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仰湘：朱一新、張之洞齟齬事與廣雅書院無關
——蘇雲峰《廣雅書院》論朱一新事糾誤
最近因為研究朱一新的關係，讀到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蘇雲峰先生的《廣雅書院（1888－1902）》一文（以下簡稱蘇文）[1]。廣雅書院由兩廣總督張之洞創建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次年落成開館，選調兩廣生監分齋肄業，先後聘請梁鼎芬、朱一新、廖廷相、鄧蓉鏡等名士宿儒主持院務，成就人才甚眾，是廣州城內繼學海堂後最有影響的教育機構。在海內外學術界研究廣雅書院的少量成果中，蘇文堪稱一篇力作，但論及第二任院長朱一新時，卻有不少史實錯訛之處[2]。蘇文自1984年刊行以來，凡研究廣雅書院或朱一新的學者，往往加以徵引或藉資參考，卻未見有人指正其中的失誤。筆者因此不揣淺陋，僅就蘇文論朱一新事若干失誤予以糾正，並向蘇雲峰先生和學界同道求教。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號蓉生，浙江義烏人，光緒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進士，獲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十一年（1885年）簡放湖北鄉試副考官，同年冬轉都察院陝西道監察御史，翌年因上疏直諫，降補六部主事，遂以母病乞歸。光緒十三年（1887年）夏，朱一新接獲兩廣總督張之洞函電，聘主肇慶端溪書院講席。及至光緒十五年（1889年）秋，因張之洞轉調湖廣總督，廣雅書院院長梁鼎芬隨即請辭，朱一新受聘接掌廣雅書院，十月間自肇慶移居廣州，迄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七月病歿院中[3]。在廣雅書院歷任院長中，朱一新任期最長，督教甚嚴，於院中學風士習影響極大，為廣雅書院歷史上一位關鍵人物。蘇文因此對朱一新作了較多的論述，對今人了解廣雅書院或朱一新不無裨益。不過，蘇文誤將朱一新1888至1889年主講端溪書院期間與張之洞齟齬諸事，移置於1892至1893年朱一新擔任廣雅書院院長期間，因此導致論述中的諸多錯誤。
朱一新辭官時，本擬謀講席於江浙之地，既能養親，亦便省覲，但一時未能如願，不得已而接受端溪書院之聘[4]。朱一新到任後，因地制宜，勤勉施教，體貼寒士，卻在考課等方面與身在廣州、遙控書院的總督張之洞意見時左。如朱一新在《復張香濤制軍》第一札中，言及甄別考試中有託名重卷現象，張之洞提議重考，朱一新則以為住院生徒層次高下不齊，「或重考黜落，而令出院，未免向隅。外縣來者更難為情，恃有投考一途，可以彌縫其闕」；他又以為「館課繳卷，約以三四八九日為斷。蓋肄業者多以教讀為生，遠或一二百裡，不得不寬予期限，猶往往有逾期者，以非弊端所在，亦姑聽之」，皆有異於張之洞的意見。在《復張香濤制軍》第二札中，朱一新更是寫道：「來示扃試一節，為拔取真才計，不得不爾。惟此間地瘠民貧，較諸會城，不啻天壤，諸生以授徒為家計者十之八九，遠或一二百裡，若每月來城一次，往返三四日，寒士費用既增，又曠館課，並須借宿戚友家，久則生厭，恐致裹足。此層與會城辦法，似當稍異。」[5]故朱一新與張之洞相交一年，感到不甚融洽，他曾呈張之洞兩書，報告書院事務，卻「無隻字見復」，年底督署又未循例致送明年續聘關書，遂覺張之洞於己「尤為疏闊」[6]；加上久患溼疾，自感不適嶺南氣候，故主端溪書院僅一年，即有辭歸之意[7]。張之洞聞知後雖致電挽留，電文之末且有「詳容函達」一語，但「事閱三月而竟杳然」[8]，朱一新並未收到張之洞任何函札。其時朱一新又承梁鼎芬之緒，實際主持規復肇慶星巖書院及端溪書院經古改章之事，並特意向張之洞報告相關要點，徵求其同意[9]；然而張之洞1889年卻對肇慶知府所呈星巖書院規復詳文大加批駁，朱一新因此心中再起疑瀾，向梁鼎芬傾訴，謂：「獨聞詰責甚厲，因索觀焉。其中雖無傷鄙人之詞，而投鼠忌器之謂何？