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語:未來百年的存亡
在滿族人幾乎完全忘記了這一本民族文化傳承工具時，3萬多錫伯族人把原本屬於滿族的語言和文字保留了下來。但是這3萬餘人處於一種時空高度壓縮、不再天高地遠的開放年代，由於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快速啟動時期特有的社會影響，使得作為「滿語活化石」的錫伯語也已出現了明顯的消亡徵兆。為此，國內外學人極為關注其命運。
滿語拯救者
本刊記者/楊東曉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200餘萬件滿文檔案，整理編目工作幾代人也做不完
吳元豐每天早上7:15從他馬甸橋附近的家出發，7:40左右到達位於故宮西華門內側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他的辦公室。辦公室上有枚銅牌:滿文部。
每天8點之前的這段時間，滿文部主任吳元豐都用來查收和回覆信件，考慮布置部門一天的工作。除了翻譯整理並研究清朝留下的200餘萬件滿文檔案，他的部門也承擔著接待滿文檔案方面的利用者和滿文文史專業大學實習生的工作。吳元豐本人還就定向培養滿語文人才向國家有關部門提交過報告，並在中央民族大學辦過一個「滿文文史」班。
200餘萬件滿文歷史檔案急待開啟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1000多萬件明清兩代的歷史檔案中，滿文檔案有200多萬件，對於這麼龐大數字的歷史檔案，吳元豐說這要幾代人才能整理編目完，翻譯成漢文就更不用說了，需要更長的時間，而他們這一代人，每天即使只是打開卷宗，到退休也無法全部展開。
出生於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的吳元豐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二代滿文檔案專業人才，19歲那年，他被招進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滿文幹部培訓班學習。
那是1975年，一個大的歷史背景和一個偶然的機會，決定了他此生從事的事業。
此前的1972年，中美堅冰被打破，美國總統尼克森飛越大洋來到北京與共和國總理周恩來雙手相握。這一年，病中的周恩來陪同第一位來華的美國總統遊覽了故宮。
看到故宮各殿上用滿漢兩種文字題寫的匾額，尼克森問周恩來中國有人研究滿文嗎？周恩來總理回答有，當時陪同總理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也回答有。周恩來確實知道中國有人研究滿文及其檔案，因為他在60年代初親自批准過這樣一個滿文班，故宮裡可能留有一兩位畢業生，但他此時可能並不知道這批人在哪裡。
1972年的冬天，這批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滿文專業人才，有的下放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有的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而此時還有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由於中蘇即將進行談判，中國急需滿文人才翻譯研究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1 689年9月7日)中俄之間締結的第一個條約《尼布楚條約》以及當時的各種文件。這一條約由清政府全權使臣索額圖和沙俄全權使臣戈洛文籤訂於尼布楚(今俄羅斯涅爾琴斯克)，使用的文字是滿文和俄文。
