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傳本《禮記》有《樂記》一篇，儘管人們對於其成書於何時有不同意見，但它總結了先秦儒家對於禮樂文化尤其是樂文化的看法，卻是大家的共識。這點只要通讀《論語》，看看荀子的《樂論》，就不難明白。然而，當我們閱讀這一傳統文獻的時候，首先便碰到一個問題：《樂記》之「樂」該讀何音釋何義呢？人們也許不假思索就能回答：《樂記》之「樂」不就是「音樂」之「yuè」嗎？
其實，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為《樂記》之「樂」注音11處，其中「音洛」10處，「音嶽」4處，這4處「音嶽」有3處同時標明可讀「音洛」。在陸德明看來，凡文中「樂」之讀音可能產生歧義處，一般都應讀「音洛」，只有少數需要兼讀「音嶽」。例如，《樂記》開篇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大家一般以為這裡的「樂」讀「yuè」，指「音樂」。如果追問：「『幹戚羽旄』怎麼會是『音樂』呢？」傳統的回答是：「古人將音樂、歌舞統稱為『音樂』。」然而，陸德明釋音卻是：「樂音嶽，又音洛。」就是說，這裡的「樂」其實有兩音兩義，讀「音嶽」指「音樂」，讀「音洛」指「快樂」。再如，《樂記》說：「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採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惡，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陸德明釋文：「樂，皇音洛，庾音嶽。」顯然，學者們對這裡「樂」的音義有不同理解，南朝皇侃讀「音洛」，庾蔚之讀「音嶽」，陸氏則兩說並存。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樂」是「音洛」還是「音嶽」，陸氏標註的都是古音而非今音，「音洛」「音嶽」均承漢人而來。在以陸法言《切韻》、孫偭《唐韻》、陳彭年《廣韻》為代表的隋唐今音系統裡，「樂」有另外讀音。以《廣韻》為例，有釋為「音樂」的「樂」，音五角切；有釋為「喜樂」的「樂」，音盧各切；有釋為「喜好」的「樂」，音五教切。《廣韻》雖為今音系統，卻與今天的普通話音系仍有較大差別，今人將「音樂」讀為「音yuè」，將「喜樂」讀為「喜lè」，將意為「喜好」的「樂」讀為「藥yào」，並不完全符合《廣韻》音韻，而與古音就相去甚遠了。
章太炎在《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夾註裡提到：「今武昌言尼如泥，此古音也」；「今武昌言女如奴而撮口，此古音也」。我們還可以補上一例：今武昌言「音樂」為「音yuó」，「喜樂」為「喜luó」，此亦古音也。筆者是湖北人，現住武昌，在武昌方言裡，「嶽」「藥」均音「yuó」，「洛」「落」均音「luó」。在古音系統裡，「洛」「嶽」只是一聲之轉，完全同韻。在《廣韻》系統裡，我們尚能看到古音向今音過渡的痕跡，雖然它們的韻部已經有了分別。而到了今天的普通話音系裡，「嶽」音「yuè」，「洛」音「luò」，「藥」音「yào」，「喜樂」之「樂」音「lè」，除了都是去聲，它們已經完全不同韻了。而按照清人段玉裁的研究，古音並無去聲。古代「樂」音「洛」或「嶽」，二音實際上分別出二義，也是兩種詞性。「樂」音「洛」指「喜樂」，今人多稱快樂，是形容詞；「樂」音「嶽」指「音樂」，即五聲八音之總名，是名詞。那麼，《樂記》之「樂」是應該讀「音洛」還是讀「音嶽」呢？這需要進一步探討。
《樂記》說：「樂者，心之動也。」既然「樂」是「心動」產生的，這種「樂」就不是某一具體物事（例如音樂），而應該是心的一種功能，這裡指內心的情緒（例如喜樂）。所以《樂記》接著說：「聲者，樂之象也。文採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這裡的「本」，指的是人的內心，而其「樂」，自然是內心的感受，或者說是發自內心的喜樂，所以《樂記》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陸德明釋文：「樂，音洛」。這樣看來，皇侃讀「樂音洛」是有充分理據的。然而，內心的喜樂需要有外在的表現，而內心情緒最容易表現出來的是「聲」，所謂「聲者，樂之象也」。而要將「聲」展示得充分和美好，則需要「文採節奏」來裝飾。《荀子·樂論》云：「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儘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荀子說「樂」為「人情之所必不免」，強調的正是人內心的喜樂情緒。當然，人的喜樂情緒有各種表達方式，「聲音」肯定是最直接也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種方式，而「聲音」的最完美表達是「音樂」，這樣，「喜樂（音洛）」和「音樂（音嶽）」就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這也是庾蔚之以為「樂音嶽」的根本原因，我們不能說庾氏的看法全然沒有道理。