況函問不至，關書不來，三事合參，恐未必胸無成竹。……若進退去留，必不可不審。人有厭倦之意而猶戀棧，是無恥矣。」他並表示：「將來或稍有齟齬之端，吾其行矣！」[10]此後不久，朱一新又明確表示年底「定將歸裡」，另謀講席。[11]正因為朱一新聘主端溪書院，本已不安於位，與張之洞相處又未能相洽，所以當張之洞請他接替梁鼎芬出長廣雅書院，他一再「堅辭」；而張、梁二人得知繆荃孫擬聘朱一新主講南菁書院，推測朱一新必定舍此取彼，竟將繆荃孫託其轉交之函暫加瞞扣，直到朱一新勉強接受廣雅書院關聘，始將繆氏之函交出。[12]此後朱一新又屢有辭歸之請[13]，卻未能如願，最終病歿於廣雅書院。
然而，蘇文論述朱一新時，卻將上述呈書不復、關書未送及星巖書院遭批駁等朱、張齟齬諸事，全部移置於1892至1893年朱一新擔任廣雅書院院長期間。蘇文第257頁敘及朱一新在廣雅書院諸多「痛苦的紀錄」中，有所謂「於廣雅書院的一些人事問題上，也曾與張之洞發生小摩擦，而嘗有辭職之意」；第262頁更詳細地寫道：「由於疾病、窮困與心理挫折感，使他與張之洞發生了一點摩擦。起因於他未接聘書，逕行開學支薪，而受張之洞的指責。前文提過，張氏到湖北後，仍關心廣雅書院，在光緒二十年以前，院長的每年關（聘）書，均須由張氏發送，書院於每年二月開館，院長必須接到關書，才可開館、開課與支修。但張之洞其時正在湖北興辦各種事業，無時間兼顧廣雅之事，或者出於有意，竟連續兩年（光緒十八及十九年）沒有寄來關書，而朱一新居（『居』疑『出』之誤）於責任心，同時迫切需要金錢，乃不顧聘書之有否，自行開館、支修。張之洞不以為然，乃透過梁鼎芬『規戒』，朱氏於是吐出苦水，並萌辭退之意。」接著在第263頁，又據朱一新《復梁節堪編修》第五、二札所云：「張之洞聞訊，乃加挽留。朱自知與『諸生相依既久，亦未忍遽離』，但基於照顧老母的理由，辭意仍甚堅強。後雖勉強暫時留下，但工作繁重，很少愜意之事，又無社交活動。這便是他去世一年前的情境。」簡言之，蘇文所敘朱一新在廣雅書院期間的私生活與心境，其實都發生在朱一新主講端溪書院期間。即如蘇文此處所謂張之洞「聞訊乃加挽留」一事，雖與廣雅書院相關，卻與前述朱、張齟齬之事無關，而是張之洞對朱一新1892年冬間函札中「行當謝之而去」的反應。另《復梁節堪編修》第五札有云：「來示及香公挽留之指，具紉深意。新承香公推誠隆禮，惟愧報稱之不遑、綿力之不逮，身遐心邇，相與無言，固不待遠賦縶維，亦何忍遽為歸計？事無掣肘，學徒亦遵約束，更無言歸之理。」[14]可見朱一新此時與張之洞關係較為融洽，在廣雅書院的生活與心境，遠較在端溪書院時順暢，因此蘇文將此事視作朱、張齟齬的一個環節，實在有誤。
蘇文所敘朱一新事有此訛誤，實因對朱一新致梁鼎芬、張之洞各函札寫作時間失考所致。文中第261頁、262頁、263頁屢引朱一新《復梁節堪編修》第一札，以為該札作於光緒十九年（1893年）三、四月間，其實該札末句明曰：「介軒學使有百金助院購書，此君吹噓之力。今年約可購二百金，乞將廣雅書目鈔示，擇其要者，寄滬覓購。」[15]按句中「此君」之「君」，即是梁鼎芬，時任廣雅書院院長；「廣雅書目」中之「廣雅」，則指廣雅書院，並非廣雅書局，若指廣雅書局，則局中之書可現購，何必「寄滬覓購」？可見，朱一新此時欲仿廣雅書院，為端溪書院增置藏書，則該札實為朱一新主持端溪書院時所作，並非接長廣雅書院後所作。
因援引朱一新函札立說，卻對該函札寫作時間失考而致誤者，蘇文中尚有兩處：
其一，第261頁謂朱一新患風溼之疾，每年夏秋發作，引《復張香濤制軍》第六札所云為證，卻誤以為該札作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秋間。其實，該札中有曰：
新自秋爽以後，幸無他苦。……近閱邸鈔，知再同橋梓得請史館立傳，為之欣慰累日。再同志行堅卓，新尤有知己之感，乃哀毀以終，不獲與之一訣，居恆忽忽，如有所失。今得大疏表章，藉是以垂不朽，庶可無憾於九京矣。粵中前月見雪寸許，故老相傳道光甲午曾有之，而無如此之厚。[16]