於是，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第二個滿文班開始籌備，周健人打的報告，並且請示過毛澤東主席。於是第一屆滿文班的老師和第一屆滿文班畢業出來的學生，陸續從牛棚和他們下放之地回到故宮。
這個班之所以設在故宮而非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就是因為當時各大學正在半工半讀。而封閉在故宮的學生可以一心讀書。
來自察布查爾的師生
對於察布查爾縣第一中學高三學生吳元豐來說，這個機遇之於他真是太偶然了。一個來自北京的學術機構到這個以滿語為生活用語的錫伯族自治縣招生。滿文班招考的條件第一條就是家庭出身要好，當然還包括學習好、家裡子女多等。招考者心裡明白，名額中的6名高中生考取後，就不可能再回到察縣工作，也不可能為家裡盡什麼責任了。他們一生都要在內地、在一個看似枯燥封閉，但卻通往無限深厚的歷史隧道裡與滿文打交道。
學習好、兄弟姊妹多，吳元豐都佔了，但是他的家庭成分比貧下中農高一點，然而非常偶然的是，有位被挑選參加招考的男同學，他的家裡不捨得讓孩子跑得那麼遠，所以吳元豐就考取這個名額。與他一同考入故宮滿文班的還有5位同學，一共3男3女6位高三學生從此走上一條與滿文、清史和滿族史打交道的生涯。
吳元豐的夫人郭美蘭是同期考入的3位女生之一。
「剛來的時候不懂文字，但語言一聽就懂，我用了兩個月就學會了文字」，吳元豐回憶自己接觸滿文的過程。
除了6位自幼說滿語的察縣錫伯族學生外，1975年的這個班還招收了15位北京和東北的學生，他們中間有滿族也有漢族，但是都沒有滿語基礎。21位同學沒有寒署假地學到了1978年從這屆「滿文幹部培訓班」畢業。
到了2000年，又一批學生考入了為翻譯研究滿文資料而定向培養的滿文班，這次他們是中央民族大學的學生，有兩位來自察布查爾縣自幼說滿語的學生考入這個班級。顧松潔是其中一位女生。
25歲的顧松潔2007年剛剛研究生畢業，她的研究生方向是滿族史,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古籍研究所工作。她來北京學習滿文比吳元豐晚了25年，這個特殊需要的班級中間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時間跨度，是因為1987年曾經招考過一期，但是在下海的大潮中，這個班的學生幾乎全被巨大的潮汐裹攜而去，只剩下幾位甘願在這個清苦而寂寞的領域堅持下去。「所以，我們班就成了實際意義上的第三屆」，顧松潔說。
「西北的孩子們，能在北京學習都知道珍惜知足，大城市的孩子誰願意吃這個苦？這麼清貧的學術研究單位，沒幾個人能長期幹下去，我教過七八個學生，學了幾年最後還是離開了這個專業，培養了不一定能搞成，還是要儘量培養他，實在搞不了，就讓他走，但他畢竟學會一些民族文化。」吳元豐對於滿文專業人才的流失痛惜而無可奈何。
「我們的屈六生老師是教過吳老師的，王小虹老師是吳老師的同班同學」，顧松潔向《新世紀周刊》提到的這兩位老師，分別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滿文專業人才。1961年那個解放後第一屆的班由周恩來特批在民大(當時的民族學院)開辦，當時安雙成、關孝廉、扎英梅三位老師都是從錫伯族調來的。這個第一屆的班招了3名錫伯族學生，也有滿族和漢族。他們在文革後歸隊，為中國滿文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一屆學生1965年畢業後，有兩位老師和兩位學生留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一、二屆滿文班的師生成為新中國滿文教學、研究的最基本的力量。在一檔館滿文部19位工作人員中，包含漢滿蒙回錫伯等幾個民族，其中錫伯族5名、滿族4名。
傳承錫伯族
