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寫陳毅是粟裕的「知己」？
——答記者的一個提問
張雄文
《名將粟裕珍聞錄》一書中，有一個佔很大篇幅的粟裕知己系列，如實地記載了粟裕與領袖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元帥林彪、劉伯承、葉劍英、大將陳賡、蕭勁光之間的關係。這幾個人對粟裕有的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真誠欣賞，特別是粟裕1958年患難之際，他們能一如既往，甚至「拉」了粟裕一把。
曾有記者問我，「很早就聽說陳毅是粟裕的知己，他們有幾十年形影相隨的交往」，為什麼不寫呢？
這位記者先生的提問，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疑問。
首先，他們受以往「陳不離粟，粟不離陳」的宣傳灌輸，對歷史的認知有一個很大誤區。「陳不離粟，粟不離陳」是一個與歷史真實想去很遠的偽命題。
歷史上，陳毅與粟裕一生真正「形影相隨」的時間不到3年，即新四軍時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與解放戰爭時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所以三野第9兵團政委、原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郭化若說：「由於工作需要，陳、粟之間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就三年解放戰爭而言，陳、粟始終在一起只有11個半月，大部分時間不在一起，特別是非常關鍵的一段時期，陳總在中野，即二野工作。」
當年的三野司令部作戰股長秦叔謹老人對我說：「『陳不離粟粟不離陳』不是那麼回事。我的看法是：陳不離粟，粟可離陳。陳毅離開粟裕就沒打過好杖。他實際上不會打仗，後來毛主席準備讓徐向前來山東，陳毅就負責搞後勤。」（注釋1）
1994年12月粟裕正名前，許多文章反覆宣傳與歷史不符的「陳不離粟，粟不離陳」，其用意多半在延長陳毅在華野的時間，突出他的華野「核心」地位，掩蓋粟裕對華野的決定作用。
由於粟裕在三野的實際核心地位，建國之初的1950-1951年，毛澤東為防大野戰軍坐大，效仿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將四大野戰軍軍事主官調離原統領區域，調往中央或其它地方工作時，四野林彪、一野彭德懷、二野劉伯承、三野粟裕幾乎是同時離開的。而陳毅則是1954年才調往北京，這反映了毛澤東對他在華野的實際作用的看法，並不設防於他。
其次，就在這些時間段裡，陳毅「培養」粟裕也無從談起。粟裕從班長升職為紅七軍團參謀長的過程，陳毅起初並非擁有人事權的最高領導，後來遠離權力與決策中心，在屬地方軍區的江西軍區任職，他的影響幾乎為零。
抗戰初期，粟裕以當年中央紅軍軍團參謀長的資歷出任先遣支隊、第2支隊司令員、副司令員、代司令員，也是新四軍最高領導項英在毛澤東的提議下決定的（陳毅為第1支隊司令員）。新四軍軍部重建後，陳毅以江北指揮部指揮升任代軍長，粟裕以副指揮身份擔任新四軍1師（江北指揮部所部改編）師長也就順理成章。
至於抗戰後粟裕的華中野戰軍司令員，更是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劉少奇、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和粟裕之間反覆推薦、謙讓最後任命的結果。1946年9月，毛澤東同意粟裕指揮的華中野戰軍和陳毅指揮的山東野戰軍「統一指揮」、「兩個指揮部亦應合一」後，「提議陳毅為司令員兼政委，粟裕為副司令員，譚震林為副政委。」到1948年5月，毛澤東更是當面任命粟裕為華東野戰軍司令員、代司令員。
因此，以陳毅粟裕「幾十年形影相隨的交往」的誤解出發，想當然認定粟裕是陳毅不斷提拔、重用的結論，是與歷史真相大相逕庭的（中共至今的人事任命特點，也可以看出，正職與副職都是上一級組織任命，而正職任命自己的副職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
第三、陳毅與粟裕在重大戰略上意見多有不合，幾次發生激烈的爭論，與我選取的毛澤東到蕭勁光等人對粟裕的軍事才幹十分欣賞，並始終如一的標準不同。
比如，1946年7月，粟裕率領華中野戰軍七戰七捷期間，陳毅不但不同意粟裕先內線作戰的戰略，向毛澤東發電報：「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粟裕捨不得離開蘇中，以主力在該地打轉，實際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蘇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講過多次，講不通。」（注釋2）後在毛澤東明確支持粟裕，終於取得「七戰七捷」並通令全國各戰區學習的前提下，陳毅也一直未能釋懷。
秦叔謹老人告訴我：「陳毅始終認為粟裕是錯的。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大批這件事。」
他還回憶說，「1959年召開華東戰史審編會議，我從空軍調來編寫戰史，陳毅主持會議，把七戰七捷狠批一頓。」
當時的華東戰史編委會（編輯室）主任是梅嘉生。秦叔謹說，梅嘉生採用了陳毅的話做基調編寫戰史。期間，秦叔謹拿著一大撂原始電報和梅嘉生爭了幾句，結果，他成為大家群起而攻之的對象。
秦叔謹說：「我不幹了，我是空軍調來的，我要求回去。」