考黃國瑾（再同）因乃父黃彭年之喪，哀毀過甚，1891年逝於武昌，張之洞於光緒十八年八月與李鴻章會奏，臚陳黃氏父子政績、孝行，請宣付史館列入循吏、孝友傳。[17]此即札中所云「近閱邸鈔，知再同橋梓得請史館立傳……今得大疏表章，藉是以垂不朽」。可知該札作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再據文中「秋爽以後」、「前月見雪寸許」，廣州冬天很少下雪，秋天更不可能「見雪寸許」，則該札當作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隆冬季節。
其二，第262頁以為朱一新在廣雅書院期間，因為疾病與窮困而加重心理上的挫折感，「雖為一位經世主義者，心態難免趨於頹廢」，引朱一新復袁昶札中「敝居萬山之中，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雖非世外桃源，亦足自適」[18]一語，作為例證之一。按該札實作於1886年歲末，其時朱一新落職返裡閒居，卻肩有仰事俯蓄之責，心境自然欠佳。蘇文引以說明朱一新聘主廣雅書院期間的心境，明顯不妥。
此外，蘇文中還有四處明顯的失誤：其一， 第257頁謂朱一新「一八七七年任編修時，觀察時局，嘆民窮財盡，慮必有內憂外患，而尤耽心俄國之侵略」，據相關資料，此非1877年事，實系1879年事[19]；其二，同頁又謂「朱一新繫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夏以後抵達廣東」，實際上朱一新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夏初得張之洞電聘，「復為家務勾留，秋間乃克成行，八月二十日抵粵」，惟以「年內為日無多，不復開課」，遂暫寓省垣，擬定年底轉赴肇慶；[20]其三，第258頁謂繆荃孫「擬延朱返浙主持南菁書院」，南菁書院在江蘇江陰，不在浙江；其四，第263頁謂「張之洞又因嚴責廣州星巖書院不當之事，而影射及於朱一新」，星巖書院在肇慶，不在廣州。
注釋：
[1]蘇雲峰：《廣雅書院（1888－190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討論朱一新的部分，見第257－263頁。
[2]按，蘇雲峰先生另在文中盛譽朱一新的學術思想，並據《無邪堂答問》論西學諸條，謂其「對西方的政治、宗教與科學技術等，均有深刻的認識，於甲午以前的廣州，除康有為以外，也屬難得的一位開通人物」，「其對西方的認識，於甲午以前的士大夫群中，應該是佼佼者之一」。此說頗值商榷。姑不論朱一新與康有為對西學的態度不可同日而語，晚清一位並非維新人物的孫寶暄，即對《無邪堂答問》中論西學言論加以批評，如其丁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云：「覽《無邪堂答問》，其《〈景教流行中國碑〉考》評語，援據極博，惜狃中國舊見，至謂西國藝事之精，多為中土所流傳。又雲西國文字之傳，自古及今，無不以耳治者。……舊聞不盡可稽，反不若見於中國史籍之可據，此尤武斷。餘如論釋、回、耶穌諸教，皆適如先生所謂揣摩影響者也。」又同月三十日記云：「輿中觀《無邪堂答問》，終卷。蓉生先生於漢、宋兩學皆有心得，頗能窺其本原，惜其於西國事隔閡而已。」引見孫寶暄：《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40－141頁。按，「其《〈景教流行中國碑〉考》評語，援據極博」一語，點校作「其景教流行中國，碑考評語，援據極博」，有誤。另，周漢光先生研究廣雅書院時，對朱一新的學術見解較為贊同，但對其西學觀持批評乃至否定態度，謂「朱氏思想比較守舊，故對於中西之學，每多一偏之言。……朱氏一方面既認為中國有不如西方之處，但每以『中西俗尚不同』，而不加以捨短取長，實行效法，此種理論，對中國近代化之推行，頗為不利」，「朱氏對於西學之要，多未能了解，對於經濟、商業、科技之知識亦甚貧乏」。詳見周漢光：《張之洞與廣雅書院》，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年，407－408頁。筆者以為，朱一新雖廣泛涉獵西學，但於西學新知多有誤解，或是過於排拒，至於他在廣雅書院講答西學，主要是出於門生科舉策對之需。