察布查爾縣成立於1954年，現在這個15.9萬人口的多民族自治縣中還有2萬多錫伯族人口。
在這個多民族區域，多年來人們的日常用語是本民族語，哈薩克族說哈薩克語、維吾爾族講維語、俄羅斯族用俄語，錫伯族使用的語言是他們在1764年從東北盛京(今瀋陽)帶來的滿語。
察布查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錫伯族之所以能保存滿語的原因之一，北邊伊犁河欄著，南邊有烏蘇山擋著，西邊是國界，處在這種封閉的狀態下，漢文的優秀文學作品，也在這裡被翻譯成滿文，漢族文化在錫伯族中不僅起到了教化作用，同時也促進錫伯族人學習滿文。
儘管在20世紀40年代末「三區革命」時，錫伯人對滿語進行了改革，減去了一個使用頻率很低的元音，但是滿語與被命名為「錫伯語」的語言，無論在文字上還是語音上，仍然相差無幾。
日本學者在很早的時候就觀察到這一現象，現在就讀北京語言大學的博士生松永源二郎在日本西京大學讀碩士時研究方向是雙語教育，松永注意到他的前輩岡本雅享、丸山孝一等在論述雙語教學的專著中，專門以中國新疆的察布查爾縣作為標本。
松永源二郎於2004年8月11日來到被他的語言學前輩稱為「翻譯民族」的錫伯族自治縣察布查爾，用社會學的方法在這裡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田野調查，調查涉及130人。
調查中松永源二郎發現，錫伯人不僅普遍掌握錫漢兩種以上的語言，少數人能夠掌握5到6種語言，它們是漢語、錫伯語(1947年以後，錫伯語被命名)、維語、哈語、俄語和蒙古語。
顧松潔也提到，她50多歲的父親就通錫漢維哈4種語言。而通4種語言的人，在50歲左右的錫伯人中比較常見。察布查爾縣有8個錫伯族鄉鎮，她的家在八鄉，當地方言是「扎克齊牛錄」。
事實上，錫伯族作為翻譯民族的現象古已有之，並且得到了清廷的重視。由於地緣的關係，17世紀時繁衍於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錫伯人從地域上看，正處在滿蒙中間。所以錫伯人同時精通蒙語和滿語，這兩者都屬阿爾泰語系。吳元豐查到了清史檔案上的記錄，康熙二十八年，跟俄羅斯籤訂尼布楚條約時，俄羅斯人懂蒙語，但不懂滿語，因此翻譯就需要既懂滿語又懂蒙語的錫伯人當翻譯。康熙三十一年以前，60%～70%的錫伯人使用蒙語。其餘一部分使用滿語。由於藏傳佛教的影響，錫伯族中也有使用藏語的。17世紀開始，錫伯人已經進入雙語時代。
滿族在入關後，乾隆發現文化融合不可逆轉地削弱了滿語的使用後，曾將「國語騎射」當作國策，儘管滿語被定為國語，但還是無法挽救滿語的式微。北京城內20多万旗人很快就融化在漢語生活以及美妙京劇的汪洋大海之中。
為了能保持本民族的本質，乾隆不僅制定了這項國策，還要求各級官員巡察「國語騎射」的落實情況。當時乾隆也發現滿族人運用自己語言的能力已經很差，而錫伯族人滿語說得很好。滿族兵士中絕大多數已經不會說滿語了，完全接收了漢語。
東北境內的滿族，也在不斷地交往中更為習慣地使用漢語。到了21世紀初年，在黑龍江三家子、五家子地區僅有幾位70歲以上的老人還會在個別情況下用滿語交流。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關紀新一句話概括了滿語在東北滿族的現狀:「老年人還能說，中年人還能聽懂，年輕人知道有滿語這麼回事兒。」
但是身處西北邊陲的察縣錫伯族，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很好地保留了在滿族已經失落的語言文化。
由於這種與生俱來的語言習慣和天賦，新中國成立後每次定向培養滿語文人才，國家都會首先想到這一地區和這個民族。尤其在滿文傳承的教學上，第一批有3位老師是錫伯族人，教材都是他們編的，錫伯族教師安雙成還編寫了目前最權威的《滿漢大字典》和《漢滿大字典》等工具書。
三家子的插曲
《紐約時報》的記者在讀到滿語已瀕消失的報導後，通過翻譯找到了故宮深處的吳元豐。
