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可用三點來簡單概括。
第一點，張愛玲是一個用中國傳統小說手法寫出現代主義精神的作家。「五四」文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加浪漫主義，是反叛或更新中國傳統的。西方現代主義基本上是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中國現代文學也是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但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走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道路，就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講平等、自由、博愛，相信人道主義，追求個性解放之類。老實說，「五四」的這些工作至今還沒完成。能否跳過去？能否「超克」？我很懷疑。
與此同時，西方文學的主流是現代主義，是頹廢的、異化的、黑色幽默的、意識流的東西。現代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裡並不是主流。所以，張愛玲和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區別在於：她比較嚮往過去，現代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只是一個支流，是非常邊緣的。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李金髮、穆旦等，都是現代主義作家，但他們都不是主流作家。在中國，現代主義和現代文學的時間是重合的。
用傳統小說如《紅樓夢》、《海上花》的筆法，寫民國世界。她不會像巴金那樣寫：「咬著牙齒狠狠地說：……」張愛玲會這麼寫：「覺慧道：……梅表姐笑道：……」「咬著牙狠狠地」這些表情，都要通過「道」的內容來體現，她不會加上新文藝腔的說明形容。《紅樓夢》和《海上花》從來沒有這樣寫過。這種加上表情、形容詞的寫法是新白話，而她用的是舊白話。
但她的舊白話又不真寫鴛鴦蝴蝶派小說。舊白話當時有人寫，比如《海上花》，還有周瘦鵑、秦瘦鷗甚至張恨水，寫了很多鴛鴦蝴蝶派小說。可張愛玲用傳統小說的部分手法，寫貌似鴛鴦蝴蝶的情慾故事，卻能寫出現代主義的悲涼頹廢。簡言之，她是以《紅樓夢》手法寫現代主義。她有一句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長滿了蚤子。」這是她十九歲時寫的，後來成為她一生創作的總標題，就好像魯迅的《狂人日記》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總標題。或者有人想過「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但就想不到後一句「長滿了蚤子」。我曾把這句話講給一位美國教授聽，他說，這本身就是高度的現代主義。他還提供了另一個解釋，我原來沒想到。我本以為華美的袍很漂亮，上面有蚤子。那個美國教授說，不，這袍為什麼華美呢？也許就因為蚤子小蟲的細細閃光，遠看才顯得華美了—因為它有花紋，而這花紋不是別的，正是密密麻麻的蚤子。這樣一解的話，張愛玲的小說就更深刻了。
第二點，張愛玲以俗文學的方式寫純文學。「五四」時期，文學壁壘分明。鴛鴦蝴蝶派就是俗文學，口號是「寧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禮拜六」；巴金、老舍的作品都是嚴肅文學，憂國憂民。可張愛玲的第一篇小說就給了《紫羅蘭》主編周瘦鵑，一點都不忌諱通俗文學，而且她後來把作品全部授權皇冠出版。張愛玲的書在皇冠出版，封面很華麗，乍一看好像應該放在言情小說、流行文學一欄。所以，在很多書城，張愛玲和張小嫻、李碧華放在一起，張抗抗、王安憶放在另外一邊。張愛玲毫不忌諱俗文學的書店、包裝、宣傳甚至題材和寫法。一方面，她的文學以貌似通俗文學的名義出版，但另外一方面，她的作品又進入了純文學甚至學術研究的大雅之堂。
第三點，張愛玲的作品是批判女人的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的核心觀點，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覺得男人寫的作品歪曲了女性。可張愛玲的作品偏偏在很多地方批判女性，比如《傾城之戀》裡，範柳原講白流蘇，說「根本你以為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好像是男人的偏見。張愛玲的另一篇文章《談女人》，也從正面的角度講，在某種意義上，女人就是把婚姻看作長期的飯票。再如《傾城之戀》裡的這些話：「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張愛玲是一個女性主義作家，可又有很多話在批判女人。
簡言之，張愛玲在歷史觀、語言、抒情方式這三個方向，對憂國憂民、啟蒙批判的「五四」新文學構成了某種反駁與挑戰。