[3]關於朱一新的生平，詳參廖廷相：《奉政大夫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行狀》，見《拙庵叢稿》卷末附錄；尹恭保：《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公一新傳》，見《拙庵叢稿》卷末附錄；金武祥：《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傳》，見《續碑傳集》卷十九；宋慈抱：《義烏朱一新傳》，見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十六，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068頁。
[4]朱一新辭官前，致書時任江蘇學政的王先謙，言已作歸養之計，「惟田無負郭，不得不謀甘旨之需。江南地近敝鄉，歸省甚便，私計於其間得一講席，歲入千金，仰事俯蓄，差足自了。素蒙蔭庇，未知能代一籌否？」（《上王益吾師一》，《佩弦齋雜存》卷上，第38頁下）辭官後，朱一新再對友人施均甫說：「自念少無宦情，兼無濟時之具，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吳越壤錯，便於歸覲，倘援祠祿之義，獲一講席，歲入視上農夫，仰事俯給，便足自了。」（《復施均甫同年》，《佩弦齋文存》卷上，第9頁下）朱一新次年致袁昶函中，又以雙親年邁體衰，不欲遠遊，說：「初欲得近席以資菽水，而吾鄉地狹，不足迴旋，春間薄遊武林，迄無所遇。夏初返裡，適孝達先生以端溪一席見招，屬人代報行止，遂先許之。然至今未得聘書，仍無定局也。」（此函末署「六月朔日」，為朱氏文集失收，見黃氏憶江南館珍藏《清代名人翰墨》，第179頁）朱一新擬赴端溪書院前，還在致友人函中寫道：「端溪講席，辱承推轂，香公已有電來，約日內即當起程。高堂年邁，精力日減，遠遊甚非所宜，第迫於家計，不能不冒昧一行。初欲於江浙近地，覓一位置之區，藉資菽水，亦便歸省，而事與願違，迄難就緒，粵遊良非得已也。」（《寄黃再同同年》，《佩弦齋雜存》卷上，第40頁上）
[5]現存朱一新《復張香濤制軍》共6札，據其內容，可知第一、二札作於端溪書院。文中引語，見《佩弦齋雜存》卷下，第1－2頁上。另朱一新《復王子展直刺一》中，亦透露出朱、張之間在端溪書院考課等方面意見較多分歧，可參閱，見《佩弦齋雜存》卷下，第17頁下。大體而言，張之洞堅持以省城書院的標準，來嚴格要求端溪書院；朱一新則強調肇慶與省城在教育水平、學風士習、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主張因地制宜，以開拓風氣、體貼寒士作為考慮的重點。
[6]詳見《復梁節堪編修一》，《佩弦齋雜存》卷下，第5頁下。
[7]朱一新1889年有兩函提及此事：其一，《上王益吾師二》中說：「新去冬本思旋裡，乃復在此勾留。粵地卑溼，入春以後，長作熟梅天氣，夙苦脾疾，近復浸淫四支，久恐成為偏症。」（《佩弦齋雜存》卷上，第39頁上）其二，《寄王雪澄年丈》中說「去冬本擬回浙，嗣以此地縶維，又得慈親來示，命毋歸覲」（《佩弦齋雜存》卷下，第12頁下）。
[8]詳見《復梁節堪編修一》，《佩弦齋雜存》卷下，第6頁上。
[9]詳見《復張香濤制軍二》，《佩弦齋雜存》卷下，第2頁下。關於星巖書院規復及變故詳情，可參《復梁節堪編修一》、《寄王雪澄年丈》及所附《擬星巖書院章程》、《復王子展直刺二》，俱見《佩弦齋雜存》卷下。
[10]引見《復梁節堪編修一》，《佩弦齋雜存》卷下，第5－7頁。按，蘇文頁263引此段文字時，將「其中雖無傷鄙人之詞，而投鼠忌器之謂何？況函問不至……」，斷作「其中雖無傷鄙人之詞，而投鼠忌器之謂。何況函問不至……」，實有誤。
[11]《復王子裳同年》曰：「弟濫廁皋比，倏經兩載。此邦人士，好學者多，自愧空疏，無以應諸生之請。高堂年邁，侍奉乏人，冬間定將歸裡。倘吳山越水間，能容一席，庶便歸省，未知此願何日償也。」（見《佩弦齋雜存》卷下，第25頁上）按，朱一新在函末邀王氏來遊端州三峽，故知此函作於廣雅書院約聘朱一新之前，當在1889年春夏。