吳元豐告訴他事實並不像他所了解的那樣，地處西北的新疆伊犁，至今還有大約3萬錫伯人在使用滿族人帶入中原的這種語言，在他們看來，自已民族所用的語言與滿語沒有什麼區別，只是淘汰了一些不常用的詞彙而已，連語音都只是地區間的一點差異。
這3萬人中，有2萬多人居住在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
吳元豐2006年再次回到他多次考察過的三家子，在那裡，當地負責人找到了兩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
那段時間老太太們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已經反感，人們喜歡拿著手中的東西問她們:報紙叫什麼、手機叫什麼、茶杯叫什麼，她們即便回答了，問的人也聽不懂。
於是兩位老太太，相互說了一句:「他懂什麼？咱們不說。」這句攻守同盟吳元豐聽得真真切切，他用滿語告訴老人:「你們說什麼我都聽懂了，你們的語言我也能說。」老人很吃驚，於是雙方開始用滿語來溝通，接下來就是他們三人之間的談笑風生。
在長時間的滿語對話中，本刊記者只聽懂一句:「他說得不錯，他說快了我就聽不太清」，這是一句漢語，一位老太太用漢語告訴當地陪同而來的負責人。
吳元豐對這句話的解釋是:「我說起來很熟練，而她們長時間不用，聽起來有些吃力了」。
滿語的主要結構是主賓謂，動詞永遠在最後，變化最為豐富。但是在東北的滿族村落，還偶有一些會說幾句滿語的人，卻是在用滿語的發音和漢語的主謂賓結構來組成句子。
吳元豐告訴《紐約時報》這位記者，你還應該到西北去看看。
就在滿族的故鄉東北地區漸漸融入中原文化的19世紀初，在西遷到伊犁的第二代中，有位叫渥克金的孩子，他在1 8歲時成了在冊兵士。渥克金像他的前輩一樣常年在卡倫(兵站)，駐守邊防。這種駐防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
鹹豐初年，渥克金被調防到輝番卡倫。他在駐防巡邏的間隙，把當地風情寫成家書，用滿文記錄了一位邊防軍人的見證:
「向東眺望，伊犁大河歷歷在目，唯不見家鄉何處；轉眸西睹，大漠橫阻去路。」
「雖有淑人相留款待，只因語言不諳，難俅家常，於是，又認鐙乘騎，跋山涉水」。
今天，在東北滿族中幾乎找不到會說滿語的人時，這些經年傳抄具有很高歷史價值、被稱為「輝番卡倫來信」的信札依然是西北錫伯族自如運用滿語言和文字的驕傲。
「熊貓或者哪種植物要滅絕了，我們都會感動惋惜。何況是人類的文化! 」吳元丰情緒激動地強調:「任何人類創造的文化都應該保護，一種語言的產生要經過多麼漫長的過程？人類走了多長時間才形成了共同的聲音？多少人付出的代價形成了這種語言？在一剎那消失的話，我們看到的不是幾十年間消失了一樣東西，而是在整個文化史的背景下，發現缺少了一個東西。」
可怕的是，這種在長期實踐中付出過多少人類智慧的語言和文字，人們已經能一眼望到它的「死期」。
任何一種語言都不是單純的現象，滿文的產生和人類各種文化一樣，都在漫長的歲月裡吸收了豐富的內容從而變得多元。從這個角度上看就不只是作為語言的保存，而是整體文化的保存，文化是歷史長河中最核心的內容。
在這個層面上，錫伯人這一語言群體對這部分文化的保護有很大的作用。他們提供的是一個活態的語言，所以，只在專業層面保護是遠遠不夠的。
採訪中，吳元豐的夫人、同為一檔館研究人員的郭美蘭女士來與他交流一些業務，他們很自然地用滿語溝通。能夠像吳元豐郭美蘭這樣熟練閱讀、翻譯、進行教學和研究的滿語人才，從嚴格意義上說，全中國也就是30多位。
但是在另一個民間的層面上，錫伯人在西遷後240多年的時間裡對滿語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種保護。西遷時，錫伯人的牛車上裝載著的漢文的古典作品，很多家庭收藏有手抄的翻譯成滿文的《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和《西遊記》。吳元豐回憶起他學生時代所受的文化啟蒙，「那些名著都是西遷時用漢文的形式帶進新疆的，但是錫伯人把它翻譯成了滿文，滿語和滿文就是這樣傳承下來的。每天晚上的口頭說書又將這種語言以口頭文學的形式繼承下來。」
