前行者的生命註定伴隨更多的風險：神農最終誤食毒草而死， 「現代炸藥之父」諾貝爾意外炸死了弟弟，炸傷了父親；《小王子》的作者安東尼在飛行中失蹤；李國梁在登雪峰時，墜落懸崖；現代翼裝的創始人卡爾波內什也因飛行失誤而摔死......
我們不希望看見死亡，但他們不是「作死」，而是為夢想獻禮，這不應該被惡意中傷，這樣的中傷不僅安慰不到失獨的父母，更貶低了前行者的生命意義。
前行者們熱衷於極限挑戰，是為了實現自我突破，但卻同時推動了人類的進步，更傳揚了一種精神。
夏伯渝，他是中國唯一一位依靠雙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為了實現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人生夢想，夏伯渝用了43年的時間。
為什麼要去登峰？為什麼要去「找罪受」？為什麼要去「作死」？很多人不了解這樣的人生，但更多人在他的努力中找到了前行的力量。——一個殘疾的人尚且敢於挑戰極限，我們有什麼理由逃避眼前的困難呢？
萬科創始人王石，在50歲的時候完成了「7+2」的探險挑戰，他成為全世界這項榮譽的13人之一，並且是世界上最大年齡的登上珠峰者。他曾被醫生診斷可能下半輩子要在輪椅上度過，然而，在後來的四年裡，他成功地登上了11座高峰！
他說：這就是我選擇的人生態度——向上，生命在高處！
大部分人都難以突破自己，循規蹈矩地生活在世俗的軌跡中，這無可厚非。但是，世界上不能缺少像劉安、像夏伯渝、像王石這樣願意冒險、嘗新的人，否則一個社會就是庸俗的社會，人類就是停滯的人類。
安安走了，生命雖短，卻徵服過天空；安安走了，我們失去了一位勇士，但我們不能再失去勇氣！——不要讓勇士的死亡成為我們的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