[12]朱一新接受廣雅書院關書後，始見繆荃孫聘其主講南菁書院之函，心中不無懊怨，《復繆筱珊同年》寫道：「前月杪由節堪交到尊函……承足下與茂名公厚愛，以南菁講席相處，俾易於歸覲，感何可言！九月初南皮公因廣雅未得替人，強以鄙人承其乏，堅辭不獲，倉猝送關。比舍弟電到，已後十餘日。而節堪行期匆遽，十月初即須開館，欲婉辭而已無及矣。到廣雅後，節堪始以尊函相示，計足下作書之日，即此間送關之時。節堪恐鄙人得知此事，或遂幡然變計，故並茂名公託其轉致之語，亦匿不以聞。失此機會，良為可惜。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其信然邪？」見《佩弦齋雜存》卷下，第18－19頁。
[13]朱一新1891年致楊銳信中，已表示「新亦不久於此間」（《復楊叔嶠年丈》，《佩弦齋雜存》卷下，第20頁）；1892年冬致書張之洞，又說：「樹木之盛，不待十年，獨新自愧不能樹人，深負公苦心經營之意，虛縻廩粟，良用恧然，行當謝之而去耳。」（《復張香濤制軍六》，《佩弦齋雜存》卷下，第5頁下）按，朱一新至交袁昶1892年出任徽寧池太廣道，聘其主講中江書院，朱一新心動不已，復書說：「此間事冗，未可虛擁皋比，明歲決辭歸裡，戢影空山，養親讀書，庶可少贖生平愆疚。公乃復以中江一席見招，且為委曲代籌，無微不至。……於湖去舍間較近，省覲與迎養二者交便，弟固無不樂從。……謹如公約，家嚴慈或許出門，亦未可知，果爾，則免致心懸兩地，遊子之心，可以少慰矣。」（《復袁爽秋同年二》，《佩弦齋雜存》卷下，頁22 b）又朱一新病逝後，其父朱鳳毛作《哭一新》五十首，第28首即追述此事，詩曰：「空煩好友為招呼，路近堪迎二老俱。天遣此生艱一面，不教移席主蕪湖。」見《拙庵叢稿》卷末附錄，第3頁上。觀此，可知朱一新在復張之洞函中請辭，絕非虛浪之語。
[14]《復梁節堪編修五》，《佩弦齋雜存》卷下，第9頁上。
[15]《復梁節堪編修一》，《佩弦齋雜存》卷下，第7頁上。
[16]《復張香濤制軍六》，《佩弦齋雜存》卷下，第5頁上。
[17]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卷四，臺灣商務印書館1944年，第73頁。
[18]《復袁爽秋同年一》，《佩弦齋雜存》卷下，第22頁上。按，引語末句原為「亦足自適其適」，蘇文引作「亦足自適」，與原文不符。
[19]廖廷相在前揭《奉政大夫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行狀》中，記此事曰：「己卯重九日，偕桐廬袁爽秋戶曹、秀水朱亮生太守、貴築黃再同編修遊西山，歸途遇雨，釀疾發狂，日夜喧聒，大致以民窮財盡，屢為洋人所欺，不力求振作，非但外侮迭乘，必至內憂紛起，而尤以俄人為大患。」按，「己卯」即光緒五年（1879年）。李慈銘《荀學齋日記》甲集下光緒五年十月初五日亦有記云：「午後詣東小市金華館視蓉生疾，則已移寓法華寺矣。……西至法源寺視蓉生，其病甚深，語言無次……遂成心疾，時若發狂，甚為憂之。」見《越縵堂日記》第12冊，廣陵書社2004年，頁8496。據朱一新日後追記，此次四人重陽之遊，「登戒壇，探譚拓，搜剔蘚碑，摩挲古松。入夜假榻僧房，縱談天下事，評論當代人物，忽立忽坐，忽喜忽嘆。老僧方課經殿中，三更未已，談笑聲與梵唄聲、木魚聲若相應和」，幾乎一夜未息，翌日於歸途中再訪碧雲、臥佛諸寺，遂「以冒雨遄回，風寒激薄，驟成狂疾」，後因金華會館嘈雜，黃國瑾為賃法源寺養病。詳見《寄黃再同同年》，《佩弦齋雜存》卷上，第39頁下。
[20]引見《復張少玉同年》，《佩弦齋雜存》卷上，第40頁下。按，札中言及「去冬出都」、「去臘抵裡」及「改歲後一至武林，泛舟黃浦，欲遊金陵而未果，春杪仍返裡居，適香濤制軍有端溪書院之約」，可知該札作於1887年。另，廖廷相《奉政大夫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行狀》亦明云：「十三年八月，張香濤制府函聘至粵，逾年，主講端溪書院。」
原載朱漢民、李弘祺主編《中國書院》第七輯，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