就在身處故宮的吳元豐和他的小同鄉顧松潔學習專業的滿語文時，中國民間也有一些具有滿語保護意識的人，在從事著更為艱苦的學習。
顧松潔在中央民族大學上大二那年，有位年近五旬的滿族女性開始了她的「母語」尋宗之旅。
做機務地勤檔案管理的夏萍，2002年第一次到察縣的9天裡，跟接待她的錫伯族朋友說，請你帶我到各家各處走走，你們該怎麼生活怎麼生活，該說什麼做什麼一切如常，我儘量看和聽。
這9天的考察中，她只能用眼睛來生活——不停地拍攝錫伯人的日常生活和滿語在他們生活中的遺蹟，卻無法真正地深入到察縣錫伯族的生活中去。她既聽不懂，也又無法用語言交流。這幾天的考察變得又聾又啞。一些錫伯族朋友好奇地問她為什麼不會滿語？又高興又得意地表示:你們的語言，我們一直會，可你早就不會了。
夏萍1962年隨著父母部隊的調動離開了故鄉遼寧省鳳凰城，即現在的鳳城市。夏萍在北京上小學、說普通話、追求天天向上的過程中，不斷地發現父母語音中的「錯誤」，她從8歲起便不斷要求家庭成員改掉語言中的奇怪部分，改得和她在學校中的發音或用詞一致。這是夏萍生命中的第一次文化認同，小學校教育期間的可塑性，使她毫無疑問地認為學校以外的文化都是錯的。
現在，在那個她已經離開了40年的故鄉「鳳凰城」，也很難找到與滿語有關的記憶，這裡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浩劫的時候，說滿語，意味著「叛國」或「裡通外國」，因此滿語隨人口的自然消亡和非自然消亡相結合，消亡得特別徹底。其實當時整個東北的滿族聚居區，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夏萍第一次知道作為滿族人的後代，自己還有「母語」是在1999年，這時她才知道父母語言中的奇怪部分竟然是滿語的殘存，父親告訴她，老家曾有20多人在200多年前隨西遷的隊伍到新疆，並帶去了滿語。這句話啟發了夏萍又聾又啞的2002年察縣之旅。
滿語愛好這股民間力量
回到北京後夏萍找到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趙志忠、趙展，在他們的指點下買到了《漢滿大辭典》，並向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主任吳元豐求證滿語發音，「賽雲(你好)，巴尼哈(謝謝)」是她的語言起步，「我起步太晚了，特別對不起父母。」這是夏萍的第二次文化認同。
翻閱了兩年多用漢語記載的滿文歷史，才第一次聽到「母語」的問候語，這就是眼下很多自學滿語的夏萍所要面對的雙重困難，與上世紀初生活在滿語地區的人們不同的是，當時的滿語居民，即使不認識滿文，也會說滿語、會發音。而現在的滿語初學者卻是發音、文字都不會。
很多對滿語文一窮二白的人，都要經歷拉丁轉寫的學習過程，夏萍也通過用羅馬字母注音的方式來讀出聲音。學了一年多，2004年她帶著2000多元人民幣到察縣去——她要把自己設計的錫伯人西遷240周年紀念封的全部義賣所得贈送給察縣的貧困學生。察縣教育局得知後非常高興並提出建議:捐款可不可以也用來幫助其他民族的貧困生？
站在這片錫、漢、哈、維等多民族共同使用和保存滿語的土地上，夏萍說她願意幫助各族的優秀貧困生，因為滿語是他們所有人保存下來的。
這一年，身為中國藝術攝影家協會成員的夏萍還與在京的錫伯族和在察縣的錫伯、漢族友人自費6000多元，通過察縣文化館的幫助共同在察布查爾縣的8個鄉辦了一個《故鄉之歌》巡迴攝影展，她想讓那些至今不曾回過東北老家的鄉親們看看今天的瀋陽，看看他們在京親友的生活狀況。有位察縣老鄉在影展上高興地招呼同伴:「快來看呀，這兒有你姑娘！」有的錫伯族鄉親追著這個影展從第一牛錄(滿語:八旗的最基礎單位，現在指鄉)一路追看到第八牛錄。也有人在影展上問她，你們滿語中爸爸怎麼叫？媽媽怎麼叫？哥哥姐姐怎麼叫，當她說出:阿瑪(ama)、額聶(enie，就是影視中的額娘) 、阿哥(age)、格格(gege)時，對方很驚奇地說，怎麼和我們錫伯人一樣？