如果按照鄭玄的解釋，「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八音並作克諧曰樂」，那麼，「聲」「音」「樂」就是音樂的不同層級，而「八音並作克諧」的「樂」（音嶽）則是音樂的最高形式，這種達致和諧之境的形式最能夠令人「喜樂（音洛）」。這樣，「樂」就有了兩個來源，一個是由聲音發展而來的「樂（音嶽）」，一個是由人心感動而來的「樂（音洛）」。而人心的「喜樂」既是「音樂」的源泉，又是「音樂」所表現的對象，還是「音樂」所要達到的目標。因此，在不少情況下，這兩者不便區分，也不必區分。這就是何以陸德明釋第一例為「樂音嶽，又音洛」的原因，也是皇侃與庾蔚之對第二例讀音分歧而陸德明釋文兩存其說的原因，同時也是儒家後學論「樂」時要將人心、人情、人道、人慾與音樂聯繫起來的原因。
不過，人心之動的「喜樂」和體現喜樂情緒的「音樂」畢竟有本末之分，源流之別，因此，《樂記》說：「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幹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魏文侯向子夏問樂，子夏回答：「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這就是說，「音樂」（包括歌舞）只是表達人內心情緒的工具，而人心的喜樂來自社會和諧與安定。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來看，人心的感動來自生活。從人心與音樂的關係來看，音樂表達的是人內心的情緒。而音樂反過來可以影響人的情緒，人的情緒同樣又影響著社會。如果音樂這種工具不能反映社會和諧（「天地順而四時當」）和個人快樂（「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它就只是「音」而非「樂」，因為它只是「藝」而非「德」，只有「德音之謂樂」。而德音之「樂」正是音樂的最高境界之「樂（音嶽）」和人心理想境界之「樂（音洛）」的完美體現。從這裡可以看出，《樂記》所論之「樂」實兼有「音樂」和「喜樂」二義。不過，此二義有本末源流之別：人心為本，反映人內心情緒的聲音為末；心動為源，作為心動之象的音樂（包括歌舞）為流。這樣，「喜樂」就成為「樂」之第一義，而「音樂」則處於從屬地位；人心「喜樂」既是音樂的發源地，也是其歸屬；「音樂」既是人心感動的表現，也是「喜樂」合目的的表達。因此，從形式上看，「樂」文化可以說是與音樂有關的文化；而從本源上說，「樂」文化並不只是關於音樂的文化，而是關於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的文化，在聲音為「德音」，在政治為「德政」。儘管音樂是達致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的重要工具，但它是末而非本，是流而非源，卻毋庸置疑。人們之所以將「樂」文化理解為關於音樂的文化，是因為儒家學者論「樂」時常常以音樂為切入點（《樂記》即如此），容易使人產生「樂」即「音樂」的錯覺，反而忘記了對隱藏在音樂後面的「人心」本源的關注。
或許有人會問，人的情緒並非只有「喜樂」，音樂所表達的情緒也同樣不只是「喜樂」，何以要將「樂」定義為「音樂」和「喜樂」呢？其實，古人言「樂音嶽，又音洛」，已經包含有聲與心、動與靜、外與內、形與質等多重內涵，其集中體現就是我們前面談到的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正如「音」「樂」是「聲」的高級形態，「喜」「樂」則是「心」的和諧表達，如果將其概括為一種精神，那就是快樂精神。而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所體現的正是「樂」文化的快樂精神。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快樂精神是否可以統攝人心的悲苦和音樂的哀怨？它又該如何養成？《樂記》對這些問題都給予了正面回答。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已經超過本議題範圍，留待以後再說。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