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無家可歸」黃子平曾說，張愛玲是一個「『五四』主流文學史無法安放的作家」。 「安放」這個詞用得非常精彩。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個大概的秩序，本來是「魯、郭、茅、巴、老、曹」，後來再加上沈從文、錢鍾書，唯獨張愛玲不知該怎麼放。然而，在臺灣、香港和海外文學中，張愛玲的影響和地位就像魯迅那麼重要。張愛玲是所有中國現代作家裡面出身最「豪華」的，雖然她小時候並不知道。祖父張佩綸是同光年間的清流派，曾在皇帝面前做侍講，外面有什麼貪官，有些什麼腐敗，他就告狀，讓皇帝去處理，等於又做「中央黨校」的教授，又做「中紀委」的官員。可惜好景不長，當時是「濁世」，他做「清流」是要得罪人的。人家也不說他不好，只說國家有大難，「清流」都是精英，派他們擔當重任吧。當時朝廷裡就有人出詭計，把張佩綸派到福建，跟法國人打了一仗，叫「馬江之戰」，輸了。其實誰打都輸，因為法國軍艦好，清朝貪官買來的炮彈裡面是沙。但這個打敗的責任就是張佩綸的。犯錯誤了，被流放到張家口。過了幾年，流放完了，李鴻章覺得對不起他，就把女兒嫁給他。張愛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鴻章的第二個女兒，他們結婚的房子就是李鴻章送的。當時李鴻章是朝廷重臣，權力很大。到民初時，張家已經衰落了，昔日榮耀變成醜事了，所以張愛玲的父親從沒跟她說起這些事。她後來看了曾樸的《孽海花》才知道。那時她已經十幾歲了。
張愛玲的父親和母親是截然不同的。她父親是個很沒用的人，好像就做兩件事情，讀《紅樓夢》和抽鴉片。一輩子不會賺錢，把家裡的財都敗掉了。張愛玲的母親家世也很好，是曾國藩下面一個將軍的後代，她看不慣丈夫。在張愛玲四歲的時候，姑姑要去英國留學，母親就跟著陪讀去了。張愛玲讀小學時，母親又回來了。父親和母親是離婚的。對張愛玲來說，父教和母教完全不同。父教等於是晚清前朝的氣氛，鴉片、《紅樓夢》、小老婆……她父親後來又結婚，後母也是清代破落官員出身，過氣的貴族。而張愛玲的母親呢？留歐回來，講法文，吃西餐，給張愛玲找外國老師教彈鋼琴，讓張愛玲穿現代的裙子、鞋子，帶她做頭髮。
在理性上，張愛玲當然選擇母親，十六歲以後和母親住在一起，因為父親打她、關她。可她後來的回憶文章裡，寫到母親，大都是負面的，尤其是《小團圓》。寫到父親，反而批評之中含著深情。舉個例子，她寫母親給她找了一個教鋼琴的俄國老師，老師教完鋼琴後，在她額頭上親一下。小張愛玲記住了那個被親的地方，等老師走後，她就拿出手絹拼命地擦。她恨。可是，父親做了那麼多的壞事，她回想起來還是充滿溫情。
為什麼張愛玲對父親比較留戀，對母親比較麻木呢？有人說是戀父情結，但張愛玲後來和父親關係一點都不好，父親晚年在上海生活得很慘，她也不關心。她寫過一個小說《心經》講戀父，寫得也很勉強，最後還是母親出來救了女主人公。
從大的方面來講，可能是因為張愛玲對時代、對中西文化的看法與眾不同。在「五四」那個時代，覺得現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新文學作家的共識。但張愛玲不這麼覺得。她並不覺得從法國回來彈彈鋼琴就一定更有文化。所以，後來胡蘭成和她談起《戰爭與和平》與《金瓶梅》哪個好？張愛玲說，當然《金瓶梅》好。張愛玲回憶說，那時「我把世界強行分作兩半」，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凡是中國的都是黑暗的，凡是過去的都是黑暗的，凡是現在的都是光明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光明的。 「強行」這兩個字就說明，她後來知道這種劃分是不對的。所以，張愛玲在對父母的態度上，顯示出與很多「五四」作家的不同，這和沈從文有點相似。她不認為在文化上，民國就一定比清朝好，也不認為外國的東西一定比中國的東西好。
張愛玲後來的小說主題就是「男女戰爭」——就是男女談戀愛。但這個「戀愛」是打仗，是計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從頭到尾是在「打仗」。而這種愛情戰爭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一輩子打仗，不能說沒有感情，也有過家庭、有過孩子，可就是一直在較量。張愛玲小說有四個最基本的原型：自己，父親，母親，當然還有胡蘭成。
還有一點，「五四」文學中的「父親」是個顯眼的空白。在現實層面，作家的父親們大都很早去世了；象徵層面上，父親又大多是負面人物。所以有一個「弒父」情結。與此同時，無論寫實還是象徵，母親都是啟蒙者，都是愛與被愛的對象。張愛玲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她「弒」父，但也不戀母。在某種意義上，張愛玲晚年悽涼地死在洛杉磯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無家可歸」。最後，她所有的版稅、稿費都是交給朋友宋淇和皇冠出版社，沒有留給任何親人。其實她是有親人的，姑媽對她很好，但她晚年也不回上海，什麼親情都放棄了。
《許子東現代文學課》，許子東/著，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18年6月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