這句話讓夏萍很振奮，這兩年總算「學有所成」，能用滿語回答世代說滿語的錫伯人了。但是馬上又有位錫伯族朋友指著一個滿文的單詞問她這個怎麼讀時，夏萍就又沒法發聲了，因為她並不認識滿文——這兩年學到的，都是通過拉丁轉寫後的滿語發音。
在學了兩年滿語後，她幾乎還是滿文「文盲」。這種尷尬不是夏萍獨有的，所有不直接讀識滿文的人，都會碰到這種情況。
又是4年的拜師求教，夏萍現在能磕磕巴巴地讀些滿文、說些口語,她說自己和錫伯人比起來，還是「幼兒園水平」 。最讓她興奮的是參加各種推廣滿文化的活動，在老師們的幫助下為滿文化活動翻譯文字和解說——學習到這個階段，她特別想為自己這份熱愛找到各種用武之地。
國際清史研究嚇死人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十分重視滿文資料的研究整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1000萬件帝王以及中央級檔案中，有200萬件用滿文書寫，佔全部卷宗的1/5。
這些藏於石室金櫃的原始文件涉及邊疆、八旗、民族等方面，都是清朝歷代最重要的檔案，其中還包括清朝入關前的 「老檔」，老檔寫於文字改革之前，所以蒙文的成分比較多。
吳元豐介紹說，「入關前的『老檔』都是用滿文書寫的，到嘉慶年間滿文文件就少了，不過光緒也在用滿文寫」。
歷時296年的清朝是中國歷史上如此重要的一個朝代，國際社會也對於清史投入極大的關注，在察縣就有專程向錫伯人學習語言的韓國人和美國人。吳元豐說，一個日本成年人半年就能學會滿語，因為都是阿爾泰語系。
「現在國際上的新清史研究，給你說能嚇死你」，吳元豐說:「在國外，搞清史研究的都要學滿語。美國搞出『新清史』的概念，是用滿族的文字和滿族的語言研究清代的歷史、查閱滿族人寫的資料，用滿族的眼光研究清代的歷史，與以前的研究換了個視角。什麼叫滿學？用滿語文和滿族史料研究滿族歷史的學科，強調用最原始的資料，而不是前人用漢語發表過的論文。而我們就這麼可憐的幾個人進行這種研究。」
作為鄉土文學的重要部分，哈佛大學圖書館收錄有一套用滿文撰寫的短篇小說，這10多篇滿文小說的作者是中國臺灣的蘇美琳女士。臺灣故宮博物院顧問蘇美琳和他的先生廣祿，是從大陸到臺灣的錫伯人，廣祿是西遷錫伯人的第八代，他們一家人也是在臺灣唯一會使用滿語文的家庭。
蘇美琳一家曾於1988年回到他們在中國大西北的故土，在他們的家鄉納達奇牛錄，鄉親們驚奇地發現，這一家人全都會錫伯語。
吳元豐介紹，日本、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研究者紛紛來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進行原始資料的查閱，這裡是開放性的單位，正如清史的研究是世界性的一樣。
原來保存在皇史中的明清兩代檔案，現在置身於一檔館的現代化庫房內。這裡保存著內閣、軍機處、宮中和內務府等 10多個全宗檔案。它們是政務的原始記錄，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裡還保存有皇帝檔案、皇族家譜、訓事，不僅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財富，也是全人類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
語言的保護在兩個層面上，一個是高層的研究，一個是聚居區的使用和繼承。在吳元豐的講述中有這樣一個細節，他剛來北京上學時，學到一個詞叫「把它它它畢」，他回想起童年在察布查爾，孩子們中間有一種遊戲就叫「把它它它畢」，是用兩根樹葉柄勾起來，相互對著拉。「這種對抗」，他用兩隻拳頭對握的手勢比劃著，「兩種力量的對比，原來就是『對抗』 的意思。」
