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萃
接到參加紀念潘光旦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的通知，我就開始想該怎麼講，花了很多時間。晚上睡覺的時候也在想這個問題。在這個會上，怎麼表達我的心情呢？想了很多，也確實有很多話可以講講。可是我來開會之前，我的女兒對我說：不要講得太激動，不要講得太多。我馬上就到九十歲了，到了這個年齡的人不宜太激動。可是今天這個場合，要不激動很不容易。我同潘先生的關係，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觸之多，關係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兒之外就輪到我了。從時間上看，我同潘先生的接觸要比他有的女兒還要長一些。小三出生之前，我已經和潘先生有接觸了。我們是在上海認識的，時間是一九三○年之前，早於我來北京上學的時間。後來，在清華大學，我和潘先生住得很近，是鄰舍。到了民族學院，住得更近了。有一個時期，我們幾乎是天天見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說是生死與共，榮辱與共，聯在一起，分不開了。這一段歷史很長，我要是放開講，可以講上半天。
昨天晚上我還在想，要講潘先生，關鍵問題在哪裡？我覺得，關鍵是要看到兩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間，中國知識分子兩代人之間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兒呢？我想說，最關鍵的差距是在怎麼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一個什麼樣的人，自己才能覺得過得去？不是人家說你過得去，而是自己覺得過得去。這一點，在兩代知識分子之間差別很大。潘先生這一代和我這一代就差得很遠。他是個好老師，我不是個好學生，沒有學到他的很多東西。
潘先生這一代人的一個特點，是懂得孔子講的一個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麼叫做「己」，這個特點很厲害。己這個字，要講清楚很難，但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礎。歸根到底，要懂得這個字。在社會上，人同別人之間的關係裡邊，有一個「己」字。怎麼對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個「吾」，是「己」。在英文裡講，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這個「self」是怎麼樣，該怎麼樣，是個最基本的問題。可是現在的人大概想不到這個問題了。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裡為自己想辦法，為自己做事情，但是他並不認識自己，不知道應當把自己放在什麼地方。
潘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很清楚。他們對於怎麼做人才對得起自己很清楚，對於推己及人立身處世也很清楚。不是潘先生一個人，而是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這樣。他們首先是從己做起，要對得起自己。怎麼才算對得起呢？不是去爭一個好的名譽，不是去追求一個好看的面子。這是不難做到的。可是要真正對得起自己，不是對付別人，這一點很難做到。考慮一個事情，首先想的是怎麼對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給別人看，這可以說是從「己」裡邊推出來的一種做人的境界。
這個道理關鍵在哪裡？我最近的一個想法，是覺得關鍵在於「己」字。「己」是最關鍵、最根本的東西，是個核心。決定一個人怎麼對待人家的關鍵，是他怎麼對待自己。我從這個想法裡想到了自己。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講我看人家怎麼看我。潘先生同我的一個不同，是他自己能清楚地看待自己。我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裡做個好人，在做人的問題上要個面子。現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這個面子已經是個問題了。我這一代人還是要這個面子，所以很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一點很難做到。這個問題很深，我的力量不夠，講不清楚，只是還可以體會得到。我這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有這個問題存在。
孔子的社會思想的關鍵，我認為是推己及人。自己覺得對的才去做，自己感覺到不對的、不舒服的，就不要那樣去對待人家。這是很基本的一點。可是在現在的社會上，還不能說大家都是在這麼做了。潘先生一直是在這麼做的。這使我能夠看到自己的差距。我看人看我，我做到了，也寫了文章。可是我沒有提出另一個題目：我看我怎麼看。我還沒有深入到這個「己」字，可潘先生已經做出來了。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說他好，是個好人。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怎麼對人，知道推己及人。他真正做到了推己及人。一事當前，先想想，這樣對人好不好呢？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體會一下心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今天講潘先生，主要先講這一點。我想這一點會得到大家的贊同，因此可以推廣出去，促使更多的人這麼去想、這麼去做。現在的社會上缺乏的就是這樣一種做人的風氣。年輕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應當怎麼去做。
要想找到自己，辦法是要知道自己。不能知己，就無從「推己」。不能推己，如何「及人」？儒家不光講「推己及人」，而且講「一以貫之」，潘先生是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在這個方面達到的境界，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現在，怎麼做人的問題，學校裡不講，家裡也不講。我們今天紀念潘先生因此很有意義。怎麼做人，他實際做了出來。我作為學生，受潘先生的影響很深。我的政治生命、學術生命，可以說和潘先生是分不開的。我是跟著他走的。可是，我沒有跟到關鍵上。直到現在，我才更清楚地體會到我和他的差距。在思考這個差距的過程中，我抓住了一個做人的問題，作為差距的關鍵。我同上一代人的差距有多大，我正在想。下一代人同我的差距有多大，也可以對照一下。通過比較，就可以明白上一代人裡邊為什麼有那麼多大家公認的好人。
潘先生這一代人不為名、不為利，覺得一心為社會做事情才對得起自己。他們有名氣，是人家給他們的，不是自己爭取的。他們寫文章也不是為了面子，不是做給人家看的，而是要解決實際問題。這是他們自己的「己」之所需。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受些啟發，多用點腦筋，多懂得一點「己」字，也許就可以多懂得一點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有一種超越自己的力量。有些文章說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實上他沒有覺得冤。這一點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這是歷史的必然。他沒有怪毛澤東。他覺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個地步不是毛澤東的意思。為什麼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澤東會是什麼樣的做法，那根本不會是這個做法。因此不應該怪他。這就是從「己」字上出來的超越一己榮辱的境界。這使潘先生對毛澤東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他沒有覺得自己冤，而是覺得毛澤東有很多苦衷沒法子講出來，也控制不住，最後演變成一場大的災難。潘先生經歷了災難，可是他不認為應該埋怨哪一個人，這是一段歷史的過程。潘先生是死在我懷裡的，他確實沒有抱怨，沒有感到冤，這一點我體會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們很難學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認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本文為費孝通先生在紀念潘光旦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的演講，錄音整理稿原載於《讀書》1999年第12期。
清心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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