這樣，他被排除在了戰史編寫人員之外。著名的七戰七捷從此也從戰史消失了，直到1980年代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江蘇公開提出來並予以正名。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陳毅整過粟裕。
秦叔謹說：「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批判粟裕，陳毅起了很大作用，沒有他，批粟裕就搞不起來。」
這也能從楊尚昆的回憶中得到印證。他1983年2月2日對楚青說：「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當時我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的事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得罪了兩個半元帥，兩個是彭和聶，半個是陳。」
陳毅最早給粟裕下結論：「陰（險）」。因此，當粟裕試圖說明自己從不爭權，堅持華野司令員由陳毅擔任和主動不就任華中軍區司令員一職時，彭德懷脫口而出：「這正說明你陰險（注釋3）!」
軍委擴大會議期間，陳毅甚至指責粟裕到蘇聯訪問時與對方總參謀長的幾句談話為「到國外找根據」的「告洋狀」（後被彭德懷進一步引申為「裡通外國」），並對三野與會幹部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不止一次地進行了個別談話，施加了巨大壓力。
他還在大會上做了專門發言，彭德懷對他的發言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陳毅同志的發言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對我們反個人主義有很大作用。」（注釋4）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三野將領不敢為粟裕說話，有人甚至跟風批鬥起粟裕來。
他後來也「幫」粟裕說了「好話」，在粟裕第9次檢討後說：「講得很好。」並帶頭鼓掌表示通過。第二天又在大會上說：「昨天他（粟裕）的檢討，我覺得很好……我個人表示歡迎。過去他在叄野軍事上貢獻是很大的，這是不能抹殺的，戰場指揮搞得好的，主要是打勝仗的……他轉了就很好，歡迎他這個態度（注釋5）。」
這一方面是因為粟裕將強加給自己的「罪名」承認了，另一方面關注毛澤東的一段公道話傳到了會場：「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請大家來判斷。」陳毅最早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
對於這一點，粟裕心知肚明。
1958年以後，一些老部下去看望粟裕，閒聊中又談起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一位老部下說：「粟老總，我們三野（華東野戰軍）參加那次會議的將領很多，除了陶勇、王必成談了一些個人看法之外，沒有一個敢站出來替你說話的。站出來替你說話的，卻是肖勁光和其他野戰軍的將領。」另一位則說：「還有兩三個人，顛倒黑白、無中生有、肆無忌憚地羅列你的罪名……如XXX，你對他十分敬重。」（注釋6）
粟裕平靜地說：「三野沒有人站出來說話是因為有人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不止一次地進行了個別談話，施加了巨大壓力的緣故，因此，我們應該理解才是。」見老部下們越說越氣，他又說：「我堅信，華野廣大指戰員的心是與我相通的。」（注釋7）
不僅如此，他依然對陳毅很敬重和寬容。除在陳毅夫婦辭世後收留了他們的兒子陳小魯並答應他與唯一女兒的婚事外，還在各種公開的文章、書籍譬如《戰爭回憶錄》中也一再為陳毅說好話。
1979年，粟裕在葉劍英的支持下向中共中央提交平反申訴報告，雖然義正嚴詞地說到「彭德懷同志發動對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錯誤的；強加給我的罪名是莫須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對陳毅的事情卻隻字不提。
但這只是粟裕個人的美德，與客觀書寫歷史無關。他實際上是將寫這一段歷史的任務交給了後人，晚年病重之時，他不無遺憾地對楚青說：「六十年代編寫華東戰史，因1958年對我進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對我所指揮的戰役橫加指責，做了許多不符合事實的評論和記載，而我這個當年華東戰場的戰役指揮者，卻一直沒有機會見到這些材料，更沒有機會談自己的看法。我覺得這不僅是個人問題，它關係到正確理解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正確總結華東解放戰爭的歷史。」（注釋8）
秦叔謹曾告訴我：「寫陳粟關係，實事求是地寫，陳毅的後代不高興，粟惠寧也不高興，因為陳毅是她公公。但歷史就是歷史，不污衊不造謠，實事求是，也只能這樣。」這個體會也是我的看法，儘管很多三野的老前輩和我打招呼，很欣賞陳小魯見面就叫叔叔的鞠開老人還當面和我交代過，要我注意寫陳粟關係，但我一直「我行我素」，秉筆直書而已。
正因為以上四點，我在《名將粟裕珍聞錄》中實事求是未將陳毅寫成粟裕的知己，卻有許多篇幅披露陳毅與粟裕之間並不愉快的過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