在察縣，這些是不用學習的，它是兒童遊戲中活生生的語言，3萬使用者就是滿語在今天存活的土壤。
-本刊記者/楊東曉
「如果說滿語消失的速度以前是老牛拉破車，現在就是快馬加鞭。從現在到今後滿語的最後消失，也就是一百年的事情」。這是一個大的時代的影響，滿語消失速度的減緩，只能期待政府有關部門的關注
出生於東北瀋陽的錫伯人關蘊科在1995至2007年，4次到察縣考察錫伯族西遷200多年後的生活。
他總是熱情洋溢地把錫伯人使用民族語言的信息告訴每一位在北京和瀋陽的錫伯人，當本刊把他這種欣喜告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主任吳元豐時，吳元豐說:「他一直生活在這種語言的荒漠，一看到察縣有這麼多錫伯人還在使用，當然高興壞了。但是察縣這些年語言使用的情況也不樂觀」。
西北也有隱憂
現年51歲的吳元豐在10歲前一直使用滿語，他的同齡人大致也是在這個年齡上開始接觸漢語普通話的，但那只限於在學校，離開學校還是用最熟悉的語言交流；到了25歲的顧松潔這一代，從3、4歲進幼兒園就學ɑoe，雖然都是錫伯族老師，但都講普通話，從這時起滿語的交流就只限於家庭。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古籍研究所的顧松潔說:「到了我侄子他們這一代人，現在剛上幼兒園，在家也說普通話了，家裡老人們也被迫和他們講普通話」。
吳元豐前些年給家鄉打長途電話時，總能聽到家人用親切的方言來接電話，而今他聽到的是普通話的問候語「你好」 ，「跟北京是一樣的」。
打電話是身處異鄉的人和家人唯一最直接的溝通方式，無獨有偶，顧松潔同樣提到給家人打長途這一話題。「給我父母打電話時，他們肯定是用方言。但是兩個妹妹有時就用普通話。」顧松潔說自己以前並沒有覺得會講民族語言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大學學了滿文文史專業後，感到了自己的責任，在她的提醒下，兩個分別在重慶和福建讀大學的妹妹現在與家人通電話完全使用方言。
她的那些非滿文專業的同鄉中，有些人就是在內地上學後，才意識到要學本民族語言和文字的。這與吳元豐在錫伯族青年中做的調查結果是一致的，「現在有些出來上學的孩子到了內地後，才覺得不了解本民族的文化文字是不行的，接觸到高層的文化後明白了民族的文化不能丟失」。
顧松潔的父親能熟練使用錫漢維哈四種語言，顧松潔姐妹三人只能熟練使用錫漢兩種語言，她的妹妹們沒有像她這樣系統地學習過滿文書寫，所以只能使用滿族留下的、被錫伯人獨享的語言，而不會寫滿文。
顧松潔把這種現象歸結為她們這一代生活中有太多的漢語傳播的緣故:電影、電視、報刊、書籍，只要目光所及都是漢語的表達，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批四川和河南的農業人口來到察縣，他們不僅在廣袤的大西北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善於通過經商與當地少數民族進行各種交流，「錫伯族現在與漢族通婚的很多，不再像我父母那個年代族內通婚，所以與漢文化融合日趨加速。」
滿語消失大勢所趨
儘管還有3萬人在用，吳元豐還是看到了滿語在未來的消失步伐，「如果國家重視的話，可能會慢點。理論上是無法保護的——這是大勢所趨」。他用「老牛拉破車」和「快馬加鞭」兩個截然相反的概念來形容滿語如果保護不力，將會出現的狀況。「慢一點一百年，快一些幾十年就沒有了」。
「我在北歐考察過部族語言保護，在那裡哪怕只有一個人想學本民族的語言或者某一小部族的語言，國家也會派老師去教他。並且鼓勵他用這種語言去參加考試」，吳元豐說。「哈佛的辦法是你想學某種瀕危的語言，給你獎學金到全世界去學。」
「我們的同學不太重視民族語言，會不會(民族語言)對於考學沒有影響。而且高考也不考它。」顧松潔高考前面臨兩種選擇，作為少數民族學生，她和她的同學關注更多的是報考「民考漢」還是「民考民」，中國對於少數民族考生高考的照顧體現在選擇不同報考形式是否加那關鍵的50分上。
由於高考用不著，所以現在察縣的孩子寧願把時間放到學英語上。這也是21世紀文化跨國同化的力量。
當《新世紀周刊》提出如果每年一度地用滿語滿文進行高考，閱卷會出現一定難度時，一向學者風度的吳元豐立即激動地脫口而出:「我去改卷!我可以去改卷!這算得了什麼？」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辦公室，吳元豐並不樂觀地展望滿語未來，「如果說以前滿語消失的速度是老牛拉破車，現在就是快馬加鞭。」
一位年輕的同事給吳元豐送來一份電腦列印出來的滿文印刷字體，吳元豐反覆要求她字體放大一些，再放大一些，因為向他要這些印刷體字的伊犁某單位，沒有能夠輸出滿文的電腦設備。事實上，全中國大概也就一檔館有一套處理滿文的電腦設備——而且還需要在DOS系統下操作才行。「其實現在技術上已經完備了，沒人投資，就沒有開發，《察布查爾報》還是用人工揀字排版，我跟他們說這東西你們留著，以後就是文物了，全世界就這一份了」。
「開發一套相應的軟體並不難，也不需要太多的研發資金，十萬就夠了」，吳元豐說。由於沒有相應的行政督導，也就沒有人過問此事。
不在文化保護之列
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各項保護政策中，人數在3萬以下的少數民族，民族文化會受到保護。目前全國錫伯族人口有 18萬多，並不在文化保護之列。但是語言和文字的實際使用情況卻與這18萬之眾的數字大相逕庭。只有3萬左右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區的錫伯人在使用民族語言，而另15萬人口居住在東北以及全國其他地區的人口在語言上早在幾個世代前就已被漢語同化，察縣的人口卻呈現負增長，很多家庭在國家允許生育兩胎的情況下，自願選擇只生一胎。
「察縣只有一份錫伯文的報紙，《察布查爾報》」，顧松潔說，「現在已經找不到其他錫伯文的出版物」。另一位熱衷於滿文學習的夏萍說，她經常到書店去尋找有滿文內容的書籍，也只能買到《屍語故事》那樣在漢文中加一些滿文詩句段落的圖書。
「我在察縣期間只看到過一則用錫漢兩種文字書寫的廣告，除此之外沒有見過更多用錫伯文傳播的文化內容。」松永源二郎說的是2004年時的情況。此外，他在進行入戶調查時看到錫伯人的家裡，書架上擺放的書籍全是漢文版。
80多歲的吳英召老太太戴著老花鏡津津有味地重溫幾十年前手抄的滿文《三國演義》，在察布查爾縣也只有這樣的錫伯族老人還在讀滿文，然而一旦走出察縣，就只有吳元豐這樣的國家級專家才能讀懂她手中的書了。
吳元豐18歲以前的記憶中，錫伯族的文化生活全然不是這番模樣。當時西北這一隅，還沒有被大量的漢文出版物所波及。農閒時大家喜歡圍坐在一起聽說書，說書的人家為大夥燒茶水備點心，一個個夜晚就在熱烈的說書和討論中度過。「當時就有了『講壇』，一個人說完書，大家就展開評論和爭論。能用滿語背三國的人比比皆是，錫伯人用說書的形式對語言進行了保留。」
25歲的顧松潔記憶中沒有說書的場面，她這個年齡的人，從有記憶開始接觸的就是有著幾十個頻道的電視機。她們這一代人不在意有線廣播中的錫伯語新聞，已經養成了充耳不聞的習慣，只有老年人才注意聽那個該縣特有的有線廣播。
松永源二郎在描述他2004年對察縣的調查時也提到現在錫伯人的書寫障礙。那是個暑期，察布查爾縣第一小學舞蹈班的學生到校排練舞蹈，幾位被他調查的孩子中，「只有一位三四年級模樣的小姑娘能寫出一行文字，她用了很長時間，並不熟練」。在接下來的調查中，松永源二郎發現，學校老師辦公室裡的幾位錫伯族教師均只有語言能力而不會書寫。
而松永源二郎拍下來的黑板上的那幾個字母，本刊把照片拿給顧松潔看後，顧松潔還是說:「這不是文字，只是用來拼寫文字的字母。這個寫錯了，這個寫得也不對。」